台湾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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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 艳台湾新世代文学及三种研究思路“世代”在台湾是一个常被使用的概念,如“e世代”、“X世代”“Y世代”等等,用来指“同时期出生、生物年龄相同或相近、具有类似社会特征,或共同经验、参与某种历史经验的人群。
”a萧阿勤认为,世代得以作为有效的分析概念,归功于卡尔·曼海姆的研究,论文“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奠定了世代的社会学研究基础。
他的研究起点在于批评以量化方式处理世代问题,即在历史上找出一个确切的起点断定一个新世代的开始,或以质化处理问题,认为世代无法被测量,只能主观地以经验的时间作为新旧世代区分,曼海姆认为这两种方法都忽略了社会与历史因素对世代产生的影响。
“世代”不光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指相近的年龄段,而是指在生长于同一历史的与文化的地区,在特殊历史时期,经历了类似的社会事件,使得他们在生活经验和反应上有某种共同性。
b 在文学界,同样也使用了“世代”的概念。
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谈到:“在某些历史时期,文学的变化无疑是受一批年龄相仿的青年人所影响的,某个‘一代的’统一联合体似乎是由以下这样的社会和历史事实形成的,即只有在某一特定年龄上的一批人才能在同一个敏感的年龄时期内经验到如法国革命或两次世界大战这样重要的事件。
”c彼得·伯克也提醒:“世代应该被处理成‘想象的共同体’,每一代的成员分享某种经历和记忆……他们可能没有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但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响应着相同的境遇”,d也就是说因为共同承受的历史事件、社会变革,同世代人会形成此代际所特有的社会心理、文化品格、精神结构乃至群体意识。
总结一代人的文学特色和心路历程,捕捉他们看似个性十足的背后,承载着的共同历史记忆,以及他们在这份记忆的笼罩下,如何进入写作,和所造成的文学形态的变化,对于文学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侧重研究台湾“新世代文学”,对其定义、发展、分类进行梳理,对大陆学界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并提出三种研究思路:代际研究、文学场域研究、比较研究。
台湾地区“重写文学史”的多种路径①朱立立、刘小新②台湾的“重写文学史”思潮肇始于“解严”前后,持续至今、方兴未艾。
所谓重写文学史是相对于之前的文学史书写范式及形态而言的。
台湾学界一般认为,台湾文学史写作最早可上溯至黄得时的《台湾文学史序说》等系列文章,③这些发表于1940年代初期的文章被视为系统书写台湾文学史的开始。
时至1986年,叶石涛出版《台湾文学史纲》,台湾文学史的成熟和完整形态才真正出现。
与大陆相比,90年代以前台湾地区并未形成台湾文学史写作的僵化秩序或稳固格局。
那么,何谓“重写”?所谓“重写台湾文学史”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认为:台湾文学史的“重写”首先是相对于威权统治时期形成的人文知识体系而言,也是相对于威权美学政体秩序而言;其次,所谓“重写”也是相对于大陆的台湾文学史书写形态而言;第三,“重写”更是台湾地区文学研究领域多元学术立场的实践与表征形式。
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叙事都是心灵史,都带有叙事者的主观性和主体性,那么,在一个思想日益多元化的时代,台湾文学史就有可能、也有必要被不断重写或改写,并发展成一种人文思潮。
那么,台湾学界是如何“重写”台湾文学史的?他们重写台湾文学史有哪些路径、方法、形态或范式?之一:后结构主义路径(福柯路径)。
后结构主义在台湾文学史重写运动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其中,福柯的影响尤为深刻。
