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制度政治行政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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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19世纪中期英国⽂官制度改⾰试论19世纪中期英国⽂官制度改⾰的背景与过程摘要:19世纪中期,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和国会制度改⾰的巨⼤推动⼒,以及英国官僚制度的腐败根源和东印度公司职员任命⽭盾的产⽣,英国进⾏了⽂官制度改⾰的⼀系列探索,最终确⽴了由法律规定的,以对⽂官的公开考试、录⽤、考核、监督、升降、奖惩、免职等为主要特征的资产阶级⽂官制度,对英国的现代政治、经济和⽂化等各⽅⾯都产⽣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给我们今天的改⾰也留下了许多值得研究和借鉴的经验与启⽰。
关键词: 19世纪中期;英国;⽂官制度;改⾰背景;过程;启⽰正⽂:⽂官制度,亦即⼈事制度,是由法律或法令规定的关于⽂官的考试、任⽤、考核、监督、升降、奖惩、退休、免职等管理制度。
19世纪中期英国进⾏⽂官制度改⾰,从⽽确⽴了现代英国⽂官制度,是西⽅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早确⽴资产阶级⽂官制度的国家。
19世纪中期英国实⾏⽂官制度改⾰,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先,⼯业⾰命的完成,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为⽂官制度改⾰提供了社会经济条件。
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英国⼯业⾰命基本完成,英国社会、经济等⽅⾯发⽣重⼤变化,英国成为“世界⼯⼚”。
资本主义⽣产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开拓创新精神的形成,极⼤地冲击了英国的政治制度,呼唤着英国政治体制的改⾰。
其次,国会制度改⾰为⽂官制度改⾰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1832年、1867年,英国先后对国会进⾏改⾰,改⾰的结果是使得城市选民的⼈数超过了农村地区,并使城市的熟练⼯⼈基本上获得了选举权,在⼯业⾰命中发展壮⼤起来的⼯业资产阶级得以在国会中取得主宰地位,结束了⼟地贵族对下院的控制。
他们受功利主义观点影响,要求建⽴⼀个廉洁、⾼效的政府,从政治上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提⾼国民的⽣活⽔平。
再次,英国官僚制度的腐败引发了社会各阶层对⽂官制度改⾰的强烈愿望。
1688 年“光荣⾰命”之后,英国确⽴了⼟地贵族与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君主⽴宪制政体。
简述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积极作用1. 引言中国古代文官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
文官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对国家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简述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积极作用。
2. 维护社会秩序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起初是出于对社会秩序的维护而设立的。
在古代,文官制度规定了各级官员的职责与权力,使得社会能够有条不紊地运转。
各级文官通过管理地方、决策政策等方式,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
文官的存在与发展,使得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为经济繁荣和文化繁荣提供了基础。
3. 推动文化发展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对文化的推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官们在政务之余,注重对文化的培养和传承。
他们通常受到良好的教育和文化修养,注重进修经典,推动文化艺术的发展。
许多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音乐家等都是通过文官制度进入官场,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官们注重礼仪和文明行为,也传承了许多重要的文化传统。
4. 非兵权化、减少暴力冲突文官制度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暴力冲突和战争的发生。
在古代,中国的文官制度主要注重治理和行政事务,而对军事的权限较小。
文官们的主要任务是处理政务和社会事务,通过政治手段应对各类问题,减少了对暴力的依赖。
这种非兵权化的制度设计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和平。
5. 培养人才,提升社会精英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通过科举制度的运作,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科举制度不分贵贱,以才能为标准选拔文官,不仅有助于改善社会流动性,也扩大了人才的来源。
