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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和亚洲国家的饮食文化有何不同？中东和亚洲两大文明古国有着深远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由于地理、民族、宗教、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两大地区的饮食文化呈现出各自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那么，中东和亚洲国家的饮食文化有何不同呢？本文将为您进行介绍。
一、食材差异中东地区人们的饮食文化以小麦、肉类、牛奶和酸奶为主，孜然、胡椒、黄姜等香料常用于调味，喜欢使用橄榄油或沙拉油。
黄糖、蜂蜜、枣、葡萄干等甜食较为典型。
中东文化区的传统食品有麦片饼、肉串、蜜饯、羊肉汤。
另外，中东地区还有一种被广泛传播的传统的茶文化，大部分人们会喝茶，而且饮茶有许多的仪式。
而亚洲各个地区的食材和烹饪习惯千差万别。
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饮食以大米、面食、辣椒和香料为主，红烧牛肉、咖喱羊肉等是很受欢迎的菜肴。
东南亚及东北亚地区的饮食有很多相似之处，使用的调味品挺重的，例如花椒、豆瓣酱、酱油等。
特别是日本一类的国家，在饮食上非常讲究。
碳水化合物类的食物，如米饭、面条、饺子等是主食。
茶文化在亚洲也是非常丰富和多彩的，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茶文化。
二、烹饪方式中东地区的饮食文化非常重视烤和煮的烹饪方式。
当地的传统菜肴往往是采用这种方式烹制而成的，例如烤肉串、烤面包、油炸的炸饼。
这种方式可以保持食材的原汁原味，同时营养丰富，符合当地人的口味。
相较而言，亚洲国家则喜欢采用炒、炸的烹饪方式。
这种方式在亚洲饮食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例如中国的宫保鸡丁、辣子鸡和麻婆豆腐等，就经常采用炒、炸的方式烹制，以独特的口味和润色的形式被人们所喜爱。
三、餐饮习俗中东地区的人们喜欢用手吃饭，而不是用餐具。
由于中东地区地广人杂，当地的餐饮习俗因地区而异，因此不同餐饮场合的礼仪也不同。
亚洲饮食文化中讲究使用餐具，同时也许多地方会使用筷子来取食。
在日常饮食中，亚洲国家的人们很少单独用餐，而更喜欢和家人、同事、朋友一起吃饭。
餐桌上的沟通和交流成为了重要的社交方式。
四、人们的口味偏好中东地区的人们口味偏向于碳水化合物、肉类和香料比较浓烈，辣味不太常见。
地理环境对我国饮食文化的影响
地理环境对中国饮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以下是几个例子：
1. 地形山川：中国地形多山，大大丰富了中国菜肴的味道和风味。
由于中国地形山川纵横，各地的风味和菜色也有所不同。
例如，南方有丰富的水产资源，所以南方的饮食文化以鱼、虾、蟹等为主要食材。
而北方则以麦子、豆类、牛羊肉等为主要食物。
2. 气候条件：中国幅员辽阔，气候条件的差异也影响了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
南方气候温暖湿润，所以南方人的饮食比较清淡，添加过多调料会影响菜肴的原味。
而北方气候寒冷干燥，所以北方人的饮食色彩比较浓郁，口味则较重。
3. 文化传统：中国饮食也受到了文化传统的影响。
例如，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人们会在这一节日享用团圆饭。
此外，中国的茶文化也源远流长，不同地区和不同的茶叶种类也影响了当地的饮食文化。
总之，地理环境对中国饮食文化影响深刻，包括菜品风味、食材选择、烹制方法以及不同地区间的饮食习惯差异。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浅析地理环境对饮食文化的影响专业：汉语国际教育姓名：游佳学号：12012001853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虽然对其含义有很多解释，但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将广义的文化分为三个层次：意识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
饮食文化就属于这三个层次中的物质文化。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与饮食相关的俗语谚语以及词语，如“药膳不如食补”、“食色性也”、“脍炙人口”等。
而早在汉晋以来，中国的饮食风俗就已经呈现出了南北差异，晋朝张华《博物志》中就有“东南之人食水产，西北之人食陆畜”的说法。
到了宋代，饮食有了明显的地域流派。
这些流派的划分主要是根据地域来区别的。
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地区间交流的加强，不同地域饮食文化差异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人们从社会环境、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等不同角度对各地各民族饮食进行了研究。
