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再度大放异彩

《满江红》破30亿，这个不输西安，被林徽因疯狂表白的老城终于藏不住了要说现在最热门的影片是什么？《满江红》一定有姓名。

上映8天票房已经破了30亿。

除了剧情紧凑悬疑外，剧中人物行走的深宅窄巷古色古香，与光影色彩结合在一起，将氛围感拉满，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两个小时反转不断的探案，都发生在这座灰墙青瓦的深宅窄巷中。

电影在哪拍的？这是很多人看完电影后发出的第一声感慨。

“一城看山西，一街五千年”整部影片都取景于太原古县城东北角的一处五进院。

太原古县城位于山西太原市晋源区。

它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

宛如一只头北尾南振翅高翔的凤凰，所以有“凤凰城”的美誉。

电影里那一条条交错纵横的狭长走道，让观众对美学镜头下的高墙古院叹为观止。

顺着城墙，走在宽敞的十字街上，正中央的“市楼”矗立在眼前，绮丽又壮观。

电影里局中有局、人外有人，人心叵测、生死难料，一夜之间风云变幻，各方势力暗流涌动……最后岳飞的《满江红》响彻天地，久久没有停息。

就像是太原古县城作为古晋阳城的文脉延续，蕴藏着深厚的历史积淀。

从古到今，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并被传承下来。

这里有晋剧、绛笔、传统布鞋……这里也有花馍、晋祠元宵......这里更有36项非遗打造研学课程。

登上古城墙可见，青砖青瓦，古朴亲切，黄绿琉璃，明媚半城。

在这古城街巷里，古楼古庙错落有致，到了夜间，与灯光景观交相辉映，加上各种店铺里面传来的阵阵吆喝声，别有一番韵味。

除了灯火的守望，古城里还有烟火气和市井味。

古街古巷里的定襄蒸肉、老汤涮牛肚、四道巷老酸奶铜锅豆腐脑……食一碗人间烟火，饮一杯人生起落。

所以，有机会来这里走一走吧。

摸一摸古城墙，听一听洗涤历史的钟声，感受一下古晋阳2500年的深厚历史底蕴。

其实，这不是张艺谋第一次在山西拍戏了。

《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在著名的乔家大院取的景。

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电影在这片土地上诞生。

为什么？因为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形成了统一于中华文化下的各种地域文化。

《悲情城市》电影影评第一次了解到《悲情城市》这部电影，是在图书馆的电影系列书架上，看到了贾樟柯导演的那本墨绿色的书，书中有一部分章节提到了侯孝贤导演和他的这部作品。

影片的开头，在一座昏暗的屋内，林家长子林文雄略显焦虑地抽着烟，不时望向屋内即将生产的妻子，广播里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声音断断续续。

男人卷起吊灯上的挡布，室内亮起一圈暗黄的光晕，孩子降生，取名林光明。

随着日本投降，台湾光复，战后经济萧条，政权更迭带来的社会秩序混乱，在人心尚飘零如浮萍不知归属何处时，被灰暗与迷雾笼罩的基隆，林姓一家的生活也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下逐渐走向分崩离析，最终走向悲剧，成为一个充满茫然惶恐和未知苦难的时代缩影。

知识分子们围坐在酒桌旁，讨论着时局，感叹着命运，高唱着《流亡三部曲》，而一旁 8 岁便失去听力的林文清却显得茫然无措，游离在外。

他索性和宽美讨论着音乐，通过纸笔交流，在心中倾诉着自己的话语。

他的静默与温和，以及他与宽美之间心心相惜的感情，为这个充满悲悯与灰暗的故事带来了一丝生机与光亮。

宽美旁白的娓娓道来，以及文清笔墨交流时画面上如黑白画卷般充满诗意的字迹，成为了这个冰冷残酷现实里仅存的一丝浪漫。

然而，接连不断的事件最终还是将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彻底摧毁。

树欲静而风不止，林文森因战事远走南洋，自此生死未卜；林文雄在战后时局动荡、多种势力斡旋中，心系家族、主持大局，却不幸被卷入是非，最终倒在了对手的枪下；林文良走私毒品，在狱中饱受折磨，最终精神失常，不省人事；而始终处于边缘、品行温良、不问世事的文清，也因与进步人士的关系而身陷囹圄，遭遇不测。

曾经四世同堂、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的大家族，如今只剩下宽美、阿谦与远方的阿雪，在书信间残存着些许温暖。

无论是林家的老老小小，还是影片中未曾着墨的这座悲情城市里的芸芸众生，在这段历史中，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

影片中对各种事件和人物冲突的画面处理，台词极少。

例如，文清第一次被抓到监狱时，即将被提审的狱友默默整理着衣裳，互相道别；林文雄在赌坊与黑帮发生冲突被枪杀；最后宽荣被补等场景，我们只能听到枪声、打斗声，甚至铁门碰撞的声音。

