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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第一节引言汉语古文字，顾名思义是指记录上古汉语的文字，通常特指包括小篆在内的先秦古文字（有些学者主张汉武帝以前的古隶也属于古文字范畴）。
近几十年来，古文字学界都倾向于把汉语古文字分为殷商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和战国文字三部分。
我们认为，这种三段分期法基本能够反映三段历史时期的文字发展演变过程。
战国文字是汉语古文字的晚期书写形式。
从字体而言，战国文字既包括笔画圆转的篆书，也包括笔画方折的古隶；从书写材料而言，战国文字既包括金属、石器、陶器、木器、漆器，也包括丝织品。
仅就外在形式观察，战国文字就是一相当复杂的概念。
因此，在介绍这种古文字之前首先必须搞清它的范畴。
战国时期的下限，公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年，即公元前221年。
战国时期的上限则有公元前481年（上接《春秋》终年）、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68年（周贞定王元年）、公元前403年（三家始封诸侯）等异说【1】。
战国文字的使用时间，一般说来应与历史上的战国时期相对应。
然而，不同期古文字的分期决不能如历史年表那样整齐划一（何况上举战国始年已在近八十年间浮动），其形体也决不会因改朝换代而发生突变。
文字的变异总是按照自身的演进规律而发展变化。
一般说来，这种发展变化都要经历一段较长的渐变过程。
殷代文字演变为西周文字，西周文字演变为春秋文字，春秋文字演变为战国文字，都有其历史、地域、人为诸方面的复杂因素。
很难设想，一种古文字在某天早晨会变成另一种古文字，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采取中央集权的威力，罢黜六国古文，推行秦文字，是一场雷厉风行的文字革命，堪称文字学史上仅见的文字“突变”。
尽管如此，也不能把秦代小篆开始使用的时间限定为公元前221年。
因为，前此不久秦国已出现了象新郪虎符那样标准的小篆【2】。
而后此几十年的秦汉竹简帛书文字中也时常可以找到六国古文的影子【3】。
因此，机械地划分战国文字使用年代的上下限是不够妥当的。
其实，自春秋中期以来，列国文字已开始发生引人瞩目的变异，其形体结构和书写风格都逐渐失去西周文字的特点，而开启战国前期文字的先河。
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代语言文字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古代语言文字也经历了重大的发展和变化。
在春秋时代，中国的文字已经开始呈现出了一定的规模和特征。
当时的文字主要是象形文字和指事文字，这些文字用来表达物体的形状、方位、性质等信息。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云雨”、“日月”、“人”等字。
这些字的形状比较简单，但是它们能够有效地传达信息。
到了战国时代，中国的文字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
当时的文字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范和结构，逐渐成为了一种独立的文字体系。
同时，战国时期的语言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形成了一些新的语言和方言。
这些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文字发展。
战国时期的文字特点之一就是“小篆”。
小篆是一种相对规范化的文字，它在当时的官方用途非常广泛。
小篆的字形比较规整，结构也比较简单，这使得它成为了一种比较方便、高效的书写工具。
同时，小篆还为后来的汉字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除了小篆之外，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的文字形式，比如草书、隶书等。
这些书体在当时主要用于书法艺术和竹简、木简等小型文献的书写，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文化和风尚。
战国时期的古代语言文字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多样性和变化性。
在当时的各个地区，都有不同的方言和语言，这些方言和语言也影响了当时的文字表达。
比如鲁国和卫国就是两个在语言和文字方面有所差异的国家。
这种多样性和变化性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文化和历史，也为后来汉字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和借鉴。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文字发展得越来越规范和成熟，同时当时各地的方言和语言也对文字表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种语言和文字的多样性和变化性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后来汉字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和借鉴。