通过科举选拔的文官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行政能力,他们在政务上展现出了极高的能力,并且被社会公认为精英群体。
这种选拔制度为整个社会带来了活力和稳定。
6. 促进地方发展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注重地方治理,通过设立地方官员来管理和发展地方。
文官们根据地方特点制定相应的政策,促进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他们注重对农业、商业、教育等方面的推动,带动了地方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提升。
清末文官制度变革研究清末时期,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清政府为了挽救统治危机,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其中包括文官制度的变革。
本文旨在探讨清末文官制度变革的背景、内容及其影响,以期对当今文官制度改革提供借鉴。
在传统官制下,科举制度是文官选拔的主要途径。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制度逐渐暴露出种种弊端。
因此,清政府在光绪年间开始了文官制度变革。
新设立的文官机构——外务部和学部,开始采用西方文官制度,逐步摒弃了传统官制的陈规。
变革的背景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西方列强的冲击促使清政府开始思考政治改革;其次,清政府面临着统治危机,需要采取措施来稳固统治;国内知识分子的呼吁也促使清政府不得不进行变革。
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变革措施逐步展开,如建立新式学校、实行留学政策以及变革考试制度等。
这些措施为文官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为了提高文官素质和能力,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设立文官培训学校,通过系统培训来提高文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同时,推行留学政策,选拔优秀文官出国留学,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制度。
此外,变革考试制度,将考试内容从传统的四书五经转向实用型知识,以选拔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官。
这些措施有助于培养和评价文官的素质和能力,加强文官队伍建设。
在法制建设方面,清政府参照西方文官制度制定了《文官叙用条例》等法规。
这些法规不仅规定了文官的选拔、晋升和奖惩等方面的内容,还确立了文官制度的基本框架。
此外,清政府还建立了监察机关,制定了《惩治贪污条例》等法律,以确保文官制度的公正和廉洁。
这些措施为文官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推动了文官制度的法制化进程。
清末文官制度变革对中国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这一变革打破了传统官制的僵化体制,为清朝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
新式文官的引入也为社会带来了新的气象,促进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此外,文官制度的变革也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美国高级文官制度政治行政关系高级文官制度(Senior ExecutiveService,简称SES)是继功绩制之后美国公共人事行政对政治行政关系的又一次重大调整。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美国高级文官制度政治行政关系。
从历史的角度看,对政治行政关系的调整,从最初政治行政不分的政党分赃制,到提倡政治中立的功绩制,再到重建政治回应性的高级文官制度,贯穿于美国公共人事行政改革的整个过程。
高级文官制度摒弃了政治中立,要求在提高公共行政效率的同时,建立一个更具回应性的政府。
它取消了职位分类,确立了职务随人原则,设立了政治任命高级文官和常任高级文官两类职位,并允许高级文官在部门内部以及部门之间自由流动。
罗森布鲁姆(Rosenbloom )和克拉夫丘克(Kravchuk)指出,高级文官制度背后隐含的逻辑是试图结合公共行政中的政治和管理这两种途径。
研究现状 美国高级文官是指政务官之下、普通文官之上的高级行政人员,在1978年之前主要由文官通用序列GS-16, GS-17和GS-18级以及执行级的第四、五级构成,在1978年公务员改革以后,指由上述两类转化而成的高级执行官(Senior ExecutiveService)。
在高级文官中,存在两类主要的任命方式,一类主要根据政治意识形态的一致与否进行直接任命,另一类通过竞争性程序比如考试、差额选拔等获得任命,也就是本文所指的政治任命高级文官和常任高级文官。
当前美国行政学界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角度。
从三权分立的宏观背景分析高级文官的政治行政关系产生的根源。
政治任命文官与常任高级文官关系的研究,本质上是政治与行政关系问题在公共人事行政领域的反映,而政治与行政关系问题又根源于公共行政与美国三权分立宪政体制。
