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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翰传文言文翻译胡翰是清朝末年的一位教育家和思想家，他的一生致力于推动中国教育事业和实现国家现代化。
他的著作《胡翰传》是一部传记，记录了他的一生，是研究晚清教育改革和思想变革的重要文献之一。
本文将对《胡翰传》进行文言文翻译，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一重要的历史文献。
胡翰，字春熙，号夏池，江苏无锡人氏也。
家学渊源，自幼饱读诗书，其文才早凸显于世。
咸丰五年，胡翰考入福建阳信书院，随后，他师从郑叔忱、饶宗颐、王国维等影响深远的教育家，成为了影响他一生的导师。
胡翰自幼对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发展有着深深的向往，矢志于推动中国的教育事业和实现国家现代化。
该书记载，胡翰一生内先后担任了多个重要职位，包括国子监卿、湖南巡抚等，负责具体推进相应的政策和制度改革。
他所推动的诸多改革具有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他在教育领域的努力，使中国的教育事业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胡翰传》耗时多年撰写，详尽描写了胡翰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变革，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思想深刻的启示。
全书分为十五卷，笔者从书中精选出几个重要章节，介绍一下胡翰的生平和思想：首先，第一卷主要是介绍了胡翰的家庭和成长过程。
讲述了他的祖训以读书为先，其家族门第高贵，故人们普遍对其寄予厚望。
而在读书过程中，胡翰尤其受到朱子学派的影响。
此外，他还拜师学习了书法和绘画，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学识面。
接下来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主要是记录胡翰的求学生涯。
在书中，胡翰的求学经历十分丰富，不仅在中国国内求学，还到英国留学，为他的思想变革奠定了基础，构建了他深刻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第四卷到第六卷主要是讲述胡翰担任官职的经历，包括担任国子监卿、福建巡抚、湖南巡抚等职位。
在任期间，他推行了许多改革措施，尤其是在教育领域，通过推动新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使中国的教育事业一跃成为世界一流之列。
第七卷和第八卷主要是探讨胡翰的思想变革。
在书中，作者精彩地描写了胡翰受到西方启蒙思想和宗教思想影响的历程，以及他在逐步脱离朱子学派思想束缚后的新思考。
汉学名词解释
汉学[hàn xué]
1.汉代经学中注重训诂考据之学。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学者崇尚其风，形成与“宋学”相对
的“乾嘉学派”，也称“汉学”。
清代汉学治学严谨，对文
字训诂、古籍整理、辑佚辨伪、考据注释等，有较大的贡献。
但
存在泥古、繁琐及脱离实际等流弊。
又称“朴学”。
清赵翼《题
项任田青士居祠堂》诗：“近时风稍衰，汉学又哮吼。
” 胡蕴
玉《＜中国文学史＞序》：“ 乾嘉之世，文网日密，而奇才
异士，无以自见，争言汉学，析辩异同，以注疏为文章，以考
据为实学，琐碎割裂，莫知大体。
” 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前后
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他比我年长，读书很多，对文字学、
汉学颇有研究。
”
2.外国人称研究中国的学问为汉学。
清俞樾《茶香室丛钞·记日本国人语》：“ 日本之讲汉学，
自伊藤仁斋始。
”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七：“东来教士及欧
洲本土学者，相携并进，至十九世纪，汉学（Sinology）於焉
确立。
”
3.指私塾。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十四件大事》：“故农民宁欢迎