《悲情城市》的历史叙事探微作者：周柳伊来源：《今传媒》2018年第07期摘要：本文以台湾导演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为个案，探讨了《悲情城市》中历史叙事的方法和语言。

即影片主要以小人物的历史见证、侧面烘托的历史叙述、诗意化的历史叙事的叙事方法来建构台湾近代的历史风云，并引发着对台湾“身份认同”的深度思考。

关键词：悲情城市；历史；叙事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8）07-0115-02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强烈的使命感和悲悯情怀，引领着不惑之年的侯孝贤告别了青春往事的个人体验，把镜头伸向了更宽广、更宏阔的视野，从1989年始他将目光投向了台湾近代的历史风云。

1989年创作的《悲情城市》是侯孝贤电影艺术的一座高峰，也是迄今为止，侯孝贤最完整的“台湾史”作品，并以其对“政治电影”的突出而获奖。

而《悲情城市》的历史叙事，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小人物的历史见证、侧面烘托的历史叙述和诗意化的历史叙事。

一、小人物的历史见证在《悲情城市》里，侯孝贤一直试图寻找近代台湾历史曲折坎坷的根源，延续其一贯的风格，“不盲信由官方解释、判定的历史，而是站在台湾普通民众的立场”[1]，侯孝贤再次把目光投向了动荡时代中普通人的生活遭际，且借小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来反映历史风云的变幻。

个人苦难和政治洪流混合，较之对历史事件的客观描绘要更为深刻、真实。

20世纪40年代，日本战败撤离、国民政府迁台，台湾社会复杂多变。

《悲情城市》对准林家这样的三世同堂，以林家失聪的四弟文清和护士宽美之间的情感发展为明线，串起林家家族命运的交织，且经由这一家人在大时代悲欢离合的回忆和叙述，见证1945年至1949年这段统治者转换替代过程中的台湾历史，以及由此产生的身份认同的危机与矛盾。

护士宽美，一个本应过着简单快乐生活、远离政治的女人，却在乌七八糟的历史环境中整日为亲人担惊受怕；失聪的四弟文清是个专业的照相师，他纵然失去了口耳的感触，却能通过一双眼洞明世事，并用照片记录历史的瞬间，文清手里的相机，让历史和现实无处可逃。

台湾电影概述一台湾新电影之前1901年电影开始传入中国台湾。

1921年以前，台湾主要放映日本影片。

在此期间，曾有日本人在台湾拍摄过少量新闻纪录片。

1922年，日本松竹蒲田电影公司在台湾摄制了日本影片《大佛的瞳孔》。

1925年，台湾人刘喜阳等组成了台湾电影研究会。

在台湾摄制了第一部故事片《谁之过》。

1922～1945年，台湾共摄制了10部故事片，其中有3部有声电影。

第一部有声电影是《鸣呼芝山岩》。

由于从1895年到1945年台湾一直被日本侵占，它的有声影片是说日语的。

这一时期的电影多被用来为日本军国主义作宣传。

例如1937年摄制的《荣誉的军夫》。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收了日本台湾映画协会和台湾报道写真协会。

于1945年11月在台北成立了台湾省电影制片厂。

1946年开始生产新闻纪录片，两个月生产一辑。

只印一个拷贝，在台湾少数影院巡回演出。

到50年代末，基本保持这一水平。

1946年3月在重庆创办、1948年经南京迁往台湾的农业教育电影公司和1949年5月从南京迁往台湾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由于准备不够，50年代初期以前，均未拍摄过影片。

1946～1949年，台湾只由私营万象影片公司拍摄生产过一部故事片《阿里山风云》。

整个50年代，台湾一共生产了237部故事片，其中58部是“国语”（普通话）片。

其他是台语片。

1950～1954年，台湾一共生产了14部“国语片”。

其中11部是“官方”制片公司拍摄的。

3部是私营制片公司摄制的。

1955年以前，台湾先后有4家“官方”制片机构：农业教育影片公司、“中国电影制片厂”、台湾省电影制片厂以及由农业教育影片公司和台湾电影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合并而成的“中央”电影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在此期间，“官方”影片公司的产品反共内容较多，如《恶梦初醒》、《梅岗春回》等。