美国是典型的三权分立制国家,但在现实中,国会的立法权、法院的司法权以及总统的行政权共同作用于行政机关,导致了三种分立的权力在官僚机构中的不断碰撞和融合,造成了官僚机构成为继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后的第四部门,这对传统的政治行政二分理论产生冲击。
唐代的文官管理制度隋唐年间的中国即设吏、兵两部选拔文官及武官,及后又有科举制度。
早在古代,我国就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规范严密的文官管理制度。
录用方面有极具代表性的世袭制、荐举制、科举制,也形成了至今仍存在的官本位思想。
现代意义的文官主要指公务员。
考试选官,是中国古代考试制度和选官制度中的重要内容,人们一般强调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在考试选官中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唐代的铨选更能够体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精神和原则。
因为在唐代,科举只是获得出身的考试。
而获得出身的途径,除了科举外,还有门荫、流外入流、军功授勋和其他杂色入流等。
但是,无论何种出身,要出仕任官,都必须经过吏部的铨选;即使是任满待选的前资官,在重新出任职事官时,也同样需要经过铨选考试。
广义的铨选,指所有官员的选拔,所谓“铨衡人物,擢尽贤良”;狭义的铨选则指由尚书省吏部兵部主持的六品以下官员的选授,如《通典》卷一五《选举典》云,自六品以下旨授,“凡旨授官悉由于尚书,文官属吏部,武官属兵部,谓之铨选”。
唐代的铨选制度,经历了一个逐渐确立和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与科举制的完善大体是一致的,但二者并未合一。
到宋代以后,经过科举出身的人,才能直接出仕任官,对于科举出身的人来说,基本实现了举和选的结合。
尽管唐代的各类典制、史传、碑志等文献中保存了大量的直接和间接的选官资料,后来的研究者们也对此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唐代选官制度涉及的内容非常庞杂,而且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调整之中,其中许多的具体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也缺少对其发展变化的总体把握。
本文主要是从分析唐代选官所面临的现实矛盾入手,考察选官制度因这些矛盾而进行的重大调整,希望能够为更好地理解唐代考试选官制度中的这一最重要的环节,提供一个动态的视角。
由于科举制的实施,中国的选官制度第一次具有了公开性和广泛性。
兴科举之前,从春秋战国直至隋初,历代实行过“养士求贤”、“军功赏爵”、“察举征辟”、“九品中正制”等多种选官方式。
试论清末官制改革(1901—1911)中的文官设置及其特点和影响作者:鞠方安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点击数:890 更新时间:2007年07月09日文官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一个政权的兴衰,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制度健全、配置合理、廉洁高效、代谢有序的文官制度,会起到巩固政权,稳定社会,促进发展的作用;反之,配置失当、缺乏监督、效率低下、代谢无序的文官制度,则会导致一个政权逐渐走向衰落。
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到明代和清前期发展得相当完备和成熟,但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传统的封建体制被逐渐打破,文官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1](P3)1901年—1911 年清末官制改革对文官的设置做了大规模的调整和更张,为整个清朝历史所仅见,这一调整和更张的过程,既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规律,其结局又给后人提供了警醒和鉴戒,因而有探讨的价值。
一、清末官制改革中的文官设置过程清末官制改革中文官制度的大规模调整和更张,始于1901年之后的新政立宪改革。
在此之前,也有一些新官职和新衙门如五口通商大臣、南北洋通商大臣以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但那不足以代表官制改革的主流,也没有形成以国家意志为特点的整体改革。
戊戌维新运动中,变革官制的呼声一度形成强大的态势,在光绪皇帝的主持下,也裁撤归并了几个冗闲衙门,但由于运动的失败,裁掉的衙门旋又复旧。
义和团运动中,清政府的统治遭受沉重打击,中央权威严重削弱,地方督抚权力加强,尤其通过“东南互保”,清廷对地方已呈尾大不掉、呼应不灵、内轻外重、枝强干弱的局面。
《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国内矛盾日渐尖锐,革命派日益活跃,对清廷的统治提出严峻的挑战。
另外,作为清廷最高权力中枢的中心人物慈禧太后,在庚子西狩的过程中,饱尝了凄风苦雨、颠簸流离的滋味,深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
1901年1月29日,西太后在西安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了“变法”上谕,内称“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成法”,“深念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
