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辩护律师权利的保障与救济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化水平的重要尺度。
总体而言，XX市律师刑辩现状与首都的法治建设水平不相适应。
本文以刑事律师辩护现状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刑辩律师执业过程中辩护权利受侵犯的问题与原因进行分析，从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的视角，对刑事辩护权利运行机制进行探讨，构建刑事辩护权利救济机制与相关配套措施。
一、近年来XX市律师刑事辩护现状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化水平的重要尺度。
律师参与刑事诉讼，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实体和程序权利提供法律帮助，能够有效平衡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促进司法的公平和正义。
“在现代社会中，许多国家都要求刑事案件必须有律师辩护，如果被告人没有委托，国家有义务通过司法援助为其指定免费的辩护律师”在我国，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自然权利，刑事辩护权长期被忽视。
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韩嘉毅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各种统计数据表明，当前我国刑事案件辩护率不到30%；如果这一数字低于10%，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就相当于一种摆设。
”值得指出的是，一些统计数据表明我国近年来刑事辩护率在60%左右，这是因为自1997年之后，律师业务统计中将审查起诉列为一个独立的案件受理环节，所以计算时，一个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与审判阶段被视为两次案件代理，因计算方法不同，两种统计数据并不冲突。
在XX，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一直较低，不足全国平均水平。
2005年时，全国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仅为30%，而XX更低，不足10%，平均一个律师一年承办的刑事案件不到一件。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依据《2005年XX律师业发展报告》，截至2005年底，全市执业律师已达11373人，居省级行政单位第二位，约占全国执业律师总数的10.5％。
七年之后，XX市的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形势进一步严峻，2012年XX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慕平在全国两会上称，“一年2万件刑事案件，有律师代理的不到500件，只占2.5%，其中很多还是政府指定律师辩护的。
”与此同时，XX市律师还具有人均辩护低，办理刑事案件意愿不强的特点，刑事案件辩护率总体上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在2004年，XX律师的人均刑事辩护率为0.94件/人，到2010年时降到了0.37件/人，不及2004年的一半，显著低于全国水平。
另一方面，在刑事辩护过程中，法院对检察机关指控和量刑建议的支持率远高于对律师辩护的支持，且刑事律师在程序意义的过程性辩护方面质量不高。
总体而言，XX市律师刑辩现状与首都的法治建设水平不相适应。
如何改变这种情况，提高刑辩率，是首都法治建设与人权保障工作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试图以刑事律师辩护现状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刑辩律师执业过程中辩护权利受侵犯的问题与原因进行分析，从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的视角，对辩护律师的权利救济与保障机制进行前瞻性设想。
二、律师刑事辩护存在的问题与原因（一）律师刑事辩护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新《刑诉法》对律师刑事辩护制度进行了诸多方面的完善，没有盲目照搬国外制度，而是循序渐进地推动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并统筹处理好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坚持着力解决律师在参与刑事诉讼、行使辩护权利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使得律师刑事辩护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所改善，但刑事律师辩护现状依然不容乐观。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律师参与诉讼活动限制重重，“三难”问题依旧存在我国《刑诉法》与《律师法》规定的律师权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辩护不受侵犯权、人身权、特定情况下的保密权等。
其中最为重要的，也是实践中，律师执业过程中最为突出的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
一是关于会见权的问题。
新《刑诉法》吸纳了《律师法》中关于律师自由会见的规定，改善了律师的会见程序。
依据新《刑诉法》规定，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三类特殊案件之外，律师凭“三证”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且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
但是实践中，侦查机关和看守所会通过多种方式，限制律师的会见权。
一是限定会见时间或会见次数，比如有些看守所规定律师的会见时间只有20分钟或30分钟，时间到后律师和犯罪嫌疑人的电话就会被切断。
二是对禁止性法律条文进行限缩解释。
新《刑诉法》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
一些司法人员认为，不被监听意味着不受人耳的监听，不应包括不受设备的监听，会见场所可以安装监控探头；一些侦查机关则将其解释为不通过设备监听，但是可以派员在现场。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不被监听，既包括不得利用技术监听，也包括侦查人员不在场。
该规定符合“监听”的立法本意，其他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时，也应当按照该种理解执行。
三是对授权性法律规定进行扩张解释。
