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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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证据的证明标准篇一:论行政处罚的证明标准论行政处罚的证明标准行政处罚是建立在事实认定基础上的法律适用。
所以,行政处罚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认定事实的问题和如何正确选择法律规范并加以适用的问题。
对于法律规范选择的规则,立法法已有比较明确和具体的规定。
理论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深入。
但对于如何认定事实的问题,即行政处罚的证据规则,理论界关注不多,立法中的规定也非常稀少,已有的规定又过于原则和笼统。
在行政处罚实践中,事实认定问题引起的争议频频发生,如何认定事实成为困绕执法人员的疑难问题;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对行政处罚的事实认定部分进行审查时,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法官与行政机关在理解上容易产生分歧,法院之间对于同一案件的看法也不尽一致。
法官经常会听到行政机关的抱怨。
这种现状,与证据规则的不明确、不完善有着必然的联系。
行政处罚证据规则的内容,应当包括证据可采性、举证责任、证据的判断、证明标准等方面。
本文只是选取证明标准这一个部分,结合行政处罚实践中出现的疑难问题进行探讨,提出观点。
一、事实认定需要证明标准(一)行政处罚的事实认定过程:以事实为根据还是以证据为根据我们经常讲,行政处罚应当以事实为根据。
但大多数情况下,执法人员不是违法事实的直接感知者,对于执法人员来说,违法事实是永远不可能重现的过去。
对于未曾直接感知的过去,只能通过各种手段去认识和判断。
而这一认识以及判断过程所产生的结果,严格地讲不是事实本身,而是一种对过去的确信或者怀疑的心理状态。
所以,作为行政处罚适用前提的违法事实,是靠执法人员透过各种证据对事实的认定。
当这种认定在法律上被认为是可以接受时,这种认定就可以作为法律上的真实而成为法律适用的前提。
从这个角度上说,在执法人员眼中,只可能有法律上的真实,不可能有绝对的真实。
试分析一个案件查处过程:行政机关接到举报,查处一起销售假药案,行政机关对相对人是否实施了销售假药行为并未直接感知,行政机关只能通过调查取证,收集一系列的证据:如相对人的销售记录、举报者提供的由相对人开具的发票、对该药品的检验报告等等。
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在行政诉讼中的应用近些年来,随着我国行政诉讼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在行政诉讼中逐渐成为重要的法律制度。
本文将从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概念、性质、特点以及在行政诉讼中的应用等多个方面进行探讨,以展现其在行政诉讼中的重要作用。
一、概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是指在行政争议中,行政机关对于自己的行政行为所作的事实主张,必须具备高度盖然性,即不容置疑,否则将不予采信。
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确立了行政机关对于行政行为成立的证明责任,对行政机关和行政争议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际意义。
二、性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性质是一种制度性规定,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中的一种基本制度。
其主要作用是强化行政机关自己行政行为成立的证明责任,提高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说服力,并促进行政争议的公平,保障行政法制的权威性。
三、特点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1.制度化。
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已经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2.适用性广。
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适用于行政诉讼的各种情况,为行政争议解决提供了有利的法律依据。
3.要求高。
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要求行政机关对自己的行政行为所作的事实主张必须具备高度盖然性,即不容置疑,这对行政机关的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强制性。
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是行政诉讼中的强制性规定,它规定了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成立的证明责任,是行政争议解决的基本原则。
四、应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在行政诉讼中的应用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对行政机关的证明责任加强。
根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行政机关必须对自己的行政行为证明其合法性,并且具备高度盖然性。
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当行政机关进行事实主张时,必须严格遵守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否则将失去证明力。
2.对行政争议解决的影响。
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制定,旨在保证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合法性和行政争议的公平,因此它对行政争议的解决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实际意义。
行政诉讼法证明标准一、行政诉讼法证明标准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指在行政诉讼中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是人民法院认定行政案件事实的标准,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
该定义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证明标准是衡量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是否履行了举证责任的标准。
在诉讼中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必须有一个衡量标准,达到了这个标准,举证责任就完成。
第二,证明标准是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标准。
法院必须根据案件事实来解决行政争议,法院认定事实必须有一个标准,达到了这个标准,就查清了案件事实。
第三,证明标准是主客观的统一。
法院判案追求的是法律事实,法律真实,就是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是一种法律上构成的真实,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
第四,证明标准包含了对证据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要求。