其中地理环境对于饮食文化的影响更是备受关注。
地理环境分为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地理环境的差异性，是形成我国丰富饮食文化和各具特色的地方菜系的重要原因。
下面我将从食材、饮食习惯、烹饪手法等方面简要分析自然地理环境对饮食文化的影响。
地理环境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和适合生存的环境。
其作用方式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
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时期，人们更加依赖环境，自然条件中的各个要素的作用就更加明显。
而人们对于地理环境的利用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在不同时期或者不同地理环境之中，多样性也十分明显的被展现出来。
体现在饮食文化上，也是丰富多彩。
首先在食材的选择上，古来便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说法，尤其是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时候，就地取材成为人们生存的必要条件。
居住在深山的人，食材多以山珍野味为主，如云南楚雄的农村地区，每年六七月份是采菌子的时节，菌类不仅多，吃法也多样。
居住在海边的人，海鲜菜是特色，江河湖周围，则以河鲜为主。
这些是比较大致的一个划分。
饮食地理与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饮食地理是研究食物分布、饮食习惯和饮食文化的地理学分支。
食物的生产、加工、分配和消费都与地理环境紧密相关。
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的概念是指不同地方之间的饮食文化相互交流和影响。
本文将探讨饮食地理与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的关系，并分析其对文化多样性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饮食地理的研究范围涉及农业、渔业、畜牧业以及相关的加工和销售活动。
每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都会对食物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产生影响。
气候温暖、土壤肥沃的地区适合种植水稻、水果和蔬菜，而温带和寒带地区则适合养殖牛羊和种植小麦。
这些地理差异导致了不同地方的饮食习惯和特色菜肴的形成。
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是指不同地方之间的饮食文化交流和影响。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不同地方的饮食文化越来越容易互相交流和传播。
中餐、意大利面和墨西哥食物等不同地方的菜肴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普及。
这种跨地方饮食文化的扩散不仅丰富了人们的饮食选择，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饮食地理与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
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对食物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产生影响，从而导致不同地方的饮食习惯和特色菜肴的形成。
中国南方的温暖气候和富饶的土壤适合种植茶叶和水稻，因此茶和米饭是中国南方地区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
饮食地理与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对文化多样性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饮食地理研究揭示了不同地方的饮食文化和特色菜肴的形成原因，丰富了人们对地方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促进了不同地方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加强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
饮食地理和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机会，促进了农业、渔业和餐饮业的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
饮食文化与地理环境首先，气候对饮食文化有重要影响。
地理环境中的气候包括温度、湿度、降水量等因素。
气候条件决定了不同地区可以种植的农作物种类和数量。
