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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渊源是什么？1、刑事诉讼法是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调整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它调整的对象是公、检、法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揭露、证实、惩罚犯罪的活动。
2、其内容主要包括刑事诉讼的任务、基本原则与制度，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和相互关系，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等。
其实惩治犯罪的目的就是要匡扶正义的，而在生活当中匡扶正义也必须是要通过能够民众看得见的方式去实现的。
通俗一点来讲，案件审判的合理性，合法性不能因为对方的身份是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方就特殊对待。
我国刑事诉讼法作为刑事案件审判的一道程序法意义非常重大的。
可能有些民众还比较好奇的一个问题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渊源是什么?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渊源是什么?1、刑事诉讼法是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调整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它调整的对象是公、检、法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揭露、证实、惩罚犯罪的活动。
2、其内容主要包括刑事诉讼的任务、基本原则与制度，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和相互关系，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如何进行刑事诉讼的具体程序等。
3、它是公法的一种，包含法院、检察官、警察的犯罪追诉程序，一般采取法治国原则、无罪推定原则、证据裁判原则，并且保障被告的听审权、对质诘问权。
4、2012年3月，刑诉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尊重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贪官外逃人财两空。
2012年9月25日，全国刑法学术年会在郑州举办，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新增刑事和解程序。
二、刑事诉讼法法的基本原则的特点作为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基本行为准则，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具有以下特点：1、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体现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规律。
这些基本法律准则有着深厚的法律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思想内涵。
例如，审判公开原则要求法院的审判活动从形式到内容应当向社会公开，使得审判活动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监督，这是审判程序公正的基本保证，也是司法审判活动的基本要求。
第1篇一、引言刑事案件的调解，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达到化解矛盾、恢复和谐的目的。
在我国，刑事案件的调解具有重要的法律依据，本文将从相关法律法规的角度，对刑事案件调解的法律依据进行详细阐述。
二、我国刑事调解的法律体系1. 宪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
”这一规定为刑事调解提供了宪法层面的依据。
2. 刑事诉讼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调整刑事诉讼关系的法律规范，其中对刑事调解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的，可以和解；经人民法院调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撤回起诉、终止审理或者变更判决、裁定。
”（2）《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刑事自诉案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自愿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3）《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自愿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3. 其他法律法规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人民调解法》第三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依法设立的，专门负责调解民间纠纷的组织。
”该法为刑事调解提供了组织层面的依据。
（2）《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对于治安管理处罚中的轻微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可以采取调解的方式处理。
”这一规定为治安案件中的调解提供了依据。
（3）《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可以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协商不成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这一规定为交通事故纠纷的调解提供了依据。
三、刑事调解的法律原则1. 自愿原则刑事调解必须遵循自愿原则，即当事人必须自愿参与调解，不得强迫。
2. 合法原则刑事调解必须遵守法律法规，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刑事和解论文：刑事和解制度及其构建研究摘要刑事和解制度起缘于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尝试方案，随着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的提出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司法机关的全面贯彻，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已逐步试用，但由于我国没有系统的立法规定，其在适用中存在许多问题，包括缺乏统一的范围、禁止性条件和程序，司法机关定位和职能不明，缺乏案件质量回访机制，对不起诉的加害人缺乏教育和监管机制等，由此提出对刑事和解制度构建的设想。