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的几个问题战国文字形体研究是考古学和文献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战国文字指的是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使用的文字，包括秦楚韩魏赵齐燕等诸国。
研究战国文字的形体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
然而，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下面我将简要论述其中的几个问题。
首先，战国文字的形体问题是研究的核心。
战国文字的形体多种多样，其字形可以分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声符等几种类型。
虽然有一些共同之处，但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字形上存在一定差异。
因此，研究者需要系统地研究和比较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字形体，以了解它们的共同特点和区别。
其次，战国文字的来源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战国时期的文字来源多种多样，既有传统的甲骨文和金文，也有新出现的战国文字。
在研究战国文字的来源时，研究者需要考虑到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等因素，以确定战国文字的发展轨迹和演变过程。
第三，战国文字的编码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由于战国文字的字形之间差异较大，并且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文字形体也不尽相同，使得战国文字的编码成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研究者需要制定一套合理的编码标准，以便将战国文字系统地记录和检索。
第四，战国文字的功能问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战国文字在书面语言中的运用范围广泛，既包括表达具体事物的名称和性质，也包括表达抽象概念和思想等。
研究者需要进一步探讨战国文字在不同文献中的应用情况，以及其可能的引申含义和语义变化。
最后，战国文字的流传问题也值得关注。
战国时期文字的流传情况对研究者而言是一个挑战，因为只有很少的战国文字书写实例得以保存下来。
研究者需要通过对残片、简牍、竹木书等文物的研究，进一步还原和理解战国文字的使用情况。
总之，战国文字形体研究是一个复杂而有意义的课题。
通过对战国文字形体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战国时期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等方面。
然而，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仍面临一些问题，如字形、来源、编码、功能和流传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研究者们共同努力解决。
春秋战国使用的文字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而这个时期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文字的广泛使用和普及。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文字已经逐渐从象形文字转变为了表意文字。
这些文字主要以篆书为基础，通过形状和结构的简化来表达意义。
同时，由于战国时期的国家之间频繁交往和交流，不同地区的文字也开始融合和统一，形成了统一的书写规范。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在政治和军事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各个国家的国君和贵族们经常使用文字来发布政令、制定法律、下达命令等。
同时，军队中的将领们也使用文字来传递战斗指示、战术部署等。
这些文字的使用使得国家的管理更加高效，军队的作战更加有序。
除了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应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还在文化和学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化名人，他们通过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例如，孔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他的思想和学说被记录在《论语》中，成为了后世的经典之作。
而墨子则通过文字来宣传自己的墨家学派，提倡爱人和反对战争。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使用也对后世的文化和学术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这个时期，文字的普及和使用使得知识的传播更加便捷和广泛。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和使用文字，书写和阅读成为了普遍的技能。
