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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指的是将土地的所有权交由个人或私人企业拥有和管理的一种制度。
这一概念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土地资源的利用和分配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土地私有化这一概念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应用和解读。
在一些国家，土地私有化是指政府将土地的所有权逐渐转移给私人个体或企业，让其自主决策土地的使用方式。
这种制度下，土地经营者可以自由选择种植、养殖或建设等具体利用方式，以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
土地私有化的另一种解释是指个人或企业可以通过购买或租赁土地来获得土地的使用权。
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或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和经济效益来决定土地的使用方式。
这种土地私有化模式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得到广泛应用，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发展和改善农村生活水平的一种有效方式。
然而，土地私有化也面临许多挑战和争议。
首先，私有化土地可能导致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过度开发。
一些企业或个人为了追求短期利益，可能会过度开发土地资源，导致土地的环境破坏和生态失衡。
其次，土地私有化可能加剧土地贫富差距，导致贫富分化和社会不稳定。
在土地私有化过程中，大量的土地被少数人或企业垄断，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
在许多国家，土地私有化已经成为现实。
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土地私有化被视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村生活水平的一种有效方式。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私有化土地应该同时关注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公平分配，以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社会稳定。
总之，土地私有化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和分配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尽管土地私有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村生活水平，但也要注意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和保障公平分配的原则，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
本文的许多想法来自两位我尊敬的师长（其实就是汪丁丁和姚洋），在此致以谢意。
当然，文责自负。
一关于农村土地所有权改革的论争已经持续了很久。
一般人们说的土地所有权改革，其实就是指土地私有化。
在介入土地私有化的讨论以前，有必要界定土地私有化的涵义。
我们现在所说的私有化，其实是相对集体土地所有权而言的。
在现行的农村集体土所有权下，农民对于宅基地、自留地、承包地和集体未分土地的要求权是不同的。
2000年以后，集体未分土地已经非常少了，而宅基地几乎完全自留地“属于”农户个人，村集体基本上无权收回。
在许多地方，中央的“生不增、死不减”政策已经得到落实，承包地的收益权也相当硬，；而在另一些地方，村民仍然根据人口变动调整承包地的归属权，但村民基本上可以名正言顺的转租自己名下的承包地，土地的收益权是得到保障的。
因此，我们说的土地私有化，其实是指在农民对土地收益权已经得到基本保障的前提下，进一步赋予农民处置土地的权利，主要包括转卖土地和将土地作为抵押品的权利。
土地私有化的支持者认为，私有化有利于土地集中，而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将提高农业产出，增加农民收入。
同时，私有化可以保护农民权益，避免地方政府强征强拆和村两委出卖农民利益的情况发生。
私有化的反对者通常并不反对农民对于法律上集体拥有的土地的私人收益权。
不过他们认为，保留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必要的，因为集体所有制扮演了社会安全网的角色，在城市经济出现波动时，在城市打工的农民移民仍然有家可回、有地可种，不至于有大规模的流民滞留城市。
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又都有缺陷。
在接下来的几篇博客里，我想说明：第一，土地私有化的辩论双方常常没有明确区分土地作为农业用地的价值和作为城市建设用地的价值。
就土地的农业价值而言，土地私有化通过提高农业产出增进农民福利的空间可能非常有限，而且私有化对放松农户资金约束的效果可能也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大。
第二，农村土地所有权改革的核心，其实是（1）如何让土地资源动起来得到有效的配置，以及（2）如何让农民分享城市经济发展收益。
农村土地私有化大趋势二）农村土地改革趋势——农地私有化土地承包经营生产方式的确立，农民享有的土地权利发生了巨大变化，改变了佃农的地位，今天，农民对土地占有、使用、收益的权能得到了政策、法律的充分保护，农民能够充分发挥经营自主权。
土地虽然是农民的命根子，可是，现实生活中，农民应当享有的土地权利是残缺的。
（另有专文）法律虽然赋予了农民土地权利流转的权能，从土地权利流转实践来看，尽管宪法原则开了绿灯，可是部门法条款以及政策文件，将流转限制在本经济组织内部，流转可以，但不能出村。
不出村的土地权利流转，不过是海市蜃楼。
从流转方式看：法律规定了转包、互换、转让。
耕地承包经营权在同一经济组织内可以转包、互换、出租、转让。
要异地、城乡转包、互换、出租、转让，此路不不通。
草地、林地、滩涂承包经营权可以在较大范围转让，实践中转让的情形并不多，意义也不大。
土地承包权的行使是有期限的，耕地的承包期限为30年，草地的承包期限为30年至50年，林地的承包期限为30年至70年。
