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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研究一、本文概述《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和分析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现状、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
新文化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以来，逐渐在学术界占据了重要地位。
它强调历史研究的多元化、跨学科性和文化转向，注重分析历史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为我们理解过去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将从新文化史的定义、研究方法、研究范围、主要成就及面临的挑战等方面进行全面概述，以期对读者产生深入的认识和启发。
在定义上，新文化史突破了传统历史学的局限，将文化视为历史研究的核心，通过对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多个层面的综合分析，揭示历史发展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在研究方法上，新文化史强调跨学科的研究路径，融合了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独特的研究特色。
在研究范围上，新文化史不仅关注宏观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也注重微观的个体经验和日常生活，从而实现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方位研究。
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多个方面。
它推动了历史学的文化转向，使历史研究更加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文化现象。
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新文化史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然而，当代西方新文化史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一方面，由于过度强调文化因素，有时可能忽视了经济、政治等其他方面的分析，导致研究不够全面。
另一方面，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虽然新颖独特，但也可能导致研究过于主观和片面。
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新文化史需要在保持其独特优势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发展研究方法，提高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研究》旨在全面概述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现状、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分析其在推动历史学文化转向、丰富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和视角以及为理解当代社会和文化提供历史依据等方面的重要成就，同时也指出其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发展方向。
西方新文化史兴起与发展方向[摘要]新文化史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它取代了经济一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
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
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关键词]新文化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后现代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1989年，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CulturalHistory)的旗号。
亨特为该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
在“导论”中，亨特借用爱德华。
卡尔(Edw ardH．Cart)在1961年时对社会史所作的命题阐发道：“历史研究越注意文化，文化研究越注意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
”①[1](P22)她意在申明，文化史的研究将逐步取代社会史的研究而成为历史学的主流。
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代西方史学经历了一次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亨特宣称，“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衰退，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1](p10)。
为了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雅各布・布克哈特(JarabBurckhardt)和约翰・赫伊津哈(Johan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相区别，这一新的文化史取向又被称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它可以看作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最主要的一个发展趋势。
在另一本书中，亨特对新文化史作了说明：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
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
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摘要】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始于文艺复兴运动，此后又经历了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现代主义运动和后现代主义的发展。
这些运动推动了西方文化的不断创新和进步，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方新文化的发展趋势是多样化和国际化，其对全球文化的影响日益显著。
未来，西方新文化有望进一步融合多元文化元素，拓展其影响力和包容性，为全球文化交流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关键词】西方新文化史，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现代主义运动，后现代主义，发展趋势，全球文化影响，未来展望.1. 引言1.1 西方新文化史的背景介绍西方新文化史的背景介绍：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始于中世纪晚期，当时欧洲经历着诸多变革和发展。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古代文化，并将其融入现代社会。
文艺复兴运动带来了艺术、音乐、文学等领域的繁荣和创新，开启了西方世界的新时代。