法律真实的获得是通过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质(是否合法)和量(是否充分)的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体现了对证据质和量的要求。
二、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特点第一,证明标准具有灵活性。
在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法律关系中,由于行政主体是依法享有国家行政管理职权,代表国家独立进行管理并独立参加行政诉讼的组织。
在行政程序中,行政主体始终居于领导、支配、主导地位,享有某种管理特定事物的职权,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行文,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处理决定。
而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始终处于被领导、被支配、被管理地位,只能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权利。
这种地位上的不平等,导致行政主体在处理事务上享有法律赋予的某些特权,调查某些事项较行政相对人更容易,更易于全面调查收集相关证据,以保证其所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
所以,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要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以证明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有效。
行政相对人也可能提供相关证据,但多数情况下均不如行政主体提供的证据全面、系统。
所以,行政诉讼原则上采用明显优势证明标准既符合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又能体现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
当前我国奉行的“重新审理基础上的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割裂了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内在联系,不符合司法公正与效率的要求,结合国情以及国际经验,应采取“以直接审理基础上的合理证据标准为主,以重新审理基础上的证据确实充分标准或高度盖然性标准为辅的证据审查标准”。
前言行政诉讼是法院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以及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行政法律关系的状态进行的审查。
主要包括:事实审,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以及该事实认定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要求进行审查,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法律审,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在适用法律上是否符合法律要求进行审查,对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效力状态依据法律进行确认。
鉴于认定事实是适用法律继而作出相应裁判的前提和基础,事实审构成行政诉讼制度的核心。
行政诉讼证据审查标准,又称行政诉讼事实审查标准,是指法院在行政诉讼事实审中,据以判断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在证据和认定事实方面是否符合法律要求,认定案件事实并作出相应裁判的尺度。
从行政诉讼中当事人负举证责任的角度来讲,行政诉讼证据审查标准实际上就是行政诉讼当事人在司法程序中应当通过举证活动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
关于我国行政诉讼证据审查标准,理论界缺乏认真细致的研究,在笼统地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所确立的“确实充分”标准的同时,大多借鉴国外刑事、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主张在刑事诉讼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和民事诉讼“盖然性占优势”标准之间确立行政诉讼证据审查标准。
理论认识的分歧、理论认识与法律规定的不一致严重影响了司法实践的统一,现实中存在各级、各地、各家法院在行政诉讼证据审查标准上各自为政的混乱现象,甚至是同一家法院的审判人员,由于个人认识、审判经验的区别,在证据标准的认识上也有所不同。
最高人民法院在起草《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过程中,曾将行政诉讼证据审查标准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加以规定,但因条件不成熟而最终未加以规定。
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行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行为。
在行政诉讼中,证据的证明标准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诉讼的胜败。
在我国,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主要包括证据能力、证据质量和证据责任等方面。
下面,将从这几个方面来详细介绍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
首先,证据能力是指证据的能力足以证明所要证明的事实。
在行政诉讼中,原告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
证据能力强的证据,可以更好地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而证据能力弱的证据,则可能无法支持原告的主张。
因此,在行政诉讼中,原告需要搜集并提供充分的证据,以满足证据能力的要求。
其次,证据质量是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充分性等方面。
在行政诉讼中,证据的真实性是最为重要的。
原告提供的证据必须是真实的,不能是捏造的或虚假的。
此外,证据的合法性也是需要重视的,证据的获取途径必须合法,不能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证据。
而证据的充分性则是指证据是否足以证明所要证明的事实。
在行政诉讼中,证据的质量是影响诉讼结果的关键因素。
最后,证据责任是指证据提供方对证据的真实性、充分性和合法性承担的责任。
在行政诉讼中,原告需要对提供的证据负有责任,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充分性和合法性。
如果证据不真实或不充分,原告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而被告也需要对提供的证据负有责任,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证据责任的明确有助于保证行政诉讼的公正性和公平性。
综上所述,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诉讼的胜败。
在行政诉讼中,证据能力、证据质量和证据责任是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
只有在这些方面都得到充分考虑和满足的情况下,才能确保行政诉讼的公正性和公平性。