例如，温暖湿润的气候适合种植水稻、茶叶等作物，因此长江流域地区的饮食文化中，米饭和茶文化非常重要。
而干旱地区则更适合培育小麦、玉米等作物，所以北方地区的主食以面食为主。
气候还直接影响到人们的饮食习惯，炎热的气候使人们喜好清淡的食物，而寒冷的气候则更偏向于高热量的食物。
地形也对饮食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山区地形限制了粮食作物的种植，因此山区人民更依靠养殖业和采摘野果来满足食物需求。
山区地区的饮食文化与平原地区有明显差异，比如川菜的辣椒、花椒等调料在山区饮食中使用较少。
而平原地区由于土地肥沃，适合多种植物的生长，所以人们更偏向于种植粮食作物，饮食文化中以米饭、面食为主，同时也有丰富的蔬菜水果供选择。
土壤肥力对种植业和畜牧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土壤肥沃的地区可以种植多种农作物，丰富的农产品供应使人们在饮食中有更多的选择。
一些地区的土壤贫瘠，农产品供应有限，因此人们常常通过贸易的方式获取不同地区的食物。
这种交流促进了地区之间饮食文化的融合。
例如，丝绸之路的存在使得中国的沿线地区有了对外贸易，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新的饮食风味。
水资源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也是饮食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
水质对饮食的影响是巨大的。
不同地区的水质差异决定了人们的饮水习惯和烹饪工艺。
例如，江河流域的水源主要来自河水，饮用水以及烹饪用水都是使用河水，因此饮食文化中更偏向于蒸、煮等烹饪方式。
而沿海地区的水源主要来自海水，人们更偏好用海鲜来丰富饮食，同时也会使用盐水来烹饪食物，形成独特的饮食文化。
总之，饮食文化与地理环境是紧密相连的。
地理环境对食物选择、烹饪方式以及饮食习惯都有重要影响。
不同地区因气候、地形、土壤肥力、水资源等因素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饮食文化。
这些饮食文化广泛地传承和发展，反过来又对当地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地理环境与饮食文化的联系
首先，自然地理环境对于农作物的种植和畜牧业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
的作用。
自然环境中的气候、地质、水源和土地类型等都会直接影响到农
作物的生长和品质。
比如，气候温和多雨的地区适宜种植水稻，而干旱地
区适宜种植小麦。
由此形成的种植方式和农作物的选择会进一步影响当地
的饮食结构。
同样，畜牧业的发展也受制于自然环境的限制，如草原地区
适宜养殖牛羊，而高山地区适宜养殖山地家禽。
因此，地理环境为当地饮
食文化提供了特定的农作物和畜牧业基础。
此外，地理环境还影响着食物的加工和烹饪方式。
不同的地理环境为
当地人民提供了不同的加工工具和烹饪技术。
比如，沿海地区发展了鱼干、鱼脯等防腐加工技术，便于保存海鲜食材。
而山区地区则发展了腌制、腌
渍和腌晒食品的工艺，以便在冬季等食材短缺时有足够的食物供应。
这些
独特的加工和烹饪方式也成为地域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人文地理环境也对饮食文化的形成和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不同地区的人文地理环境包括历史、宗教信仰和民俗习惯等都会对当地的
饮食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比如，伊斯兰教国家禁止食用猪肉，因此在穆
斯林地区猪肉几乎不作为传统食材。
而佛教国家则提倡素食，素菜成为当
地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宗教和民俗习惯在当地饮食文化中反映
出来，形成了独特的风味体系。
天津民俗旅游中的饮食文化特色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人类进入全球性的大众旅游时代，旅游已经成为现代人的重要生活方式。
人们对于旅游的需求逐步由观光旅游转向人文旅游转变。
民俗文化旅游是人文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鲜明独特的文化内涵以及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对中外游客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天津作为北方的经济中心，四大直辖市之一，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在六百多年的城市发展中逐渐形成了浓郁的民俗民风和多彩的文化艺术。
这为天津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天津独具特色的民俗美食，极大地吸引了各地的旅游者，他们在品尝“天津三绝”――耳朵眼炸糕、狗不理包子和十八街麻花的同时，也会产生了解天津独特饮食文化的欲望，所以说天津的饮食和与之相关的各种民俗文化因素都可以成为民俗文化旅游的资源。