随后，启蒙运动的推动进一步强调理性和理性主义，对传统的权威和信仰提出挑战，为现代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工业革命的爆发则引领西方社会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新技术、新思想的不断涌现使得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活力。
20世纪的现代主义运动和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则进一步挑战传统文化模式，探索人类存在和社会现实的本质。
西方新文化史的背景介绍为我们理解西方文化发展的脉络和趋势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时也为我们展望西方文化的未来提供了一些线索。
2. 正文2.1 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文艺复兴运动是西方新文化史中的重要里程碑，其影响深远且持久。
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古罗马和希腊文化的重新发现和赞美。
人们开始重新研究古代文明的艺术、哲学和科学，并试图将这些传统重新注入现代社会。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学者和思想家们致力于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思想观念，从而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艺术领域，它还对社会、政治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开始重视个体的力量和创造力，这导致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现代西方文化的兴起和发展西方文化是现代世界中最重要的文化之一，它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现代西方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源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它的特点是重视个人自由和人权，强调理性、科学和技术。
文艺复兴是现代西方文化的起点。
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它是一种反对中世纪黑暗时期的文化运动。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追求美和真理，注重人类个性、自由和人权。
著名画家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以及莎士比亚和但丁的文学作品，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代表。
启蒙运动是现代西方文化的另一个重要里程碑。
启蒙运动发生在18世纪，它是一次反对封建和教会专制的运动。
启蒙运动提倡理性、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强调自由、民主和人权。
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有英国哲学家洛克、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和瑞士哲学家卢梭。
现代西方文化的特点是重视个人自由和人权。
在西方社会，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和尊重。
人们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婚姻自由等个人自由。
西方社会的法律体系也强调个人权利的保护，例如常被提及的“一人一票”和“言论自由”。
现代西方文化也强调理性、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西方社会具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科学发展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的力量。
同时，现代西方文化也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尤其是对西方文化的流行艺术和娱乐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现代西方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和相互交融。
现代西方文化的兴起和发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争议。
例如，在重视个人自由和人权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到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公共道德等问题。
总之，现代西方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进程。
它推动了人类思想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并对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现代西方文化的发展也意味着西方社会在人类文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西方现代化的起源和特征西方文明的现代化是一个复杂而又长期的过程，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经过数个世纪的演进和发展，最终形成了现代工业化的社会形态。
本文将从历史、经济、文化等多个角度来探讨西方现代化的起源和特征。
一、历史根源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起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这个时期出现了多位杰出的人物，比如达芬奇、莎士比亚、哥白尼等，他们通过创造艺术、科学和文学作品，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开始思考人类的本质和世界的本质，提出了人类解放的思想，为西方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7世纪的启蒙运动是西方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启蒙运动思想家们主张推崇理性，反对宗教、封建等思想束缚，提倡人本主义，并最终形成了西方现代社会理念的基础。
启蒙运动还推广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赋予了人类对自然的掌控能力，这对于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二、经济基础西方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是工业化。
在此之前，欧洲的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工业规模较小，生产方式也很落后。
但是，17世纪开始，欧洲逐渐进入了工业化时期，成为了全球经济的中心。
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规模生产，这需要使用大批机械设备来完成生产过程。
在19世纪早期，蒸汽机、织布机、锻压机等机械设备的发明，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使得工业化生产可以在更大的规模下展开。
城市工业化也逐步取代了传统的农业经济，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三、文化特征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特征来源于要素的多元化和交融。
不论是艺术、音乐、文学或者哲学，都表现出高度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小说、电影、音乐和互联网技术，这些现代文化的特征都表现出对自我表达的渴望和尊重。