希望相关当事人能够充分了解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提供充分的证据,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重构摘要:我国现行的一元化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缺乏可操作性,有必要重新构建我国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不同于刑事、民事诉讼,其证明标准具有自己的特点。
在确立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时,应考量的因素包括:行政诉讼案件的性质、行政诉讼目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的举证能力。
重构我国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体系,应以”明确、充分证明”为总的要求,”清楚而有说服力标准”为一般标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标准”和”优势证明标准”为补充标准。
关键词: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证明标准即负有举证责任的主体在诉讼活动中对待证事实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
证明标准问题在证据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关系到诉讼活动的具体展开,而且决定了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国三大诉讼法实行的是一元化的证明标准体系,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本文拟从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自身特点出发,分析确立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所需考量的因素,对确立何种新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体系试加以探讨。
一、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特点(一)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具有灵活性行政诉讼所要解决的纠纷是行使国家权力的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冲突。
其目的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由于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性与广泛性,以行政行为对公民权利的影响程度作为适用不同证明标准的依据具有科学性。
因此,如果行政行为对公民的权利影响较小,行政诉讼就可以采取较为宽松的证明标准;如果行政行为对公民的权利影响重大,特别是当影响到公民的基本权利时,诉讼过程中应当设定较为严格的证明标准,以适应有效保障公民的权利,约束强大的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影响。
①有学者认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与行政案件的具体性质和案件的严重程度成比例关系,案件越重大复杂,证明标准应当越高;在同一行政案件汇总,法官可能针对不同的问题,适用不同的标准。
②笔者认为,不论是根据行政案件的客体,还是举证责任所做的适用标准的划分,其实质是根据对公民权利的侵害程度的大小,都是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灵活性的表现。
三大诉讼的证明标准在司法诉讼中,证据是裁判的重要依据,而证据的证明标准则是评判证据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有着三大诉讼的证明标准,分别是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以及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
本文将对这三大诉讼的证明标准进行详细介绍,以便读者对司法诉讼中的证据证明有更清晰的认识。
首先,我们来看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在民事诉讼中,证据的证明标准是“合理可能性”。
这意味着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只要能够合理推断出所主张的事实的存在,即可被法院采纳。
这一标准要求并不高,只要证据能够合理地证明所主张的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即可。
因此,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只需提供一定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而无需严格地证明事实的真实性。
其次,我们来看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在刑事诉讼中,证据的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
这意味着法院在判断被告是否有罪时,需要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被告的罪行。
被告的有罪应当是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而不是仅仅合理推断的可能性。
在刑事诉讼中,证据的确凿性和充分性非常重要,法院需要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被告的罪行,以保障被告的合法权益。
最后,我们来看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
在行政诉讼中,证据的证明标准是“充分证据”。
这意味着当事人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
与民事诉讼不同的是,行政诉讼中的证据标准要求更高,当事人需要提供更充分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
这是因为行政诉讼涉及到政府行为,需要更加慎重地对待证据的证明标准,以保障公平公正的司法裁决。
总结来说,三大诉讼的证明标准分别是“合理可能性”、“证据确实、充分”和“充分证据”。
这三种不同的标准在不同的诉讼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保障了司法裁判的公平公正。
当事人在诉讼中需要根据不同的证明标准来提供相应的证据,以确保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对于法官来说,也需要根据不同的诉讼类型来严格审查证据,以保证裁判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希望本文对读者对三大诉讼的证明标准有所帮助,对司法诉讼有更清晰的认识。
论行政公益诉讼证明标准张硕【摘要】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虽已确立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但其证明标准问题尚未厘清.行政公益诉讼证明标准的设定,应综合考虑各项相关因素,通过格次划分技术和情境化处理技术,对各类待证事实分别设定不同的证明标准.具体而言,检察机关对存在行政违法事实的证明、公共利益受损事实的证明、已履行监督职责事实的证明宜分别适用"合理的可能性"标准、"高度盖然性"标准和"确信无疑"标准;行政机关对行政行为合法这一实体法事实与程序法争议事实的证明宜适用"清楚和有说服力"标准;对一般程序法请求事实宜适用"合理的可能性"标准.全案定案标准宜适用"清楚和有说服力"标准.【期刊名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8(020)004【总页数】7页(P42-48)【关键词】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作者】张硕【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武汉43007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25.3一、问题与路径“证明标准是当事人履行证明责任如何使证据确信而必须达到的状态。
