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史研究

一、近十年来我国古代埃及文明研究

自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成功破译埃及象形文字之日起，埃及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古代埃及文明的研究日益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关

注。我国自清末始就已经有学者研究埃及象形文字，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埃及学真正起步还不到二十年。尽管时间不长，学者们还是通过辛勤耕耘取得了一定成绩。尤其是近十年来，随着寻找“失落的文明”之风的兴起与流行，以及埃及国宝展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香港、上海等地的巡回展出，一股“埃及热”在中国蔓延开来。2003年，复旦大学埃及研究中心—中国国内第一个埃及学专业研究机构的成立为这股民间的“埃及热”增加了专业性和学术性色彩。向国人准确、详实地介绍古代埃及文明，促进中埃两国文化交流，也成为了埃及学学者们进行研究的又一动力。近十年间，我国对古代埃及文明的研究涉及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神学、哲学、语言文字、文学、数学、天文学、教育、建筑、艺术等领域。其中既有对具体问题的深入分析，又有对某一领域的系统阐释。概而论之，学者们的研究成就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

第一，古埃及的语言文字一代直是埃及学界长盛不衰的论题，近十年来，广大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争鸣。

颜海英《古埃及的语言文字》一文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古埃及语，介绍了古埃及文字的基本结构及历史发展，说明了古埃及文字保持图画文字形式的历史原因，由此反映古埃及人独特的思维方式。令狐若明《古埃及文字及其影响》一文分析了古埃及文字的结构、演变、传播及其对西方字母文字的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强调古埃及文字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对于“埃及文字是源于西亚还是源于本土”这一问题，刘文鹏和令狐若明在《古埃及文明的特性》中指出，埃及的文字是在绘画文字的基础上，在西亚文字的影响下，在涅伽达文化II时代发展成为真正的文字，形成了埃及象形文字的体系。对于埃及象形文字的译名问题，王海利认为，将埃及文字译为“象形文字”实为对“hierog lyph ic"一词的误解，并指出了其原因所在，鉴于古埃及人把文字称为“神的言语”，因此作者建议“hierog lyph ic"一词译为‘怪书文字”，这样既符合古埃及人的传统，又恰合该词的本意。针对王海利的观点，李长林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根据国内外专家的研究，在埃及文字的结构中，象形文字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将古埃及文字称为象形文字是合适的。国内出版的世界古代史书籍中在称呼古埃及文字时，是把“象形文字”与“圣书字”两个词语并行不悖的，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在世界古代史领域，可以继续使用“象形文字’，一词。李晓东在《象形文字漫谈》一文中论述了古代世界最为典型的象形文字:古代西亚的楔形文字、中国的汉字、埃及的象形文字，尤其是埃及的象形文字的产生、发展、特点，同时将它与中国的汉字进行比较，认为中国的汉字是象形文字发展最为完备的形式。

第二，在古代埃及的年代学与历史分期问题上，由于不同学者进行构建的依据和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刘文鹏考虑到古代埃及国家形态的发展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埃及史的分期:史前时代和前王朝时期;埃及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分裂(1一10王朝);

埃及王国的发展与衰落(11- 17王朝);埃及的军事霸权与帝国的形成(18- 20王朝);埃及帝国的分裂、复兴与衰亡(21- 31);异族的长期征服与奴隶制的崩溃。这种分期法，将古埃及的历史延长至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古埃及文明被伊斯兰文明所取代，古埃及的历史才最终结束了。郭丹彤则认为古代埃及的历史分期应作如下划分:早王朝起自涅伽达Ⅲ止于第3王朝;古王国应从第4朝始，止于第8王朝;第一中间期包括9- 10王朝以及蒙图霍特普一世之前的第11王朝;中王国包括霍特普一世开始的第11王朝以及第12和13王朝;不存在第14王朝;第二中间期包括第15和17王朝;新王国包括18 - 20王朝;第三中间期相当于21一25王朝;后王朝时期为26 - 31王朝。[8〕这两种分期法打破了国内学界传统的观点，其间不乏新意，充分表现了学者们独立思考、勇于探索的精神。

