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件化到法律化_改善大学与政府关系之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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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管理名词解释:1.教育行政管理:教育行政管理是政府的职能,是国家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为实现教育目的,依法对各类教育事业与所属教育机构所进行的领导和管理活动。
2.教育行政组织:教育行政组织是国家行政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按照法律的要求而建立的管理国家教育事务的体系.3.教学行政:教学行政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根据教育计划将各年级、各专业的各种门类的课程,通过教师和教材的投入、科学有效地组织成为有效、高效、高质的教学过程。
包括教学内容行政和教学质量的控制及管理二个方面。
4. 课程:即教学内容,指学校给学生传授的知识和技能,灌输的思想和品德,培养的行为和方式的总和。
包括教学大纲、教学规划和教科书。
5.教学评价:是一种学校内部的检查与指导,是学校为了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保证教学质量,促进学校发展而对教学工作进行的一种督导活动6. 科研预测:是指用科学的方法分析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的内在联系,以及与技术发明、技术应用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寻求科学技术未来发展的目标,预测即将出现的技术发明及其效果,从而为制定科研计划提供重要参考。
8。
课题核算制:科研课题核算制是科研部门运用价值规律实行经济核算的主要内容,是独立经营、实行科研合同制、成果转让、产品估价的基础,同时也是明确经济责任制,使科研人员树立经济观念,合理使用科研经费的重要措施.它包括编制课题经费预算和决算。
9.教师职务聘任制:即聘任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由学校或者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教育教学岗位设置,聘请有资格的公民担任相应教师职务的一项教师任用制度.10.人员开发:是由组织有计划的提供的,为了使员工获得或改进知识、能力、态度和行为,达到提高组织工作绩效、员工和企业共同发展的目的而进行的系统化的教育训练与开发活11。
教育财政:教育财政(英文为educational finance或financing of education),是指国家各级政府为发展本国本地区教育事业而对用于教育的财力资源进行的一系列专门性管理活动。
2023年高校教师资格证之高等教育法规考前冲刺模拟题库附带答案单选题(共20题)1. 按照我国职业教育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属于职业培训形式的是()。
A.学徒培训B.下岗培训C.普法培训D.待岗培训【答案】 A2. 坚定走()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魅力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A.生产发展、生活美好、环境美丽B.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C.经济增长、生活富裕、社会和谐D.经济发展、生活富裕、自然美丽【答案】 B3.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属于()。
A.企业法人B.社会团体法人C.机关法人D.事业单位法人【答案】 D4. 针对包括股权投资基金在内的私募基金的监督管理,中国证监会设私募基金监管部的职能不包括()。
A.监管会计报表B.拟定监管私募投资基金的规则、实施细则C.负责私募投资基金的信息统计和风险监测工作D.拟定私募投资基金合格投资者标准、信息披露规则等【答案】 A5. 通常,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符合()即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A.Ⅰ、Ⅱ、ⅢB.Ⅱ、Ⅲ、ⅣC.Ⅰ、Ⅱ、ⅣD.Ⅰ、Ⅱ、Ⅲ、Ⅳ【答案】 D6. ()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
A.工业农业国防问题B.经济政治文化问题C.农业农村农民问题D.科技文化社会问题【答案】 C7. 改革开放之初,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法制建设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邓小平强调党的()。
A.政治建设B.组织建设C.制度建设D.纪律建设【答案】 C8. 侮辱、殴打教师的法律责任不包括()。
A.根据不同情形,分别给予行政处分或行政处罚B.造成损害的,责令赔偿损失C.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D.所属机构应作出相应的赔偿【答案】 D9. 募集机构对投资者进行风险评估的结果的有效期不得超过()年,?A.5B.2C.1D.3【答案】 D10. 在教育司法实践中,如某一违反教育法律法规的行为同时触犯多种形式的教育法律规范,则可追究行为人责任种类是()。
袁永旭, 李建悦, 王思源, 等. 基于政策工具的我国精神卫生政策文本分析[J].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2022, 31(12): 14-22. DOI:10.3969/j.issn.1671-3982.2022.12.003·研究与探讨·基于政策工具的我国精神卫生政策文本分析袁永旭1,2,李建悦2,王思源2,黄安琪2[摘要]目的:为了解我国目前已经出台的精神卫生政策现状和特点,探讨现有政策体系的侧重点并剖析存在的问题,对我国国家层面出台的精神卫生政策文本进行研究,以期为推动我国精神卫生事业迅速发展、为政府未来制定与优化精神卫生领域政策提供参考。
方法:选取1986-2021年我国在国家层面发布的有关精神卫生的政策文本76份,然后运用关键词词频分析法对精神卫生政策主题侧重点进行分析,再利用内容分析法构建“政策工具-管理过程-利益相关者”三维分析框架,从3个维度对我国精神卫生政策的文本内容进行分析。
结果:76份精神卫生政策的主要关键词为“服务”“健康”;在政策工具维度,精神卫生政策总体呈现出重环境型政策工具、轻需求型政策工具的特点;在管理过程维度,精神卫生政策主要聚焦于预防阶段;在利益相关者维度,政府与政府部门是政策出台与执行的主要利益相关者。
结论:应优化调配政策工具,平衡各利益相关者需求,增强政策多维耦合性,提高政策可操作性,构建能够更好地为精神卫生、心理健康服务的精神卫生政策体系。