英国的文官制度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文官制的国家之一。
英国的文官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不过当时主要是国王选择官员,一般视为国王的仆人。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旧的官僚机构解体,当时事务较多,出现了专门的管理人员,文官由此萌芽。
君主立宪政体建立后,渐渐地,政府官员大致分为两部分:高级文官和低级文官。
十八世纪末,由于“恩赐制”的影响,文管系统比较紊乱,亟待需要改革。
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英国建立了近代文官制度,同时也开始了文官制度的改革运动。
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文官制度继续改革,尤其重要的是《富尔顿报告》,使得英国文官制度相对完善,但是仍然存在官僚主义等许多问题。
到了1970年建立了文官学校,官员素质得到提高,但是效果不明显。
铁娘子执政时期对于庞大的官员队伍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官员的行政效率提高,也减少了政府开支。
英国文官制度的完善,经历了很长的发展过程。
尽管其中存在不少问题,还是有很多我们学习的地方。
高效的行政效率,廉洁的工作作风,公平的竞争考核,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本文拟就英国文官制度及其改革问题作探讨和研究。
一,英国早期文官的起源与发展“文官”(civil servants)一词最早出现于中世纪时期,但是当时没有文官制。
当时英国政府的官员一般是王室成员或者是王室指定之人。
他们由国王任用或升迁,不过是国王的私人奴仆。
这种制度史称“君王恩赐制”。
在共和国和克伦威尔时期,文官薪俸比较固定,但是与政府的关系不确定。
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一些部门增加,文官数量增加。
光荣革命后,政府部门增加,文官数量进一步增加。
当时的文官一般是由国王和地方权贵安排的亲信,主要是为他们服务。
英国文官慢慢地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高级文官,可以担任议员和政府要员,部分文官甚至参与政府决策;另一类是低级文官,主要是贯彻实施一些具体工作。
据统计,到十八世纪末,文官数量达到16000多人。
早期文官的录用与考核比较紊乱。
主要表现为:其一,当时没有固定的考核方式,私人关系和个人情感是被录用的关键因素。
英国近代文官制度英国近代文官制度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制度之一,它与英国历史深远相关,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制度,它承载了英国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及文化传承。
因此,本文拟以英国近代文官制度为核心,对它的演变及对英国社会的影响进行探讨,以深入了解英国文官的制度以及它在英国的历史变化中所起的作用。
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形成源于17世纪晚期,由古代塞尔特人的政治体系演变而来。
这一政治体系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即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
它以拉姆斯菲尔德之谜诀为基础,将权力和责任分割开,赋予正式官员执行行政职能,并且提出了行政事务应由既有的官僚经验才能完成的概念。
随着英国政治体制的不断发展,英国近代文官制度逐渐完善,以适应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的需要。
比如,在18世纪,政府实行金融改革,改变了官员人事管理方式,并在政府机构中设立新岗位;19世纪,政府又实行了政治制度改革,增强了文官制度的领导和控制力度。
英国近代文官制度为英国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使英国能够使政府的行政机构与政治体系紧密结合,更高效地实现政府改革,从而把社会政治秩序建立起来;其次,它建立了官员的权力关系系统,从而使政府机构更加紧密和有效地运作,加强了政府向公众提供服务的能力;最后,它加强了英国政府机构间的协调和合作,使公共事务能够更有效地进行。
英国近代文官制度可谓英国政治史上重要一笔,它历经几个世纪的演变,一直充分肯定和信赖,并为英国社会开创了新的发展方向,它的存在影响着英国历史演变路径的走向。
可以说,在英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中,英国近代文官制度扮演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
综上所述,英国近代文官制度是英国政治史上重要的一笔,它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及文化传承,对英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英国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它的存在决定了英国既有政治体制的发展方向。
因此,英国近代文官制度不仅制约着英国政治演变,更是对英国政治体系的作用和贡献,对它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官制度中国传统文官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秦代的公卿制度,逐渐发展和完善,直至清朝的科举制度。