第三，“人类文明的形成演进，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皆有其同，也有其异，只有将中国考古学的成果与外国相当的文化相比较，才能在这一代县面上说明彼此的异同。引用外国考古成果，需要对其具体工作有较多知识。基于这一认识，近十年来，我国学者也很关注埃及考古的进程与发展。

刘文鹏的《埃及考古学的研究与展望》，系统地论述了埃及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对象与意义，同时对新世纪埃及考古学的新课题和新手段进行了展望。刘文鹏和张晔合著的《1989

- 1999埃及考古学的新发现》，对十年间重大的考古发现作了归纳和介绍。令狐若明的《金字塔脚下的考古新成果》主要介绍了1999年3月3日埃及考古发掘的三项新成果，并指出，这次考古发掘利用现代传媒手段，通过卫星向全世界进行了现场直播，是人类寻觅自己远古足迹的一次尝试。另外，巴里·克姆普的《解剖古埃及》一书以新的发掘证据和现存资料的重新解释为基础，从考古学的角度对

古埃及社会做出了综合评价。Jean Vercoutter著作的《古埃及探秘——尼罗河畔的金字塔世界》(吴岳添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11月)一书也从考古学的角度以大量精美的插图、详细的注解向人们诠释了古埃及文明。

第四，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探索和研究仍旧是古埃及文明研究的重中之重。对经济领域的奴隶制问题的研究，传统上以法老时代埃及的奴隶制度论述较多。颜海英则撰文分别论述了托勒密时期和罗马时期埃及的奴隶制。在《托勒密时期埃及的奴隶制》一文中，她认为，在托勒密时期，奴隶制比法老时代有了很大的发展。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奴隶法律特征的逐步明显;二是奴隶制呈现更多的复杂性、多面性。这一时期，奴隶制虽然呈发展的趋势，但程度有限，奴隶劳动在社会生产中基本上仍处于附属地位。在《古马时期埃及的奴隶制》一文中，颜海英认为，罗马时期，奴隶制有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具备了一些古典奴隶制的法律特点，但是不能对这种发展有过高的估计，总体上，奴隶的使用更多的局限于家内，其劳动只是间接地对社会生产起作用。因此，她得出结论，由于经济发展的深刻差别，奴隶制的发展在古代各地区有着很大的不平衡性，并非每个古代国家都必然经历奴隶制社会即奴隶劳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李红云也认为托勒密埃及是古代埃及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这段统治相对于法老埃及来说是外来的政权形式，它的统治在法老埃及基础上又融合了希腊人的专制主义统治，从而形成了兼具东西特色的政权模式，经济上主要反映在国王的官僚机构对农业、工业、商业、金融业等领域的管理上，体现出了一种垄断和专营的特点。

在政治领域，张晔和刘洪采对法老时代埃及王权的演进作了系统的阐述。他们认为法老王权和埃及国家的兴起、强大、鼎盛、分裂与埃及文明的形成、发展、昌盛、衰落息息相关。王权强大时，则国家强大昌盛，反之亦然。因此，从法老王权的演进可以看到整个古埃及文明行进的脉络。郭丹彤认为在第12王朝时期的政治斗争中，王权逐渐加强，地方贵族势力逐步减弱，中央集权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第12王朝的埃及正是从城邦制向帝制过渡的时期。李晓东考察了埃及法老的王衔，指出它由五部分组成，即荷鲁斯、两女神、金荷鲁斯、登基名和姓。在法老的王衔中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的神的名字，这些神在王衔中的升沉表明了国家政权的演变，通过对埃及王衔的研究可以勾勒出古代埃及政治历史的主线。