[关键词]政策工具;精神卫生;利益相关者;政策文本分析[中图分类号]R-012;R7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3982(2022)12-0014-09Textual analysis of mental health policies in China based on policy tools YUAN Yong-xu 1,2, LI Jian-yue 2, WANG Si-yuan 2, HUANG An-qi 2(1.Library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1, Shanxi Province, 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1, Shanxi Province, China)[Abstract ] Objecti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mental health policies issued in China, explore the focus of the existing policy system and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is research on mental health policy texts issued at the national level was conduct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ental health in China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and optimize the policies in the future. Methods 76 national -level mental health policy texts were selected from 1986 to 2021, and then analyzed by using keyword frequency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themes of mental health policies.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construct a three -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policy instrument -management process -stakeholders" to analyze the textual content of China ′s mental health policy from three dimensions. Results The primary keywords of 76 mental health policies were "service" and "health"; in the dimension of policy instruments, mental health policies generally showed emphasis on environment -based policy instruments rather than demand -based policyinstruments; in the dimension of management process, mental health policies mainly focus on the phase of prevention; in the dimension of stakeholders, the government sectors were the main stakeholders of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Conclusion It is proposed to optimize the instruments of policy[基金项目]山西省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卫生信息管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用”(2020SY242)[作者单位]1.山西医科大学图书馆 山西 太原030001;2.山西医科大学管理学院 山西 太原030001[作者简介]袁永旭(1971-),男,硕士,副教授,图书馆馆长,研究方向为卫生信息管理、信息计量和科学评价。
国家开放大学22春“行政管理”《电子政务》作业考核题库高频考点版(参考答案)一.综合考核(共50题)1.行政环境硬件包括()。
A.办公设施B.工具C.思想观念D.制度方法参考答案:AB2.试述电子政务与办公自动化的不同。
参考答案:1.应用的主体范围不同。
办公自动化的应用范围一般只是在政府机关内部,并且集中于办公人员的个人层面:电子政务的应用范围不仅包括政府部门内部,还包括政府部门之间、不同地区政府之间的应用、互动与共享,包括政府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应用与互动。
2.管理理念与着眼点不同。
办公自动化只着眼于政府机关内部各环节的管理,着眼于提高政府机关自身的办事效率,体现的是政府内部管理。
但电子政务不只是用来提高政府行政组织的办事效率,而且更注重运用网络技术来服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更注重如何方便公众获取政府的信息及其服务,方便公众对政府部门进行监督,实现政务公开。
3.应用的内容不同。
办公自动化的用户多为办公人员,服务对象是政府机关自身,应用的内容是政府机关内部的电子化和网络化办公、政府机关之间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信息共享与实时通信。
电子政务是以EDI和因特网为基础,用户范围要广泛得多,包括了其他政府机关及其所属工作人员、非政府公共机构、企业和公民。
3.政府流程设计的基本原则有()。
A.合法B.合理C.适应D.协调参考答案:ABCDA.电子政务B.电子商务C.远程教育D.数字电视参考答案:D5.下列哪一项不属于电子政务对行政组织的影响()。
A.改善现有行政方法的信息基础和信息通信手段B.中间管理层的缩减C.管理幅度的增宽D.行政组织绩效的进一步改进和提高参考答案:A6.下列哪一项不属于电子政务对政府决策的影响()。
A.电子政务对政府决策目标的影响B.电子政务削弱以致取消了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的严格分界C.电子政务有助于改善政府决策者的“有限理性”D.创立全新的行政方法和行政措施参考答案:D7.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主要功能有()。
高校听证制度--教育行政管理的法治化创新王彦;胡慧中【摘要】高校是培养具有高专业水平和高国民素质的教育基地,规范化、法治化的高校教育行政管理是教学管理水平得以发挥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高校师生的各项合法权益,应当受到高校管理的重视。
高校听证制度作为高校教育行政管理的创新制度和依法治校的重要环节,以程序正当理论为基础,充分发挥其事前的预防性权利保障功能,有利于维护高校教育行政管理中公权力与师生权利之间的和谐关系,使高校内部的行政决定和行政命令受到监督,维护了师生的合法权益,为依法治校确立制度保障。
【期刊名称】《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年(卷),期】2016(032)010【总页数】5页(P207-211)【关键词】高校听证;教育行政;法治化【作者】王彦;胡慧中【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东北财经大学院法学院,辽宁大连11602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640在高校教育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依法治校是高校管理机构应当具备的基本法律精神,除了加强教育行政部门依法行政、提高教学活动质量等方面,对于教师、学生合法权益的保障问题,亦逐渐受到重视.进入21世纪后,各大高校相继出台如高校申诉、教育仲裁等形式多样的权益保障手段,多数针对案件的事后救济与内部处理问题,而忽略事前的预防性或处理问题的民主性.