由于不受观众欢迎、海内外市场均不接受，因此，之后的影片内容逐渐转向其他方面。

1955年是台湾电影事业的转折点。

一夜风吹过黑幕下的基隆，岁月翻起的浪敲打月下的城。

一个女人在生产，一盏灯在小屋中挂起，点亮一家人昏黄的的焦灼。

这是1945年的台湾，吱吱呀呀的收音机播放着日本全面投降的消息，女人的呻吟不时从屋中传出。

而灯光幽明的小屋如海中的一叶舟，漂泊着一家人几十年动荡的岁月。

不多久，一声啼哭豁然划破黑暗，一个婴孩诞生了。

孩子是个男孩，父亲林文雄为之取名光明。

夜色还凉着，天或许快亮了。

孩子仍不时啼哭，窗外的墨色淡了一些，又很快归于沉寂。

这一刻，是一个家族悲剧的开始。

伴随着婴孩初生的，还有我们将要讲述的一段故事。

讲故事的人，叫做侯孝贤。

中学时候第一次看这部电影，一直不敢提笔说它，也不能说就真的看懂了它。

常常会在脑子里想起一些情节和对白，体悟的是一份诗意的抒情和浮沉的怅然。

年岁渐长，才评出其中不绝如缕的悲怆来，以及娓娓道来的对于时事的叙述和人生的解读。

这部电影台词不多，想说的话却都在画面之外。

浩海中浮沉的是漂泊不定的台湾，孤岛上动荡的是乡愁不断的基隆，悲城里生活的是平凡普通的林姓一家。

电影便是以林氏一家，串联起了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至四九年国民政府迁台之间的一段历史。

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国民政府于10月25日派行政长官陈仪接管台湾，宣布台湾重入中国版图。

然而台湾本岛人民的生活，并不曾因政权的更替而一日转变。

太阳旗落下，青天白日旗升起；知识分子慷慨高歌《流亡三部曲》，孩子耳边仍悠扬响起日本的旧时民谣；收音机里播放着台湾光复的捷讯，宽美却温暖地流着眼泪相送日本女子静子；当政者换了国民政府，腐败混乱却比过去更甚，就像片中林文雄呐喊的不平：“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

”到了二二八事件，这样的矛盾终致爆发。

1947年2月27日，国民政府台湾专卖局工作人员，在一次缉私活动中打伤女烟贩林江迈，后又误杀路人陈文溪。

28日，台湾市民举行示威，要求严惩凶手，却遭开枪扫射。

民众愈愤，冲突在数日内蔓延全台湾，国民党调动大批军队镇压，伤亡者有近千到数万人的估计。

中国电影国际获奖一览中国电影戛纳回眸1959年，台湾影片《荡妇与圣女》被戛纳电影节评委会选中，是第一部正式参加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角逐的华语影片。

1975年，胡金铨和他的《侠女》。

一举夺得了当年的最高综合技术奖，在戛纳电影节上为中国人写下了里程碑式的一页。

1979年，戛纳电影节首次出现了中国内地导演的作品：谢铁骊的《早春二月》。

1980年，中国动画片巨作《哪咤闹海》被戛纳电影节选为正式参展片。

1981年，戛纳电影节组委会选择了两部著名的“伤痕电影”《苦恼人的笑》、《戴手铐的旅客》，两部经典电影《马路天使》、《三毛流浪记》以及动画巨片《大闹天宫》组成一个中国影片单元参加戛纳电影节的展映。

1983年，由岑范执导，严顺开主演，改编自鲁迅先生名作的《阿Q正传》被组委会选中，成为第一部正式参加角逐“金棕榈”大奖的中国内地电影。

谢晋的《牧马人》、杨延晋的《小街》、于本正的《日出》、谢飞的《湘女潇潇》、黄建新的《黑炮事件》也在此期间齐齐杀到戛纳。

1987年，陈凯歌带着自己的新作《孩子王》在戛纳亮相。

1993年，陈凯歌奉上了自己集结内地和香港最优秀的演员及制作阵容的《霸王别姬》。

当《霸王别姬》夺得“金棕榈”大奖的消息传出后，每个热爱中国电影的人都异常激动，因为他们为此等待了很多年。

1994年，张艺谋的《活着》夺得了评委会特别大奖，葛优更是获得了最佳男主角的荣誉。

1994年后，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陈凯歌的《风月》、《荆轲刺秦王》相继来到戛纳参赛，并且都有所斩获。

中国影片冲击威尼斯影展全记录中国人在威尼斯曾写下一个又一个“秋天的童话”。

1989年秋，威尼斯电影节主席把金狮奖授予了台湾导演侯孝贤的作品《悲情城市》，从此，台湾电影作为华语电影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开始享有更多的国际声誉，而侯孝贤也一跃成为国际知名导演。

自此，几乎此后每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都有华语影片参展，对各大奖项也是频有斩获。

1991年，张艺谋凭《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喜获银狮奖，这对于出道不久的张艺谋来讲是个天大的喜讯。