这一制度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时代,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官制度的核心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
科举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至隋朝,但在唐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科举分为三个阶段:乡试、会试和殿试。
乡试是在每个州县举行的全国性考试,通过者可以参加会试;会试是在省级考试,通过者有资格参加殿试;殿试是在皇宫中的最后一次考试,通过者可以获得文官身份。
科举制度虽然存在不少弊端,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员选拔的公正性、公平性和竞争性,也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上升的机会,使中国社会相对稳定和有序。
中国传统文官制度中的官员分为九品官人和七品以上文官。
九品官人中的九品官是贵族,他们的官职由世袭获得,属于特权阶级。
七品以上文官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的官员,他们被认为是新兴的士人阶层,享有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是社会的中上层人士。
在文官系统中,地位高的官员享有更多的特权和福利,也有权力来管理地方事务和决策国家大政方针。
而且,文官还分为三级:中央官员、地方官员和临时官员。
中央官员一般在京师服务,担任重要职务;地方官员负责辖区的行政和司法工作;而临时官员则是一些临时被任命或临时担任职务的人员。
中国传统文官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儒家思想的渗透。
儒家思想认为君子能治理国家,官员应具备文治、仁爱和道德的品质。
因此,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文官往往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修养和能力培养。
他们被要求具备较高的教育水平、才能和品德,以便更好地为国家和社会服务。
这种思想的传承和实践使得文官制度得以长盛不衰,并对中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运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中国传统文官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官员在任职期间常常会与地方官僚和豪门势力之间产生勾结,腐败现象严重。
文官政治的名词解释在现代社会中,政治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概念。
而文官政治作为其中的一个分支,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文官政治主要指的是由文官组成的政治体系以及他们在国家政治中的角色和影响。
本文将对文官政治进行详细的解释和探讨。
1. 文官的定义文官是指在政府机构中从事行政工作的公务员。
与军官相对应的概念,文官通常主要负责与文化、教育、经济、农业和法律等方面的事务。
他们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行政能力,是政府制定和实施政策的重要力量。
2. 文官政治的起源文官政治起源于古代中国的官僚制度。
在中国古代社会,官僚体系被视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
文官借助其专业知识和行政能力,为统治者提供咨询和决策支持,同时也掌握着实施政策的权力。
这一体系形成了文官政治的基础。
3. 文官政治的特点文官政治有以下几个特点:(1)专业性:作为从事行政工作的专业人员,文官具有丰富的学科知识和行政经验。
他们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以保证国家和民众的利益。
(2)中立性:文官应该在政治中保持中立,不受个人或特定利益集团的影响。
他们应以公正、客观的态度为依据,服务于整个国家和社会。
(3)稳定性:作为政府部门的核心力量,文官政治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
相比于政治人物的变动和政策的转换,文官的服务时间更长,他们拥有更多的经验和了解政府运作的机制。
这使他们能够在政权交替时保持运转的稳定性。
4. 文官政治的功能文官政治在现代社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具有以下几个功能:(1)政策咨询:文官通过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支持和建议。
他们对各个领域的发展趋势和问题具有深入的了解,能够为政府提供合理的政策方案。
(2)政策执行:文官负责政府政策的执行和管理。
他们通过部门的组织、协调和监督,确保政府政策的顺利实施,为社会治理提供有力支撑。
(3)权力制衡:在一些国家中,文官政治起到了制衡政治人物权力的作用。
文官的任命和升迁通常需要符合一定的程序和规定,以避免政治人物滥用权力。
文官制度政治行政探讨提要:政治任命文官与常任高级文官关系的研究,本质上是政治与行政关系问题在公共人事行政领域的集中反映。