”[1]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以极大的灵活性和延展性著称,不同类型的行政诉讼案件需要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2]。
2017年6月《行政诉讼法》修改,增加了行政公益诉讼这一新的诉讼形态。
显然,行政公益诉讼作为一种客观诉讼,其证明标准理应与“民告官”式的主观诉讼有所差异。
但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应如何分担证明责任并适用怎样的证明标准,立法、司法解释与法学理论均尚未作出合理阐释[3]79。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行政公益诉讼证明标准尚未确定,检察机关证明负担畸重的问题日益凸显[4]。
证明标准作为“法官裁判事实的法律和客观的基础”[5],已成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良性发展的瓶颈性问题。
所以,探索并建立科学的证明标准是完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首要任务。
收稿日期: 2008-05-03基金项目: 本文系张显伟主持的广西教育厅2006年研究课题,批准文号:桂教科研[2006]26号。
作者简介: 张显伟(1969~),男,山东微山县人,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行政法与诉讼法;蒋玮玮(1981~),女,安徽淮北人,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2005级诉讼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我国诉讼证明标准及其缺陷分析张显伟,蒋玮玮(广西民族大学 政法学院,广西南宁 530006)摘 要: 诉讼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内容,长久以来,基于种种原因,我国采用的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绝对确定的一元化诉讼证明标准,然而这一诉讼证明标准曲解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无视三大诉讼以及相关诉讼证据制度的特点,有碍程序自身伦理价值的实现,同时又与法治国家的司法实践相左。
绝对确定的一元化诉讼证明标准存在缺陷,因此一元化证明标准必然向多元化证明标准进行转变。
关键词: 诉讼证明标准;绝对确定;一元化;缺陷分类号: DF7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8233(2008)04-0052-05Analysis on Standards of Proof inLitigation and Their B lemishes in ChinaZ H A N G X i an 2w ei ,J I A N G W ei 2w ei(Colle ge of Politic s a nd La w ,Gua ngxi Universit y for Na tio nalitie s ,Na nning Gua ngxi ,530006.China ) Abstract :Standards of Proof in Litigation lie in t he core of t he p roof system.Traditionally ,t he absolute determinacy of t he cent ralized p roof standards in litigation "t hat t he case fact s are clear and t he proof is definite and f ull"has been adopted in China for various reasons.However ,t his mis 2in 2terp reters t he epistemology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ignores t he characteristics of t he proof system of t hree greatest and related litigatio ns.As a result ,it is a hindrance to t he realization of self 2p rocedure of et hics values ,and meanwhile ,it goes against t he judicatory p ractice of law 2ruled count ries.It is obvious t hat some blemishes do exist in t he absolute determinacy of t he cent ralized proof standards in litigatio n ;t herefore ,t he diversified p roof standards will unavoidably replace t he cent ralized p roof standards. K ey w ords :Standards of Proof in Litigation ;Absolute Determinacy ;cent ralized ;blemish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证据制度逐渐为人们所重视,诉讼证明标准作为一个蕴涵着丰富理论和实践争议的问题,已成为证据理论研究的热点。
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文献综述作者:柳沛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10期【摘要】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问题一直是行政诉讼制度改革中的一个难点。
文章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证明标准基本理论的概述,主要包括证明标准的概念、特征和意义三方面的内容;第二部分主要是学习和借鉴英美法系一些共性的东西来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制度;第三部分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多元化证明标准体系的完善意见。
【关键词】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多元化;类型化一、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概述我国有关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涵义没有统一的定论。
高家伟博士认为,所谓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指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证明案件事实所应达到的程度,是人民法院查明案件的事实争相,特别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符合事实争相的标准,具体包括证据所应达到的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要求 ①。
