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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生产的模式Ⅱ与教育研究——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案例分析作者：文东茅， 沈文钦， WEN Dongmao， SHEN Wenqin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100871刊名：北京大学教育评论英文刊名：PEKING UNIVERSITY EDUCATION REVIEW年，卷(期)：2010,08(4)被引用次数：2次参考文献(17条)1.Cloete,N Transform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Global Pressures and Local Realities 20062.Ziman,J Postacademic Science:Constructing Knowledge with Networks and Norms 19963.B(o)hme,G Finalization in Science 19764.Funtowicz,S.O;Ravetz,J.R Science for the Post-normal Age 1993(07)5.Etzkowitz,H The Second Academic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Entrepreneurial Science[外文期刊]2001(02)6.希拉?斯劳特;拉里?莱斯利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 20087.亨利?埃茨科威兹;周春彦三螺旋 20058.Gibbons,M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19949.OECD University Research in Transition 199810.Enders,J;De Weert Science,Training and Career:Changing Mode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Labour Markets 2004(02)11.Tuunainen,J Reconsidering the Mode 2 and the Triple Helix:A Critical Comment Based on a Case Study 2002(02)12.Van Aken,J.E Management Research as a Design Science:Articulating the Research Products of Mode 2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Management[外文期刊] 2005(01)13.Gray,M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Social Work:The 'Gold Standard' of Mode 2 200814.Jacob,M Managing the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Mode 2 Knowledge Production 2001(02)15.Gibbons,M Universities and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Government 200016.D.E.司托克斯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 199917.华勒斯坦;刘锋开放社会科学 1997本文读者也读过(7条)1.丁小浩.DING Xiaohao北大教育经济研究:30年的起承转合[期刊论文]-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08(4)2.程介明.CHENG Jaiming走向明天的教育学院——对北大教育学院的一些观察[期刊论文]-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08(4)3.陈洪捷.CHEN Hongjie北大高等教育研究:学科发展与范式变迁[期刊论文]-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08(4)4.叶菊艳.YE Juyan美国研究型大学学术"近亲繁殖"防范制度的演变及其启示[期刊论文]-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08(1)5.王伟宜.WANG Weiyi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变迁研究[期刊论文]-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08(4)6.赵炬明.ZHAO Juming高等教育研究科学化——对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一点感想[期刊论文]-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08(4)7.龚放2005～2006年我国教育学期刊影响力评价——基于CSSCI的统计分析[期刊论文]-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9,7(1)引证文献(2条)1.张红霞全球化背景下教育研究范式转变带来的挑战[期刊论文]-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1(3)2.邹应贵知识生产的模式Ⅱ对教育技术研究转型的启示——以TPCK为例[期刊论文]-中国电化教育 2012(5)本文链接：/Periodical_bjdxjypl201004006.aspx。
高质量学科群发展的知识逻辑及生态优化作者：罗生全来源：《中国电化教育》2022年第06期纵观人类发展历史，科学上的每一次进步都在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在深刻影响教育的发展走势，高精尖领域的重大突破和原创性成果的涌现都离不开学科的交叉融合及其知识贡献。
2018年8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到，加快进入世界一流学科行列，需要培植新的学科生长点，围绕重大项目和重大研究问题组建学科群，主干学科引领发展方向，发挥凝聚辐射作用，各学科紧密联系、协同创新。
一所大学的成功可以归功其卓越的战略规划，而学科发展规划是这一规划的基本组成部分。