美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T深入和细致的研究。
本文拟对当前美国行政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简单综述,以加深对美国公共人事行政领域内政治与行政关系的认识与理解。
高级文官制度(SeniorExecutiveService,简称SES)是继“功绩制”之后美国公共人事行政对政治行政关系的又一次重大调整。
从历史的角度看,对政治行政关系的调整,从最初政治行政不分的政党分赃制,到提倡政治中立的功绩制,再到重建政治回应性的高级文官制度,贯穿于美国公共人事行政改革的整个过程。
高级文官制度摒弃了政治中立,要求在提高公共行政效率的同时,建立一个更具回应性的政府。
它取消了职位分类,确立了职务随人原则,设立了政治任命高级文官和常任高级文官两类职位,并允许高级文官在部门内部以及部门之间自由流动。
罗森布鲁姆(Rosenbloom)和克拉夫丘克(Kravchuk)指出,高级文官制度背后隐含的逻辑是试图结合公共行政中的政治和管理这两种途径。
换言之,政治体系既希望公务员更具回应性、责任感和代表性,同时又免受政党政治的干预而保持中立。
本文拟对美国高级文官制度中政治行政关系(Political-CareerRelationship)的研究状况进行简单介绍,以加深对美国公共人事行政领域内政治与行政关系的理解。
一、研究现状美国高级文官是指政务官之下、普通文官之上的高级行政人员,在1978年之前主要由文官通用序列GS-16,GS-17和GS-18级以及执行级的第四、五级构成,在1978年公务员改革以后,指由上述两类转化而成的高级执行官(SeniorExecutiveService)。
在高级文官中,存在两类主要的任命方式,一类主要根据政治意识形态的一致与否进行直接任命,另一类通过竞争性程序比如考试、差额选拔等获得任命,也就是本文所指的政治任命高级文官和常任高级文官。
当前美国行政学界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角度。
1.从三权分立的宏观背景分析高级文官的政治行政关系产生的根源。
政治任命文官与常任高级文官关系的研究,本质上是政治与行政关系问题在公共人事行政领域的反映,而政治与行政关系问题又根源于公共行政与美国三权分立宪政体制。
美国是典型的三权分立制国家,但在现实中,国会的立法权、法院的司法权以及总统的行政权共同作用于行政机关,导致了三种分立的权力在官僚机构中的不断碰撞和融合,造成了官僚机构成为继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后的“第四部门”,这对传统的政治行政二分理论产生冲击。
因此,研究政治任命官员与常任高级文官关系,必须考察美国三权分立这一根本宪政体制。
这方面的文献可以参见罗森布鲁姆(Rosenbloom)的《公共行政理论与权力分立》、阿伯柏氏(Aberbach)的《分享不容易:当分立的机构发生碰撞》等。
2.研究政治任命文官和常任高级文官的角色和行为。
政治任命文官与常任高级文官的角色和职责是二者关系形成的基础。
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
一般而言,政治人物身处高度敏感的政治环境,其角色通常有制定政策、确定优先权重、建立关系网络、解决组织内外的冲突等,而官僚的角色除了在政治人物的领导下维持组织的日常运转外,还对决策中的科学性和效率负责。
学者们对高级文官所做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溶点·朵兰(Dolan)在《影响联邦政府决策:对比常任文官和政治性任命文官》一文中,通过对100()名高级文官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政治任命文官与常任高级文官的工作职责都非常广泛,但二者存在一定的差异,政治任命文官更多的参加政治性联络任务,常任文官比政治任命文官有更多的技术性的人事职责。
此外,常任高级文官并不是完全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的,政治任命文官和常任高级文官共同参与决策,后者更加注重决策的科学可行与效率,前者比后者的参与程度更加广泛和深人。
3.研究政治任命文官与常任高级文官之间的冲突与紧张。
由于政治任命文官受到上层的政治压力和以及本人任期的压力,其流动性大,要求变革的欲望强烈,决策通常从政治角度出发,追求短期效益;常任高级文官在联邦政府中的任职时间较长,以价值中立为原则,为决策提供事实和专业知识并追求决策的可行性和科学性,是联邦政府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基础。
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导致了二者的紧张和冲突。
哈德尔逊(Huddleston)在《高级文官报告》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
汉森(Hansen)等从政治与行政分立的角度,指出由于受不同的行动逻辑驱使,前者受诱导性的行动逻辑驱使,而后者受推论性的行动逻辑驱使,因此导致了二者的不和谐。
在如何解决政治任命文官和常任高级文官的紧张和冲突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由美国行政学会在内的四个专业团体于1984年提出的对策。
它们认为,解决紧张和冲突需要政治任命文官和常任高级文官双方的共同努力,二者良好的工作关系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和支持基础上的,这种支持能够促使政治任命文官在决策中更好的听取常任高级文官的意见,同时常任高级文官也能更尊重政治任命文官并帮助他们完善决策。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政治任命文官和常任文官关系的对策,即加强相互理解、分享共同价值和愿景、加强信任、重视交流与沟通、培训。