这为后来的文化繁荣和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使用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在政治、军事、文化和学术等各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它使得管理更加高效，军队更加有序，文化更加繁荣，学术更加发达。
它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战国古玺文字辨识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文字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频繁交战，王权分裂，形成了一个多元的政治局面。
在这个时期，玺文的使用日益普遍，成为各个诸侯国表达权威和身份的重要方式。
战国古玺文字辨识，是一门研究古代印章上文字的学科。
它通过对印章上的文字进行研究和辨识，帮助人们了解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信息。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如何进行战国古玺文字的辨识吧。
要辨识战国古玺文字，就需要了解战国时期的文字特点。
战国时期的文字主要有篆书、隶书和楷书三种。
篆书是古代印章上常见的文字形式，它的特点是笔画简练、形状方正。
隶书是篆书的发展形式，笔画更加流畅、自然。
楷书是后来隶书演变而来的，是现代书法中最常见的一种字体。
要辨识战国古玺文字，就需要对玺文的内容进行分析。
战国古玺上的文字通常包括诸侯国的名称、国君的名字、官职、爵位等信息。
通过对这些文字的分析，可以了解到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的政治格局、官职制度等方面的情况。
要辨识战国古玺文字，还需要了解一些基本的辨识方法。
首先，可以通过比对已知的战国古玺文字和其他出土文物上的文字进行对照，找出相同或相似的部分，进而确定战国古玺文字的含义。
其次，可以通过对文字的形状、笔画、结构等方面进行分析，推测出文字的含义。
同时，还可以借助一些专门的工具，如显微镜、光学仪器等，对文字进行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
要辨识战国古玺文字，还需要对相关的历史文献进行研究。
战国时期留存下来的历史文献虽然不多，但其中有一些是关于战国古玺文字的记载。
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可以获取更多的信息，进一步帮助辨识战国古玺文字。
战国古玺文字辨识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需要掌握一定的历史知识、文字学知识和研究方法。
通过对战国古玺文字的辨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战国时期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希望通过这篇文章的介绍，可以对战国古玺文字的辨识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
戰國文字形體研究战国文字形体研究：特点、历史与演变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战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变革与文化繁荣的时代。
这一时期，各诸侯国独立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字形体。
本文旨在探讨战国文字形体的特点、历史及演变过程，以期深入理解这一时期的文化内涵。
战国文字形体作为一种独特的书法形式，具有鲜明的特点。
其一，各国文字形体的差异明显，体现了地域性和多元性。
这一时期，各诸侯国独立发展，文字形体各不相同，如秦国的篆书、赵国的行书、楚国的鸟虫书等。
其二，文字形体呈现出强烈的艺术性。
笔画富于变化，线条流畅，结构巧妙，给人以强烈的视觉美感。
其三，文字形体的功能性和符号性得以凸显。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字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从最初的象形、表意功能，逐渐发展为具有符号性的书写形式。
战国文字形体的历史背景复杂且多元。
在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城市兴起，文化教育普及。
同时，各诸侯国间的竞争加剧，使得文字形体的发展也具有了各自的地方特色。
此外，学术环境的宽松也促进了文字形体的多样化发展。
士人阶层的崛起，使得文化知识更为普及，人们对文字形体的审美需求也相应提高。
战国文字形体的演变过程是一个动态而连续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字形体受到时代、地域、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繁琐的象形笔画逐渐简化，符号性的元素不断增加。