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
”。
《湖海诗传》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最新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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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名人的合并称谓一•吴中七子吴中七子是清代七位著名诗人、文学家钱大昕、曹仁虎、王昶、赵文哲、王鸣盛、吴泰来、黄文莲的并称。
清代文学家钱大昕、曹仁虎、王昶、赵文哲、王鸣盛、吴泰来、黄文莲等人都是江苏嘉定、青浦（今上海市）一带人，且以文学词章齐名，被沈德潜推为吴中七子”。
其中以钱大昕、曹仁虎、王昶三人成就最高。
1. 钱大昕（1728〜1804年）：字晓徵，一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晚号潜研老人。
史学家、汉学家，学者，诗文家。
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人）。
博学多才，无所不精，凡经史文义、音韵训诂、职官典制、金石历算等，他都有很深的认识。
他能诗能文，以辞章服众，是七子之中著述最多的。
也精于史学和考据学，他曾因参修《大清一统志》、《续文献通考》、《续通志》，被乾隆帝赏识。
曾发现古音韵的重要规律，总结并发展了吴派”考据学的成就，受当时学者推崇，影响很大。
主要著述有《二十二史考异》、《潜研堂堂文集》等。
2 •曹仁虎（1731〜1787年）：字来殷（一作殷来），号习庵，江苏嘉定人。
酷爱读书，辨悟通达。
博闻强记，年少时写文章已很有名，被人称为异才”，做过侍读学士，朝廷里的文浩典册，多出于他的手笔，他的诗传播海外，在日本国尤为出名。
3 .王昶（1725〜1806年）：字德甫，号述庵，又号兰泉，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
乾隆十九年（1754年）中进士，归入选班，历任吏部员外郎、按察使、布政使、刑部右侍郎等职。
工于诗词、古文，曾参与编纂《大清一统志》、《续三通》等书。
精于经学、金石，编有《金石萃编》。
著有《春融堂集》，辑有《明词综》、《国朝词综》、《湖海诗传》、《湖海文传》等书。
4 .赵文哲（1725~1773年）：字升之，一作损之，号璞庵，上海人。
乾隆时进士，召试赐举人授中书，曾任内阁中书、军机大学士、户部主事等职。
他天资过人，文风工整而不过于雕琢。
诗文瑰玮绝丽，工书法，墨迹近乎王羲之。
著有《媕雅堂》等集。
5 .王鸣盛（1722~1797年）：字凤喈，号礼堂，又号西庄，晚年号西沚。
清朝有哪些著名的文人学者？
清朝有许多著名的文人学者，以下列举其中一些：
1. 纪昀：纪昀是清朝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藏书家，被誉为“江南第一才子”。
他的代表作品有《阅微草堂笔记》等。
2. 纳兰性德：纳兰性德是清朝著名的文学家、诗人和学者，被誉为“清朝词家之冠”。
他的代表作品有《饮水词》等。
3. 袁枚：袁枚是清朝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被誉为“江左三大家”之一。
他的代表作品有《随园诗话》等。
4. 沈复：沈复是清朝著名的画家和诗人，被誉为“清朝画坛第一人”。
他的代表作品有《山水图》等。
5. 钱大昕：钱大昕是清朝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和藏书家，被誉为“江南四大儒”之一。
他的代表作品有《廿二史劄记》等
6. 翁方纲：翁方纲是清朝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被誉为“清代书法第一人”。
他的代表作品有《苏文忠公集》等。
7. 王夫之：王夫之是清朝著名的史学家和哲学家，被誉为“清代史家之冠”。
他的代表作品有《宋元学案》等。
这些文人学者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对清朝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初诗文的繁荣与词学的复兴考核要求：清遗民诗：受传统的民族思想、爱国主义熏陶，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与歧视，其作品具有抒发家国之悲和同情民生疾苦的共同主题，体验深切，感情真挚，反映易代之际惨痛的史实与民族共具的感情，笔力遒劲，沉痛悲壮。