特殊林木的承包期可以延长。
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处分权，由于受到流转范围和流转方式的严格限制，流转处分权无法行驶。
土地承包经营权设定了期限，大限一到，权利自动丧失，是极其残酷的。
当前，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不变的政策，虽然让农民吃了定心丸，长期毕竟还有一个“期”字，有多长还是行政权力说了算。
农民的土地权利不能在城乡流转，表明农民应享有的土地权利是不完整的。
农民土地权利不完整，由此对承包经营权的性质，理论界发生了争论。
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之争，代表性观点物权说和债权说。
物权说，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认定为物权，从实践的需要方面论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物权的必要性。
债权说，则是从现行法律规范出发，经过实证分析，得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债权的结论。
实践中，债权属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土地承包人极为不利。
非法强拆酿成很多流血案件；同地不能同权同价；农民不能合理享受同地升值的收益；承包经营权，不能有效的对抗行政强权，为官员土地权利腐败开了方便之门。
中国的土地改革与私有化中国的土地改革与私有化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项重要举措，旨在改变传统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模式，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土地改革和私有化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
中国的土地改革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中国农村土地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农民只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并未拥有土地所有权。
为了解决农民对土地产权缺乏保障的问题，中国政府开始推动土地改革。
1982年，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农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获得了一定的经营自主权。
此举促进了中国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农民种植意愿增强，农业生产效率得到提升。
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土地流转和承包经营制度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土地碎片化、规模效益不强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政府提出了“三权分置”改革，即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流转权和土地经营权进行分开，农民可以自由选择合作社或企业进行土地流转，从而实现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在土地改革的同时，中国也逐步推进了土地私有化的进程。
通过土地承包合同经营权的确权登记，农民可以获得明确的土地产权证书，进一步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权益。
此外，政府还鼓励土地流转和土地经营权入股，使农村土地资产变现，提高农民的土地财产收益。
土地私有化不仅有利于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和农业生产效率，也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同时，土地私有化还能够推动农村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实现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总的来说，中国的土地改革与私有化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举措，对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起到了积极作用。
政府在推行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应该注重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障，引导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希望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土地改革与私有化能够为农民带来更多的实惠，实现农村的全面振兴。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新突破：“保底+分红”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项全新尝试——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试点将进入总结阶段。
日前获悉，经过两年时间，多个试点地区就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及合作社，形成股份组织的运行机制，以及政策制度设计等进行了深入探索。
今年6月份，全部试点相关工作将要完成，各地将围绕这项全新的农地制度改革提交总结报告并提出对策建议。
所谓土地经营权入股，是指农民将土地的经营权量化为股权，入股或组成股份公司或合作社等，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分析称，通过这项改革可以同时提高土地配置和利用效益，有利于发展规模化农业生产，以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可谓一举多得。