高校听证制度是一种事前预防性的权益保障制度,较其他制度而言属于高校教育行政程序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它以独有的法学理论内涵为基础,充分地发挥其民主性与公开性的特点,以程序正义保障实体权利的公正,是现今高校教育行政管理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1.1 教师与学生法治意识的增强为高校听证制度提供前提条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一直注重法制建设与法治发展,直到2011年,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逐渐做到了国家各方面、各层次、各领域都有法可依,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公民的法治意识在社会环境的熏陶下,也不断得到强化,促进了社会民主、法治的长足发展.高校作为高知识人才的集中地,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教师与学生的法治意识、民主意识更为强烈,对自己的维权意识也更浓烈.在大众教育的背景下,师生是高校的主人,应该参加到高校的建设与管理中.“教师与学生参与学校管理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师生既然有义务承担学校决策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就应该有权利参与学校的决策”.[1]听证制度能够反映教师与学生的法治意识和参与管理高校的要求,并通过合理的程序设计使得师生的参与权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听证制度在高校环境中有其存在的土壤,是师生参与高校管理的重要途径,通过各方意见与思想的碰撞,及时发现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促使高校管理法治化、规范化.1.2 高校强大的人才资源为听证制度提供智力支持听证制度的构建与实施,在高校这一群落中能够有迅速实现的可能.高校师生心智成熟,是具有较高素质、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有一定的自律、批判、辨别能力,已经具备基本的参与高校事务管理、解决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教育、生活等方面的能力,能综合运用听证制度,通过陈述、申辩、质证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高校推广听证制度不是难事.从目前高校听证的社会实践中可以看出,师生更是偏向选择此种权利救济方式.很多高校都设有法学院,有些甚至是高校的强势学科,通过普法活动更容易制造法治氛围,推广高校听证制度的运用.而且高校的法学教师为听证主持人、听证代表等人员的选择提供人力、智力支持,更能从专业的角度完善高校的听证制度.1.3 听证范围的不断扩大为完善高校听证制度提供契机从1996年我国的《行政处罚法》首次确定听证制度,其范围不断扩大至立法、价格、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方面,作为一种重要的协商民主方式更是在国家多种方针政策中被提及,其发展态势不可同日而语.实践也表明,听证制度在控制公权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听证制度的初衷是给予公民机会和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涉及财产权如停产停业、较大数额罚款等事项可以进行听证,那么涉及高校教师、学生身份的相关事项更可以适用听证制度,如高校不颁发学位证书、开除学籍等均影响学生正常的受教育权,而且这些处分决定会记入档案,影响学生将来的就业与职业发展.若将这些事项排除在听证的范围之外,显然违背了法治的精神追求,既不能保护教师与学生的合法权益,也不能实现社会公正、公平的价值目标.根据自然公正原则,任何人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重大影响之时都有权知晓自己所受处罚的法律依据、事实和证据等,并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在高校管理中实施听证制度,是保障教师与学生知情权、陈述权、申辩权的重要措施.高校听证制度作为一项创新型的高效管理制度,是教育行政管理关系法治化进程的助推器,明确教育行政法律关系的内容是弥补高校听证制度不足、促进高校听证普遍运用的关键.2.1 高校管理权的性质高校管理权经历了由政府集权管理到高校自主办学、自主管理的变化.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统一管理高校,高校则按照国家计划进行招生和分配,学生免费就学、服从分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社会的深入人心,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严重阻碍了高校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政府逐渐下放权力,不断强化高校的自主权.《高等教育法》第四章专门规定了高校的组织与活动,明确规定了高校的自主招生、自主设定专业、自主管理教师、学生等权力;《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章规定了高校对学生有自主奖励与惩罚的权力;《教师法》在总则、第七章、第八章规定了高校对教师有管理、奖励、处分的权力,还有其他的一些教育部、教育厅的规范性文件对高校管理权的细化.从这些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可以看出,高校管理权是法律、法规的授权的一种公权力,是国家教育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主导性与单方性[2].由于法律、法规的授权,使得原本没有权力主体资格的高校合法取得了公权力,承担高校管理职能,其管理决定具有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孟德斯鸠说过“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高校管理的公权力也不会例外.公权力具有扩张性与侵犯性,必须对其加以制约、监督,运用严格的程序法则,保障权力合法、合理、公开、公正的运行.听证是监督、制约公权力,防止其滥用的有效方式之一,高校引入听证制度可以促使高校管理权力的规范行使.2.2 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一直以来,高校对学生管理的行政化色彩很浓,教育领域行政化的管理方式深受大陆法系“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特别权力关系,又被称为特别支配关系,是基于特别的法律原因,为实现公法上的特定目的,行政主体在必要的范围内对相对人具有概括的支配权力,而相对人负有服从义务的行政法律关系.这种理论认为“公务员与政府、学生与学校、犯人与监狱等互相之间存在着特别权力关系”.[3]随着市场经济、民主社会的发展,这种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高校发展新形势.高校收取学费、学生自主择业,“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高校是高等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学生是教育服务的消费者,学生的主体意识与教育消费意识不断加强,也不断冲击着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特别权力关系,由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从目前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中可以看出,高校与学生之间不是单一的法律关系,而是一种复合型法律关系,既包括民事法律关系,又包括行政法律关系.