一流学科组织模式创建是我国应对国际国内双格局变革的重要举措，但如何最大化发挥其组织效益以迎接新一轮的科学革命挑战，又需要新的内涵阐释。
202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计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统领教育事业，优化学科布局和研发布局，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建设教育强国。
以高质量为标尺建设学科群已然成为新时代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题中之义。
何谓高质量学科群？高质量学科群发展的知识逻辑是什么？如何对高质量学科群发展进行生态优化？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廓清当前建设高质量学科群所面临的一些误区，本文意在尝试回应。
高质量学科群是由高质量和学科群两个概念组合而成。
质量本身是质与量的一个函数概念，是事物自身属性与对象性主体合意性的一个关系表达。
高质量是质量的一个状态性描述，是以满足人民现实需要为目的的满意性质量。
教育的高质量本质是人的高质量，是以“立德树人”为价值统摄的事实反映；学科群是对学科发展表现的一个概括性表达。
学科建制意识的觉醒，导致现行学科划分越来越细，这既固化了学科的组织壁垒，又阻碍了新的学科生长点创生和人才培养。
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学科建设模式创新马廷奇;许晶艳【摘要】自现代大学产生以来,知识生产模式先后经历了从模式1、模式2到模式3的转型.相应地,学科建设模式也经历了从单一学科、跨学科以及超学科的演变.在现代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过程中,学科建设面临封闭性与开放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知识性与公益性等知识生产要素之间的矛盾和困境.实践中,应从学科建设理念、学科体系、学科组织等方面推进学科建设模式创新,以适应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新要求.【期刊名称】《研究生教育研究》【年(卷),期】2019(000)002【总页数】6页(P66-71)【关键词】知识生产模式;学科建设模式;模式转型【作者】马廷奇;许晶艳【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武汉430070;武汉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武汉43007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643知识生产模式即知识生产和创造出来的方式，是解释知识形成和发展的框架[1]。
随着时代特征的演变，知识生产自洪堡创建柏林大学以来经历了由模式1到模式2再到模式3的逐渐转型。
学科作为已有知识范畴的一种组织和管理状态，以及知识体系的专业化形式也在发生相应的演变。
实践中，大学作为知识生产的关键机构，其学科建设模式也要突破原有路径以及体制机制的制约，以适应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要求。
一、知识生产模式与学科建设的相关性分析“知识是永恒的，学科却只能是历史的。
”[2]知识是学科的逻辑起点，学科是探索知识过程中知识的暂时分类，在探索知识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关于知识生产的规律性框架，即知识生产模式[1]。
因此，知识生产模式与学科建设紧密相关，二者互相促进，相辅相成。
一方面，学科建设有助于总结知识生产规律，进而促进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另一方面，知识生产模式转型有助于促进学科建设和发展，学科建设为适应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而进行适应性变革。
自洪堡创建柏林大学以来，知识生产经历了由模式1到模式2再到模式3的历史与实践的逻辑演变过程。
1983年高等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被列入学科专业目录以来，学科建设在我国如火如荼展开，数十年来逐渐生根发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无经验可循，只得在实践中摸索前进。
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学及其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经济的快速增长、技术的变革、社会问题的解决都要求高等教育不断深化改革。
我国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期，学科发展的每一阶段都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学科的发展也必然伴随着危机。
一、研究内容(一)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潘懋元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就预见性地提出“不能把大学生当成小学生一样来教育”，为了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完善，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专门人才，他建议建立一门新的学科———高等教育学。
1978年，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在厦门大学创建，为高等教育学这一新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自此，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迅速发展起来。
(二)高等教育学是学科还是领域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一直备受关注。
我国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高等教育学是一门独立学科，而国外学者普遍认为高等教育学是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与普通教育学一样，高等教育学也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即这门学科有被分支瓦解的危险[1]。