代表诗人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清词的中兴：首先，数量超过元明甚至宋代，叶恭绰《全清词钞》共录词人3196人，词作8260多首，超过宋词两倍以上。
其次、出现较多的词学流派：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派；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纳兰性德、曹贞吉、顾贞观三人组成的“京华三绝”；再次，从朱彝尊《词综》到张惠言《词选》、万树《词律》出现一大批立论精审的词学专著。
最后，词作整理、编辑成就巨大，有王鹏运辑《四印斋所刻词》、朱孝臧辑《强村丛书》、江标辑《宋元名家词》等。
一、填空题1、在清初诗坛上，吴伟业与钱谦益并称，其歌行诗“梅村体”风行一时。
2、桐城派古文是清中叶最著名的散文流派，主要作家有方苞，姚鼐，刘大櫆。
3、王士祯论诗以神韵为宗，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二十四诗品》）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为诗的最高境界。
4、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5、寻他一春伴侣，只断红相识夕阳间。
未忍无声委地，将低重又飞还。
6、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烟景似残秋。
7、落花有泪因风雨，啼鸟无情自古今。
8、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
9、夕阳劝客登楼去，山色将秋绕郭来。
寒甚更无修竹倚，愁多思买白杨栽。
10、魑魅择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
冰与雪，周旋久。
11、人间多少闲狐兔，月黑沙黄，此际偏思汝！12、疏狂情性，算凄凉耐得到春阑。
便月地和梅，花天伴雪，合称清寒。
13、魑魅择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
14、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
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艳景似残秋。
15、三户已亡熊绎国，一成犹启少康家。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
清代说文四大家及其代表作
清代是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一个时期，在历史上它有着重要的地位。
清代出现了一批重要的说文家，他们代表着清代说文文学的核心思想。
清代的第一位说文家是黄宗羲，他出生于清朝的明朝，在文学上，他以《谭嗣同说文解字》一书而闻名于世。
这本书是清朝说文文学的经典之作，其所写的内容主要是汉字的解释、拼音读音和书写方法等，全书清晰明了，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
另一位说文家是许渊冲，也是清朝明朝时期的说文家。
他的代表作是《四库全书校勘》，该书是中国古代文献集成工作的重要成果，其文字清晰明了，受到了后人的广泛赞誉。
再一位说文家是抚今追昔，也是清朝明朝时期的说文家。
他创作了《抚今追昔研究说文解字》一书，其内容主要是汉字的解释、拼音读音和书写方法，文字精炼，极具参考价值，也受到后人的青睐。
最后一位说文家是袁枚，他出生于清朝的晚期，他的代表作是《说文解字备要》一书，是中国古代说文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古典文献。
该书集中研究了汉字的多种读音、形体及书写形式，其解释清晰、读来很有节奏感，在文学史上被评价为宝贵的古典文献。
清代说文四大家及其代表作，让我们一起回顾清朝明朝时期的重要说文家，他们的作品不仅展现了清朝的文学风格，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珍藏，成为清朝说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清代的说文家以其重要的文学成就为清朝的文学发展贡献