劳仁特曾(Lorentzen)在《政治任命官员和行政任命官员的紧张关系》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评述。
此外,有学者从政治任命文官与常任高级文官的合作出发,指出在一些因素具备的情况下,二者越倾向于合作,而不是产生冲突。
杜拉特(Durant)认为,当政治任命官员与常任高级文官二者的目标一致程度越高,合作的几率也越大。
他认为,政治任命官员与常任文官合作或者对抗的程度,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常任高级文官在多大程度上认同机构或项目的使命、宗旨,二是政治性同盟的影响,三是他们拥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是否被政治任命官员肯定,四是常任高级文官在政治上的影响力。
4.研究高级文官的政治回应性。
增强政治回应是建立高级文官制度的一个重要目标。
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高级文官中的政治任命文官方面。
政治任命文官不需要通过竞争性考试,由总统或者是联邦机构长官任命。
在高级文官是否增强了政治回应性上,存在着两种相左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政治任命文官对政治具有相当的敏感性,在政策过程中设定政策方向和优先权重,加强了官僚对总统的政治回应性。
艾伯柏氏(Aberbach)在《变革时代的美国联邦执行官》一文中通过数据对此进行了论证,并指出常任高级文官和政治任命文官日益与其角色要求相合,而更少的为特殊利益团体服务。
凡德里克(Vandlik)等人在《政治责任和林业局的新首脑》一文中指出,美国林业局一直以来都处于常任高级文官领导下,这导致了总统的政策很难在林业部内得到回应。
然而,在克林顿执政时期,林业局首任政治性任命文官托马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与其前辈相比,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林业局的政治回应性,但这一点也使林业局遭到了广泛的批评。
第二种观点认为,政治任命文官并没有加强政治回应性,原因是政治任命文官人数的增加带来了信息的流失、协调成本的上升等,造成对官僚的控制变得更加困难。
普费弗勒(Pf`}ner)在(政治任命官员和常任文官:第三世纪的民主一官僚关系》一文中,通过对政治性任命高级文官和由总统任命国会批准的政务官这两类的分析,指出政治任命官员数量的增加并不总是意味着政治回应性的加强。
近代以来总统对官僚总是抱有一种敌意和不信任,并且通过不断增加政治任命官员和白宫对任命官员的控制以期解决这一问题。
事实上,这一不信任被过分夸大了,并且每届政府都经历了一个与官僚“适应的周期”。
他指出,政治任命官员是一种加强总统控制的手段,但应当注意减少政治性任命官员的人数。
英格拉汉姆(Ingraham)在《建设抑或破坏—总统、政治性任命文官和官僚》一文中,通过分析SES中政治性任命文官的特点和对常任文官的权威,指出政治性任命文官由于任职时间短暂,并且普遍缺乏对担任职位所需的管理才能,造成了总统仍然无法控制官僚、公共管理质量低下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任命文官的回应性方面,不少学者采用阶段分析法,以各个总统任期为阶段进行研究,尤其是对里根执政时期进行研究。
这是因为,里根在任用官员时牢牢把握意识形态标准。
里根政府的一位内阁成员萨瓦托瑞(Salvatori)评价到:,‟(里根挑选…自己人‟的)三大标准是,第一,他是里根的人吗?第二,他是共和党人吗?第三,他是保守派的吗?”斯特尔(Stehr)在《高层官僚和里根政府中影响力的分布情况》一文中指出,里根执政时期的政治性任命官员在机构中影响力最强。
若克(Rourke)指出,与其他政府相比,里根政府高度强调了政治性任命官员对政策目标的回应性,以意识形态的一致与否为任命标准,但同时不得不承认,在这一时期官僚对总统政策的回应确实得到了加强。
此外,英格拉汉姆(Ingraham)、汤普森(Thompson)和艾森伯格(Eisenberg)在《政治化的管理和政治行政关系》一文中,比较分析了卡特政府、里根政府、布什政府以及克林顿政府关于政治任命官员的策略,指出了政治官员的任职变化趋势。
5.研究高级文官是否提高了管理绩效。
高级文官制度不仅要求增强官僚体系的回应性,同时还要求提供一个高效的公共行政。
一些学者认为,高级文官在提高管理绩效方面作用明显。
吉尔摩(Gilmour)和路易斯(Lewis)在《政治任命官员和联邦项目管理的能力》一文中,分析了布什政府实施的234个联邦项目,通过对比政务官和政治任命文官在领导联邦项目上的差异,指出SES中的政治性任命官员所领导的联邦项目在绩效评估中,评分普遍要比政务官所领导的要高。
皮瑞(Perry)和米勒(Miller)在《高级文官(SES)是否改善了管理绩效》中指出,招募、培训以及建立绩效评估基础上的工资报酬制度是以改善管理绩效为目标的,大量的统计数据表明,公共行政的管理绩效确实得到了提高。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高级文官并没有从整体上提高管理绩效。
若克(Rourke)在《美国官僚制的回应性与中立价值》一文中指出,白宫和国会对官僚机构有着加强政治回应的要求,同时由于可获取的来自政府外部的专业知识的增多,官僚的中立价值不断受到威胁,不可避免的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管理绩效。
6.研究并构建政治行政的关系模型。
在构建公共人事行政领域内的政治行政关系模型上,学者一般从整个公共行政人事体系来考察,即政务官和事务官(官僚)的关系。
韦伯早就指出,政府中存在着两大对立的团体,即政务官和事务官,它们处在一个连续谱线的两端,二者有不同的职责和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