一、天津饮食民俗的形成与特点在天津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中，饮食民俗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所有民俗事象中延续时间最长的一种，是揭示和研究一个地区社会生产水平、社会文化水平、物产资源的种类及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一种最显而易见的佐证。
天津人饮食习俗的形成首先同它所处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历史上的天津是退海之地，古有九河下梢之说，因为水域宽阔，距海又近，故水产极为丰富，品种也多，鱼、虾、蟹、蚌类，应有尽有。
天津人喜食海鲜、河鲜，就是由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养成的。
天津人有两句俗语：“吃上一顿鲜，死了也不冤。
”又说：“吃鱼吃虾，天津为家。
”都说明了天津人对海鲜、河鲜的嗜好。
天津饮食文化的形成也受着历史传承、居民变化、文化交流的深刻影响。
金代贞佑元年（1213 年），始被命名为直沽寨，开始形成市镇。
随着海运、漕运的发展，其地位日趋重要，明永乐二年（1404 年）正式改名为天津。
至清代中叶，天津已成为漕运、盐务并重的商业繁荣的大都会。
从饮食风俗上看，有浓郁的本地特色，同时由于商旅来往，晋、鲁、豫及苏杭的饮食，都对天津人的饮食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饮食文化地理研究综述_地理环境1、引言饮食是人生存的第一需要,不可一日缺少,因而饮食向来受到普遍的注意和重视。
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生理的需要,而且长期历史开展过程中,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开展,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改善,人们吃的技巧、吃的文化内容也在不断丰富。
今天老百姓吃什么,喝什么,与以前相比从形式到内容都大有不同了,已经从讲求温饱,转向了讲究色、香、味俱全,讲究精工细作,讲究营养和保健。
而饮食文化的本质就是探讨在何种条件下吃、吃什么、怎么吃和吃了如何等问题。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民以食为天、药补不如食补、食色，性也等关于美食的说法，汉语的许多词汇都与吃有关(如脍炙人口、味同嚼蜡、吃得开、吃香等)，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可谓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是目前许多国家所不能企及的。
1.1饮食文化的根本概念1.2饮食文化的特点人们的饮食行为在特定的自然、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下而形成了种种属于本群体的特色,反过来这些特色也成为了特定群体的文化标识与其他群体的不同之处。
当以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作为人类文化研究对象时,其饮食行为自然也就成为了文化研究根本内容之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常常将与人类饮食活动相关的诸事项称之为饮食文化。
饮食文化有诸多特征，但学者们关于饮食文化特征的表述都各不相同。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饮食文化具有区域性、社会层次性、公共娱乐性、审美性、传承性、交流性等特征。
也有的学者认为饮食文化最主要的特性是民族性与涵摄性。
王焰安认为中国饮食的民俗特点一般来说表达在两个方面:一是由饮食事项本身内在的属性所显示出来的;一是饮食事项在时间、空间及开展过程中所显示出来。
总而言之，它一般具有人类共通性、民族性、阶级性、历史性、地方性、传承性、变异性、集中性等特点。
对于中国的饮食，王学泰认为有它自己的特征，这些特征从一些最外表现象中都可以看得见,往往是形而下的,停留器的层面东西,所以大家习见而不鲜。
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中国的饮食不仅有主副食之分,而且主食高贵,副食低贱(不是指价格,而是指地位)。
京津的地理、历史与饮食文化今天的京津地区的饮食包罗万象，口味、种类囊括五湖四海，表现出来的完全是国际大都市的饮食面貌与文化。
单就面食而言，从兰州拉面、广州鸡蛋面到法国面包、意大利比萨……几乎无所不包。
不过每一种文化现象，乃至于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起源与发展过程。
京津的饮食当然也不例外。
北京作为首善之都至今大约850 年左右，但是它建城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3000 多年之前。
天津的历史相对更短一些，大约在汉朝的时候设置了盐官，天津才登上历史的舞台；到了明成祖时在天津设“卫”，它的发展才正式展开。
京津的饮食、特别是面食，属于一般平民百姓的日常饮食，平凡到只有极少的相关历史记载，但我们还是循着仅有的蛛丝马迹，尽可能尝试勾勒出京津饮食文化的脉络与轮廓。