关键词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禁止性条件主导人一、“刑事和解”的产生及内涵（一）刑事和解制度起源及现状。
刑事和解制度最早起缘于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尝试方案，即后来的受害者犯罪者的和解计划，并随之在各国兴起了恢复性司法的实践。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自诉案件规定了法院调解和和解制度，其基本框架与我们现在所指的刑事和解相似，在一定程度上初步体现了刑事和解的价值理念，但其适用范围小，限制了刑事和解的全面展开，于是司法机关在自诉案件之外还开展了刑事和解工作的探索。
2006年底，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要求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2007年2月，高检院发布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随后，各检察机关都制定了相关的制度规范。
但目前刑事和解主要是在基层检察院探索开展，我国没有系统的立法规定。
（二）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
1、刑事和解的概念：刑事和解指受害方对加害方的加害行为予以谅解，双方自愿就民事权利进行协商，以加害方的真诚悔过和被害方的原谅为基础达成和解协议，和解协议经司法机关认可，以证据形式，作为刑事裁量的依据的诉讼过程。
刑事和解包括民事和解与协议执行两个阶段：民事和解阶段，加害人通过经济补偿、劳务补偿、精神抚慰、道歉等方式，取得被害方的刑事谅解；协议执行阶段，和解协议经司法机关认定，作为刑事裁量的依据，加害人有可能获得相对有利的刑事处理。
2、刑事和解的性质：刑事和解的构建应该列入《刑事诉讼法》，成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环节，但由于其对定罪量刑有较大影响，所以又应在《刑法》中加以明确。
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近年来，中国的司法体系日益完善，法治建设步伐加快。
在刑事诉讼领域，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的解决纠纷方式，在中国也逐渐兴起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和公诉机关等主体通过协商、调解等方式达成一致，并达成和解协议，以实现纠纷解决和社会和谐。
在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下，刑事案件的审判往往依赖于法院的判决，由法官进行法律裁决。
然而，刑事和解的兴起则打破了传统的审判模式，引入私力合作的元素。
在刑事和解中，各个利益主体能够就纠纷问题进行协商，通过互谅互让来达成一致，实现共赢。
相较于传统的司法裁决，刑事和解更注重给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更多的自主权，使他们有机会积极参与到案件解决过程中，提高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
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离不开改革开放以及法治建设的推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使得法律体系面临了新的挑战。
原有的司法资源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纠纷和犯罪治理需求，人民群众对于快速解决争议、恢复社会稳定的需求也日益强烈。
在这样的背景下，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快速、高效、便捷的解决纠纷方式，开始在法律实践中逐渐被接纳。
刑事和解的兴起也与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有关。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对相关法律制度和法规的研究和修订，为刑事和解提供了更好的法律基础。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4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经审判机关核准后，到案件结案。
”这一条款的出现，为刑事和解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使得和解成为正式的司法程序，使其成为司法实践中接受的合法方式。
刑事和解所能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刑事和解能够加快案件审理速度，提高司法效率。
通过协商、调解的方式解决争端，避免了复杂的法庭审理过程和长时间的等待，能够迅速解决纠纷，使当事人迅速恢复生活秩序。
浅析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作者：王云刚来源：《魅力中国》2016年第06期【摘要】刑事和解制度目前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
刑事和解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借鉴西方诉辩制度的基础上创造过来的。
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则是吸收、借鉴诉辩交易制度的基础上，考虑我国的刑罚权威主义，把被害人纳入“交易协商”的主体，通过被告人的积极认罪以及实施有效的刑事赔偿，从而获取被害人及其亲属的谅解，继而在法律框架内，获取检方的减轻量刑建议。
【关键词】刑事和解；诉辩交易；刑事执行一、刑事和解的概念刑事和解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刚刚起步，基本上处于一个摸索总结阶段，在理论上，尚未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为大家一致认同概念界定。
目前较为主流的概念界定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通过受害人和加害人直接协商达成经济赔偿和解协议后，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作了有利于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处置的诉讼活动，包括经济赔偿和解和刑事责任处置两个程序过程。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渊源刑事和解制度溯源于美国的诉辩交易制度，辩诉交易（plea bargain），又称辩诉协议（guilty pleas），特别是从第二个英文表达上面guilty pleas，直接翻译就是有罪协议。