此外，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不同地区的文字形体也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通过对战国文字形体的深入研究，我们能够总结出以下规律和特点：1、战国文字形体具有多元性和地域性。
各诸侯国独立发展，文字形体各不相同，展示了独特的文化风貌。
2、战国文字形体具有艺术性和符号性。
流畅的笔画、巧妙的结构展示出强烈的视觉美感。
同时，文字形体的符号性也逐渐增强，成为人们交流与沟通的重要工具。
3、战国文字形体的演变受到时代、地域、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笔画简化、符号性增强成为趋势。
同时，地域性的特点也使得文字形体具有独特的风貌。
战国文字的名词解释
战国文字指的是中国历史上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使用的
文字系统。
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期，国家分裂，战乱频繁。
由于各国之间存在着文化、语言以及政治制度的差异，因此各国在书写和记录上都有所不同。
战国文字并非一种单独的文字系统，而是指代战国时期各国所使用的不同文字，它们在形态、结构和发展特点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其中最著名的是楚、鲁、秦、齐、赵、魏等国的文字。
战国文字的特点是简练、精细，构字方法也比较多样化。
例如，楚文字以方块
字为主要构字方式，字形为方形或方形加横折；秦文字则以结构简单、笔画规整为主要特点；而赵文字和齐文字则侧重于表达感情和形象化。
战国文字的出现对于中国文字的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影响。
它们为后世的汉字
演变奠定了基础，并且在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虽然战国文字在现代已经无法直接阅读，但通过考古发现以及后世的文字研究，人们对战国时期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战国文字的研究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春秋战国时期的语言文字与文化传承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个时期涌现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文人和政治家，其作品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传承和发展。
在这个时期，语言和文字也经历了重要的变化和发展，成为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础。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语言文字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分裂成了众多的小国，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交往日益频繁，这促进了语言文字的交流和发展。
在这个时期，各国的文字体系逐渐完善，文字的形态也不断发展，从古文字逐渐演变成篆书、隶书、楷书等。
篆书是古代最早的文字，主要用于刻石、刻印，而隶书则是一种简化的书写方式，主要用于文书和官方文件的书写。
隶书的发展，使得文书的书写大大简化，有利于文化的传播。
隶书的最大特点是把复杂的字形变成简单易写的形式，这对于日常书写和出版印刷都有极大的帮助。
楷书则是在隶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一种规范化的书写方式，从形式上规定了每一个字的大小、比例和形态。
楷书规范了书写的形式，使得文化更易于传承。
随着楷书的发展，文字更加规范化，文字的书写和阅读能力也日益普及。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传承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传承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二是新兴文化的创造。
传统文化的传承主要体现在各个国家的经典文献和口头传说中。
《周易》、《尚书》、《诗经》、《礼记》等经典文献里，蕴含着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这些经典文献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经典文献，春秋战国时期还流传着许多口头传说，这些传说以具有象征意义的浅白故事形式表达了中国古代人们对人生、事业和道德的理解。
这些故事传承至今，在中国文化中仍犹如一盏灯塔，指引着人们抵达智慧和良知的彼岸。
新兴文化的创造，主要指各国思想家和文人的创造性工作。
在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思想家和文人呈现出了卓越的才能和创造性的思想，如孔子、荀子、墨子、韩非子、庄子等。
这些人所创造的思想、理论和文学作品，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章战国文字第一节战国文字的内容及研究概况一战国文字的内容战国文字是战国时期使用的文字。
历史上的战国时期，上限一般确定在前475年(周元王元年)1，下限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221年。