高校与学生之间行为内容涉及的主要是教育教学管理与接受教育,但随着高校改革的不断深化、学生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高校以民事主体的身份从事一定的行为,与学生之间形成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如学生在住宿、就餐、购物时与高校发生的法律关系.在学生生活服务方面,高校不断曾设基础设施以便利、提高学生在校的生活水平.如现代化的学生公寓和种类繁多的学生食堂,学生在自主选择商品与服务的同时,须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金钱,履行相应的义务,如在使用宿舍的过程中,因学生的使用行为不当造成高校损失的,学生应该承担赔偿义务.高校未按合同要求提供服务或造成学生财产、人身权益的损失,也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受《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等民事法律、法规调整,若发生纠纷,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高校的管理权具有公权力的属性,主要表现为教育行政管理的法律关系上.根据《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授权,高校对学生有招生、学籍管理、学位授予、奖励等权力,如果学生违反校纪、校规,高校具有对学生作出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的处分权力,这些权力对学生的身份和名誉有一定的影响,也彰显了高校与学生在这些管理行为中法律地位的不平等,将其视为行政法律关系.如果学生针对高校的违纪处分不服,可以通过申诉或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学生针对处分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在司法实践中有成功的案例,如刘燕文诉北大案、田永诉北科大案,但类似案件提起行政诉讼仍呈现出许多障碍,如法院不予受理,且理由是纠纷不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这无疑缩小了学生维护合法权益的救济途径,使得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无救济途径可循.这种现状启发我们必须以理性的思维、法治的思维重新审视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关系问题,充分重视大学生的权益,调整学校权力与大学生权益在管理思维中的比重.高校学生管理听证制度的实施将有利于维护大学生的权益、协调教学双方的关系、促进高校与大学生关系的和谐发展[4].2.3 高校与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高校一直采用教师任命制度.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有计划地向学校派遣教师,教师被纳入国家干部管理体制.“教师调动纳入干部人事计划,必须经过行政机关的批准.教师职务的确定或提升须报教育行政机关备案或批准.高校教师作为国家干部的一部分,其工资待遇分别根据其职务级别所对应的干部级别标准统一对待.其他有关教师的职责、考核、奖惩及退休等事项,也都充分体现了教师作为国家干部与行政机关的行政隶属关系”,[5]这种关系属于内部行政关系,不受行政诉讼调整.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种行政隶属关系严重阻碍了高校教师队伍的发展与壮大,影响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教师改革也提上日程,在不断的研究与摸索中,在1998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第四十八条规定:高等学校实行教师聘任制;2000年,国家人事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推动教师聘任制的进一步发展.高校与教师签订聘任合同,反应出高校与教师之间有民事法律关系,但由于高校的非盈利、公共服务的属性,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高校对教师有管理的权力,对教师进行考核、职称评定、奖励、处分等,这显示出高校与教师之间的法律地位的不平等,也可以说此时教师与高校之间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如果发生纠纷,亦可寻求申诉与诉讼两条途径.从社会实践中的案例可以看出,这两种救济方式作用有限,不能有效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事后救济途径不畅通,听证制度这种事前救济可以促使高校正当行使管理权力,使其决策或决定民主化、规范化、科学化.从高校拥有教育管理的公权力和高校与师生之间有行政法律关系可以看出,高校与师生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对称,高校处于主导地位,师生处于从属地位,这提醒我们必须对师生合法权益的保护给予关注,这也是高校听证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基础.高等院校在做出关涉教师、学生切身利益的行政命令和决定时,程序的严格性和法治性是维护高校教育行政管理关系的重中之重,故而引入听证制度是创新高校管理机制的重大突破点和重要发展方向.2015年高校听证制度的法治化发展路径发生了突破性进展——秉持着法治思维,教育部发布了对《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进行修订的征求意见稿.2005年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育人为本”作为基本理念,提出高校要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突出了高校内部的救济制度是完善管理的重要措施;十年之后,教育部对该规定再次修订,此次以“依法治校”、“科学管理”为主题对《规定》进行修改,修订稿中的一大亮点是增加了第六十四条对高校听证这一制度的规定:学生申诉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案件,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这样的规定表明高校听证制度在高校管理的进程中逐步走上法治化正轨,也为将来高校听证制度各环节的规范化实施提供良好开端.正式基于此,有必要规范高校听证制度,促进其在法治化路途中稳步前进.一是要转变立法思路.我国现行教育法律、法规因为缺少对高校听证制度的规定,使得各高校在实施听证的过程中各行其是,形成混乱的局面.完善统一的听证制度,是高校听证制度构建与完善的前提条件.教育政策有引导、指导的作用,并不能直接运用于高校管理当中,只有将“依法治校”、“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规范性文件,才能将其落到实处,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首先,应该完善我国高等教育的实体法内容.明确高校的法律地位,细化其自主办学、自主管理的范围,确定其对教师、学生处分权力的界限,防止权力的滥用,使得听证程序有实体法律依据.毕竟听证制度只能从程序上限制高校的管理权力,而并非直接从实体上进行限制.厘清高校、教师、学生之间的关系,加强政府对高校的监督,明确高校与教师、学生之间的复合型法律关系,为程序法律规定奠定基础,具体规定教师、学生作为高等教育主体所应享有的权利与应当履行的义务.其次,完善高校教育的程序法规定.这是由教育法的价值所决定的.“教育法价值包括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即教育法的实质价值与形式价值.