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语 春秋

吕氏春秋 察传

一、书名及作者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因为书中有“八览”，又名《吕览》。

吕不韦，生年不详，战国末期卫国人。卒于秦始皇十二年（公元前235年）。

他原是阳翟（今河南禹县）的大商人，在经商期间，遇到了流亡赵国的秦公子子楚，当时子楚在赵国的处境很艰难，吕不韦很同情他，并认为子楚是“奇货可居”，于是用金钱资助子楚，并帮助他获得了继承王位的资格。

公元前253年，子楚继承王位，是为庄襄王。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并封他为文信侯。庄襄王在位三年而死，其子政立，是为秦始皇。秦始皇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在他执政为相期间，秦国出兵灭东周，攻取韩、赵、卫三国土地，建立三川、太原东郡，为统一中国作出了积极贡献。秦始皇亲理政务后，将他免职，并迁去蜀，后忧惧饮鸩而亡。

二、主要内容

《吕氏春秋》篇目

1.《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是全书的大旨所在，是全书的重要部分，分为《春纪》（孟春、仲春、季春）、《夏纪》（孟夏、仲夏、季夏）、《秋纪》（孟秋、仲秋、季春）《冬纪》（孟冬、仲冬、季冬）。每纪都是5篇，共60篇。

《春纪》主要讨论养生之道；

《夏纪》论述教学道理及音乐理论；

《秋纪》主要讨论军事问题；

《冬纪》主要讨论人的品质问题。

2.八览，现在63篇，与原书相比脱去一篇。内容从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说到做人务本之道、治国之道以及如何认识、分辨事物、如何用民、为君等。

3.六论，共36篇，杂论各家学说。

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各家学说。

《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杂家。

三、寓言故事

《吕氏春秋》在文学上的一个突出成就是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据初步统计，全书中的寓言故事共有二百多则。

《察今》篇为了说明“因时变法”的主张，后面也连用“荆人涉雍”、“刻舟求剑”和“引婴兒投江”三个寓言。

《当务》篇先提出“辨”、“信”、“勇”、“法”四者不当的危害，然后就连用“盗亦有道”、“楚有直躬者”、“齐人之勇”和“太史据法”四个寓言来说明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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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按语】本文为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的杨伯峻之《论语译注》。

目 录

导 言

例 言

学而篇第一

为政篇第二

八佾篇第三

里仁篇第四

公冶长篇第五

雍也篇第六

述而篇第七

泰伯篇第八

子罕篇第九

乡党篇第十

先进篇第十一

颜渊篇第十二

子路篇第十三

宪问篇第十四

卫灵公篇第十五

季氏篇第十六

阳货篇第十七

微子篇第十八

子张篇第十九

尧曰篇第二十 2

导 言

（一）“论语”命名的意义和来由

《论语》是这样一部书，它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的若干学生的言语行事。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文选·辩命论》注引《傅子》也说：

“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

从这两段话裹，我们得到两点概念：（1）“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2）“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

关于“论语”命名的意义，后来还有些不同的说法，譬如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说：“《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那么，“论语”的意义便是“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说到这里，谁都不免会问一句：难道除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外，别人的说话都不是“有条理的叙述”吗？如果不是这样，那“论语”这样命名有什么意义呢？可见刘熙这一解释是很牵强的。（《释名》的训诂名物，以音训为主，其中不少牵强傅会的地方。）还有把“论”解释为“讨论”的，说“论语”是“讨论文义”的书，何异孙的《十一经问对》便如是主张，更是后出的主观的看法了。

关于《论语》命名的来由，也有不同的说法。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便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似乎是《论语》之名要到汉武帝时才由孔安国、扶卿给它的。这一说法不但和刘歆、班固的说法不同，而且也未必与事实相合，《礼记?坊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大雅临海五年级论语十到17

十、见贤思齐焉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篇》)

【译文】孔子说：“古代的学者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学问，今天的学者学习是为了装饰自己给别人看。”

【评析】林觥顺先生读此心得是：孔子教人为学的目的，要实事求是。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篇》)

【译文】孔子说：“见到贤人就想一想如何与他看齐，见到不贤的人就应该反省一下自己有没有与他相同的毛病。”

【评析】本章谈的是个人道德修养问题。这是修养方法之一，即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实际上这就是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同时又以别人的过失为鉴，不重蹈别人的旧辙，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态度，在今天仍不失其精辟之见。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篇》)

【注释】不迁怒：不把对此人的怒气发泄到彼人身上。不贰过：不犯同样的错误。贰，重复，一再。短命死矣：颜回死时年仅31岁。亡：同“无”。

【译文】鲁哀公问：“你的学生中谁爱好学习？”孔子回答说：“有个叫颜学好学习，他遇事不迁怒于人，不犯两次同样的错误。可惜短命死了。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再没有听说过爱好学习的人了。”