《悲情城市》电影观后感在寂静的深夜，我独自看完了近三个小时的电影《悲情城市》，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情感，却难以找到恰当的词汇来表达。

这部电影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深刻的主题吸引了我。

它没有过多地强调历史的宏大叙事，而是将焦点聚焦在个体的命运上，通过细腻的情感描绘和真实的生活场景，展现了那个特殊时代的人性与挣扎。

电影的开头，日本天皇宣布战败的消息被镜头所掩盖，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新生命的诞生。

这种对历史的悄然处理，让我深刻感受到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渺小与无奈。

国家的环境再波澜壮阔，也无法阻挡个体命运的颠沛流离。

文清与宽美的爱情是影片中一抹温暖的色调。

他们在喧嚣的背景下，通过纸笔交流，逐渐靠近彼此。

文清替宽容去接宽美，他们的笔谈充满了含蓄与温情。

二二八事件后文清牵扯入狱，当我在屏幕前等待着之前一样的枪响时，镜头却一转，文清竟然幸存归来。

他们在山上相对无言，用纸笔匆匆交谈，那种揪心的爱情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悬念，直到他们的婚礼，我们才看到他们的幸福。

然而，宽美的身孕和宽容的死讯打破了一切，宽美接过信纸的那一刻，她的痛苦和挣扎让人心痛不已。

他们预备逃跑又终究回来，全家福上只有孩子是笑着的，这种无奈和悲哀令人感慨万千。

电影中的大哥文雄是中国传统兄长的形象，他担负家族重责，教育兄弟，处理各种问题时魄力十足。

然而，他的死亡却来得如此突然，镜头直接切换到他的葬礼，让人感到一阵唏嘘。

整部电影中人物的命运都随历史流转，从台湾光复到二二八事件，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压着每一个人。

宽容逃到山中隐居，试图逃避现实，但最终还是难逃死亡的命运。

文清从狱中释放后带回遗物，血书上写着“要有尊严地活”，这也是他对命运的抗争和对人性的坚持。

而在影片的这个家族的老人孩子坐在桌前吃饭，虽然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和四儿子都遭遇了不同的命运，但家庭依然维系着，这种坚韧和生命力让人敬佩。

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我也不禁思考起现实与历史的关系。

电影中的台湾经历了日本的殖民统治、蒋介石兵败退守台湾等历史事件，“外省人”与台湾本土人民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和对抗。

冷静与躁动——观《悲情城市》有感韩成0730******* 最初看《悲情城市》，或许是我心浮气躁，觉得它很乱，又没有吸引人的情节。

但过了两日，主题曲那缓缓的节奏，绵绵的咏叹却长久地萦绕在我心际，给我躁动的心一种镇静。

我又静静地把它看了一遍，才发现《悲情城市》是这样一部丰腴的影片。

它就像电影界的《红楼梦》，是一部人世的百科全书，是一首宏大的悲情史诗。

正如侯孝贤自己所说，他在影片里试图展现着复杂的台湾人——有慵懒的本地艳歌情调，又有知识分子的清新浪漫，有点土流氓气息和日本味，又有一种血气方刚。

这样深刻地去剖析民族去探索人性的电影思想上必然是丰腴的，值得我们去慢慢地咂摸。

它也是看不腻的，甚至可以说会越看越爱看。

因为会随着熟悉而丧失的只有情节的夸张取巧，会因为理解的深入而得到却是精神的内核，所以这样一个不立足于情节而充满了文化气息的影片是很有后劲的。

越看，越觉得有不尽的感悟想一吐为快，就巨细不分地写了以下很多很多。

导演用冷静出奇的叙事手法地讲述了一个躁动的年代。

整个叙事像一首散文诗。

诗嘛，就在于很多地方的大胆省略，留给你去想象。

零散的片断，跳跃的情节，像若隐若现的小路，像徐徐涌出的清泉，是一种省略与跳动式的自由体叙事，的确对观众的审美观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它并不追求蒙太奇学派的镜头撞击与激情，甚至还舍弃了叙事的完整，来留下大片的空白。

这正是典型的东方美学。

单场进行的非常慢，而转场连接又非常的快，用了所谓的“声先画后”的链接，比如文雄死后那段，那只鹰还在天上盘旋，就传来了接下来情节中的鞭炮声了，很有一种苍凉、遒劲的历史笔调。

除此以外，它的故事本身就不像传统电影与流行商业影片那样着眼于戏剧式的情节纠结和矛盾冲突的激烈，而是尽力地在追求真实，拒绝任何做作和夸张。

他们演得实在太过真实了，以致于让人觉得好像是把摄相机放到他们家里一样。

看似随意的饭桌边无关紧要的谈话镜头也协助营造了一种自然状态下的日常生活的氛围。

用冷静的镜头记录这躁动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