实质价值主要是指教育法所选择的、所追求的、并在法律实践活动中,时时处处体现出来的价值内容,表征着教育法律实践过程结束以后可能产生的结果,代表着教育法价值主体面对不同的价值关系进行价值选择的具体内容,它表示着教育法选择了哪些价值,是教育法律规范所蕴含的、所追求的和力图实现的那些价值的内容.它是教育立法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形式价值主要是指教育法律实践活动的程序性标准问题,具体说来是指教育法律实践活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遵循的一系列确定的、可操作的、可测度的程序或原则.其主要功能就是保证教育法律实践活动按照确定的程序或秩序进行,这种程序或秩序则是教育法实质价值必然被选择和实现的法律实践活动秩序.现代教育法治化的发展趋势要求所有的教育法律都必须具备和遵循严格的程序性的价值标准,这样教育法的实质价值才可能得到真正实现.”[6]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中,对程序的重视程度在逐渐加强,实现教育法的程序价值显得更为重要.高校听证制度是实现教师、学生程序性权利的重要途径,作为体现教育法形式价值的重要方面,对于我国教育法律、法规的完善有重大意义.针对高校听证制度,法律、法规必须对其原则、范围、主体、程序作出规定,细化“程序正当”原则.各高校可以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制定《听证制度实施办法》,进一步完善听证制度的具体内容.正所谓“只有公正的程序,才具有产生公正结果的能力”.[7]二是转变高校管理者的教育管理理念.我国传统的高校教育管理中,过多强调社会本位,强调教师、学生对学校命令的服从,无论是职称评审、专业学习、课程设置还是最后的就业分配,忽视师生的权利与需求,忽视师生的主动性与自我管理能力.在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的引导下,我国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不断发展与创新,教育体制改革也不断深入.学生开始承担教育成本,高等教育由供给制转向有偿制,高校是教育的服务提供者,学生是教育服务的消费者,学生有权选择较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学生的独立地位得到提高,高校与学生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不复存在.教师与高校签订劳动合同,高校与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也随之改变.这也意味着社会本位的教育思想向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转变.在此背景下,高校管理机构须转变管理思想,以打破过去教育行政管理的单一化模式,摒弃“官本位”思想,树立教育服务理念.形成“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管理理念,为教师、学生提供良好的教学环境、学习环境.在高校管理的过程中,高校管理层应自觉维护师生的参与权,让师生参与校纪、校规的制定以及其他的具体管理活动,听取他们的意见、观点,尊重、维护师生的合法权益.同时,必须强化高校管理层的法治意识.意识指导行为,法治意识可以指引管理者依法治校、依法治教.法治意识的培养,其首要条件是管理者须知法、懂法.通过对目前教育法律、法规的学习,熟悉教育理念与政策,明确自主办学、自主管理的范围,约束管理行为,以防侵犯教师、学生的权益.熟悉教育政策、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用以制定符合本校发展情况的规章制度,加强法律、法规在高校的具体管理中的可操作性.培养高校管理层法治意识的另一方面就是要求对师生规范化管理.建立高质量的管理体系,实行民主管理.规范化的管理体系,离不开管理过程中正当程序的建设.程序正当能够严格监督高校管理权力,使其依法管理、规范管理,也保障管理结果的公平、公正.完善高校听证制度是正当程序建设的重要方面,保障教师与学生的陈述权、申辩权,使管理权力依法行使.为促进高校管理层法治意识的培养,可以将依法治校的情况,作为考核管理者的重要指标,与管理者的切身利益相关,这比单纯的强调依法治校强化法治意识更有动力.高等院校的教育行政是寓行政措施于教育体系的模式,目的是为了提高教育水平和教育成果的质量.所以只有具备高校行政管理职责的管理层级明确认识到教育管理的法治性问题才能够科学管理、依法治校.三是落实高校听证环节,使其具有可实施性.由于缺少行政程序法的统一规范,我国各种听证的实施环节没有统一标准.在正式听证中,高校听证的主要环节由三个部分构成:听证前准备环节、听证程序进行环节以及听证结果执行环节.在听证准备环节包括听证告知、听证申请与受理以及听证程序启动前的准备工作.在听证告知环节,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拟作出处分决定的机构应当在作出处分决定之前告知拟被处分人可否参与听证,并告知其听证程序中应享有何种权利.在听证实施过程中,很多情形是管理机构直接向管理相对人送达《听证告知书》,仅告知听证程序相关事宜,并未明确拟被处分人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性权利.同时,在告知环节应当组织管理相对人和其他利益相关人协商探讨事件的具体情形,通过征求意见决定听证程序是否公开.只有基于此才能保证听证的申请和受理顺利进行.而在听证受理阶段,学生申诉委员会不仅要审查申请人的程序性资格,更要注重实质申请资格,尽可能满足学生申诉请求.在听证前准备程序阶段,可以根据事件的属性来决定是否邀请特定机构的听证代表参加:如涉及到学术问题可请学术机构的听证代表;如涉及到入学或退学问题,可以请学籍管理机构的听证代表,亦即在利益相关人以外应当扩大听证主体的范围,综合采纳意见,严格并合理遴选听证代表,保证听证的民主性. 在听证程序中,最重要的环节则是当事人的陈述、辩论权利,这也是听证设立的根本目的——使拟被处分人或其他利益相关人有足够机会陈述事实、表达观点.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听证组织者应当对当事人的心理状况给予重视,特别是因为违反学校规定受到严重处分的学生,应当考察他们的心理状况和精神状况,在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听证新举措——即将高校听证的范围扩大至学生的心理状况:譬如开展荣誉制度心理听证会,针对一些在违反荣誉制度时产生的心理问题会影响学生个人行为的情况召开荣誉制度心理听证会;又譬如专门规定心理状况和精神状况不佳的学生如何提出听证申请并协助提供其他服务等[8].这一规定不仅。
国家开放大学《公共行政学》形考任务1-3参考答案1、教师会提前对同学们进行分组,每组 7 位左右学生。
每个小组设立 1 名组长,组长可以由教师指定,也可以由小组在讨论前,由小组成员决定。
2、第五周初布置任务,第六周方能开展讨论,每位学生需要提前准备不少于 300 字的讨论发言提纲。
3、需要确定一名记录员,记录每一位发言者的发言要点。
4、讨论时,组长首先发言,然后自由讨论,讨论要求紧紧围绕讨论题目,不跑题。
5、讨论结束后,由组长汇总各位同学的发言,总结出不少于300 字小组讨论的要点及内容。
6、教师根据每一位学生的讨论提纲以及小组讨论的结果给每一位学生评分。
(一)个人讨论提纲(17.5 分),不少于 300 字(二)小组讨论结果(7.5 分),不少于 300 字答题要点:《集成电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中有:“为控制发行费用,对不单独收费的 IC 卡,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向用户收取押金,因丢失、损坏等原因要求补发的,可按照工本费向用户收取费用;实行政府审批的 IC 卡收费,其收费标准严格按照 IC 卡工本费核定”的规定,但只是明确可收取押金和补发工本费,并未规定磨损费。
公交事业属公益事业、公交卡服务并不能任性而为,收取任何费用都须经过法定程序,确定收取的合法性、标准的合理性,实际上,公交卡收取磨损费本质上是企业自行收取的。