良多，他们的作品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大宝库。
尽管清代一去不复返，但他们的传统与精神将永远流传下去。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序言这个书目是我答应清华学校胡君敦元等四个人拟的。
他们都是将要往外国留学的少年。
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
所以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
这是我要声明的第一点。
这虽是一个节目，却也是一个法门。
这个法门可以叫做“历史的国学研究法”，这四五年来，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询问“治国学有何门径”的信。
我起初也学着老前辈们的派头，劝人从“小学”入手，劝人先通音韵训诂。
我近来忏悔了！那种话是为专家说的，不是为初学人说的；是学者装门面的话，不是教育家引人入胜的法子。
音韵训诂之学自身还不曾整理出个头绪系统来，如何可作初学人的入手工夫？十几年的经验使我不能不承认音韵训诂之学只可以作“学者”的工具，而不是“初学”的门径。
老实说来，国学在今日还没有门径可说；那些国学有成绩的人大都是下死工夫笨干出来的。
死工夫固是重要，但究竟不是初学的门径。
对初学人说法，须先引起他的真兴趣，他然后肯下死工夫。
在这个没有门径的时候，我曾想出一个下手方法来：就是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
这个书目便是依着这个观念做的。
这个书目的顺序便是下手的法门。
这是我要声明的第二点。
这个书目不单是为私人用的，还可以供一切中小学校图书馆及地方公共图书馆之用。
所以每部书之下，如有最易得的版本，皆为注出。
（一）工具之部《书目举要》（周贞亮，李之鼎）南城宜秋馆本。
这是书目的书目。
《书目答问》（张之洞）刻本甚多，近上海朝记书庄有石印“增辑本”，最易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附存目录广东图书馆刻本，又点石斋石印本最方便。
《汇刻书目》（顾修）顾氏原本已不适用，当用朱氏增订本，或上海北京书店翻印本，北京有益堂翻本最廉。
《续汇刻书目》（罗振玉）双鱼堂刻本。
《史姓韵编》（汪辉祖）刻本稍贵，石印本有两种。
此为《二十四史》的人名索引，最不可少。
《清代汉学家 [《湖海文传》与清代汉学家的古文理论]》摘要：”所选作者大多数都是后世盛称的汉学家，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阮元、沈彤、江声、王鸣盛、王念孙、王引之、洪榜、凌廷堪、汪中、武亿、桂馥、孙星衍、焦循、程晋芳、纪昀、任大椿、洪亮吉、吴玉捂、卢文诏、江藩、钱坫、钱塘、邵晋涵、钱大昭等人均有文章人选，俨然是一部汉学家文选，而朱�《国朝古文汇钞》选戴震文章15篇为：《法象论(有序)》、《与方希原书》、《送右庶子毕君赴�秦阶道序》、《郑学斋记》、《宁乡县修城台楼堞记(代)》、《凤仪书院碑》、《沂川王君祠碑》、《于清端传》、《张义士传》、《王廉士传》、《戴节妇家传》、《四川布政使李公墓志铭》、《辑五王先生墓志铭》、《昆山诸君墓志铭》、《戴童子圹铭(并序)》，沈粹芬等编选《国朝文汇》选戴文9篇为：《与方希原书》、《送右庶子毕君赴�秦阶道序》、《郑学斋记》、《于清端传》、《张义士传》、《王廉士传》、《戴节妇家传》、《辑五王先生墓志铭》、《戴童子圹铭(并序)》摘要：王昶编选《湖海文传》一书，鲜明地体现了清代汉学家的古文理论，包括经史为本、考据为文、对文体与学问考据关系的辨析等几个方面。
关键词：《湖海文传》经史为本考据为文文体辨析王昶与《湖海文传》王昶(1724～1806)，字德甫，号述庵，又号兰泉，青浦(今属上海市)人。
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他工诗善文，早年与王呜盛、吴泰来、钱大昕、赵升之、曹仁虎、王文莲并称为“吴中七子”，著有《春融堂集》六十八卷。
在金石考证方面，他编成的《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是一部极有价值的资料性、学术性著作；在总集编纂方面，辑有《湖海诗传》、《湖海文传》、《明词综》、《国朝词综》等多种著作。