2015年初，农业部决定在江苏省武进区和山东省青州市等7个地区开展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试点。
而早在农业部正式启动试点之前，一些发达地区就已经在实践中尝试过土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龙头企业的操作。
记者此前在四川采访时了解到，在该省，随着业主规模经济效益的显现，一些村民开始不满足于传统的土地流转模式，期盼与业主利益共享。
于是在一些地区，经过创新和政府协调，村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负责生产管理及经营。
2016年，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等“三权”分置的顶层文件出台，使土地经营权入股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据农业部介绍，7个试点县（市、区）培育了一批以土地经营权入股的龙头企业、合作社，探索了试点工作的推进机制，形成了入股主体的联结机制，建立了股份组织的运行机制，取得了良好的阶段性成果。
据农业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土地入股发展产业化经营的主要方式有三种，分别是土地入股农民合作社、土地入股公司以及土地入股合作社再入股公司。
而对于收益分配，现在绝大多数地区采用了“保底+分红”的分配方式。
以青州市试点的一家合作社为例，记者从当地了解到，农民以土地入股加入合作社后，土地由合作社统一经营从事蔬菜种植，而入股的农民既可以得到土地流转费用，也能得到盈余分红。
浙江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实践和探索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已成为社会的焦点。
其中，土地股份制改革作为一种创新性的制度安排，在浙江农村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实践与探索。
本文旨在探讨土地股份制改革对浙江农村发展的影响及未来发展趋势。
近年来，浙江农村地区开始了以土地股份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
这项改革旨在将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转化为股权，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通过土地股份制改革，浙江农村地区的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为了深入了解土地股份制改革的实践情况，我们可以通过实际案例进行分析。
以浙江省绍兴市某农村为例，在土地股份制改革后，当地农民成为了公司的股东，享受到了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
同时，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也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农民的收入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
土地股份制改革还推动了当地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市场，促进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当然，土地股份制改革也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肯定和支持。
他们认为，土地股份制改革符合市场经济原则，有利于盘活农村资产，提高土地产出效益，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同时，改革也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浙江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实践表明，这一制度安排有助于解放农村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随着国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我们有理由相信，土地股份制改革将在未来浙江农村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当然，要进一步推动土地股份制改革，还需要在政策法规、机制设计、股权配置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实践探索，以确保这一制度安排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和农村发展。
展望未来，浙江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将继续深化，城乡一体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
我们期待这一制度安排能够在更多的浙江农村地区得到实践和推广，为浙江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推动浙江农村走向繁荣和富裕。
也期待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继续和支持土地股份制改革，为浙江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农村土地股份化与私有化" 摘要：农村和农民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是中国“三农”问题形成的历史原因。
由于农民一直缺乏平等的政治权利，所以解决“三农”问题首先在于“三农”之外。
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及土地制度不能有效保护农民利益及阻碍农村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革。
实行农村土地改革的方案有两种，一是在城郊或经济较发达地区将集体土地股份化；在欠发达及远离城镇的地区则完全实行土地私有化，并需要法律法规及一定的政策配套措施。