著名学者孙隆基在评论冯克(Frank Dikotter)的中国史研究著作时曾提出一①需要说明两点:1、此处的重写文学史,主要指的是重写台湾文学史。
2、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的、粗浅的观察。
深入的观照分析有待继续。
②作者的单位分别是: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③黄得时先生的系列文章除了1943年7月31日发表于《台湾文学》的《台湾文学史序说》,还包括1941年的《台湾文坛建设论》、1942年的《挽近の台湾文学运动史》,与稍晚的《台湾文学史》第二篇、第三篇等文。
台湾女性学者的台湾女性文学史建构作者:程彩霞来源:《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02期摘要:迁台女作家的入史问题是重写台湾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岸各版台湾文学史对迁台女作家的评价大都是在意识形态对抗的大框架下进行的,存在不客观性。
台湾女性学者致力于台湾女性文学史的建构,以纠正现有的台湾文学史对女性文学特别是对迁台女作家的偏见。
应凤凰和张瑞芬属于“史料派”,分别致力于20世纪五十年代台湾女性文学史料考索和台湾当代女性散文的耕耘,邱贵芬和范铭如属于“理论派”,分别在台湾女性文学史的探索和空间理论的应用上卓有建树。
她们共同将台湾女性文学史的建构推向一个新阶段。
关键词:台湾女性文学史;迁台女作家;应凤凰;张瑞芬;邱贵芬;范铭如作者简介:程彩霞,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台湾文学(E-mail:*******************;江苏南京210023)。
中图分类号:12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0)02-0064-12台湾女性文学史的建构问题一直是许多台湾女性学者关注和努力的方向,而作为台湾当代女性文学起点的20世纪50年代迁台女作家更是她们关注的焦点。
本文以1949年前后的迁台女作家为考察中心,探讨两岸各版台湾文学史对迁台女作家的评价问题以及台湾女性学者对台湾女性文学史的建构企图,以期对这一波重写台湾文学史的风潮中台湾女性文学史的书写特别是迁台女作家的入史问题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认识。
一文学史对迁台女作家的评价就笔者所见两岸各种版本的台湾文学史而言,对迁台女作家存在着迥然不同甚至互相抵牾的评价,台湾本土文学史家与国民党文学史家评价不同,台湾学者与大陆学者又看法各异。
这些不同的评价中充满了意识形态的角力,而且在不同的时期也发生不同的变化,概而述之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台湾本土与国民党文学史家对迁台女作家的评价不同。
台湾本土文学史家的代表人物叶石涛将五十年代看作是女作家辈出的年代,在分析女作家辈出的原因时,他认为:“由于时代空气险恶,动不动就会卷入政治风暴里去,所以社会观点稀少,以家庭、男女关系、伦理等为主题的女作家的作品大行其道。
从吕赫若小说透视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日本从明治维新(1868)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历程,它迅速选择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国家走过的道路:首先是国内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接着是为了掠夺资源而贪婪地向外扩张,通过武力来建立自己的殖民地。
从甲午战争以后,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拥有了包括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东北三省(满洲)、朝鲜半岛等地区和国家在内的主要的殖民地。
1937年,更进一步全面侵华,试图建立日本历史上最大的统治“版图”。