同时，西方也是民主文化的代表，人们注重权利平等和尊重不同意见的观点。
西方的文化更跨越了国家的边界，成为全球性的文化。
例如，好莱坞电影、音乐和游戏等都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和影响着年轻人的心理。
总之，西方现代化的起源和特征是一个非常复杂、庞大的体系。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西方新文化的兴起与走向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
它可以追溯到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被认为是西方文明中的一次重大转折点。
在这之前，欧洲大陆主要以基督教教义为中心，文化发展相对滞后。
而文艺复兴时期的到来，带来了一种新的思想风潮和文化观念，奠定了西方新文化的发展基础。
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和学者开始重新关注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他们对古代哲学、艺术和文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
他们试图将古代文化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相结合，寻求新的真理和价值观。
这种对古代文化的重视和研究，对西方新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改革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新文化的兴起。
宗教改革者们提倡个人对信仰的直接体验和对宗教教义的独立思考，这种自由思想的推动促使了各种文化形式的创新和发展。
17世纪，启蒙时代的到来进一步促进了西方新文化的发展。
启蒙思想家们主张理性和科学的思维方式，质疑传统的权威和观念。
他们试图推翻封建主义和专制统治，倡导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启蒙时代的思想进一步推动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并产生了大量的文学、艺术和哲学作品。
这些作品表达了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和对人类自由和进步的追求，为后来的西方新文化奠定了基础。
19世纪的工业革命进一步推动了西方新文化的兴起。
工业革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阶级结构更加复杂。
这种社会变革使得西方文化显现出更多的多样性和个性化特征。
同时，工业革命也带来了新的科技手段和媒体形式，如印刷术、电报、摄影术等，这些新技术为西方新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20世纪的西方文化进一步呈现出多样性和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后现代主义思潮提倡反传统、反体制的观念，对权威和规则提出质疑。
它强调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娱乐化，对艺术、文化、传媒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现代的全球化进程也进一步加速了西方新文化的发展。
浅论西方新文化史翁海玲（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241000）一、新文化史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史学家的共同基础是：关注符号以及对符号内涵的解释。
”[1]上世纪80、90年代，新文化史学开始发展成为显学，从内部上看，其产生的原因既是对传统史学理论的反叛，同时又是在传统社会史滋养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古典文化研究思路遭史学家批判后的逐渐发展。
反映新史学的一个转向，即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变。
从外部学术背景上看，新文化主要是受到了三大方法和理论的冲击：法国的年鉴学派创建的史学、英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
首先，20世纪末50年代之前，传统史学一直高居于史坛的统治地位，但在这之后，其弊端则不断的暴露。
由于传统史学的研究视角主要局限于民族为中心，以政治精英史学为研究重点，忽略了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文化呈现出一元性的特点，并且反对史学研究的多样性，存在着研究方式上的自我封闭，认识论上也欠缺考虑。
于是，后辈学者不断努力，在时代发展的背景下，提出了文化应该实现社会性。
其次，新文化史学也深受三大主流理论研究的方法影响。
1963年英国劳工史学家E ·P ·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问世，标志着史学的转向，即“文化转向”或者“语言学转向”的趋势。
在这本书中，第一部分考察了18世纪流传下来的传统，以及这些传统在雅各宾骚扰中起到作用，第二部分提及工业革命对工人造成的巨大影响，第三部分谈到人们激进的历史。
他将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作为研究的重点，进而取代了以往社会史中常见的计量史学方法，将文化作为研究的一种范式引入到经济史中，这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从而反映出一种“文化马克思主义”倾向。
而在法国，以雅克·勒高夫为代表的第三代年鉴学派对传统年鉴学派研究“政治———经济”领域发起了挑战，开启了心态史的转变。
其实年鉴学派第一代的代表，马克·布洛赫、吕西安·费弗尔开启了研究集体心理学的先导，而年鉴学派第二代时候，布罗代尔更多的是以系列、功能、结构来进行总体史的研究，将历史学的研究导向了“经济———社会”的模式，但第二代年鉴学派学者忽视心态的研究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新文化史与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周 兵内容提要 新文化史的兴起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史学的一次重要的转折,“文化转向”是其显著的一个标志。
历史学的这一文化转向,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西方史学主流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文化史自身由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在其他历史学分支领域也出现了由无文化、非文化向注重文化因素、运用文化分析的转向。
关键词 新文化史 文化转向 文化研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以所谓“文化转向”或“语言学转向”为标志的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逐渐产生广泛的影响,同时由于在50年代后形成的社会史或社会科学史研究本身所暴露出的问题,在当代西方史学领域出现了以新文化史兴起为标志的史学方向的重大转折,新文化史由此成为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的主流趋势。
所谓“新文化史”,源于1989年编辑出版的《新文化史》①一书。
这个词概括了70年代后西方史学的主要研究取向,将原本诸如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人类学史学等名目统一于其下。
1999年,有新文化史“旗手”之誉的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在对十年前提出的“新文化史”进行了反思和总结,以“超越文化转向”来说明新文化史十年中出现的新变化。