研究战国文字主要依靠的是战国时期的材料，除此以外，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字以及秦统一后的文字也是研究战国文字的重要参考资料。
战国文字的种类繁多，不象商周文字那样单一。
我们可以把甲骨文看作是商代的代表文字，把金文看作是西周、春秋时代的代表文字，但却不好把某一种文字看作是战国时期的代表文字。
已出土的战国文字有铜器铭文、石器文字、货币文字、玺印文字、简帛文字、陶文以及盟书等。
这些文字的名称有些是从书写材料的角度提出来的，如铜器铭文、石器文字、简帛文字和陶文，有些则是从书写内容和用途的角度提出的，如玺印文字、货币文字和盟书等。
(一)铜器铭文战国早期的铜器铭文和春秋时期铜器铭文的内容大体相同。
作于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4年)的羌编钟，记述作者跟随韩君征秦讨齐，受到韩君的封赏。
这种风习至战国中期仍保留在个别器物中。
1978年河北平山县出土的中山王大鼎、中山胤嗣圆壶，是白狄别种鲜虞国君及其嗣子所作，时代在前309年或前308年之后。
二器记述齐王破燕，燕国君臣易位的事件，同时颂赞了老臣相邦的德行。
鼎铭长469字，洋洋洒洒，充满了儒家的说教色彩。
从战国中期开始，出现了一种“物勒工名”式的铭文。
所谓“物勒工名”，就是在器物上勒刻作器官吏、工匠的名字，以保证器物的质量，如有不合格者，便于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如三十二年邺令戈铭：“卅二年，业(邺) (令) (狄)，石库工 (师)臣，冶山。
”邺令是邺(今河北磁县)地之长官，是此戈的监造者，“狄”是其名。
“工师”属工官之长，是主持造戈的人。
“库”是制造、保管兵器的地方。
“冶”即冶铸工匠，是器物的真正制造者，“山”是其名字。
在战国时期的铜铭文中，最发达的是兵器铭文，占的比重很大，这与当时的战争形势有关。
除此以外，战国的铜器铭文还出现在量器和符节上，如“商鞅方升”、“郢大府量”、“新郪虎符”、“鄂君启节”等。
1或确定在前481年(《春秋》终年)、前468年(周贞王元年)及前403年(三家分晋)。
春秋以前，铜器铭文绝大部分是铸在器物上，战国中期以后，往往是在器物制成后用刀刻上去的。
(二)石器文字石器文字包括刻和写在石器上的文字。
前者有著名的诅楚文、秦曾孙駰告华大山明神文和秦统一后在泰山、峄山、琅邪台等地的刻石，这些都是研究战国时期秦系文字的重要资料。
诅楚文于北宋中叶在秦故地发现，是秦王诅咒楚王的告神文。
发现时共3石，其刻辞基本相同，只是祭告的神灵不同。
秦曾孙駰告华大山明神文近年出土于陕西华阴，有甲乙两块玉简，甲简正面刻铭，背面朱书，乙简两面皆朱书。
二简文字略同，共299字。
简文记载秦曾孙駰有疾，久不得愈，乃祷告于华大山明神，得其保佑，使病体日复。
此文对研究秦人礼俗及秦文字的演变情况极为重要，其价值不在诅楚文之下。
(三)货币文字战国时期，各国的生产和交换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商品市场高度繁荣。
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货币的大量发行。
在河北易县燕下都(燕国后期的都城)出土了很多刀形币，上边有“明”字(也有人释为，即燕字)，数量常多达数千枚。
在朝鲜渭原(鸭绿江东岸，与吉林集安市邻近)一窑穴中，一次出土曾发现了四、五千枚这种刀币。
燕在战国时并不是很发达的国家，尚且如此，他如齐都临淄、赵都邯郸、魏都大梁，其市场规模均远远超过燕国，当时货币发行数量之大可以想见。
除燕国的明刀币外，齐国有一种“即墨”刀，上有“節(即)墨之大刀”的字样。
即墨是齐县名，也是该币的铸造地。
此外，赵国有一种直刀，上有“白人刀”三字。
“白人”即“柏人”，在河北尧山县西。
另有一种货币叫布，即鎛。
鎛原是一种铲形工具，后人模仿其形铸币。
布币通行于韩、赵、魏，即所谓的三晋地区，同时也流行于东、西周(战国时分封的两个小国，在今河南洛阳附近)，以及燕、宋等小国。
魏有“安邑二釿”布，安邑为魏旧都，“釿”是记重单位。
赵有“晋阳”尖足布。
韩有“宅阳”方足布，“宅阳”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
燕有“纕(襄)坪(平)”布、“右明 (司)冶”布等，襄平是燕地名，“司冶”是“右明”属下的铸币机构。
楚国地处南方，货币比较特殊。
在楚地发现很多扁平形的黄金小方块，称版金，上面多有钤印“郢爯”。
“郢”是楚都，“爯”是称量单位。
楚国还有一种铜贝形的钱，或称“蚁鼻钱”、“鬼脸钱”。
此币上有“”字，究竟是什么字，说法不一，今人或释为巽，读为钱。
战国晚期，兴起一种体圜、有孔的钱，称为圜钱。
这种货币形式，为汉以后各朝所继承。
圜钱文字有“西周”、“东周”字样，是东、西周的货币；也有“离石”的字样，即今山西离石县，为赵币。
秦圜币有“珠重一两，十三”的文字，“十三”是编号。
后来秦兴起了“半两”圜钱，是这种币的发展。
(四)玺印文字玺印在秦以前统称玺(字作鉩)，秦始皇时，规定天子印称玺，私人印只能称章。
所以战国印不分公私概称古玺，秦以后除皇帝、皇后外皆称印。
古玺有官玺，即政府机关的玺；有私玺，即个人的私名玺；有成语玺，这主要是一些格言和吉利的话；还有一种肖形印。
官玺的内容多反映的是官员的身份或职能部门的名称。
如燕官玺“平阴都司工(空)”是平阴(今山西阳高县)地方的工官印。
又如魏官玺“文檯(臺)西疆司寇”是文臺(今山东东明县)的地方司寇之印。
又如齐官玺“陈立(莅)事岁安邑亳(或释亭)釜”，是齐国执政者陈视事(即主政)这一年安邑地方的造陶釜者之印。
又如楚官玺“太 (府)”，太府是为楚王制造器物的机构。
私玺的数量甚多，今所见战国古玺约有4000枚。