高检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5条第1项规定：涉嫌贿赂犯罪数额在50万元以上，犯罪情节恶劣的，属于特别重大贿赂案件。
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
一些侦查机关为了限制律师会见权，只要达到数额标准，便属情节恶劣，一律要求侦查机关许可后律师方可会见。
而实践中，对于律师提出的会见请求，一律不许可，致使限制性条文虚置化。
二是关于阅卷权问题。
阅卷权是保障律师知情权的主要途径，律师通过阅卷获知案件的基本事实与相关证据，为充分辩护做出准备。
新《刑诉法》完善了辩护人的阅卷权，扩大了律师阅卷的范围。
《刑诉法》第38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
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
”根据该条规定，辩护人自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复制全部案卷材料。
实践中，一些司法机关通过多种手段限制律师的阅卷权利，有些机关只允许辩护律师选择查阅、摘抄、复制中的一种方式，并限制复制的数量；有些机关仅允许复制书面卷宗，对于光盘、审讯录像等证据，不允许复制。
三是关于调查取证权问题。
尽管新《刑诉法》规定，侦查阶段律师具有辩护人地位，且辩护律师的权利也有所扩大，但对其是否具有主动收集证据的权利，法律规定并没有明确，而在侦查阶段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是国际上的主要做法。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法律空白，使得辩护律师在长达数月的侦查期限内，失去了调查取证的主动权。
根据《刑诉法》第41条第1款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但是律师申请检察机关收集证据，一般都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轻或者无罪的证据，这与检察机关的控诉职能存在一定的冲突，一些申请诉求得不到回应。
2、刑辩律师存在较大的执业风险长期以来，律师行业谈刑色变，不愿代理刑事案件成为行业共识。
刑法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伪证罪”的规定，在规范律师执业行为的同时，也极大的限制了辩护律师的执业空间，被称为悬挂在刑事辩护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刑事辩护律师可能基于自身的会见或者调查取证行为，触犯法律的红线。
会见与取证对律师而言，蕴藏着巨大的刑事责任风险，全国律协曾对23个律师伪证罪案例进行分析，其中11个涉案律师被无罪释放或撤案，错案率将近一半。
这也使得刑事辩护成为辩护领域的高压线和深水区。
据《全国律师协会维权工作报告》统计，因刑法第306条规定而被指控犯罪的律师，1999年至2002年间有347起，其中包括犯罪最终不能成立的案件。
《刑诉法》修改之前，针对刑事辩护律师执业过程中的涉嫌犯罪问题，往往由原案件承办机关进行侦查，这就对侦查行为的中立性提出了疑问。
为此，新《刑诉法》规定了辩护人刑事案件的特殊管辖权，但效果如何有待于实践检验。
（二）律师刑事辩护权利被侵犯的原因1、控辩双方实力悬殊，诉讼地位不平等。
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存在三种错误倾向：一是重惩罚犯罪、轻保障人权，二是重查明事实真相、轻维护程序公正，三是重证据真实性、轻证据合法性。
公检法机关基于打击犯罪、保障社会的需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权利重视不够、保障不足。
在刑事案件中，律师的工作对象除了当事人之外，主要是公检法等公权力机关，双方从来就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根据宪法规定，我国公检法机关应当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但是在实践中，却是互相配合多、互相制约少。
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作为刑事案件的“大控方”，与辩护律师具有天然的对抗性。
内设于检察机关，承担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的自侦部门，与检察机关的联系更为紧密。
实践中，基于单位利益、办案压力与考核任务的考虑，侦查机关（部门）与检察机关对辩护权利行使进行阻挠或者刁难的现象屡禁不止，使得辩护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在强大的国家机关面前，律师个人力量凸显不足。
2、律师办理刑事案件意愿减弱，维权意识不强。
一是辩护空间有限。
经过立案、侦查、审查起诉而移送到法院的刑事案件，大多经过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层层审查，控诉一方的证据材料相对较为全面扎实，并且在当前的司法环境下，律师介入刑事案件能够开展的工作范围和程度有限，辩护律师感到大多数案件难有作为。
二是缺乏职业激励。
比起民商事案件、非诉案件而言，刑事诉讼的律师费用毫无吸引力。
律师代理刑事案件并不比代理其他案件轻松许多，付出与回报之间严重失衡。
在一些法律援助案件中，由于经济利益的缺失，律师毫无责任心，辩护流于形式。
基于上述原因，许多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意愿减弱，辩护预期不高，维权意识不强，即使权利遭到侵害，真正试图维护自己权利的依然是少数，这就使得相关司法机关对侵犯律师权利的行为形成执法性依赖，对律师权利的保障更加忽视。
3、个别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救济机制缺乏有效性。
虽然新《刑诉法》对辩护制度作了重大的改革与完善，但关于辩护制度的个别规定仍然过于原则、模棱两可，难以执行，亟待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如，《刑诉法》第39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
”但是，实践中辩护律师缺乏了解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证据收集情况的途径，无法了解到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搜集无罪、罪轻证据的情况，更遑论申请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调取这些证据材料了。
“无救济则无权利。
国家法律在不建立基本救济机制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律师辩护权利的外延和范围,最多只能达到在书本法律中列举更多“权利条款”的效果,而并不会带来律师辩护效果的实质性改善。
”新《刑诉法》虽然增设了律师权利被侵犯时的救济条款，但是缺乏具体而具有操作性的制度规定，救济机制缺乏有效性，律师辩护权利一旦受阻寸步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