从粟文化到麦文化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京津位于华北平原北端的黄海平原，是土壤肥沃的冲积平原，土壤本身是适合农耕的。
但是当地的气候条件不理想，夏天炎热，冬天寒冷，季节温差相当大。
降雨相当不平均，大多集中在夏季；加上地表的河流、湖泊分布也不平均，所以土壤虽然肥沃，却有严重的缺水问题。
根据《史记》记载，京津地区在商朝后期就已经有“ 燕国”、“ 蓟国” 等自然形成的小国。
公元前1045 年，周武王灭了商朝之后，分封天下诸侯，把帝尧的后代封于“蓟”，自己的弟弟召公奭封于“燕”。
当时，这片土地上还没有出现麦子的踪迹，普遍种植的主食是适合在干旱、缺乏灌溉的地区生长的“粟”（古代也称为“稷”），也就是今天中国北方常见的“小米”。
不过，情况很快就有了改变，一种新的外来农作物“小麦”，来到了华北平原。
根据考古研究显示，面食的原料作物“小麦”原产于西亚一带，大约在距今5000 年前通过中亚进入中国新疆地区。
之后由西向东，然后由北而南扩张。
根据《左传》里的记载，春秋时期黄河下游地区就已经有小麦的种植。
农业考古研究发现，中国小麦最初的栽培季节和栽培方法可能和原有的粟、黍等作物一样“春种、秋收”，也就是春麦（旋麦）。
但是人们发现，小麦的抗寒能力虽然强于粟、耐旱能力却不如，播种期间如果缺乏水分，就需要灌溉。
华北地区夏末秋初是降水相对集中的季节；春季干旱，春播反而不利于小麦发芽生长，于是出现了头年秋季播种，次年夏季收获的冬麦（宿麦）。
冬麦是小麦在中国扩张革命性的一步。
由于中国传统粮食作物大多春种、秋收，每年的夏季往往粮食青黄不接，而冬麦正好在夏季收成，可以缓解粮食短缺的问题，因此受到广泛重视。
这也是今天京津地区小麦的主要种植形态。
不过有了原料，却不一定有面食。
因为小麦传入中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采取食用小米的方法来食用小麦，将整粒谷物蒸煮熟化之后，制成“麮”（麦饭），也有将小麦粗磨成碎粒，再加工成麦饭或“麦粥”；这两种方式都属于“粒食”。
一直到西汉初期，历史上才出现了关于“面食”的记载，不过当时面食只为少数贵族享用。
一直到唐朝，由于西域民族“胡食”（饼）的传入并广受欢迎，面食才真正开始向四方普及。
不过北魏末年成书的《齐民要术》之中，已经记载了许多带有西域色彩的饼的做法，甚至包括今天已知的面条原型“水引”的做法。
由于《齐民要术》所记载的内容来自黄河下游的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因此京津地区的面食有可能在北魏时期就已经从山东东北部、河北南部传入。
饮食文化的输入由于位处北疆，京津地区也很难形成自己的饮食文化。
夏商周一直到唐朝，京津地区始终不是经济重心所在，发展根本轮不到它。
唯一的一次机会出现在隋朝，隋炀帝大手笔开凿南北运输要道“大运河”，北端到达今天的天津。
随着大运河日渐完善，物产富饶的山东开始发展，沿着大运河出现了临清、德州、东昌、聊城、济宁等大商埠。
商旅来往、经济发达，加上胶东半岛丰富的物产，使得山东的饮食文化一跃成为北方之冠。
到了宋朝时鲁菜已经被称为“北食”，成为中国北方饮食文化的代表。
可是运河的开通，并没有为京津带来商业发展的机会，元朝之前京津地区只是边疆地带，隋唐时通往天津的运河当时主要是作为军事用途而不是商业用途，天津古称“军粮城”就是一个佐证。
虽然元朝定都北京，但是游牧民族不同于农业文化的治理方式并没有为这个地区带来发展，反而在元朝统治期间，人口大幅度减少，更不用说饮食文化的发展了。
京津的发展，一直到明朝才正式开始，首先是明成祖迁都，迁都之前他先鼓励移民前往北京，并且调派大批工匠前往北京修筑宫殿、城墙，经过19 年的经营，北京终于拥有成为国都的经济条件，同时明成祖在天津筑城，设置“卫所”，从安徽调派了一批部队前来驻守，天津也逐渐开始繁荣。
特殊的历史原因，使得京津地区成为人口与文化的输入地区，来自各地的移民带来他们原有的饮食文化，参杂而成京津的饮食文化。
邻近的山东也有不少人迁移到京津，于是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鲁菜，开始渗透到京津一带。
明清两代，鲁菜成为皇家御膳的主流，并且在达官显贵的支持下，进一步形成更加精致的“京鲁菜系”。
而进入天津的鲁菜则与安徽士兵的家乡口味结合，成为早期的天津风味。
另一个发展高峰则由于明朝初期实施盐业特许经营的“开中法”，它造就了天津长芦盐场一批富可敌国的盐商，当时的天津号称“十里鱼盐新泽国，二分烟月小扬州”，在盐商的支持下，津菜的发展随之突飞猛进。
而在北京形成的京鲁菜系，又随着京津两地官员、商贾的往来，再传到天津，与同样带有鲁菜血统的的天津口味互相影响。
因此，无论是北京的“京鲁菜系”、天津的“津菜”，都带有鲁菜的影子。
市井小民的主食但是面食的发展却略为不同，因为面食是升斗小民的饮食，在达官显贵、富商巨贾的宴席之上，顶多是作为一道点心。
因此它的发展路径与鲁菜有所区别。
影响面食发展比较重要的因素，应该是市井小民的生活形态。
天津号称“九河下梢”，是典型的水路码头，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阶层占多数，而他们大多来自运河流经的山东，所以天津的面食也就顺理成章带有山东风格。
例如“煎饼果子”、“嘎巴菜”这两种天津著名的传统面食，就与山东的煎饼关系密切。