其次,执行收取磨损费是加重市民责任。
在市民办卡时尽到提醒注意的义务。
事实上,公交卡公司并没尽到应尽的法律义务,很多市民只知押金条款不知磨损费条款,无形中限制了市民权利的行使。
再次,严重侵犯了消费者财产利益。
按性质,公交卡押金是物权法上的质押担保,依据物权法相关规定,公交卡所有权属公交卡公司,押金是市民私人财产。
而公交卡公司没有经物价部门批准、在师出无名的情况下,以” 磨损费” 的形式将公交卡押金收入自己腰包,明显是侵犯市民的财产权益。
所以说收取公交卡磨损费是不合法的,应当对“磨损费” 予以修改,使公交卡尊重公平消费规则。
一从高等教育法上分类一下,可以看出关于在政策和法制建设上占了一半,关于在管理方面占了另一半。
其实可以看出在我国,教育着重依旧是为国家政权机关、政党组织而服务的,因为政策是国家政权机关、政党组织为了实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与意志,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
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二高等教育的性质决定了高等教育的任务。
《高等教育法》第5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根据笔者的理解,高等教育的具体任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这是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二是“发展科学技术文化”,这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高等教育是“科教兴国”战略的生力军,高等学校应当承担起“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任务。
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高等教育的具体任务是实现根本任务的途径和方法。
高等教育正是通过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提供知识产品(包括智力劳务)这两种“产品”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从而获得国家和社会给予的支持和经济报酬。
高等教育的这一法律特征决定了以下两种倾向不仅是违背高等教育规律的,而且也是违反《高等教育法》的:⑴忽视专业性。
高等学校学生是某个专业的学生,教师是某个专业的教师。
而目前有的高校或系科,尤其是不少成人高校和部分普通高校分布在数十个地区的办学点,随便改变专业名称,必修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设置不符合国家规定;绝大多数办学点设在中专校、中师校和各县的中学,这些办学点既没有现代教育设施,也没有符合高教法规定的合格教师(其中大多数教师是中学教员或中专校教师);有的高校一个教师先后上跨几个学科大类的课甚至十几门课,同时又存在几个教师先后上同一门课的现象,这不仅违反了教育规律,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造成了资源浪费,同时也严重违反了国家规定的公共必修课、专业基础课和主要专业课都必须有“专任教师”的规定。
《教育政策法规》心得体会优秀8篇教育也是一种教授育人的过程,可将一种最客观的理解教予他人,而后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得以自己所认为的价值观。
下面是白话文整理的《教育政策法规》心得体会优秀8篇,希望可以启发、帮助到大家。
教育政策法规篇一虽然多年来一直未间断从事高校教育,却对高校教育的政策与法规知之甚少。
通过对《高等教育政策法规》的学习,使我知道了掌握高校教育政策与法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国高校教育政策的特点以及高校教育方面具体的法规政策,并了解和掌握了当前的现状和热点问题。
同时,通过一个个具体生动的真实案例,也使我对这些问题解决的基本思路有了较为清晰的概念和预见。
这些知识,对于我们今后做一名合格的高校教师,依法搞好高校教育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通过对《高校教育政策法规的学习》,使我明确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教育法学相关的基础性知识:在这个部分,阐明了教育法学的相关概念,以及其发生发展的过程。
其存在的目的是为政策、法律的正确制定和实施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高等教育法学的研究,是依法管理高等教育事业的必要手段,同时,教育法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认真学习,掌握以及运用教育法规,是推进我国教育制度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我国教育法的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保证教育社会主义方向的原则;2、受教育机会平等的原则;3、坚持教育公益性的原则;4、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5、教育与终身学习相适应的原则。
二、高等学校、高校教师和高校学生的相关法律问题:在这个部分,主要明确了几个方面的问题:1、高等学校的相关法律问题,如高校的法律地位,即高等学校在法律上所享有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及责任能力,具有办学自主性、财产独立性、机构公益性的特征,通常是由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而确定。
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依据在不同关系中的不同特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权力服从为基本准则,以领导与被领导为主要内容的教育行政关系;另一类是以平等有偿为原则,以财产所有和流转为主要的教育民事关系。
浅析高等学校法律地位义的中国高等学校的建立,至新中国成立之后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大学、学院的成立,整个高等学校的发展历史都是围绕着政治体制的转变而进行的。
几乎每一次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转型都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
这就使得作为高等学校在功能定位上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功能,而不是单纯地承担着社会功能。
由于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高等学校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的比重也呈现出相关变化。
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高等学校还是从政治化逐渐地走向社会化,其中有政治体制稳定的原因,也有社会民主、社会权利发展的功劳,还有高等学校自身价值的回归。
2.从依附走向独立,从内部化走向外部化。
正如英国的历史学家伯顿·克拉克所说:“就大学为了追求和传播知识需要自由而言,当种种控制力量软弱分散时,大学知识之花就开得绚丽多彩;就大学需要资源维持办学,并因此依赖富裕、强大的教会、国家或市场支持而言,当种种支持力量强大时,大学在物质上就显得繁荣昌盛,但是这种力量可能———也的确常常以各种有害于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方式实行控制。