潘懋元教授认为：“高等教育既是一个研究领域，也是一门走向成熟的学科。
”[2]我们认为，学科有独立的知识体系，而研究领域指的是学术范围。
(三)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危机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危机即学术危机与制度危机。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调整了学科体系，在一级学科改革的背景下，国家有意强化一级学科建设，将二级学科弱化为发展方向，把学科建设的主导权下放到学位授予单位。
这是高等教育学面临的制度危机。
高等教育学的学术危机指的是，高等教育学没有独立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都是从其他学科借鉴而来的，也没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独立的学科基础理论。
(四)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高等教育具有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的重要特征。
［摘要］有组织科研是高校科技创新实现建制化、成体系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的重要形式，具有明显的导向性、育人性、协同性和交叉性。
高校有组织科研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科研育人的有效组织模式，有助于培养师生至诚报国的理想追求、敢为人先的科学精神、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团结合作的协同精神以及严谨求实的科研作风。
高校加强有组织科研，要聚焦科研范式的变革、科研选题方向与科研过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以及科研评价机制的改革。
［关键词］高校；有组织科研；科研育人；组织模式［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437（2023）16-0005-042022年8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高校要把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作为最高追求，在持续开展高水平自由探索的基础上，强化有组织科研[1]。
新时代我国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比以往更加强烈，同时高校也被赋予了更大的使命与责任。
有组织科研是高校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高校推进科研育人的有效组织模式。
一、高校有组织科研的相关概况（一）高校有组织科研提出的背景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重构全球创新版图，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时期，科技创新的广度、深度、速度和精度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各国纷纷围绕科技创新采取有力措施。
在科技史上最为著名的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沿》发表75周年之际，美国国家科学院2020年出版报告《无尽的前沿：科学的下一个75年》，报告将“有组织的科学研究”纳入未来科技规划布局[2]。
2021年，俄罗斯政府发布的《俄罗斯长期基础科学研究计划（2021—2030）》强调，要提高科研成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性、意义和需求度[3]。
新时代以来，我国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战略高技术领域、高端产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科技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科技实力显著增强。
0 引言大学是现代社会中最主要的知识生产机构，知识生产模式变革是大学演进的根本内驱力。
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在1995年出版的专著《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中论述了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模式Ⅰ”即过去的知识生产模式，是纯学术的、学科导向的，可以理解为在缺乏具体的应用导向下，在象牙塔里发掘新知识；“模式Ⅱ”的知识生产是面向现实需求、面向产业应用的，可以理解为在应用情景中进行知识生产，研究的问题来自实际需求或某个具体问题。
“模式Ⅰ”向“模式Ⅱ”的转型，推动了新型研究型大学（accelerated research universities），也称为新兴大学（university startups）的发展。
新型研究型大学强调学科交叉，注重工程和技术、知识转移和应用开发，以及与产业的合作，在实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构建高等教育新发展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 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概况与校园建设1.1 发展概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和变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998年“985计划”实施后，很多大学将定位调整为研究型大学，之后研究型大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对高等教育和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研究型大学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
因顺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构建高等教育新发展格局的需求，在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下，各地崛起了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