王晓杰将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定义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法官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判断当事人举证责任完全与否以及判断证据的质和量达到何种程度才可以得出指控事实存在与否的结论的一种规则 ②。
笔者认为,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指在行政案件中,依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证据规则的规定,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通过提供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所应达到的程度,具体包括行政诉讼证据应达到何种质和何种量的要求。
其内涵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
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理解,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行政诉讼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证明其诉讼主张成立的标准,它与行政诉讼主体、举证责任、诉讼主张和诉讼后果紧密联系。
从审判人员角度来理解,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法官对行政诉讼当事人证明的案件事实形成确信的标准。
当事人是否切实履行了其举证责任,最终的衡量标准是法官是否被说服,是否形成了内心确信。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法官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中,主观理念正确认识客观事实的必然要求。
二、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特点从现行法的规定上看,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民事诉讼法的证明标准是事实清楚,行政诉讼法的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凿,实际上,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相比,行政诉讼有其自身的特点。
反思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价值与基点摘要: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合理构建对于法官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根据相关证据判定有关事实成立与否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学界对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研究并没有突破价值与现实的二元困境。
综观法治国家的立法例,分析学术研究的不同路径,毫无疑问,构建证明标准的突破口就在于先将价值维度与事实困境二分,进而创造出蕴含价值维度而又尊重现实局限的证明标准。
关键词:行政诉讼、证据、证明标准行政诉讼证明标准,首先是衡量当事人是否切实履行举证责任特别是被告是否能够证明其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合法性的证明标准;其次,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同时也是法院进行审查以及据以判决的标准。
就微观层面而言,证明标准直接影响案件事实的回塑,关乎案件胜负。
宏观角度上,科学的证明标准可以有助于提高审理效率,促进司法审判公正。
一、我国立法及研究现状现行《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一项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
”该法第61条第三项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也可以查清事实后改判”。
根据上述规定,行政诉讼在认定案件事实上适用的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客观真实说”在我国证据理论中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
这种观点认为,无论是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都要求查明案件客观真实。
法院在认定案件事实时,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
在学术研究上,大致有两大分野,其一为积极性建构,另一种观点是消极性解构。
积极性建构的学者又大体分为四种理论,中间说、三分法、修正说以及现存事实说。
中间说或称一元说。
蔡虹认为,国家对刑事诉讼的干预程度必然要强于行政诉讼,因而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较刑事诉讼为低;相反地,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当略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至于在立法上如何明确表述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还应当进行研究,不过总的思路是确立法律真实主义下的诉讼证明标准。
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确立摘要: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指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对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来证明案件事实,特别是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所应达到的程度标准。
目前,学界对此主要持有观真实标准、法律真实标准、主观真实标准三种观点,而如果根据人权和效率的原则,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则必须进行分类设计。
关键词:证明标准;客观真实;法律真实;主观真实中国传统的证据学理论不承认法官可以通过自由心证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但事实上法官的主观判断是案件推进及解决必不可少的环节。
因此,有必要设定一定的标准来拘束法官的自由心证,从而形成了所谓的证明标准。
即”法律规定在每一个案件中诉讼证明必须达到的程度。
”[1]当案件经过庭审举证、质证、认证后,法官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形成对案件待证事实的确信。
它是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决定着当事人举证所应当达到的程度,又是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准则。
然而我,国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在学理上并未完全达成一致。
一、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之现状“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指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对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来证明案件事实,特别是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所应达到的程度标准。