因此,便出现这种奇怪现象:当大学最自由时,它最缺乏资源;当它拥有最多资源时,却最不自由”。
即:高等教育一直处于“自由和控制的矛盾关系”之中。
高校的自治权与国家权力的控制一直处在反复地博弈过程之中。
双方力量的强弱,社会条件与环境的影响,直接决定了不同时期高校法律地位的变化。
随着公权领域的控权、分权、授权、限权理论的兴起,国家权力的运行渐渐受到限制,公民、会团体的自治权不断扩张,而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也在这种扩张中逐渐提升。
从对国家的长期依附走向一定程度的自治,从国家机关的从属90机构转为外部独立法人。
3.从行政权力主导走向学术权力主导。
学术系统和行政系统共同构成了高等学校系统,由此派生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也共存于统一体系,二者彼此依赖,又彼此矛盾,在此消彼长的冲突与协调中主宰着高等学校的权力结构。
从权力的属性和根源来看,学术权力是高等学校的根本属性要求,也是高等学校安身立命之根本,而行政权力是高等学校有效运转的基本需要,是对学术权力的有力保障。
教育科学版2015·4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的目标。
这一顶层设计的落地和战略目标的实现,取决于政府在领导、治理高等教育的过程中,能否“风物长宜放眼量”而不是急功近利,能否分层治理而不是一刀切、一锅烩,能否给那些立意高远、旨在跻身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更多的经费投入、政策支持和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个性办学余地。
这是值得深思和必须解答的问题。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了实行现代大学制度的思路和途径:“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 创造有利条件……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7]。
这就提示我们:政府对大学的治理必须高屋建瓴,必须务本扼要,必须“大道至简”,十分关键的一点是要营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倡导教育家办学,为“蘑菇”的生长——一批教育家型的大学校长的涌现创造条件,把大学交给教育家办,而不是自己去“种蘑菇”“选蘑菇”,这也许是落实“治大学若烹小鲜”的最好策略、最佳举措!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不仅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基础,而且也是3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
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明确提出:“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从本质上讲就是要调整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权力关系,将政府的一部分管理高等教育的权力下放或让渡给大学,使大学能够逐步面向社会独立办学,这一改革自1985年开始之后一直持续至今。
201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指出:“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
”包括大学在内的公办事业单位去行政化,从本质上讲就是要调整大学与政府之间的所属关系,将大学从政府所辖的行政序列中逐步剥离出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人机构。
比起权力关系的调整来,所属关系的调整将可能把大学与政府关系的改革推进到一个更深的层次。
毋庸讳言,尽管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年,且在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中已经明文规定高校7个方面的自主权,但是人们仍然普遍认为,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与扩大还在路上,大学与政府之间仍然是一种实质性的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
如何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校自主办学,如何能够逐步做到大学去行政化?这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地分析我国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历史发展与现实问题,研究影响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各种因素,认清大学与政府关系的本质。
文件化或许是对长期以来我国大学与政府关系的一种比较形象的概括。
所谓文件化,主要指文件成为维系政府与大学之间关系的重要手段,政府制定有关高等教育发展、大学办学运行、教育教学实施等的文件,大学按照政府的文件规定开展各项活动。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政府的文件就在大学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大学制度方面发从文件化到法律化:改善大学与政府关系之关键胡 建 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例如,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关于修订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就明确地规定:“中央高等教育部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学制,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全国高等教育的各项规定与指示,对全国高等学校实施统一的领导。
凡中央高等教育部所颁布的有关全国高等教育的建设计划、财务计划、财务制度、人事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生产实习规程,以及其他重要法规、指示或命令,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
”[8]56从这段规定中不难看出,当时的高等教育部对高等学校的各个领域实施全方位的领导,其领导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由指示、命令等构成的各种文件。
这种以文件指导高校办学的状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展到顶峰,政府文件也被冠以“红头文件”之名称,更加凸显了文件之于高校办学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背景下,虽然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不少进展,且改革一直持续进行,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制度具有巨大的历史惯性,在高等教育管理领域,政府仍然习惯于用文件的方式来指导高校的办学、教育、教学等活动(尽管比起计划经济时代来,这种指导的范围已经小了一些,内容少了一些),这对于政府、对于高校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文件化反映出我国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至少具有这样两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就权力结构而言,政府与大学之间是“命令—服从”的关系。