私玺出现的姓氏很多，除王、长、张、肖(赵)、 (齐)、奠(郑)、 (任)、 (董)等单姓外，还有淳于、司寇、正孙、尾生、西方、阳城、下池、公乘、苦成、马服等复姓。
姓氏多与地名有关，如周、卫、鲁、齐；或与官名有关，如司徒、司马。
也有与出身有关的，如公孙、王孙，表示是诸侯或王之后。
成语玺如“敬事”“敬命”“正行”“修身”“忠信”“亡(无)私”等，反映了人们的一种道德修养。
而“宜官”“富昌”“千秋”“万金”“福寿”，则表示了人们对功名利禄的愿望。
1995年以来，西安北郊相家巷村出土秦封泥数千枚，其文字不重复者约400枚。
这批封泥的时间为战国晚期至秦代。
所谓封泥，是古人封缄文书时用印按捺在泥上的遗留，是印的使用形式。
秦封泥有“尚浴府印”“寺工之印”“章厩将马”“恒山侯丞”“阳陵禁丞”，很多官名都不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
(五)简帛文字在纸发明以前，人们长期以简和帛作为书写材料。
简即竹简，另外还有木简，又称牍或觚。
所有竹木简上的文字都用墨笔书写，然后用绳子编起来。
帛书则是把字写在丝织的帛上。
因为简帛容易腐烂，难于保存，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多是战国以后的材料。
战国简书在历史上曾屡有发现。
西汉景帝时，鲁恭王(当时的一个诸侯王)为扩大宫室，拆毁孔子旧宅，在墙壁中获得古文《尚书》、《礼记》等。
所谓古文，就是六国文字。
西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河南汲县发现战国魏墓，出土《纪年》、《穆天子传》等竹简书，也是用古文写的。
近数十年发现的竹简、帛书以楚国为大宗。
其中竹简有湖南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河南信阳长台观、湖北江陵望山、三星观、荆门包山、郭店、随州擂鼓墩等多批。
这些竹简中最重要的是包山、郭店的两批简。
包山简有各种文书，是若干独立的事件或案件的记录，属于各地官员向中央政府呈报的文件。
从这些文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楚国的政令、司法、职官、民情以及地名等情况。
包山简还有很多卜筮祭祷记录，内容都是为墓主贞问吉凶祸福，请求鬼神与先人的赐福和保佑的事情。
所请求的鬼神包括各种神祇以及山川、星辰之神等，先祖则有老僮(童)、祝融、 (鬻) (熊)、武王等。
包山简和其它几批竹简中有很多遣策，即送葬器物的清单。
其称名多与实物对应，对研究战国楚器的实际称名和命名原则、用策制度等很有意义。
郭店楚简包含有多种古籍，主要是道家和儒家的著作。
其中道家著作有《老子》甲、乙、丙三种抄本，绝大部分与今本《老子》相同或相近，但章次不对应，也不分道经与德经。
儒家著作包括《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等，是研究战国中晚期儒家学说特别是子思、孟子一派学说的重要资料。
1942年，长沙市子弹库楚墓中出土了一件战国楚帛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该帛书现藏于美国。
帛书有很多墨书文字，周边是彩绘的图形，其内容多是有关阴阳数术的，如叙述四时起源、天象的灾异以及十二月的宜忌等。
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1155枚，内容十分丰富。
如《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以及《日书》(甲、乙两种)等，其中《编年记》是秦史的大事记，与《竹书纪年》相当。
湖北云梦县龙岗出土的秦简，很多是有关秦代禁苑的内容。
其中提到“皇帝”，大约抄于秦代。
始皇统一全国后，出巡频繁，其中二十八年到过南郡，三十七年“行至云梦”，此类秦简应为始皇出行时特别颁发的律文。
1979年，四川青川县出土了一件木牍，是秦武王二年(前309)颁布的田律。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了一批战国末年秦国的竹简，其中一篇是《墓主记》，讲述的是墓主丹死而复生的故事，与《搜神记》一类志怪小说相近。
此外还有木质地图和《日书》。
地图绘制着冢山北侧、西汉水上游的山川，并有文字注记。
《日书》有甲、乙两种。
(六)陶文陶文即陶器上的文字，陶文大多数是器物烧制前用玺印按捺上去的，只有少数是刻上去的。
六国陶文以燕、齐两国为大宗。
燕陶文如“廿一年八月，右陶尹，佐疾， (?)贺，右陶攻(工)汤”一语，其中“廿一年”据研究是燕王喜二十一年(前234年)，“陶尹”是陶工之长，“佐”为其助手，“陶工”就是制陶的工匠。
齐陶文如“高闾里人陶者曰汩”一语，“高闾里”是齐都临淄的小地名，“陶者”即陶工。
战国后期秦国及秦代的砖瓦上，粪有制陶机构或工匠的印章，也有少数刻划文字。
秦陶文多为方形印记，其中以阴文居多，阳文少见，多4字或6字陶文。
4字者如“咸高里喜”，“咸”为咸阳省称，“高”是里名，“里”是基层行政单位，“喜”是陶工名。
6字者如“咸亭里丹器”。
“亭”字秦汉陶文多见，是管理市场的机构。
1948年，陕西户县沣河边出土了秦惠文君四年(前334年)的秦封宗邑瓦书，共121字，内容记述分封右庶长宗邑的经过，是秦陶文中不多见的精品。
瓦书系刻成，笔画方折险劲，与其它圆转浑厚的陶文形成鲜明对比。
(七)盟书盟书又称载书，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或卿大夫订立盟誓时写在简策、玉片或石片上的盟辞。
订立盟誓时，先在简策、玉片或石片上用毛笔写上盟辞，盟誓完毕后将盟书埋在地下或沉于河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