此时她已不再提“新文化史”,而代之以“文化转向”,指出,“(这些)趋势我们现在将之归在了‘语言学转向’或‘文化转向’的总体标题之下”②。
因此,新文化史的兴起与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基本相一致,或如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所说的,“‘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它常被视为更广义的‘文化转向’的一部分”③。
以新文化史兴起为标志的历史学领域的文化转向,是一次全面的史学风气的转变。
具体而言,可以理解为三个维度上的转变:第一,在西方史学主流中,出现了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其次,在文化史学科内部,发生了从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第三,在历史学其他分支领域中,也表现出由非文化或无文化向重视文化因素、采取文化分析的转向。
乔治・伊格尔斯在谈及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里的西方史学趋势时,写道:“尽管有许多旧式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形式还在继续着,然而已经发生了一场基本的重新定向。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新文化史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它取代了经济一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
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
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新文化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后现代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1989年，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旗号。
亨特为该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
在“导论”中，亨特借用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t)在1961年时对社会史所作的命题阐发道：“历史研究越注重文化，文化研究越注重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
”①(P22)她意在申明，文化史的研究将逐步取代社会史的研究而成为历史学的主流。
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代西方史学经历了一次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亨特宣称，“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衰退，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p10)。
为了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雅各布·布克哈特(Jarab Burckhardt)和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相区别，这一新的文化史取向又被称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它可以看作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最主要的一个发展趋势。
在另一本书中，亨特对新文化史作了说明：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
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
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
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p198)。
新文化史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几种西方学术思潮共同作用影响的产物。
抛开传统文化史写作对新文化史在历史编纂上的传承和借鉴作用不谈，新文化史有三个主要的理论和方法的来源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
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今天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一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对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的重要贡献早已毋庸置疑，对于新文化史而言，其形成首先便是建立在对这两种“新史学”范型的“反叛”基础上的；另一方面，这两种史学本身在70年代后的新发展，又进一步拓宽了文化史的研究视野，成为了世界性的新文化史运动的一部分。
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谈到：“社会文化史是对一种更陈旧的体制和更陈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更确切的说，它是对六七十年代影响着欧美的两种历史类型的反叛。
一是卡尔·马克思类型的社会史，二是计量史(通常但并不总是经济史)。
计量史学又表现为两种形式：美国的…计量史学‟(diometrics)和法国的…系列史‟(hlstorieserielle)。
”(p27)不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风气，还是60年代布罗代尔(Femand Bmudel)如日中天般的“结构”或“长时段”历史模式，或是与之相对应的计量史学方法，大都相信历史的“科学性”，并且借用马克思的经典命题，认为经济和社会是起决定作用历史基础，而政治和文化只是随之而变的上层建筑。
不过，如同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最初的萌动正来自传统史学内部一样，对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反省同样出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年鉴学派内部。
早在1963年，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骤一问世，便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汤普森本身是英国社会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又是主动超越社会史并把研究方向引向新文化史的一位历史学家。
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他一改当时社会史研究常见的诸如用计量的方法统计工人的工资收入、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折算成可度量的标准进行比较等做法，而是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是在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
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他写道：“除非我们把阶级看作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构成，否则就无法理解它。
”(p11)在他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阶级意识的形成时，使用的也完全是文化的术语，比如传统、价值体系、观念和习俗等。