2010年创立的南方科技大学，开启摘要 知识生产模式转型推动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近三十年来，世界各地涌现了一批颇具实力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我国也出现了以南方科技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两所“双一流”大学为代表的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
我国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校园规划建设上因地制宜、因校而异、各具特色，在校园空间上又体现出相当的共性：在空间建构上体现了集约化的校园格局特征和复合化的校园功能特征；在空间情境上致力于建构高效的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与宜人的生活—交往—学习共同体。
Path Optimization of Local Universities in Regional World-clas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under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l
作者： 王琳博[1];黄俊操[2]
作者机构： [1]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研究所,重庆万州404047;[2]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事处,重庆万州404047
出版物刊名：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115-124页
年卷期： 2021年 第4期
主题词： 知识生产模式;地方高校;一流学科建设;路径
摘要：建设区域性一流学科是地方高校适应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应然行为,也是地方高校提升办学实力的实然目标.通过对西南地区87所地方高校学科建设的研究发现:从知识生产模式理论分析,地方高校是知识的主要生产场所,教师群体是知识的重要创造者,学生个体是知识的直接传承者,地方企业是知识的有效评估者,地方政府是知识权益的维护者.地方高校、学科教师、学生个体、地方企业和地方政府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生产、创造、传承、评估和维权的循环系统.地方高校在推进区域性一流学科建设中存在以下问题,学科教师不足以支撑一流学科发展目标的重任;学生个体不符合一流学科建设实践逻辑的要求;社会组织未形成一流学科多元主体共治的机制.基于知识生产模式的视角,从知识资本角度、人才培养层面、知识权益保障上提出了地方高校推进区域性一流学科建设的有效路径.。
第３期２０２３年５月现代教育科学Ｍｏｄｅｒ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ｏ ３Ｍａｙ ２０２３［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１－１５［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我国现代产业学院治理能力测度及体制机制优化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２２Ｍ７１２６６０）；牡丹江师范学院科研项目“高等教育目的导向的多元质量评价研究”（项目编号：ＱＮ２０２００１０）。
［作者简介］张金丹（１９９５－），女，江西上饶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杜运潮（１９９０－），男，湖北黄冈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宁波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新文科之何为新、新在哪、如何新———知识生产模式３的视角张金丹１，杜运潮１，２（１厦门大学，福建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２宁波工程学院，浙江宁波 ３１５２１１） ［摘 要］新文科的有效推进需要在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回答３个关键问题：何为新、新在哪、如何新。
从知识生产模式３的视角来看，新文科之“新”并非全新之新，而是创新之新。
新文科之“新”主要体现在内容之新、主体之新、境遇之新、目标之新等４个方面，需要搭建多维聚合集群，在融合与守正的平衡中建立起具有中国学派特色与世界眼光的新文科。
［关键词］新文科；知识生产模式；新文科之“新”；中国学派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８４３（２０２３）０３－０００１－０６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９８０／ｊ ｃｎｋｉ ｘｄｊｙｋｘ ２０２３ ０３ ００１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教育部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２ ０，吹响了建设新文科的号角。
２０２１年３月，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荐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通知》，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
新文科建设对于推动文科教育创新发展、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格局，起到了重要作用。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１］。
摘要: 知识生产模式是决定学科质量的关键因素。
探究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趋势及影响，进而找到学科建设创新之道，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当今大学的知识生产模式正在经历着从追求学术卓越的“模式Ⅰ”到注重问题解决的“模式Ⅱ”、再到突出协同创新的“模式Ⅲ”的重大转型，衍生了政治的、公共的与竞争的多重学科发展逻辑，并使学科呈现出组织的综合性、制度的开放性、知识的集成性和文化的包容性等新特征。