这事实上最能反映辩诉交易的本质。
辩诉交易不是豁免了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罪行，而是在一定的情况下，检方由于证据等方面的弱势，对被告最终能否为法院所认定罪行不确定，而又实在无法投入更多的力量实现对被告人的追责，不得已与被告方达成协议，通过双方让步，实现案件的终结。
显而易见，辩诉交易是检方牺牲一定程度上的实体正义，即放弃了犯罪人得到应有的惩罚，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的最佳结果，而通过认罪协议，实现了对被告人的有限惩罚，即相对正义的获取。
三、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尚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
和诉辩交易比较成熟的立法和司法机制向比，还存在许多不足。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主体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基本上是四方主体，其主要是被告人、被害人、检察院、法院。
刑事诉讼法中的刑事和解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和被害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达成协议，通过赔偿、道歉、调解等方式解决纠纷，从而使案件迅速了结的一种刑事诉讼方式。
刑事和解的引入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人权，缓解司法压力，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并且促使被告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主动采取行动来弥补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害。
一、刑事和解的法律依据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特殊的刑事诉讼程序，其法律依据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第210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3条等法律法规。
二、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刑事和解并不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它有一定的适用条件。
根据相关法规规定，刑事和解适用于以下情形：1.犯罪行为不属于严重刑事犯罪；2.案件的事实不复杂，证据较为明确；3.被告人主动认罪悔罪，可以进行合理的补救；4.被害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同意进行和解，并且达成和解协议。
三、刑事和解的程序1.协商阶段：在刑事诉讼中，公诉机关、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可自愿协商，以达成和解协议。
2.申请阶段：当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后，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出刑事和解的申请。
法院将对申请进行审查，核实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合法、有效。
3.审查阶段：法院对刑事和解的申请进行审查，包括案件事实认定的核实，符合和解条件的合理性审查等。
4.决定阶段：法院根据刑事和解的申请审查结果，作出是否予以刑事和解的决定。
四、刑事和解的实施情况刑事和解是一种缓解司法压力、提高刑事诉讼效率的重要方式。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我国刑事和解的实施情况呈逐年增加的趋势，被告人对犯罪行为的认识越来越明确，社会各界对和解机制的认可度也在逐步提高。
然而，刑事和解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争议。
一方面，刑事和解存在着被告人逃避法律责任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刑事和解可能会给被害人带来二次伤害，尤其是在弱势群体中，很容易受到利益不平等的影响。
刑事和解的法理分析[摘要]刑事和解虽然备受质疑，但从法理的角度看，刑事和解将民事契约引入刑事法领域，从而提供了一种有利于解决刑事纠纷的制度模式。
[关键词]刑事和解；诉讼行为；契约一、刑事和解的文化内涵刑事和解从语源的角度看，中国的“和合文化”赋予了“和”和“解”字非常深厚的文化意蕴。
中国古代“和”与“解”字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和谐、适中、排解、化解”的人际关系处理原则和人事纠纷处理方式。
《说文解字》中对“和”字的解释是“和，相应也。
”，《中庸》中解释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可见“和”即是适中、恰到好处的意思。
《说文解字》中对“解”解释为“解，判也，从刀，判牛角。
”其原意是用刀把牛角剖开，主要是“分解、融化”的意思，可以引申为“排解；化解；和解；停止”。
在现代汉语《辞海》中“和”指和睦融洽，排斥敌对；“解”指化解、冰释，“和解”的意思是用宽和、平和的方式平息纷争，化解矛盾或纷争，重归于好的意思。
①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加害人与被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这种纠纷解决模式被称为刑事和解。
即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
②二、刑事和解的性质在当今的司法实践中将“和解”引入刑事案件，让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以自愿协商的方式达成和解协议来解决纠纷，笔者认为，刑事和解提供了一种刑事纠纷解决途径，和解的诉讼行为具有契约性，其契约精神又与典型的公法契约辩诉交易截然不同。
（一）刑事和解是一种刑事纠纷解决途径人类社会冲突与纠纷的解决方式经历了从暴力复仇的私力解决到法律诉讼的公力救济，整个过程建立在文明理性的人性基础之上。
通常对于刑事纠纷主要有审判与和解两种解决途径，刑事审判作为公力救济方式，由国家司法机关对加害人进行刑事审判，科处刑罚以追究刑事责任。
然而事实上以法庭审判的方式使加害人承担刑事责任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犯罪行为的伤害及所造成的心理创伤。