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汤普森又通过比较文化同经济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对自己的方法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我正在提出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即可以用…经济学‟名词来形容生产方式，但却把文化置于次要的地位，而生产方式的组织正是围绕着这个要害概念而展开的”(p18)。
汤普森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挑战，他不仅把“文化”引入到沉闷的社会经济史中，更将它放到了历史学家研究课题的中心位置，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为了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他的观念也经常被人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尽管汤普森还经常被归入到六七十年代社会史时代的历史学家之列，但他对文化的关注却极大地开阔了历史学家研究的视野，尤其在70年代后更是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法国年鉴学派那里。
不同的是，在法国，第三、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们用了一个专门的名词——“心态”(mentalités)来概括他们的文化史研究趋向，从而开创了“心态史”(l‟histoiredesmentalités)这一历史研究的新领域。
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Coff)在评价心态史的作用时写道：“…心态‟这一广泛、含糊而又经常令人忧虑的名词，正如其他许多具有广泛含义的词一样，对近年来的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带来了新鲜空气。
”(P31)勒高夫所说的心态史对经济史的平衡作用，显然是指法国史学自布罗代尔之后那种经济一社会史一统天下的局面。
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中，气候、生态、人口以及经济发展趋势都是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根本因素，是长时段的结构，而政治、文化等都只是浮于表面的可变量。
而到了60年代末，以勒高夫为首的年轻一代的年鉴派历史学家开始主张恢复年鉴学派创始人注重精神状态史研究的传统，将研究重心逐步由社会一经济史为主转向以研究人们的心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一文化史，反对把文化和心态看作是属于第三层次的次要因素，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层结构。
米歇尔·伏维尔(MichelV ovelle)把这一转变称为“从地窖到顶楼”的进步。
它意味着对过去历史整体架构的把握，历史的熟悉也更为全面真实。
许多早年以研究社会经济史闻名的历史学家，也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在某种“心态”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弦易张加入到了心态史家的行列之中。
最明显的例子是一度声称要固守“地窖”、坚持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勒华一拉杜里(EmmanuelLeRoyLadurie)。
在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中，拉杜里利用14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和其他档案，重新勾勒和描绘了中世纪后期法国西南部一个叫作蒙塔尤的小山村在几十年里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及思想状态。
在研究方法上，勒华拉杜里综合了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以及心态史等多种研究手段，其中尤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他专心态史的方法将蒙塔尤村民内心中对现实的种种看法展现在读者面前，包括了对性、婚姻爱情、家庭、儿童、死亡、时间和空间、自然和命运、巫术、宗教、犯罪等的态度及观念。
正如作者在书中写道的：“我们下面的考察将改变方向，它将更注重层次，更加细致，涉及个人会少一些。
我们将不再从住家和窝棚等领域做面上的考察，而预备向深层探索。
在最底层，我们将努力探讨一个充斥日常生活的颇有讲究的各种举止。
此外，爱情生活、性生活、夫妻生活、家庭生活和人口问题也将是我们关注的问题。
最后，我们还要充分利用有关村落、农民和民众的文化与社交的丰富资料。
这里的…文化‟当然是指人类学家所说的总体含义的文化。
”(7)(p194)伏维尔高度评价了勒华一拉杜里在《蒙塔尤》一书中的突破和创新，指出：“今天他对蒙塔尤地区的研究已生动地表明他把握了整幢建筑：从地窖到顶楼，即从土地结构到乡村集体心态中最为复杂的种种形式。
”(p136)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事实上便是新文化史的一个开端，它同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一起，颠覆了社会经济史独霸的格局，为“文化”平反正名，从而确立了文化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在新文化史中的中心地位。
年鉴学派的这种新的文化史研究取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心态史研究也引起了其他国家历史学家的共鸣。
其中最主要的国家当首推美国，尤其在一些法国史研究者中间，对文化的重新熟悉首先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他们是最早接触也是最先接受这一趋势并开始新文化史研究实践的。
二在美国，对文化的重新熟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又被添加了更多新的内容，补充了新的理论和观念。
1999年，在《新文化史》问世十周年之际，由林·亨特参与组织编写的另一部题为《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新方向》的论文集出版了，历史学家会同社会学家及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对新文化史十年来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总结。
在两位主编维多利亚·邦奈尔(Victoria E．Bonnell)和林·亨特共同撰写的导论中，对新文化史的产生背景回顾道：“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的分析模式开始取代社会史，宣告了所谓语言学或文化转向的开始。
”(p2)随后，两位作者列举了几部出版于70年代前后的重要理论著作，指出正是这些著作的影响，使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将视野转向了文化研究的方向。
这些著作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也就是新文化史的另两个理论来源：一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一是文化人类学。
在这部论文集的导论中，邦奈尔和亨特还非凡提到了两部出版于1973年的著作——海登·怀特(Hay-denWhite)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和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解释：论文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