而忙碌的货物装卸工作，也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快餐──包子，这种主食与菜、肉合而为一的面食，可以方便快速的满足港口搬运工人用餐需求，以大包子闻名的，大概只有山东与天津两地，这种包子跟南方的小笼包、灌汤包完全不同，它的体积大，用料扎实，适合作为正餐。
今天天津的“狗不理”，“石头门坎”一荤一素，都是著名的包子品牌，而不知名的包子铺更是不计其数。
比较之下，北京的面食就比较细致一些。
在北京的山东人工作形态与天津的山东人不同，他们很多从事餐饮相关行业；于是山东面食中比较细致的锅贴、银丝卷、烙饼……也就在北京落地生根。
另一个影响北京面食的则是山西人；明朝实施开中法之后，除了盐商，同时也造就了晋商。
晋商以边境贸易为主，从明朝晚期开始发迹，到了清朝初期已经是实力雄厚的大商帮。
山西、北京近在咫尺，商旅来往相对密切，于是山西的刀削面、抻面等随之传入北京。
综合以上因素，有可能在清朝中期，今天京津饮食乃至面食文化的基本格局就已经形成。
北京的爷文化与玩文化北京建都，最早从辽代南京开始，真正建都是从金代，金褚亮迁都到现在八百多年了。
不过北京比较特别的文化主要形成于清朝。
明朝的北京规模没有那么大，也没有形成一个独特的文化。
明代给北京城留下的最主要的东西，一个是内城的基本格局，另一个是“东厂”。
所以，北京文化的沉淀主要还是在清代，特别是清代北京特有的文化和北京人的特质，这些特质，到今天还表现在北京人身上。
为什么说清代比明代更为重要？因为清代内城是旗人，外城是汉人，政治身份上划分非常清晰。
皇城脚下生活的汉人，在异族的统治下，形成一种纠结、矛盾的状态。
同时，满族八旗作为征服民族，满族统治者非常聪明，根据以往辽、金、元的经验，设计了一个实用但非常奇怪的制度：在内城把八旗子弟养起来。
而外城一开始是战战兢兢的被征服者，发展到清三代以后，形势就很清楚。
实际上八旗兵平完三藩之后，在雍正朝已经不堪使用。
乾隆平回部之前，已经让位给绿营了。
所以，内城一开始是一些养尊处优、耀武扬威的旗人，到了乾隆之后也就不那么耀武扬威了。
而城外的汉人们，一开始都是被征服的，后来汉族的官员们被赐在外城住的很多，像纪晓岚等，都住在外城靠近内城的地方。
城外的人虽然还是奴才，但是也不再战战兢兢，看起来很融合，于是北京这种特有的文化就形成了。
“爷”的北京“范儿”其实北京的官文化也好，玩文化也好，都跟“爷”这个字分不开。
北京的“爷”这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在明代是没有的。
实际上“爷”这个词是由八旗来的。
因为八旗有包衣制，是一种准奴隶制。
我是他的包衣，不管我如何飞黄腾达，他永远是我的爷。
所以后来在北京出现了一种很有趣的现象，比如老高已经吃不起鼎泰丰的包子了，他蹲在对面的河边上正吃烧饼，我的出身是他的包衣，但是我现在已经很有地位、很有钱了。
我在鼎泰丰吃包子，被他瞅见了，他可以冲进来，把我拎起来。
我只能跪在地上磕头，说：“爷您来了，您坐。
给您叫一桌好吃的，您吃完再骂我两句。
”爷的概念是从旗人那里出现的，内外城融合之后就通用了。
因为外城很多汉族的官吏，由于功绩被皇上抬旗（赐为旗人），就变成了很多旗人的包衣。
在他们的家庭里既有旗人的文化，也有汉人的文化，慢慢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北京特有的“爷文化”。
可以这么说，走在前门外那条老街里，迎面走过来任何一个人，只要是男的，我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他是不是这个地区的北京人，那种北京“爷”的劲头非常清楚。
特别是北京一些的文玩市场里面，比如琉璃厂、潘家园，或者官园，那些卖葫芦、卖虫、卖鸟的人，还有一些卖文玩的人，大概年龄在 35 岁到 60 岁之间的男性，百分之八十都是爷。
爷不在于有钱没钱，北京叫“范儿”，人倒了架子不能倒，架倒了范儿也不能倒。
这种劲头，可以说它其实是一个混合体，它有娘胎里带出来的天子脚下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但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自卑感。
北京人的范儿里面有一个特点──特别知道分寸。
要是这个人不知道分寸，北京人会看不起他，说他们家可能是一个很底层的家庭出来的，上不了台面。
现在的北京也一样。
中国有句话：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儿小。
北京人几百年有一个特点，你们家再怎么厉害，也不知道走在大街上的，或者坐在你边上的人，他的后台是谁，一句话说错就可能大祸临头。
同时，天子脚下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生活在天子脚下造成了北京人见识很广，我们从小在北京，你告诉我他是哪个部的部长，我也没觉得他怎么厉害。
这是北京人从古至今所特有的一种东西。
但另一方面，您不知道对面那爷他是谁。
在县级市，市长才是处级，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北京不一样。
北京人这种爷的性格实际上是在双刃剑下产生的一种矛盾体，既自信、自大，又有一定的底蕴，同时，也有一定程度的自卑。
一正一反两种劲头纠结在一起，使得北京人非常有分寸。
所以，北京人所谓的“讲理儿”，实际上就是分寸拿捏地特别好。
玩文化这个玩文化，有几个基础来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