浅谈刑事和解的诉讼法律文化渊源摘要：刑事和解作为我国刑事法领域的一个新的理念，在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任何一项诉讼制度的确立必定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刑事和解作为我国当前宽严相济的形势政策指导下的一种新的纠纷解决方式，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和思想渊源，是对我国优良传统的传承，也是当今和谐理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刑事和解诉讼法律文化一、对刑事和解的认识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同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
在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程序主要是国家为追究犯罪、维护国家公益而设置的，它通过一系列严格的程序最终实现国家刑罚权。
在这种诉讼程序过程中，无论是被告人还是被害人都只能按法定的程序完成诉讼，而难以左右诉讼的结果。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传统诉讼法律文化观念的影响以及当事人基于维护自己利益的考虑，在刑事案件发生后人们首先考虑的往往是通过一种和平的方式解决纠纷，而并不希望通过严肃的法律程序来处理。
在刑事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有一些被告人往往也希望积极弥补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伤害，以换取较轻的惩罚，从这种意义上讲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并不能很好的满足这一要求。
这就使得另一种刑事案件解决方式——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了天然的市场。
二、刑事和解的诉讼法律文化渊源——思想渊源（一）“和合”思想1、“和合”思想概述“和合”两字最早分别见于甲骨文和金文。
“和”的本义是声相应，引申为调和、谐和。
据《说文》云：“和，调也。
调味也。
乐调谓之和，味调谓之盉，事之调试着谓之和，其义一也。
”春秋时两字并列连用，构成了“和合”的理论范畴。
孔子十分重视“和”的价值和作用。
他强调“和为贵”，把“和”作为为人处世、治国理政的价值判断标准。
墨子也认为“和合”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理。
因此，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博大精深，其中主要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国家及社会之间的关系三大方面。
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强调“以和为贵”追求“人和”。
中国古代很多名人都提出人与人之间要和谐相处，孔子把“和”作为人生理想的最高准则：“礼之用，和为贵。
”他还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说明了与人和谐相处的极端重要性。
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
荀子强调“万物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成”。
“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
综上，我们不难看出这种“和合”思想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理念。
刑事和解以“和”为价值追求，中国自古以来都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即使出现纠纷也往往消极的解决，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要求官员们不要轻易地就纠纷进行审判，而用教育、劝说的方法使当事人对自己原来的主张以反思，最终使当事人相互和解。
2、”和合”思想的深远影响“和合”思想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这种思想更是深刻的体现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
我国古代和解往往成为官府民事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对特定的刑事案件往往也有相关的规定。
对特定的刑事纠纷和解的规定始于隋唐的保辜制度，保辜制度是一种适用于伤害案件的特殊制度，保辜制度的基本内容是殴人致伤后，规定一定的期限，视期限届满时的伤情，再行定罪量刑。
这种制度在实质上是以法律规定的形式给予了加害人通过积极行动与被害人达成和解的机会，被害人获得及时救治和补偿，加害人也可以因补救得力而得到从轻或免除处罚的结果。
另外，涉及家族亲人之间情节轻微的不睦、不孝案，都是以和解为主，以维持宗族血缘的稳定。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根据地继承和发扬了和解的传统。
“马锡五审判方式”采用的一套着力于调解的办案方式备受推崇。
1943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规定了全面的刑事调解制度。
除外患罪、内乱罪、汉奸罪、盗匪罪、掳人勒赎罪、故意杀人罪、破坏社会秩序罪、违反政府法令罪、贪污渎职罪等犯罪外，其他罪皆可调解。
1946年对条例作了修改，对于刑事案件，如属一时气愤，或过失引起的轻微伤害，群众不反对者方可调解。
可见，和解制度在我国具有丰厚的生发土壤，而这种发展与传统的“和合”思想更是有着天然的联系。
（二）“无讼”观念1、“无讼”观念概述“无讼”的法律文化在我国根深蒂固，直到现在还有着广泛的影响。
无讼是由孔子首先提出的，它已成为儒家思想的标志和理想，同时道家、法家、墨家对待无讼的态度也同儒家一致。
即使在力主依法治国的法家，同样也将“无讼”视为社会人际关系和谐的前提，他所追求的目标也是为了定纷止争而不是为了刑杀。
孔子提出的无讼观点成为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一直贯彻的基本诉讼理念，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古代的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
2、“无讼”观念的成因及影响“无讼”理念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绝非偶然，它的形成必然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及文化原因。
在经济方面：首先，“和谐”、“无讼”思想与我国农业社会生活追求安定太平相适应的。
其次，考虑诉讼经济方面，人们往往会选择一种低成本的方式解决纠纷。