由于政府发出的文件大都以指示、规定、通知的形式出现,具有规范大学行为的强制性意义,大学必须执行。
以最近各大学制定章程为例。
大学章程的制定本应是各大学自己的事情,是最能反映大学特色、最应体现大学办学自主权的。
但是政府仍然对大学章程制定的内容、方式等下发了文件,规定了时限,使得许多大学的章程充满了“共性”,大学章程制定的过程染上了“运动”的色彩。
第二,就组织结构而言,政府与大学之间是行政序列上的上下级关系。
文件的流向是自上而下,从而形成了大学对政府的“组织依附”,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很难落到实处,大学也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人机构。
文件化的大学与政府关系在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已经显得不合时宜。
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提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完善不同层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法律制度”。
因此,大学与政府关系由文件化转向法律化应成为深化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所谓大学与政府关系的法律化主要指明确大学的法律地位,在法律上规定大学与政府在有关大学设置、管理、办学等方面的权限职责,使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构筑在法律的基础之上。
”[9]首先,大学与政府关系的法律化在于明确大学的法律地位。
大学的法律地位,在发达国家的大学制度中主要是指“权力关系中的大学的存在形式”[10]6,其意义在于从法律上确定大学的自治地位。
例如,美国的州立大学一般都拥有“公法人”的法律地位。
州立大学凭借这种法律地位而具有许多独立的办学权力。
①还有一些州立大学拥有“宪法规定上的独立法人”的法律地位,这类大学享有更高程度的自治,拥有不受州政府、议会、法院干涉的特权。
[10]120其次,大学与政府关系的法律化还在于将政府与大学各自所拥有的有关大学设置、管理、办学等的职责权限明确规定在法律条文中,通过规范与约束政府的事权而保障大学的办学自主权。
例如,日本的《文部科学省设置法》对文部科学省的权限职责作了明确的规定。
在第二章第二节“文部科学省的任务及管辖事务”中,有关文部科学省对于大学的管辖事务规定如下:“十五、关于大学及高等专门学校教育发展的计划和建议。
十六、关于大学及高等专门学校的经费补助。
十七、关于大学及高等专门学校教育标准的制定。
十八、关于大学及高等专门学校的设立、停办、更改设立者的许可。
十九、关于大学招生与学位授予。
”[11]从这一法律的规定中不难看出,文部科学省的有关大学事务的管辖范围主要在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大学设立。
包括批准大学的设立、停办等,以此从数量上控制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并在质量上保证新设大学的水准。
第二,关于经费资助。
制①这些权力包括诉讼权,财产管理、支配权,资金借贷权,人事雇佣权,制定学校内部规则权,征收有关费用权,等等。
法治中国与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笔会) 教育科学版2015·4订财政预算方案,对大学的教育、研究等活动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
第三,关于规划制定。
主要是制定宏观的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科学发展规划等。
总体上讲,《文部科学省设置法》所规定的文部科学省在大学管理上的权力主要限于规划、经费等宏观领域。
关于大学内部的管理、运营以及教育、教学等,则由各大学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自主实施。
那么,我国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如何实现由文件化向法律化的转变呢?首先应该是有法可依。
尽管30年来我国在依法治国方面政府做了相当多的努力,但是适应我国国情的法律体系还在不断的建设过程中,许多法律仍不够健全。
譬如,在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方面,尤其是有关政府在高等教育管理方面的事权,法律的规定还相当宏观。
《高等教育法》中的相关规定是:“第十三条 国务院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高等教育事业。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高等教育事业,管理主要为地方培养人才和国务院授权管理的高等学校。
第十四条 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管理由国务院确定的主要为全国培养人才的高等学校。
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高等教育工作。
”大学与政府关系法律化的基础当然是要有比较完备的法律条文及其规定,否则法律化就成为了空中楼阁。
其次是有法必依。
大学与政府关系法律化的关键不仅在于完善相关法律体系,更在于法律的执行与落实。
众所周知,《高等教育法》中关于高校的若干自主权已经作了明确的规定,如“高等学校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高等学校根据教学需要,自主制定教学计划、选编教材、组织实施教学活动”。
但是,在《高等教育法》颁布以来的高校办学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法律所规定的自主权并没有完全落实到位,政府有关部门还在不断地发布指示、通知等文件影响高校自主权的行使。
因此,从文件化到法律化,将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改善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使大学能够真正面向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独立自主办学,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有一个梦,希望我国高校基金会健康发展,留本基金规模达到3 000亿元。
高校留本基金的价值:一可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如果将3 000亿元的高校基金投资市场且回报率达到10%,那就意味着每年至少可以拿到300亿元的发展资金,政府的财政压力可明显得到缓解;二可以提高高校财政自主能力,因为300亿元的投资回报,无疑将会给每一所高校(排名靠前的50所大学)平均增加5亿元的“活钱”;三可以提高改变人才引进的举国体制模式(或称为政府主导型模式);四可以通过校友筹资、校友忠诚度培养等引导高校改善教学和学生服务工作;五可以促进大学筹资事业发展;六可以培育高校的市场理财能力,增强高校抵御财政危机的防御力;七可以避免大学经费使用过程中因为突击花钱或报销带来的不必要的浪费;八可以改变高校治理模式,如果财政自主权得以增强的话。
国际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经验表明:单一的政府财政供给模式已经无法满足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