顺应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趋势的新要求，应立足顶层设计，树立系统思维，从调整国家科技发展战略、改变知识导向逻辑、改革学科组织形式、革新学科制度体系、创建新型学科文化生态以及培养交叉学科人才等方面入手，全面推进学科创新发展、持续发展。
关键词：知识生产模式；学科建设；协同创新；学科观念；学科组织；学科制度；学科文化当今时代是一个高级知识经济时代，以创意和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知识生产模式已成为驱动知识经济转型发展和赢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
在多重逻辑作用下，大学作为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智力城”，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知识生产模式变革。
而学科作为大学知识生产的场域和载体，也面临着从观念到组织、从制度到文化等全面转型的新挑战。
因此，系统梳理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轨迹与特征，剖析其对学科发展逻辑与存在样态的深刻影响，进而找到顺应知识生产模式变革趋势的学科建设创新之道，对于增强学科活力、提升大学知识生产能力和促进经济社会创新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演进及特征大学是知识生产的发源地。
自中世纪大学诞生以来，大学在从社会边缘逐步走进社会中心的过程中，不仅其规模和类型发生了改变，而且其知识生产模式也发生了重大变革。
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从追求学术卓越的知识生产模式Ⅰ到注重问题解决的知识生产模式Ⅱ、再向突出协同创新的知识生产模式Ⅲ转型的演进轨迹。
每一种知识生产模式都有其独特的特征，反映了不同时代对知识生产的不同要求。
（一）追求学术卓越的知识生产模式Ⅰ及特征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第一次重大变革发端于十九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的诞生。
在柏林大学诞生之前，知识生产是一件“闲逸而好奇”的事情，完全凭学者个人的兴趣和爱好。
因此，知识生产与市场等外在需求无关，知识产品掌握在学者个人手中，知识的作用也限于“认识世界”，而不是“改变世界”。
这种“小作坊”式的知识生产模式显得“自由”而“散漫”，一直持续了七个多世纪。
柏林大学的诞生彻底改变了这种知识生产模式，演绎了高等教育学术史上的第一次“学术革命”。
柏林大学问世后，在洪堡“学校当局的最高原则是在使整个民族保持个性差异的情况下，将他们尽可能地引导到通向科学的道路上”的办学理念引领下，大学的知识生产步入了一个“组织制度化”的轨道，科学家们开始走出知识生产“小作坊”，结成了共同追求学问的学术团体。
为了实现学术研究的极致，学术团体开始制定学术规则以约束学者的研究行动，于是形成了以学科建制为组织依托、以学术规训为行动规则和以学术信仰为共同追求的大学知识生产模式。
这种模式被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 bons）总结为“知识生产模式I”。
知识生产模式I具有几个显著特征：一是知识生产目的“超功利化”。
学者们从事知识生产的目的是通过“纯科学”研究通往“理性”境界和实现道德训练，除了知识本身，知识再无其他目的，即所谓“为知识而知识”或“为科学而科学”，具有“超功利”的科学理想主义色彩。
二是知识生产主体的“组织化”。
科学家们不再局限于“小作坊”自娱自乐，而是结成一定规模的学术团体从事有组织的知识生产活动，形成了以讲座教授为核心的讲座组织，后来又发展成以院—系—所为组织特征的科层组织。
三是知识生产活动的“制度化”。
从理论体系到技术体系再到话语体系，每一个学术团体都有各自的规训法则，从知识生产活动到知识生产产品，都“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
四是知识生产场域的“孤岛化”。
知识生产模式I不仅把大学与社会隔离开来，而且还将大学内部的各个学术组织分隔开来，大学成为超然于社会现实的“孤岛”，学术团体则是大学内部的一个个“小岛”，大学与社会之间以及各个学术团体之间形成一道道天然的围墙，从而“形成知识‘孤岛现象’”。
但这种知识生产模式曾因促进了科学研究的深化和细化，创造了卓越的学术成就而辉煌了近一个世纪，一度成为英、法、美学习借鉴的榜样。
（二）注重问题解决的知识生产模式Ⅱ及特征人类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国家和社会对知识创新的渴求越来越强烈，而知识生产模式I由于其严重的自我封闭性难以解释和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由此催生了又一场学术革命，其标志便是“知识生产模式Ⅱ”的诞生，并对全球高等教育转向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大学的知识生产开始突破界限森严的学科壁垒，从“孤立”走向“联合”，不同的学科组织与政府及企业携手知识生产，共同解决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基础理论与应用问题。
斯坦福大学就是典型的一例，它在大学的知识生产与国家的战略需求和市场的发展需求之间架起了桥梁。
其具体体现在：一是把科学与工程有机联系起来，鼓励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构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联合实验室。
二是将大学与社会有机联系起来，组成由大学院系及实验室专家、企业家、工程师和风险资本家共同组成的联合体。
三是以极具“创意性”的思维将企业引入大学校园，创建了大学与市场有机融合的“斯坦福—硅谷园”。
通过上述知识生产模式的重大改革，斯坦福大学不仅创造了“不是哈佛又胜似哈佛”的神话，而且一举闯入美国乃至世界顶尖大学的行列。
一管而窥全豹，透过斯坦福大学知识生产的变革史，不难发现“知识生产模式Ⅱ”的显著特征：一是知识生产目的“市场化”。
大学的知识生产目的不再是单纯的“为科学而科学”，而是带有显著的适应市场需求的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应用价值取向。
二是知识生产主体的“多元化”。
科学家、企业家、工程师和风险资本家结成了知识生产联盟，促成了大学与政府及市场的有机联合体，构建了大学—企业—政府“三重螺旋”知识生产组织结构。
三是知识生产成果的“创造性”。