在政治方面：首先，对稳定和秩序的追求往往是统治阶级治理国家所追求的目标，诉讼必然要耽误生产，影响生活，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这可是封建统治者所深忌的。
其次，在我国古代司法与行政不分，在司法过程中法官往往受到权势影响，难以公正断案，从而使民众形成一种不愿打官司的心理。
在文化方面：“和合”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对人们自然有着深刻的影响，对“和”的追求使人们不愿意诉讼，而更希望通过一种更缓和的方式解决纠纷。
我国是“熟人”社会或者说是“人情”社会，而非“市民”社会，是“礼俗”社会而非“法理”社会。
基于传统的“无讼”观念的影响，人们把诉讼看成是万不得已的选择而不是动辄就对簿公堂。
在具体的案件中，只有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人们才会选择诉讼，而在此之前人们总是积极地通过和解、谈判等平和的手段解决纠纷。
三、刑事和解的诉讼法律文化渊源——制度发展（一）中国古代的刑事和解在中国古代，刑事和解是指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就如何解决双方之间发生的刑事纠纷达成一致意见，从而解决纠纷的方式。
包括双方自行和解和经由第三方促成的和解。
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有些刑事案件和解为官府所允许，作为民事案件处理，甚至促成和解，又称“和息”；有些情节严重的案件官府禁止当事人和解，而民间也常有不报官而私下和解者，称为“私和”。
1、适用范围刑事和解可以适用于多种类型案件：（1）伤害案件，如上文所述始于唐代的保辜制度就是典型。
（2）诽谤、诬告案件。
（3）不睦、不孝案件，由于“不睦”“不孝”类案件多涉及家族内部关系，涉及叔伯、兄弟等情意，古代允许和解解决纠纷。
（4）过失杀伤案件，我国古代有“原心定罪”的传统，过失杀人案件中杀人者往往是由于过失而主观上并没有过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往往会根据主观动机从轻处罚，也允许以和解的方式解决案件。
2、和解形式古代和解形式多样，有民间促和、官府调停和官转民调三种基本形式。
民间促和又分三种形式：一是乡邻之间的调解，即由双方都认识的乡邻从中调停，促成和解；二是宗族内德高望重的族长促成和解；三是基层社会组织中的乡正、里正、村正、保甲长等的促成和解。
官府调停的主体主要是司法机关和州县官，由于中国古代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故官府调解的主体主要是地方行政长官。
官转民调具有半官方性质，界于官府调停和民间促和之间，官府认为情节轻微，不值得传讯，或事关亲族关系不便公开传讯的，有时即批令乡保、族长等人予以调解，并将调解结果报告官府。
3、和解依据在我国古代，促成双方和解主要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为主要方法，以“息讼”、“为政以德”为主要原则，贯穿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最高价值导向——“和为贵”和“无讼”理想，反映了统治者的“体恤民情”之意。
同时也实现了通过促成纠纷双方和解节约纠纷解决成本，减轻国库对民间“细故”的支出。
（二）陕甘宁边区的刑事和解陕甘宁边区的调解制度发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苏区根据地里。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继承了苏区的传统大力扶植和推广了各种形式的调解。
1941年10月召开边区第一届司法会议，高等法院代院长李木庵同志提出了《为改进刑事政策，刑事案件允许人民调解息讼，维持社会和平，减少诉讼》一案，第一次提出了调解刑事案件的问题，接着又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条例对调解的具体规定作了详细的说明。
1、调解的范围《条例》第2条规定：“……除下列各罪不许调解外，其他各罪均可调解：外患罪；内乱罪；汉奸罪；盗匪罪；故意杀人罪；掳人勒赎罪；违反政府法令罪；破坏社会秩序罪；妨害公务罪；贪污渎职罪；妨害选举罪；藏匿人犯及湮没证据罪；逃脱罪；伪造公文印信罪；伪证罪；公共危险罪；破坏交通罪；妨害水利罪；妨害农工政策罪；伪造度量衡罪；烟毒罪；其他有习惯性之犯罪。
”2、调解的方式《条例》明确规定了调解的方式。
“民事及得许调解之刑事，其调解之方式如左（下）：（一）赔偿损失或抚慰金；（二）赔礼、道歉，或以书面认错；（三）其他依习惯得以平气息争之方式，但是以不违背善良风俗为限。
”3、调解的主体和适用阶段《条例》第4条—第6条规定：调解主体可以是双方当事人的亲友、地邻、民众团体，也可以是乡（市）政府或乡村长、区公署，或县市政府，还可以是司法机关。
调解可以在案件的侦查、审判及上诉和执行程序的所有环节进行。
（三）建国后的刑事和解建国后1954年颁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再次确认了对轻微刑事案件可以调解的原则。
六十年代初期，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创造了著名的“枫桥经验”，它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在继承陕甘宁边区刑事和解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建国后案件解决特点，对刑事和解进行了改进和发展。
2003年11月在中央综治委和浙江省委联合举办的“枫桥经验”40周年纪念大会上，罗干进一步指出：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学习、创新“枫桥经验”，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将矛盾化解在基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2012年3月14日通过了新的《刑事诉讼法》，其中第277条—279条对刑事和解的进行相关的程序规制，这样刑事和解制度正式从法律上确立起来，尽管只用三个条文进行了规定，但这已经是立法的重大突破，真正体现了和谐司法的理念，它与我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和解制度遥相呼应，与陕甘宁边区的刑事和解实践以及解放初期的“枫桥经验”一脉相承，在我国既有历史性又具时代性。
刑事和解已成为一种易于被人们接受甚至备受欢迎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
四、结语中国传统的诉讼法律文化对当今各项制度的建立都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对传统的诉讼法律文化进行深入的分析，我们发现传统的“和合”思想、“无讼”观念等都与当今和谐社会大背景下的和谐司法理念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对这些契合和谐社会构建的诉讼法律文化进行深入的诠释，不仅有利于人们了解制度背后的文化根基，而且有利于这一制度的构建，从而更好的为当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