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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民检举权的保障
作者：陈艳华
来源：《青年与社会》2014年第36期
【摘 要】公民检举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完善公民检举权保障制度，建立系统完善的检举人保护救济体系，确保检举人不受打击报复。从而通过公民检举制度有效遏制贪污腐败，体现公民检举权的宪政价值。完善检举权保障制度主要有以下几点：建立完善的检举救济制度；建立完善的检举激励制度；制定与公民检举权相关的法律。
【关键词】公民检举权；保障；完善；宪政价值
公民检举权即公民享有的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违法 失职行为进行举报、揭发的权利，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我国现行《宪法》第41条对公民检举权做了如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都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控告、申诉或者检举揭发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扭曲事实真相进行诬告陷害。”由此可见，公民检举权的现实价值可见一斑，就像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说“一个没有犯罪的人是该受到尊敬的；但是一个不容许坏人干坏事的人值得受到加倍的尊敬。
一、公民检举权的概念与特征
检举权是指“公民对于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揭发事实要求处理的权利。”检举权的行使有以下特点：第一，检举主要是指举报或者揭发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因此只要是属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和贪污腐败行为，均属检举，因此检举具有一定明确性与局限性；第二，检举人不必与检举案有直接联系，只要知道或掌握违法失职的事实，即可检举；第三，检举人无论通过什么方式，如书面、电话或直接向有关国家机关举报揭发均可。
二、我国现有的公民检举权保障制度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现有的公民检举权制度
论公民环境权
作者：吕忠梅
一、环境权的提出
本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次大战以后，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环境危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制 约经济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的直接因素。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害事件不断、污染严重和发展中 国家贫困与人口压力大、资源破坏严重的形势下，世界各国一方面致力于运用技术手段治理 污染，另一方面也在努力寻求解决环境问题、保护和管理环境的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60年代，在联合国大会组织下，西方国家展开了关于公民要求保护环境，要求在良好的环境中生活的法律依据的大讨论，引起世界瞩目。1966年，联大第一次辩论人类环境问题，在各成员国充分发表意见的基础上，大会取得共识，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专门会议共商环境保护大计，这便是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由来。
七十年代初，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的国际法学者雷诺·卡辛向海牙研究院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要将现有的人权原则加以扩展，以包括健康和优雅的环境权在内，人类有免受污染和在清洁的空气和水中生存的相应权利。卡辛认为，环境权具体应包括保证有足够的软水、纯净的空气等，最终保证人类得以在这个星球上继续生存。 1970年3月，国际社会科学评议会在东京召开了"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会后发表的《东京宣言》指出："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的权利和当代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从而更为明确地提出了环境权的要求。
这些观点，为欧洲人权会议迅速接受。从七十年代初，欧洲人权会议便组织了80人的专家委员会，致力于将"人类免受环境危害的在这个星球上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作为新的人权原则进行国际法编纂。1971年，欧洲人权会议将个人在洁净的空气中生存的权利作为一项主题进行了讨论，继而在1973年维也纳欧洲环境部长会议上制定了《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肯定地将环境权作为新的人权并认为应将其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补充。欧洲人权会议还为环境权的确立进行了广泛的工作，旨在引起全世界对环境权的重视，使其成为世界性的而不是为欧洲所特有的概念。
论公民环境权
环境法作为国家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以及赋予公民参与环境管理权利的法律，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基础，这便是环境权①理论及立法实践。环境权是在国际社会两度引起高潮的课题，而我国关于这方面的系统研究成果不多。本文拟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探讨环境权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以拓展我国环境法的研究领域。
一、环境权的提出
本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次大战以后，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环境危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制约经济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的直接因素。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害事件不断、污染严重和发展中国家贫困与人口压力大、资源破坏严重的形势下，世界各国一方面致力于运用技术手段治理污染，另一方面也在努力寻求解决环境问题、保护和管理环境的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60年代，在联合国大会组织下，西方国家展开了关于公民要求保护环境，要求在良好的环境中生活的法律依据的大讨论，引起世界瞩目。1966年，联大第一次辩论人类环境问题，在各成员国充分发表意见的基础上，大会取得共识，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专门会议共商环境保护大计，这便是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由来。
七十年代初，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的国际法学者雷诺。卡辛向海牙研究院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要将现有的人权原则加以扩展，以包括健康和优雅的环境权在内，人类有免受污染和在清洁的空气和水中生存的相应权利。卡辛认为，环境权具体应包括保证有足够的软水、纯净的空气等，最终保证人类得以在这个星球上继续生存。
1970年3月，国际社会科学评议会在东京召开了"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会后发表的《东京宣言》指出："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的权利和当代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从而更为明确地提出了环境权的要求。
---文章来源网络 这些观点，为欧洲人权会议迅速接受。从七十年代初，欧洲人权会议便组织了80人的专家委员会，致力于将"人类免受环境危害的在这个星球上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作为新的人权原则进行国际法编纂。1971年，欧洲人权会议将个人在洁净的空气中生存的权利作为一项主题进行了讨论，继而在1973年维也纳欧洲环境部长会议上制定了《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肯定地将环境权作为新的人权并认为应将其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补充。欧洲人权会议还为环境权的确立进行了广泛的工作，旨在引起全世界对环境权的重视，使其成为世界性的而不是为欧洲所特有的概念。
论公民环境权的实现
厦门PX项目是一个有巨大经济利益预期的项目，但在当地大多数公民保护环境的呼声中最终败下阵来。由此事件引发的有关公民环境权相关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公民环境权是一种特殊的新型人权，我国原有的权利救济方式对其并不适用，因而这种权利一直未得到足够的保护。着重讨论在行政规划中如何实现公民环境权，并提出观点：政府公共治理理念的更新、规划过程的透明化和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是公民环境权实现的重要途径。
标签：厦门PX项目;公民环境权;实现
1 厦门PX项目事件
2007年3月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玉芬等105名政协委员联名签署提案，建议厦门PX项目迁址，一石激起千层浪，从此“厦门PX”引起媒体和民众的广泛关注。
PX（Paraxylene，对二甲苯）是生产PTA(精对苯二甲酸，广泛用于纺织)的上游原料。由台资翔鹭集团旗下腾龙芳烃企业投资的厦门海沧区PX项目，是厦门目前最大的化工项目。2004年2月，该项目获国家发改委批准，并在2005年11月正式开工，原计划于2008年投入生产，每年工业产值有望达人民币800亿元。
随着PX项目建设的加快，厦门市民反对的呼声越来越烈，大量有关该项目靠近人口稠密区，存在爆炸或泄漏等安全隐患（这种危险性并未得到明确证实）的信息通过网络、手机短信、媒体等形式被广泛传播。2007年6月1日和2日，超过5000名厦门市民在厦门市政府门前表达反对诉求，厦门市政府被迫宣布该项目缓建，并委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进行环境影响评估。2007年12月5日，厦门市政府公开的环评结论认为海沧南部空间狭小，区域空间布局存在冲突，在海沧南部的规划应在“石化工业区”和“城市次中心”之间确定一个首要的发展方向。同年12月底厦门举行的市民代表座谈会上，大多数市民代表再度表达了反对意见。
此后，福建省和厦门市政府决定顺从民意，停止建设PX工厂，将该项目迁往漳州古雷半岛兴建；厦门市将赔偿翔鹭集团损失，并在发改委批准后进行迁址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