在这个版图上,它开始野心勃勃地构建起一套“现代国家”的制度——包括在“经济统合”的层面上建立一套现代化的交通网、土地制度、租税、市场和统一的货币一度量衡;在“国家统合”层面上建立一套“现代化”的宪法、国民议会、政府、地方自治体、裁判所、警察一刑务所、军队等;在“国民统合”的层面上建立一套“现代化”的户籍一家庭、学校一教会、博物馆、新闻等;最后,在“文化统合”的层面上,则试图通过其“现代化”的教育制度,通过强制性地推行“国语”,而创造“现代”的文学、艺术等等[1]——这些“现代化”的经济、政治、国民观念和文化观念,是文艺复兴,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以后西方现代国家的主要特征。
非常具有讽刺性的是,当日本试图通过这些“现代化”手段来圆自己的“强国梦”时,它却采取了对自己的“内地”与“殖民地”分别对待的双重标准:不是要有“国民议会”和“地方自治”吗?然而,当林献堂、蒋渭水等人策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时,却被日本政府以违反治安警察法提起公诉(1924年);不是需要有“国民”的“言论自由”与“政治平等”吗?可是当《台湾民报》于1927年8月由东京迁到台湾发行以后,有关民族问题和社会运动的言论和主张,都被台湾总督府的“文化统合”政策给“统合”掉了。
日据时代的台湾,面对的正是这些“统合”的压力。
而台湾文学也正是在这些权力的压力下,积极参与了本民族的文化启蒙与解放运动,它也充分利用了“现代性”的策略,来消解这些压力。
12、现代台湾文学有几个阶段?头尾各多少年?现代台湾文学史通常分为孕育期、发展期、战争期三个阶段。
时间跨度从1920年起,至1945年止,头尾一共25年。
一、1920年7月,《台湾青年》杂志在日本东京创刊发行,标志着台湾现代文学的开始;到1927年8月,《台湾民报》从东京迁入台湾印刷发行,这7年属于现代台湾文学的孕育期。
二、1927年到1937年,这10年属于现代台湾文学的发展期,是以1927年8月1日《台湾民报》从东京迁入台湾印刷发行作为标志的。
1923年4月15日在东京创刊的《台湾民报》是台湾新文学——亦即台湾现代文学的摇篮。
三、1937年到1945年,这8年属于现代台湾文学的战争期,它是伴随着台湾人民抵抗日本的“皇民化云动”直至抗日战争胜利而进一步成熟起来的。
14、张我军的文学贡献是什么?①、认同祖国母体,明确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是主流与支流的关系,向台湾旧文学体系展开勇敢批判,积极宣传“五四运动”的新思想新观念。
②积极介绍祖国现代文学的新成就,重点推荐从“五四”大潮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由此鼓舞了台湾文坛的振奋与跃进。
③致力于台湾现代文学的建设,从理论到实践为开拓台湾新文学体系不遗余力。
同时提出“白话文学的建设,台湾语言的改造”是台湾现代文学运动的两个要点。
④张我军的白话文小说和新诗创作,固然数量有限,但从内容到形式都能标新立异,对台湾现代文学的孕育与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石。
15、《台湾民报》对新文学运动的贡献是什么?《台湾民报》迁台后,直接为台湾的新文学运动提供了舆论中心和强大阵地,对促进新文学创作、培养文学新人、推动文学事业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扩大了发表文学作品的园地,每期文艺专刊上——到1932年等于每天都有一篇到两篇以上文学作品刊发,这对于岛内文学青年的鼓舞是巨大的。
同时也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品。
例如赖和的《不如意的过年》、《可怜她死了》、《丰收》,杨云萍的《秋菊的半生》等。
台湾现代的历史事件介绍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位置一直不甚分明。
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台湾文学史的重要发展阶段,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台湾现代的历史事件,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台湾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发生于1947年2月28日,是台湾人民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
