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历史
985年之前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起步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共在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上的全面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中国的国民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并取得初步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公众开始在思想上冲破极“左”牢笼的束缚，渴望了解新生活、新知识和新观念，社会公众的文化消费需求也得到了复苏。在此宏观社会背景下，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性发展，尤其是娱乐业逐渐地从无到有开始起步。比如，20世纪70
年代末，国外盒式录音带和录音机开始涌入中国，这一新兴录音设备和制品，由于使用方便而深受消费者的欢迎。80年代初，中国开始建立录音制品出版社，与此同时，海外录像机和录像带大量传入中国。1983年，上海市和广州市在全国城市中首先进行录像的生产和经营，自此开始，音像业在中国城市中迅速地得以发展。1979年，上海市创作出了中国第一部电视报道剧《永不凋谢的红花——张志新》、第一条国内企业电视广告“参桂补酒”和第一条外商广告“雷达表”，1984年出现了第一家营业性的卡拉OK厅，以后又出现了第一家音乐茶座、第一家营业性舞厅等，建立了最早的文化演出公司，恢复了外国音乐的广播节目，使群众的文化消费市场逐步得到恢复。[1]尽管由于当时文化生产和流通的机制还没有完全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文化商品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基本处于求大于供的状态，但这一时期中国文化领域的实践，无疑有力地冲击了中国社会公众原有的价值观念。比如，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大众传媒的发展以及西方传播学进入中国尤其是进入科研机构和大学课堂，不仅引发了中国新闻界的一场大论辩，而且也使中国的传媒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场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新闻媒介究竟是以传递信息为主还是以宣传为主”、“信息传播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等方面。在此过程中，“信息是抽象概念”，“信息传播无视信息的阶级性”等反面意见接踵而来。然而，在国际新闻媒介参与信息革命和国内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诸如“新闻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事业”等提法终于开始在中国城市中流行；在学术界，这样的提法逐渐成为共识和普遍的学术用语。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城市文化领域的崭新实践，给中国城市公众的思想观念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们逐渐地开始意识到，文化不仅仅只是政治宣传(像文化大革命时期表现的那样)，只具有教化的功能，而且也是一种娱乐品，更是一个经济门类；文化行业不只会花钱，而且还能赚钱。
1985年到1992年是中国文化产业的逐步扩展阶段。在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中国文化部门也开始积极探索改革的路子，文化工作者的生存意识、商品意识、竞争意识等显著增强。面对日渐发育的文化市场，文化工作者逐步摸索出了“以文补文”“多业助文”等多种经营模式；开始尝试性的调整和转换文化体制，为克服中国文化部门中普遍存在的政企不分、政文不分、效率低下等问题，进行了文化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领导建制的转换试验，如在剧团实行院长、团长负责制，在报社、出版社实行社长负责制等；许多城市文化部门开始在实践中寻求改革“大锅饭”分配模式的途径，如1987年沈阳市电影公司对其所属的12家电影院实行了“三挂钩”承包经营。诸如此类的改革举措，使中国的文化领域在新的历史时期呈现出锐意进取的态势。同时，在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中国居民的生
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文化需求也日益增长。比如，上海市人均GDP在1990年达到5910
元人民币，1992年则上升到8652元人民币。上海市居民生活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从70%左右逐渐降低到60%左右，人均每年文化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80年代的4%以下逐渐增加到1992年的7.8%，成为市民家庭日常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2]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无疑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不仅产业化的浪潮扩展到了中国文化的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领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以营利为宗旨的文化企业和广告公司，而且文化产业也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比如，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中国已有图书出版社200多家，出版图书品种1.5万种，总印数33.74亿册。到1986年，出版社增加到446家，比1978年增长一倍以上，出书品种5.2万种，总印数52.03亿册，与1978年相比均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与此同时，1985年以后中国文化领域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中国公众的文化消费特征越来越朝着娱乐型、多样化、可参与性的方向发展，在中国社会公众中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形态，几乎都是娱乐性的、消遣性的消费文化。如1986-1987年的崔健摇滚乐；1988年风行的卡拉OK；1989的汪国真诗歌；1990年的电视连续剧《渴望》；1991年的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等等。顺应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性的文化需求，1985年以后，另一引人注目的现象则是各种文化娱乐设施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90年，京、津、沪、黑、吉、辽、皖、苏、浙、闽、川、粤等19个省、市、自治区的城镇有歌厅、舞厅、卡拉OK厅共6966家，台球厅37201家，电子游戏厅17039家。[3]1992年，单是上海市就有娱乐场所2000多家。这一时期还有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1988年，在政府体制改革，许多国家机构被精简的情况下，文化产业司却在文化部机关大精简中脱颖而出，成为文化部唯一新成立的司。这一引人注目的重大举措，表明文化产业已得到了国家的正式认可，也标志着以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进入了从自发到自觉的新的历史阶段。
1992年以后是中国文化产业的全面扩张阶段。这一时期，中共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在这个宏观背景下，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开始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从“办文化”向“管文化”、从“小文化”向“大文化”等转变。如天津市对直属艺术表演团体采取了三个层次的管理模式。第一层次是对少数重点剧团规定艺术生产指标，经费由国家拨款予以重点扶持。第二层次，对多数剧团实行“定额补助，一次包死，超支自负，盈余归己”。第三层次，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上海市在1997年至2000年的新一轮改革中，根据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要求，对市属艺术院团布局结构和管理模式进行重新定位，把它们分为政府重点投入院团、政府部分资助院团、社会办团、民间职业剧团等四个层面，在文化生态上形成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状结构。并在确保重点院团的前提下，鼓励社会办团，规范并发展民间职业剧团。在探索城市文化经济宏观管理新路子的同时，一些城市也大刀阔斧地对文化机构及其队伍进行“消肿”。如上海、哈尔滨、沈阳、天津等城市通过合并、撤销等方式对多余的剧团进行了精简。上海市文化局原有剧团18个，经过重新布局结构和撤并后，到1998年还有15个市文化局直属艺术团体。为了“消肿”，上海市文化局从1992年开始在各艺术院团实行全员聘任制的改革，即在对全体演职人员进行全面考核的基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