”[2]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相比,虽然三者均遵循“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概括性证明标准。
即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加以证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得出的结论是惟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
这四点必须同时具备,才能认为证据已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概莫能外。
但由于三者之间在当事人之间关系、举证责任、举证难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在具体的诉讼当中,证明标准又略有不同。
证明标准在证据法学上一般可以分成三类:占优势证明( preponderance)标准、清楚而有说服力( clear and convincing)的证明标准与排除合理怀疑(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的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及证明标准夏立彬举证责任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法律概念,究其渊源,它最早出现在罗马法民事诉讼中。
1990年10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首次把举证责任引进行政诉讼中。
举证责任理论在法学界上被称作“诉讼制度的脊梁”,它是一种法律推定制度,即一方当事人无法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则将承担败诉的责任的一种法律制度。
其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有关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责任;二是指举证人提供证据后使之证明案件某个方面或全部事实的责任。
民事诉讼的一般证据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从《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来看,行政诉讼的一般证据规则是行政机关对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而不是由提出诉讼主张的原告举证,但原告对是否存在具体行政行为及该行为与其有利害关系负举证责任,即“被告负举证责任。
”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行政诉讼制度“民告官”的特色。
可以说,掌握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精髓,也就掌握了打开行政诉讼制度的钥匙。
一、被告在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及证明标准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源于民事诉讼举证责任,但因为两种诉讼程序性质、形式和特征存有诸多不同,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是以“谁主张,谁举证”为一般原则,以“举证责任倒置”为特例。
例如《民法通则》中规定的特殊侵权案件举证责任,《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的医患纠纷的举证。
而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
据此,当被告行政机关不能证明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时,就由被告承担败诉的后果,原告并不因举不出证据反驳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而败诉。
例如,某县一啤酒批发店被该县卫生监督部门罚款,其罚款的原因是该批发店销售了质量不合格的啤酒。
该批发店不服监督部门的行政处罚,将该县卫生监督部门告上法庭,被告、原告对所销售啤酒的质量是否合格举不出确凿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
最终法院以“证据不足”判决被告败诉。
这是一个典型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案例,此判决充分体现了行政诉讼法的目的。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类型在法律实践中,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行政法诉讼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行政诉讼的基础和前提,与案件的胜败直接相关。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通常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一般证明标准,二是特殊证明标准,三是综合证明标准。
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一、一般证明标准一般证明标准是指行政诉讼中适用普通规则,证明标准一般适用于行政诉讼的大部分案件,是行政诉讼判决的一种基本标准,它要求当事人在案件中要举证并提供证据,满足证明标准后方能推翻对方的主张。
一般证明标准通常要求当事人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
对于法院而言,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仔细分析证据,以确定证据是否足以使案件得到处理。
在证明标准方面,要求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必须是及时的、具体的、真实的、准确的、详实的、充分的,以此来证实自己的主张。
二、特殊证明标准特殊证明标准是指只适用于特殊情况下的证明标准,它要求当事人提供更高的证据要求和举证标准来证明自己的主张,这种证明标准一般适用于特殊类型的行政案件中。
特殊证明标准的举证要求和标准比一般证明标准要更高,证据的证明力度要更强,要求提供实质性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并能够排除他方的反驳。
在特殊行政诉讼案件中,往往需要证据来源较为特殊、证据获取难度较大、证据的场景比较复杂等,因此特殊证明标准也就显得愈发重要。
三、综合证明标准综合证明标准是在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基础上,通过对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和权衡,合理地确定证明标准的举证要求和标准。
在给定的行政诉讼案例中,由于证据来源、证据的可信度、证据的数量等诸多因素不同,往往就某个具体案件而言,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合理地确定举证要求。
综合证明标准的特点是合理、公正、适用性强,能够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针对性地确定证明标准的举证要求和标准,能够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利益和权益。
从而可以更好地维护司法公正和合理。