王昶早年就学于惠栋，学术上深受惠栋影响，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云：“肆业紫阳书院，时从惠征君定宇游，于是潜心经术，讲求声音训诂之学。
”王昶钻研经学儒术，以汉学为宗，讲求音韵训诂之学，钱大昕《述庵先生七十寿序》云：“经术专宗汉儒，名其斋日郑学，以示圭臬所在。
”王昶曾拟著《群经揭橥》，未完稿，江藩解释其“揭橥”之意云：“取《周礼・职金》注‘今时之书有所表识，谓之揭橥’之意，盖以汉学为表识，而专攻毁汉学者。
” 《湖海文传》七十五卷，编成于嘉庆十年(1805年)，即王昶卒前一年。
道光十七年(1837年)，其孙王绍基得到阮元的资助，开始付刻，同治五年(1866年)刻成。
《湖海文传》选人自康熙中叶到乾隆朝100余家、700余篇文章，其作者都是编者交游所及者，王昶《湖海文传凡例》云：“乃本《诗传》之例，就生平师友及门下士所作，汇为《湖海文传》。
其往时名手，及当世盛有文名而为投契所未及者，姑恝置焉。
”所选作者大多数都是后世盛称的汉学家，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阮元、沈彤、江声、王鸣盛、王念孙、王引之、洪榜、凌廷堪、汪中、武亿、桂馥、孙星衍、焦循、程晋芳、纪昀、任大椿、洪亮吉、吴玉捂、卢文诏、江藩、钱坫、钱塘、邵晋涵、钱大昭等人均有文章人选，俨然是一部汉学家文选。
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评价云：“所选都是清朝极盛时代的文章，最可代表清朝‘学者的文人’的文学。
”《湖海文传》一书，比较鲜明地反映出清代汉学家的古文理论。
经史为本，考据为文作为一名汉学家，王昶非常重视作文之本，其《与彭晋函论文书》云：“然时文古文不同者如此，似同而实不同又如彼，惟足下自是绝笔不为。
湛于经史，以养其本，久之后达，则取于心而注于手，得其真也必矣。
”王昶认为，要做好古文，就应该“绝笔不为”时文。
要得古文之真，就要“湛于经史，以养其本”，他将经史视为古文之本，要求求古文之真于经史之中，代表了汉学家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
其《与门人张远览书》又云：“夫学古文而失者，其弊约有三，挟搜闻浅见为自足，不知原本于六经，稍有识者，以大全为义宗，而李氏之《易》，毛郑之《诗》，贾孔之《礼》，何休服虔之《春秋》，未尝一涉诸目，于史也亦以考亭纲目为上下千古，不知溯表、志、传、纪于正史，又或奉张凤翼、王世贞之《史记》、《汉书》，而裴驷、张守节、司马贞、颜师古、李贤之注最为近古者，缺焉弗省，其失也在于俗而陋；有其学矣，骋才气之所至，横驾旁骛，标奇摘异，不知取裁于唐宋大家以为榘蠖；而好为名高者，又谓文必两汉，必韩柳，不知穷源溯流，宋元明以下皆古人之苗裔，其失也在于诞而夸：其或知所以为文，与为文之体裁派别，见于言矣，未克有诸躬，甚者为富贵利达所夺，文虽工必不传，传亦益为世诟厉，其失也在于畔而诬。
夫以为文之难，而其所失又复多如此。
则有志于古人不可以不知所务明矣。
”认为“挟鼗闻浅见为自足，不知原本于六经”，“不知溯表、志、传、纪于正史”、“不知穷源溯流”是“学古文而失”的最主要原因，其意也在强调经史对于古文的本源作用。
《湖海文传》在选文定篇时则体现了“考据为文”的理论主张。
所选多为考据之文。
胡玉缙《湖海文传书后》云：“其时考据之学正盛，如日中天，故所录皆炳炳琅琅，并以见国家之气运，阮元推为有明三百年来所无，此盖提倡实学者之言，实未足为论古文者之标准，而议者必欲以古文派相责难，则于知人论世之识，抑何缺如也?”指出其选文以考据之文为主的特色，与一般古文家选本明显不同。
如《湖海文传》选戴震文章23篇：《在睿玑玉衡以济七政解》、《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一》、《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二》、《周髀北极睿玑四游解一》、《周髀北极瑞玑四游解二》、《毛诗补传自序》、《六书论自序》、《隶八分辨序》、《九数通考序》、《记尧典中星》、《记夏小正星象》、《与王编修凤喈书》、《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论韵书中字义答秦尚书书》、《江慎修先生事略状》、《于清端公传》、《与是仲明书》、《大戴礼记目录后语》、《书玉篇卷末声论反纽图后》、《书卢侍讲所藏宋本广韵后》、《书刘�切韵指南后》、《读淮南子洪保》、《顾氏音论跋》，基本上都是经史考证之文。