知识生产模式Ⅱ下的知识生产成果不是不同学科知识的简单相加，而是跨学科的有机整合，具有理论、方法与技术上的融合性，是经过加工、创造后的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
四是知识生产场域的“社会化”。
大学与社会的距离开始拉近，不再是知识生产的“孤岛”，大学的院、系、所、室与企业产业之间发生了“直接的、无处不在的关系”。
知识生产模式Ⅱ的诞生，对世界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其影响下，二十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诞生了一大批新型大学，除前述的斯坦福大学之外，诸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英国沃克大学、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印度理工学院以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均成长为典型的“创业型大学”，成为伯顿·克拉克研究“创业型大学”的成功案例。
（三）突出协同创新的知识生产模式Ⅲ及特征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人类面临问题的日益复杂化以及社会公众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地位的日益凸显，社会呼唤大学的知识生产模式实现更多主体的深度融合、更大效率上的优化整合、更大程度上的集成创新，以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的需要。
于是，一种“超学科”的知识生产模式应运而生，被美国学者伊莱亚斯·卡拉扬尼斯（Elias G.Carayannis）等称为“知识生产模式Ⅲ”。
这种知识生产模式站在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高度，整合多元主体、回应多元诉求、着眼协同创新,解决国家和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催生了一大批“超学科组织”的诞生，引领了大学知识生产范式的又一次变革。
仍以斯坦福大学为例，其超学科组织中心已经成为大学知识生产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和完成者。
据其官网统计，该校科研机构承担了全校科研总量的80%；其学科组织多达122个，除院系实验室外，还有大学与工业合作研究中心、政府直接设立在大学内的研究中心和12个相对独立的超学科科研机构，包括全球气候与能源项目研究中心、卡福里粒子天体物理学与宇宙论研究所等。
这些研究中心都是超学科知识生产主体。
例如，2003年成立的卡福里粒子天体物理学与宇宙论研究所，其研究领域涵盖重力透镜化、银河星系群、盖然性数据分析、一般相对论、宇宙Brane世界模式、黑洞物理学等。
在其影响下，这一超学科、集成式和协同化的学科组织形态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大学里纷纷诞生，英国的牛津、剑桥等大学以及我国台湾国立交通大学都建立了多个超学科研究中心。
例如，我国台湾国立交通大学建立了前瞻纳米电子与系统研究中心、智慧通讯研究中心、前瞻光电研究中心、生医电子转译研究中心、前瞻跨领域基础科学中心、生物资讯研究中心以及脑科学研究中心等7个创新平台。
透过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新一轮变革，不难发现知识生产模式Ⅲ的显著特征：一是知识生产主体的“聚合性”。
大学形成了由“大学—企业—政府—公众”结成的“四重螺旋”知识创新综合体，更加注重知识集群网络的建构和知识资源的整合，尤其是重视社会公众作为主体参与知识生产的决策和传播，从而使知识生产走向了更加广阔的社会领域，知识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更加浓厚。
二是知识生产活动的“非线性”。
与知识生产模式Ⅰ、模式Ⅱ相比，知识生产模式Ⅲ更加注重知识生产过程中资源的优化、主体的协同、跨界的协作，是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知识生产生态系统，突破了传统的“线性”知识生产模式。
三是大学与社会关系的“无界性”。
在知识生产模式Ⅲ情景下，不同主体的高度聚合使各主体间的界限十分模糊，尤其是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变得“亲如一家”，不分你我。
比如，在斯坦福大学，既有政府设立在大学内的研究中心，也有企业在大学内设立的合作研究中心，除地理边界外，大学与社会之间已再无围墙。
二、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对学科发展的深刻影响学科是知识生产的载体，知识生产是学科建设的使命，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必然导致学科存在与发展的深刻变革。
透过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演进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已对学科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深刻影响：一是衍生了学科存在发展的多重逻辑；二是改变了学科存在的样态，使学科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衍生学科发展的多重逻辑1.国家和社会需求的政治逻辑在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背后，一股强大的外在驱动力改变了大学发展的方向，那就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
人类科技发展史表明，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对国家和社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科技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竞争实力和国际地位，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
而作为知识生产重镇和科技创新源地乃至孵化中心的大学，自然而然地被卷入国家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需求轨道，而且越卷越深，其“象牙塔”特征日益淡化，而“社会性”特征和“工具性”价值日益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