综上所述,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分为普通证明标准、特殊证明标准和综合证明标准三种类型,法律实践中应根据具体情况选取合适的证明标准来推动案件的公正审判和解决。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研究引言在当今社会,随着行政权范围的不断扩张,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纠纷的数量和复杂程度都在不断地增加。
行政诉讼便成了解决行政纠纷最主要的途径。
因此,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对社会的稳定有重要的影响。
就行政诉讼制度而言,行政证据制度是它的核心;就行政证据制度而言,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它的核心。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要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客观真实证明标准。
然而,随着行政案件的复杂化,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显得过于单一。
这不仅不利于行政案件的审理而且这种证明标准要求过高,并不适合所有的行政案件。
况且,这种证明标准只是相关学者从相关法律规范中概括出来的,立法上对此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这给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打开了方便之门。
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对国外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进行认真分析,再结合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现状,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来对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进行完善。
一、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概述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而证明标准又是证据制度的核心。
证明标准不仅对当事人举证具有指导意义,也是法官据以确信案件事实得以证明的标准,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对于什么是证明标准,可谓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简而言之,证明标准是法律规定的证明主体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要求。
①但是,对证明标准内涵的界定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与法律真实、自由心证和举证责任密切相连,后者构成了前者的合理外延。
案件事实的证明应达到何种程度,自由心证在证明过程中如何运用以及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之间的关系,才是讨论证明标准内涵的核心问题。
(一)证明标准与有关概念的比较1、证明标准与法律真实目前,我国三大诉讼采取统一的证明标准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又称客观真实证明标准。
尽管诉讼认识过程具有复杂性,查明案件的客观真相也有相当的难度,但裁判事实是能够正确反映客观实际这点也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承认裁判者的认识能够达到客观真实,并不意味着客观真实就能够作为裁判的证明标准。
裁判者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只能借助于证据手段进行,在诉讼视野中,没有证据就没有事实,有什么样的证据就有什么样的事实。
以客观真实作为诉讼证明标准,实际则是对裁判者提出了勉为其难的要求。
因此,我国应放弃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建立以盖然性为尺度的法律真实证明标准。
所谓的法律真实是指诉讼中认定的案件事实符①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1页。
┊┊┊┊┊┊┊┊┊┊┊┊┊装┊┊┊┊┊订┊┊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有关规定,应当达到从法律的角度可以认为是真实的程度。
①2、证明标准与自由心证自由心证是目前世界各国所普遍采取的一种证据制度,其含义为一切证据证明力的大小以及证据的取舍和运用,法律不预先做出规定,均由法官根据自己的良心、理性自由判断,并根据其形成的内心确信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证据制度。
②证明标准约束法官自由心证的过程,可以解释为法官在证据认知基础上,将自己做出的心证结果与证明标准进行比对、衡量,达到了证明标准才可以根据此心证作出判决,这一比对的过程是一个法律适用的过程。
达到这一程度,便可使受证据支持的事实获得法律意义,成为法院依法判决的基础。
因此,从心证的形成过程来看,法官内心确信的形成,既是自由心证过程的终结,也是证明标准的达到。
这个过程仿若“跳高”,跃起的总高度可形象比喻为“确信”的程度,而证明标准就如同“横杆”,只要跳高者跃过横杆,就表明证明达到要求。
但事实上,跃过的高度完全有可能超越横杆的高度。
也就是说,内心确信的达到程度很可能会超越于证明标准的尺度。
证明标准构成了对自由心证的一种内在限制,缺失证明标准,自由心证毫无操作性可言,心证结果也将毫无意义。
因此,法官的自由心证必须受到证明标准的制约。
3、证明标准与举证责任证明标准与举证责任之间也存在特殊联系。
举证责任具有双重涵义,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其中,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指“对待证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指“在事实不能得以证明或者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诉讼后果”。
③根据举证责任的双重涵义,对应作用于证明标准的功能也是双重的。
从行为意义而言,举证责任的分配是适用证明标准的前提。
举证责任的分配决定由何方提供证据,而证明标准则是提出证据的质、量要求。
从结果意义而言,举证责任的设计与败诉风险有关。
当证据在质和量上都无法达到证明标准所要求的程度时,法官无法形成最终的内心确信,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法院便可以根据举证责任制度作出判决。
证明责任回答的是谁负责提供证据,而证明标准回答的是负责提供证据的人需要提供的证据的质和量。
证明案件事实达不到证明标准要求的尺度,证明责任的承担者就要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由此可见,是否适用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制度,取决于证据能否达到证明标准的要求。
(二)证明标准的内涵综上所述,从证明标准与法律真实、自由心证和证明责任的关系入手,可以对证明标准的内涵作如下理解:(1)证明标准是法官据以确信案件事实得到证明的标准,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程度是达到法律真实而非客观真实;(2)证明标准是法官对①熊俊:《“法律真实”之分析》,载《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②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26页。