关键词：三农问题集体土地股份化土地私有化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对农民宣传的神圣目标曾经是耕者有其田，“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曾吸引无数农民加入革命的行列，无数农民子弟为此流出无数的鲜血，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建国前的解放区和建国初期，农民分到的是私有的土地，只是我们以为进入了社会主义，就实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农村土地又从私有变成了集体（国有），最后发生天灾人祸，饿死了ＸＸ万人，整个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没有根本的改变。
安徽小岗村民秘密冒险按手印“非法承包”取得效果后，“非法”变成合法，也只得“承认”人民公社超越了社会的发展阶段而解散，由“一大二公”到包产到户的“半私有化”，几十年来就经历了这样的“轮回”。
2004年3月修改后的中国宪法庄严地确认，“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民营工商业者从此可以合法雇工和投资扩大生产来积累私有财产，城镇居民购买的房屋和其它财产也合法地保护了，而且购买的房地产还可以出租、转让、抵押，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权利。
然而，作为农民，他们有什么私有财产受保护呢？土地是集体的，国家可以“征用”，不可以转让、抵押，连自己花钱盖的房子也不能抵押，否则就违法的。
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农村土地制度的几次改变，作为占大多数人的农民始终还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2005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指出：“农民对土地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将长期保持不变，也就是永远不变”。
但仅承包权“永远不变”，完整的产权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土地的其他功能价值就体现不了，应该使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成为一种包含使用权、转让权、继承权和抵押权的土地财产权。
一、“三农”问题的形成的原因建国初期，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制裁，国家实行加速实现工业化的策略。
而从世界工业化进程来看，工业化有三种方式，即产业自然成长型工业化、殖民输入式工业化及政府高度介入工业化，但是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态势下，我国不可能采用产业自然成长型工业化模式和殖民输入式工业化模式，只能通过政府高度介入工业化模式来实现，依靠的是政府强大的力量来配置资源，并以此来实施“赶超战略”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而我国又不可能利用历史上的两种工业化筹资渠道，因此农业的剩余就必然成了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制定和实施的户籍制度和对农产品巨大的“剪刀差”政策，可以说是造成目前“三农”问题的起源。
正是这些政策及在农村吸取了巨大的“血液”，输送造就了今天共和国国力强大的基础，也是“三农”问题形成的最重要的原因。
但问题最大的是，中国早已进入工业化的门槛，特别是这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有近两位数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国家整体国力大大提升，并以此而引以为豪，甚至要研究中国人要有怎样的大国公民的姿态和心态立足于世界之中了。
但是否有考虑到占人口比例70%的九亿数量的农民？他们连医疗和养老还没有保障、在城镇里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并深受歧视的前提下，难道要他们像城市白领或中产阶级那样要学习贵族的风度？所以，国家和政府及城镇是需要对农村和农民“还债”的。
二、解决“三农”问题，首先在于“三农”之外70年代的农村土地承包改革开始导致很大争议，有的甚至用意识形态来争论和扣帽子，现在看起来已经是大可不必的。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有人在意识形态上扣了二十多年帽子了，结果又如何，几亿农民又有多少人真正知道什么“主义”的意思，他们所关心的关键是生活是怎样变化。
就算最近争议的“国退民进”问题，部分人们也只不过是以国有企业改革出现弱势职工群体、工人阶级失去地位、受到不平等对待，改革之路不是走社会主义为理由进行反对，甚至说要进行清算。
但是，建国几十年了，占大多数人比例的农民基本上一直是“二等公民”的地位，以前为何又少见他们为农民说不平等？宪法在去年修改过了，却为什么还是一定要“工人阶级领导”？这是否有真正经过占大多数人比例的农民的同意呢？没有经过大多数人同意的民主，难道就可以“集中”了吗？而且为何一定要规定人大代表中“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同镇或者企业事业组织职工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比可以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这是否意味着“此地无银三百两”呢（但现实却已经存在了）？提出这个问题，是要首先明白，政治上的不平等要远远大于经济上的不平等！所以，最根本的是要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给予农民平等的参政议政的政治权利，从根本制度和体制上解决农民的身份歧视或社会地位问题。
如果连这一条也做不到，说解决“三农”问题只不过是对农村和农民的“施舍”而已！因为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占最大多数的人群的利益却几十年在被剥削，连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到现在没有提出要给予平等对待，现在说要帮他们解决问题，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悖论！更不符合一个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在当今世界上少见的！我们现在还在批评美国的种族歧视，这应该也会有存在，但毕竟那里早在上两个世纪的1868年南北战争后就有了关于废除奴隶制、承认黑人选举权的第十三条至第十五条修正案，体现了一种平等公民权的原则，这一原则禁止有组织的社会将任何一个个人作为劣等阶层的成员来对待。