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军警在台北打死请愿减税的商贩。
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民罢市、游行请愿,又遭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激起了民众的愤怒,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
几天之内,暴动民众控制了台湾省大部分地区。
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急电南京求援,国民政府调驻守上海的21军在基隆登陆,进驻台北,对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运动最终失败。
日前,关于台湾二二八事件,不少历史真实遭到曝光,武林军事今日揭秘台湾二二八事件真相:还原历史的另一半。
二二八事件,不止本省人受害,近日,马英九在出席“二二八事件”68周年纪念仪式时,再次表态要“努力弥补家属的创痛”;与此同时,一些“独派”人士,则跑到台北的“中正纪念堂”,再次上演向蒋介石塑像泼墨的戏码。
这种冲突的出现,与“二二八”的历史真相长期受到政治操弄,有极大的关系。
所谓“二二八事件”,简言之,即:1947年2月27日,政府缉私人员,在台北打伤一卖烟妇女,引起民众骚乱,并发生枪击血案。
主政台湾之行政长官陈仪,未能妥善处理,致骚乱蔓延全岛。
3月8日,国军登陆台湾,实施武力镇压。
诚如学者杨天石所说,“二二八事件”,具有反抗暴政与民众骚乱的双重性质。
前者,系指台湾民众对陈仪的治台政策;;政府专卖、贸易公营;;长期不满。
后者,则系指“运动”所至之处,不独政府机关受到冲击,许多普通民众也惨遭不幸,这些受害的普通民众,既有本省人,也有外省人。
但自台湾戒严以来,本省人在事件中受到的伤害,获得了官方与民间的高度聚焦,外省人所遭遇的不幸,则长期湮没不彰。
譬如,史料显示,在台北,3月1日,“街头的人很少,有些暴徒乘着车辆,少数拿着石子、石块、木棒向公署乱掷,后来则增加为拿小手枪、手榴弹的攻击”。
台湾文学史:被发明的诗传统每一部晚出的文学史及其撰述者,都在努力创造、发明自己与过往历史间的关联性。
也唯有建立起这样的关联,才能确保晚出文学史及史家自身之正当与合法。
一文学史在台湾,始终是一则无人挑战、难以拆解的神话。
虽然有论者以为文学史“在史学研究中不予讨论”、“在文学研究中备受质疑”(龚鹏程,2002:56-73),但这些都是指文学史的“研究情况”,并无碍于文学史本身树立的权威地位。
君不见台湾各大学的中文系都开设了“中国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课程,台文系也有“台湾文学史”,且几乎都列为必修科目,这么多年来又有哪几位学者敢放言倡议废除?不只是教育体制,台湾各文化场域其实都“自然”地接受了文学史的绝对权威,从不怀疑它是否有操控甚至宰制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所谓“popular memory”的可能。
后者一般可译为“人民记忆”,它是斗争时的重要因素,控制它就等于控制了人们的动力、经验和关于以往各种斗争的知识(Foucault, 1996: 123-124)。
[1]问题是:经过文学史对“人民记忆”的重新组织(或选择性记忆∕失忆),台湾文化场域里还剩下多少斗争的潜能?或许是受到“历史是一条长河”这类世俗理解的影响,渊远流长、自然生成……竟也成为人们对“文学史”最普遍的印象。
但实情可真是如此?中国大陆一直要到1904年才有林传甲、黄人开始写作《中国文学史》,台湾更迟自四〇年代方见黄得时有意执笔撰写《台湾文学史》,[2]不知何“渊远”、“流长”之有?或可再挪用傅柯的说法:和“人”一样,“文学史”只不过是项晚近的发明,而且可能接近了它的终点(Foucault, 1994: 387)。
[3]至于文学史是否为“自然生成”的问题,霍布斯邦(Hobsbawm, 1917~)“被发明的传统”(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说足资参考:“‘创制传统’是一系列的实践,通常是被公开或心照不宣的规定控制,具有仪式性或象征性的本质。