③张卫平:《证明责任概念解析》,载《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装┊┊┊┊┊订┊┊案件待证事实是否形成内心确信的尺度,是建立在自由心证基础上的法定标准;(3)证明标准既是衡量当事人是否切实履行举证责任的标准,也是判断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何时介入证明程序的标准。
(三)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含义通过以上对证明标准内涵的分析,我们可以将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界定为,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在证据的质和量上所应达到的法定要求;是法官运用证据查明行政案件事实,对行政诉讼当事人证明的案件事实形成内心确信所要达到的程度要求。
高家伟博士认为“它具体包括证据所应达到的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要求”。
①具体来说就是:从当事人的角度而言,证明标准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对相关案件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程度,或者说其举出的证据足以让法官作出对其有利判断的程度;从法官的角度而言,证明标准是指法官对证据进行衡量、判断,从而得出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结论所应依据的标准和尺度。
其基本要求有两个:法定性和最低性。
法定性指事实认定须受证明标准的规范,不符合证明标准要求的裁判无效。
最低性指事实认定以证明标准规定的证明状态为底线,保证最低限度的司法正义。
(四)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与民事、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区别行政诉讼同刑事诉讼、民事诉讼构成了我国三大诉讼体系,由于它们各自调整的范围不同,所以各种诉讼的证明标准也有所不同。
具体表现为:刑事诉讼采用的证明标准一般认为是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这是司法证明程序中要求最高的一种证明标准。
民事诉讼采用的证明标准一般认为是优势证明标准。
所谓优势证明标准,是指法庭按照证明效力占优势的一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在证明标准的适用上与前二种诉讼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主体与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行政争议,审查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案件审查因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目的不同,所以采用证明标准上也就有所不同。
(五)研究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意义由于行政诉讼对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研究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具有重要意义:1、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完善对于司法审查制度的贯彻执行有着重要的意义行政诉讼区别于刑事、民事诉讼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它具有司法审查性。
在行政诉讼程序开始之前,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就已发生并完结,行政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已由行政机关做出了处理并具有了一定的法律效力。
行政诉讼是审判机关对行政①高家伟著:《行政诉讼证据的理论与实践》,工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168页。
┊┊┊┊┊┊┊┊┊┊┊┊┊装┊┊┊┊┊订┊┊主体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虽然,在行政诉讼中,司法审查标准与被告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所采用的证明标准系同一证明标准,人民法院在审理时只是以自己对被告的证明活动是否达到证明标准的判断来印证和审查被告自己的判断,但前者无疑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因此,审查机关采取什么样的证明标准直接决定着审查的强度,决定着某种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能否得到确认。
在具体行政程序中证明标准缺位的情况下,完善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对于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贯彻执行更是具有非凡的意义。
2、确立恰当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有利于在行政执法效率的保障和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维护之间寻找最佳的结合点行政诉讼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公民个人权益与国家行政权力之间的冲突,其目的在于监督和维护国家行政权的合法运行与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统一。
如果在行政诉讼中确立不恰当的证明标准,那么就会降低行政执法的效率、使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的维护。
3、增强行政执法人员的依法行政意识行政行为终究是要由行政执法人员以行政主体的名义做出,人的因素在行政执法活动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法律规定的再完善,终究也是要通过人去执行;法律对人的控制规定的再细致,也难以真正高效地控制违法行政,即使能够,那也是一种高成本的途径,并且很难达到最佳的效果。
因而,有学者指出,法律不是万能的,不仅法律是控制行政的有效手段,道德也是制约行政的有效手段,道德的制约往往通过规范的形式来约束人的不道德行为。
行政道德规范主要在于约束行政公务人员的不良行为,以期实现行政权有序、高效运转之目的,它与行政法律规范具有相同之目的和效用。
因此,法律控制和道德约束必须相结合,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自律对于行政人员的依法行政比法律强制更为有效。
体现在治理违法行政上,我们应当充分重视和发挥行政道德对行政人员的约束作用,通过增强行政执法人员的依法行政意识,使行政人员自觉、主动地避免违法行政。
二、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现状中国传统的诉讼模式是以追求客观真实为目的的。
我国行政诉讼法虽没有对证明标准做出直接规定,但从相关法律条文中,清楚地体现了有关证明标准的原则规定。
行政诉讼法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第五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做出以下判决: 1、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2、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消或者部分撤消,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①主要证据不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