刘文鹏和郭丹彤都对古埃及第1中间期的历史给予关注。在《古埃及第1中间期的“大饥谨 ;与人民大起义》一文中，刘文鹏认为第1中间期的骚乱与这一时期严重的干旱和“大饥谨”的流行有重要的关系，正是因为干旱和“大饥谨”的流行，引发了的严重的社会动乱和人民大起义，进而破坏了社会秩序，颠倒了阶级关系，破坏了政府机关，冲击了人们的思想，淡化了对神的崇拜。郭丹彤则强调了第1中间期在整个埃及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承上启下的作用，第1中间期是古代埃及历史上的第一个分裂时期，但并不是黑暗时代。第1中间期的社会动荡使埃及人的世界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削弱了王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为后期埃及人精神上的自由和解放开启了先河。

古埃及在地理上尽管比较封闭，但其文明的发展并非完全孤立排外，而是采用不同方式在不同时期和周边国家与地区进行交流。众多学者对古代埃及的对外交往和联系发表了看法。郭丹彤四篇论文分别论述了不同时期埃及的对外关系。《第18王朝时期埃及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统治》一文从埃及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行政官僚体系的比较入手，揭示出二者本质上的同一性，认为埃及在两地的统治不是有别而是趋同，都具有埃及殖民地的特征。《史前文化时期埃及和巴勒斯坦的关系》考察了公元前四千年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的贸易关系以及埃及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殖民统治，认为这两者尤其后者是埃及成为近东帝国的首要条件。在公元前三千年，埃及放弃了对巴勒斯坦南部的统治，建立起了较为平等的商业贸易关系。锐新王国时期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关系》一文认为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埃及的史前文化时期，但在新王国时期二者的关系才发生了质的变化，密集的战事和频繁的外交活动改变了两地间往昔的平和气氛，从而迎来了整个近东世界国际时代的到来。《论新王国时期埃及和利比亚的关系》认为，在新王国时期，埃及和利比亚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从平稳发展转向武装冲突，并指出导致这一转变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埃及内部政权的分裂及对利比亚边境地区的重视不足，利比亚人对埃及的渗透和入侵为他们最终夺取政权提供了先决条件。

袁指挥和刘凤华以亚述的兴起为界分为两个阶段，考察了阿玛尔纳时代埃及与巴比伦的关系。前一阶段，埃及对巴比伦的政策是通过物资资助来换取巴比伦的支持，而巴比伦在政治上与埃及做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目的是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第二阶段，巴比伦开始放弃苛刻的经济外交政策，提高了对政治地位的关注，而埃及出于牵制巴比伦的目的，不顾巴比伦的反对，最终承认了亚述。

王海利的《古埃及“只娶不嫁”的外交婚姻》对第18王朝几位国王统治时期的外交婚姻作了介绍，并分析了埃及人之所以采取这一政策的原因。随着国势的衰弱，埃及人被迫对这一外交婚姻立场作出让步。郭子林、李凤伟认为托勒密时期埃及的王室婚姻很有特点，继承了法老埃及的传统，实行近亲婚姻，托勒密埃及近亲婚的主要形式是兄妹婚，这种特殊的婚姻制度对托勒密埃及的历史发展产生了直接而又重要的影响。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我国国内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在国外获得埃及学博士学位的复旦大学金寿福教授用外语在杂志上分别发表了《古代埃及法律中的判决和调停》、《古代埃及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无罪的穷人在法庭上所受的歧视》等多篇文章，这表明在古代埃及文明研究领域我国学者可以直接与国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除了上述几个问题受到普遍的关注外，有些青年学者另辟蹊径，运用社会史学、心理史学的方法对一些问题进行探析。如社会史中的妇女研究受到重视。张晔、刘洪采在《法老时代的埃及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中提出，无论在生产活动中还是在感情活动中，无论是作为妻子还是作为母亲，妇女均获得了尊重，具有较高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并分析了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苏艾平对古埃及艺术中的女性形象一女神、女王、贵妃、妻子、少女和劳动妇女等进行了分析，认为她们直接说明了古代埃及妇女曾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再现了锁闭的沙漠绿洲中成熟和谐的女性文化。王海利《喜克索斯王朝与古埃及帝国——试以精神分析理论框架阐释古埃及帝国构建》一文，利用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理论，从心理史学的角度出发，对古埃及帝国的构建做了尝试性研究，这种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的应用也代表了近年来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