上个世纪的1964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权法》及有关修正案，从而宣布种族隔离为非法[3]。
而且黑人及少数族群只占了美国少数人比例，而我国的农民却占大多数比例，一直存在到不平等甚至现在仍然被“隔离”。
所以要说——要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在于“三农”之外。
三、目前有关土地法律法规的弊端虽然《宪法》（包括今年修改前的）及《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的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其它的属于国家所有，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 " 今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4]，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但有关法律法规却从未对所谓的“公共利益”做出明确界定，却允许各地政府以“国家公共利益的需要”的名义，通过国家征地的方式强制性转为国有土地，再由政府以划拨批租方式转让使用权，而作为所有者主体的农村集体却没有最终的处分权。
而所谓的“国家公众利益”是极少考虑到农村和农民的利益，难道国家公众的利益就不包括占大多数人的农村居民的利益？作为占大多数人的农村居民的利益难道就不属于国家公众的利益？其实那大多数是地方政府、官员和开发商的利益而已。
而且被征用“价格”（征地补偿费和安置费）也不能由所有者主体根据市场价格而定，因为《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
农民对此发生争议也很难争取利益而不受损害，因为《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5]。
而政府则可以按“土地的城市建设用途的市值”把征得的土地批租出去，获得的收益就归政府。
作为所有者主体农村集体对其所有的土地却没有最终的处分权，如不能自作用于非农用途并不能转让[6]，要转让必须要先通过国家征地的方式强制性转为国有土地，使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与国有土地明显是不平等，其所有权权限甚至小于只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者（并非所有权），因为他们还能将使用权抵押、出租、转让，但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却不能。
所以农村集体所有的“所有”并非是根本意义上的所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四种权能），最主要的处分权被剥夺，如对于商业开发征用土地时，不能作为转让所有权价格谈判的主体，必须由政府“代理”，导致政府和开发商可以从中获得权力租金——实质上是可以剥削农民土地所有权利益的租金。
这就是由一系列法律法规及政策所设计的“征地、补偿、批租”制度，明显使农村和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处于被动局面，是绝对不完整的所有权，不能有效保护农村和农民的利益，也为政府及商人滥用“公众利益”之名而损害农民利益在法理上大开方便之门，可以说已成为了“恶法”。
所以我国宪法在肯定公民基本权利的价值的同时，也对公民的基本权利给予一定的限制。
而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实际上又造成一种特殊的国家权力行使，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具有“准行政性质”的集体组织可以无偿、无限期的征用土地，甚至个别的乡村干部把集体土地卖掉之后，农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了十年才真正推行村民自治，但问题仍然存在，如“两委会”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等具体细节上还厘定不清。
因此，必须修改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这些也有大多学者研究讨论了。
但却牵涉到众多的部门利益，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利益，如土地出让金收入是归地方财政等，因而多年还“雷打不动”，占大多数人的农民也没有话语权（第一条所说），农民也没有像工人阶级（工会）一样有属于自己的组织（农会）。
四、农村土地股份化与私有化的方案及问题分析目前，面对农村土地利益被大量侵害，不少有识之士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私有化的呼声日高，也存在不少反对声音，但无论如何，还是要给予农民平等的权利，尊重他们的选择，我们也可以提供方案建议。
对于全面实行农村集体土地私有化，甚至现在私人使用的国有土地也可以实行私有化（这更有条件先行一步，要知道，城镇居民的房子不到70年就不是自己的，不过不是这里讨论的问题），最终明确产权归属，长远是必须施行的。
１、在城郊或经济较发达地区，可以将集体土地股份化。
土地纠纷问题大多发生在城郊或经济较发达地区，是因为土地的级差收益巨大，从农民手上征用一亩土地，就有几万、十万甚至几十万的价格级差，但法律法规及政策却没有给予农民有效保护而形成众多纠纷。
对于这些地区的土地收益大，并考虑到今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及他特殊条件，需要集中土地才能高效地利用，则不采取私有化到户，而采取村民组织成立为股份公司的方案。
首先将集体实物财产估价折算成一定金额，集体土地则按当地政府征用土地“价格”（补偿费）参考折算，然后把全村或全社的集体土地和财产集中起来组成股份公司，按人口数和年龄或其它形式分配股权（份）成为股东，由管理区(现行政村)或经济社(现村民小组)实施统一规划、管理和经营，按股权比例分红。
在股权设置、股红分配和股权管理上制定出章程，统一经村民大会审议通过，一切经营活动按章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