而朱�《国朝古文汇钞》选戴震文章15篇为：《法象论(有序)》、《与方希原书》、《送右庶子毕君赴�秦阶道序》、《郑学斋记》、《宁乡县修城台楼堞记(代)》、《凤仪书院碑》、《沂川王君祠碑》、《于清端传》、《张义士传》、《王廉士传》、《戴节妇家传》、《四川布政使李公墓志铭》、《辑五王先生墓志铭》、《昆山诸君墓志铭》、《戴童子圹铭(并序)》。
沈粹芬等编选《国朝文汇》选戴文9篇为：《与方希原书》、《送右庶子毕君赴�秦阶道序》、《郑学斋记》、《于清端传》、《张义士传》、《王廉士传》、《戴节妇家传》、《辑五王先生墓志铭》、《戴童子圹铭(并序)》。
后两部选本所选戴文则多为词章之文，三部选本仅1篇文章相同，而《国朝古文汇钞》与《国朝文汇》对戴震的选文则大体相同，可见《湖海文传》与其他选本在选文标准上的巨大差异。
《湖海文传》选姚鼐文章也是如此，《湖海文传》、《国朝古文汇钞》、《国朝文汇》三部选本也仅1篇文章相同，而《国朝古文汇钞》与《国朝文汇》所选姚文则同样大体相同。
姚鼐虽然提倡义理、考据、辞章三结合，但与汉学家对考据与义理、辞章之间关系的认识则大不相同，汉学家古文理论由此可见一斑。
《湖海文传》还另列两卷专收考证文体类的文章，卷十一“考”体文中选有胡虔《二南考》，丁杰《驺虞考》、《首饰考》，钱塘《三代田制考》，韦协梦《无算爵考》，桂馥《明堂月令考》，顾栋高《春秋三传稀袷考》、《春秋谥法考》，胡虔《豫章考》，洪钟《豫章考》等文章，卷十二录孙星衍《日缠考》、《河图洛书考》，翁方纲《王莽大泉五十考》、《铜柱考》，冯敏昌《魏故南秦州刺史司马使君墓志铭考》，邢澍《长兴谢文靖公墓考》，查礼《畏吾村考》，汪中《石鼓文证》等文，这在其他古文选本中是非常少见的。
这表明《湖海文传》在选文定篇时与其他选本显著不同，既反映出乾嘉时期考据学风的盛行，也体现出汉学家重考据的文论主张，故汤寿潜云《国朝文汇序》：“嘉庆时青浦王氏昶录并世之文为《湖海文传》，特详于考证，乾嘉诸老之论大略在焉。
”对文体与学问考据关系的辨析王昶《湖海文传》对学问考据与散文文体的关系作了辨析，这也是汉学家文论的一个重要特点。
《湖海文传》入选各类文体达30多种，但这些文体在选本中的地位则有显著的区别。
赋、颂文、讲义是“欲使逢掖之士略窥程式，以为他日拜献之资焉”，仅仅为了使逢掖之士知道其体例，以便应酬时可用而选。
哀诔、祭文乃是“近世视为应酬之作，过情之誉，几同谀墓。
求其情文相生、词无溢美者，百不得一”，“至于铭赞，必句奇音雅方合体裁。
文传中各取数篇，以备一格”，哀诔、祭文、铭、赞是“以备一格”而选，以表示这种文体的存在。
杂著是因为“其有无可附丽而文足采取者”而附于卷末，可见，王昶对以上这些文体只是聊备一格并不重视。
序跋类是《湖海文传》中选文最多的文体，王昶对序跋类与学术考据的关系作了细致的辨析。
他将序跋类一分为三：序、书后、跋。
他说：“叙文次第，稍以经史子集为先后。
诸作皆能于本书推见原委，是以所收较夥。
诗文集叙，则必于原流派别与其人之性情、学问有所发明，方始登载。
至赠行寿言，昔贤集中不废斯作，故亦间为采录。
”他首先肯定序体文“能于本书推见原委”，所以收录较多。
他对序体文的编排次序“以经史子集为先后”。
他后面又专门提到诗文集叙，认为“必于原流派别与其人之性情、学问有所发明”的诗文集叙才予以选录，可见他是将有关经史之序和一般的诗文集叙区别对待的。
至于赠序，只是“间为采录”而已，并不予以重视。
这从他的选文定篇电可得到证实，序体文选文共十五卷，其中有关经学的序文五卷，有关史学的序文四卷，有关子类序文二卷，诗文集序三卷，赠序一卷。
由此可见王昶明显更加重视有关经史之学的序文。
而所谓“推见原委”、“有所发明”则是指考据而言，就是序文必须对经史子集有所考据，方能人选《湖海文传》。
谭献《复堂日记》云：“阅《湖海文传》。
录诸书序文最黔，是其用意所在。
”这一点他在“书后”、“跋”体文中说得更加明白：“经传、碑版、题跋，或究其原，或正其失，言简而赅，皆于本文互相发明。
翁阁学方纲、钱少詹大昕、阮抚军元诸君所撰金石跋尾，尤足资经文考证。
”汉学家对题跋体多有偏爱。
钱大昕著有《潜研堂金石跋尾》二十五卷行世，卢文昭《抱经堂文集》三十四卷，其中题跋类居然占到十卷之多，原因在于题跋类文章能够“或究其原，或正其失，言简而赅，皆于本文互相发明”。
所以王昶专门称述汉学家翁方纲、钱大昕、阮元的金石跋尾。
可见，王昶认为序跋类文章颇能“推见原委”、“有所发明”、“足资经文考证”，因而选入特多。
对论辨考证类文体，王昶说：“说经论史，言人人殊，各据所见，原属并行不悖。
《文传》中所录论、辨、考、释、解、说诸篇，虽持论问有异同，然皆学有本原，辞无枝叶，正足资学者疏通而证明焉。
故不敢执一见以为去取。
”论辨类主要就是说经论史之文，汉学家不但经论以考证为主，就连史论也以考证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