它透过不断地重复,试图灌输大众特定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以便自然而然地暗示:这项传统与过去的事物有关”、“不管与历史过往再怎么相关,传统的‘创发’其特殊性就在于:这样的传统与过往历史的关联性是‘人工’接合的”(Hobsbawm, 2002: 11-12)。
且容笔者借霍氏用语一问:神圣且经常与国族命运相系的“文学史”,不正是透过一系列的书写“实践”和不断地“重复”,来“灌输”阅读者对过去的认知,并建构出过去与现在间的“自然”(或“必然”)关联?至于其间之“人工”接合,文学史阅读者往往习而不察,抑或不加批判地迳称为“‘我们的’文学史”[4]——而“我们”究竟是谁或代表着谁,却无人愿意深究。
或许应该这么说:每一部晚出的文学史及其撰述者,都在努力创造、发明自己与过往历史间的关联性。
也唯有建立起这样的关联,才能确保晚出文学史及史家自身之正当与合法。
而“传统”呢?必须知道“传统”从来不是自然而然、生而有之;它们是不折不扣的人工制品,皆经过精密的衡量与详细的设计。
“传统”也无法选择要由谁来继承或者延续自己;它只能是人们为满足特定目的,刻意从事的创造与发明。
二若将此一认识前提置诸文类史中,则台湾的现代诗史应该有一(大?)部份实为“被发明的诗传统”。
人们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竟愿意这样费心劳力去发明、创造出诗的种种“传统”?答案很明显,即“被创造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是用历史来对自己的所做所为自圆其说,以及凝聚团体共识”(Hobsbawm, 2002: 23)。
至于怎么自圆其说?如何凝聚共识?或可举台湾前辈作家陈千武的文学史论为例说明。
陈千武于1970年首倡的“两个根球”说,[5]多年来屡经论者引用,几已成为研究台湾现代诗史时的“基本常识”:一般认为促进直接性开花的根球的源流是纪弦、覃子豪从中国大陆搬来的戴望舒、李金发等所提倡的“‘现代’派”。
当时在中国大陆集结于诗刊《现代》的主要诗人即有李金发、戴望舒、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姚蓬子等,那些诗风都是法国象征主义和美国意象主义的产物。
纪弦系属于“现代”派的一员,而在台湾延续其“现代”的血缘,主编诗刊《现代诗》,成为台湾新诗的契机。
另一个源流就是台湾过去在日本殖民地时代,透过曾受日本文坛影响下的矢野峰人、西川满等所实践了的近代新诗精神。
当时的主要诗人有故王白渊、曾石火、陈逊仁、张冬芳、史民和现仍健在的杨启东、巫永福、郭水潭、邱淳洸、林精鏐、杨云萍等,他们所留下的日文诗虽已无法看到,但继承那些近代新诗精神的少数诗人们——吴瀛涛、林亨泰、锦连等,跨越了两种语言,与纪弦他们从大陆背过来的“现代”派根球融合,而形成了独特的诗型使其发展。
民国四十二(一九五三)年二月的《现代诗》第十三期,纪弦获得林亨泰他们的协力倡导了革新的“现代派”,形成台湾诗坛现代诗的主流,证实了上述两个根球合流的意义。
(郑炯明编,1989:451-452)引文中虽有明显错误,但陈氏所谓“两个根球”是指“法国象征主义、美国意象主义→中国大陆的戴望舒、李金发→来台诗人纪弦”与“日本近代诗精神→殖民地时期日文作家→跨越语言一代诗人”,应无疑义。
[6]用陈千武的话说,这两者到五〇年代初期已“融合”、“合流”了。
不过,陈氏十年后又撰文对此一“融合”或“合流”作出新诠释。
[7]他认为纪弦等“现代派”所推行的现代诗革命,“这种前卫性新诗精神运动,在日本早于民国十七年九月由春山行夫等人,发起《诗与诗论》刊物而实践过。
光复前台湾的诗人们如水荫萍、李张瑞、张冬芳、陈千武等人也都写过实验作品,相当有成就。
尤其在光复前后,银铃会的同仁詹冰、林亨泰、锦连也都实践了。
恰巧纪弦发动现代主义革命,成立“现代派”,竟得到林亨泰、锦连的参与,加入了其核心革命组织,发表了许多极具价值的现代新诗精神理论,组合成纪弦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前卫意识,刺激了诗坛,对后来三十年诗坛产生空前的威力与影响”(郑炯明编,1989:126)。
[8]就在文中一连串“早于”、“也都”、“恰巧”间,“两个根球”之一的纪弦一脉已默默从中心沦为边缘、主角易为配角。
至此,陈千武创发这个诗史“传统”——“两个根球”说及其“融合”——的目的已再明显不过:声称∕确保自己及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 1918~2000)所谓“世代同侪”的历史在场。
至于台湾“光复”前,诗人陈千武是否“写过实验作品,相当有成就”,则成了另一个无人愿意深究的问题。
“本土意识”与“本土诗”这类被发明的“传统”,[9]也在陈氏文中占据重要篇幅,目的则变成要“凝聚团体共识”。
“团体”指的是群集于《笠》之下的诗人,他们以同仁结社与群体性书写的方式,形成了埃斯卡皮提出的另一个概念“班底集群”。
[10]重点是:唯有《笠》——这已成为陈千武及其“班底”的共识——拥有台湾现代诗中“传统的本土意识”,《笠》的创办是“一群省籍诗人……聚集在一起,有如被爱的存在自动地负起诗的使命”,《笠》的宗旨与立场为“意图挽救当时诗坛的颓废现象,并继承沉潜期的新文学运动精神,创新本土诗文学,使其发扬开花”(郑炯明编,1989:134)。
[11]像这种对台湾文学抱持目的论(teleology)观点之论者,撰史、述史时多半着重在描述∕证明某一“文学精神”开展过程中的重重险阻如何被一一克服,最终得以一偿宿愿……。
[12]笔者曾撰文讥评这类著作近乎一部部骑士传奇(chivalric romance),不足为训(杨宗翰,2002b:234)——从前引文看来,此言或许不虚?陈千武这篇《台湾新诗的演变》常被引用或被视为诗史纲领,其间可议之处尚多,不妨再谈谈。
文中声称追风(谢春木)诗作《诗的模倣》四首(分别是《赞美蕃王》、《称赞煤炭》、《恋会成长》与《花开之前》)“内容和主题都不同,形成了台湾新诗的四种原型”,“可以说台湾新诗是以这四种原型延续下来发展的”(郑炯明,1989:113)。
所谓“原型”(archetype)多用于心理学(如C. G. Jung)和文学(如Northrop Frye)研究,今日已成为一普遍概念,原无费辞深论之必要;相较之下,陈千武这里特意提出的“四种原型”说却显得勉强,说服力不高也实在看不出有什么运用价值。
[13]令人好奇的是,作者为何要强将这四首“试作”(我不忍用“劣作”)视为台湾诗延续、发展的“原型”?没有这类“原型”,台湾诗就不能“延续发展”、台湾诗史就不能写“下”去吗?说穿了,这不过是一种对“根源”(origin)的迷思或迷恋。
必得有一“根源”存在,史家或论者才得以从这个稳固不变的中心点出发,好创造出台湾诗史的延续感、连续性与“传统”。
[14] 换言之,这又是一个“被发明的诗传统”。
三笔者举前辈作家陈千武的文学史论为例,并非意在指责或批判,毋宁只是在展示(show)这类“被发明的诗传统”的确存在。
应该这么说:“创发传统”不是哪一家、一派或哪一“世代”、哪一“班底”的独门技艺,而且文学史论或文学史著作中,“传统”被创发的“痕迹”(traces)虽显隐有别,却无处不在。
若台湾作家陈千武创发诗史“传统”的“痕迹”为隐,也有明显如大陆学者古继堂《台湾文学的母体依恋》者:作者所期望的是通过阅读此著,自然地在读者的脑海里浮现出,台湾无可辩驳地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文学无可辩驳地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答案。
这既是台湾文学三百年获得的最大成就,展现的最辉煌的成果,也是本着的总主题。
(页4)文中“自然地”一语实并非自然、“无可辩驳地”处更颇可商榷,加上作者笔下的部分论断,[15]遂使《台湾文学的母体依恋》不类严肃学术著作,反倒接近统战用书。
虽然书中罗列了许多“最能代表和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学史实、作家、作品”,古氏所谓“母体依恋”、“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等等依然(无可辩驳地?)还是“被发明的传统”,目的鲜明却也凿痕处处。
既然几乎随处可见“传统”及其被创发的“痕迹”,是否意谓着诗史∕文学史将只剩下人工接合处的一道道缝线,不再能提供任何具有参考价值的“标准”?的确,“唯一的标准”是未来所有诗史∕文学史逝去的乡愁;但这不表示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漫无标准、全然相对化的时代,而是该追求“动态与复数的标准”——正如“历史”由“History”变为“histories”一般。
笔者以为,接受美学(aesthetics of reception)的部分理念在此时就可以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德国Constance School大将尧斯(Hans Robert Jauss, 1921~)那篇名文:《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