【评析】这里，孔子极为称赞他的得意门生颜回，认为他好学上进，自颜回死后，已经没有如此好学的人了。在孔子对颜回的评价中，他特别谈到不迁怒、不贰过这两点，也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教育学生，重在培养他们的道德情操。这其中包含有深刻的哲理。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篇》)

【注释】箪(dān)：古代盛饭用的竹器。

【译文】孔子说：“颜回多么有贤德啊。一竹筐饭，一瓜瓢水，住在简陋的小巷子里，别人都受不了那种清苦，颜回却不改变自己的快乐。颜回多么有贤德啊。”

【评析】本章中，孔子又一次称赞颜回，对他作了高度评价。这里讲颜回“不改其乐”，这也就是贫贱不能移的精神，这里包含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即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为了自己的理想，就要不断追求，即使生活清苦困顿也自得其乐。

论《国语》的史学价值

总结“邦国成败”历史经验 记载贤士大夫“嘉言善语”

《国语》首要的史学价值，是自觉继承《尚书》所开创的“殷鉴”传统，总结西周晚年至春秋时期宗周及列国的成败盛衰教训。而且由于选取的历史事件之重要和阐发的历史经验之深刻，书中的记载已构成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极具教育意义的内容，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常常为人所称道，甚至作为箴言警句加以引用，因而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据着引人注目的地位。书中总结的“邦国成败”历史经验，最为突出者可以举出以下两项。 一是记载西周晚年走向衰亡的必然性，深刻地说明统治者如果不对周围少数民族采取安抚的政策，不体恤民众的痛苦，就必然失败。 《周语上》着重记载宗周晚年穆王、厉王、宣王、幽王时期关系政治成败的大事件。第一则，记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周的卿士，周公之后)出来谏阻，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时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祭公强调对待少数民族和对待民众，都要施行德政，让他们得到实利、增殖财富，通过修好政治、采取慈和温厚的措施，使他们向慕朝廷的恩惠，如果发生不按时祭祀贡享的失职行为，采用开导、说服的办法解决，才能得到发自内心的拥戴。祭公的诤谏，是申述周公之教，务必作到敬德保民，先修政事而后刑罚，先礼而后兵。可是穆王却拒谏饰非，“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周穆王不修德政、炫耀兵力的结果，是失去周边少数民族的归附！ 继之，是记载周厉王监谤，最后失败被流放的著名故事。尤为可贵的是，通过叙述明确表明自己的严正态度，认为像周厉王这样的暴君被流放是咎由自取，民众的举动是正义的。《国语》所载周厉王监谤，已成为最具鉴戒意义的典型史事，证明民众的意志才是决定最终成败的无比巨大的力量！其中总结的精警语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必溃，伤人必多”，在古代是真理，在今天也仍然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周语上》记载的其他几则关于西周末年政治成败的史事，也都很有价值。周厉王听信贪聚财富、不顾民众利益的荣夷公，周大夫芮伯谏厉王不要任用荣夷公实行专利，否则，诸侯将不归附于周，说：“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厉王却一意孤行，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其结果，“诸侯不享，王流于彘”。又载，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日：“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据此，他批评宣王“不籍千亩”。古代帝王于每年春天举行籍田礼，既是表示对农业的重视，又与军事训练和对民众的有效管理相联系，故虢文公又说：“王事惟农是务，无有求利于其官，以干农功。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由此证明，“籍田于千亩”，不只是一种仪式，且是国家有效治理和习武加强防御力量的象征。虢文公谏行籍田礼，其归结点也是求福用民：“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乏祀，而困民之财，将何以求福用民？”厉王废弃国事，籍田之礼已多时不实行，宣王继位，又不恢复籍田礼，果然招致失败：“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二是记载齐桓公为何能够成功称霸。 齐桓公称霸是春秋前期的重大事件，《国语》和《左传》两书均有记载，而重点、详略颇有不同，这是证明两书所依据的材料不同和关注的重点各异的证据，相比较之下，《国语》的记载更加连贯，颇有本末完具的特点，且做到重点突出；而《左传》则较为简略，对于齐桓公如何实现功业的一些关键之处记载甚有欠缺。康有为曾认为，《左传》成书以后，“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成《国语》。我们通过比较两书关于齐桓公霸业记载的异同，即可证明康氏之说不足凭信。 齐桓公之立为齐国君和任用管仲为相，有过一段充满戏剧性的经历。桓公小白是齐僖公之子、襄公之弟。僖公卒，襄公继位，他喜怒无常，公子小白惧大难将作，由齐大夫鲍叔护从，出奔莒。公孙无知杀襄公而立，襄公另一位弟弟公子纠由管仲、召忽护从，出奔鲁。齐人杀公孙无知，将迎公子纠回国。此时，公子小白与公子纠两人为争取成功归国立为国君，展开一场“智斗”。对于这一关键事件，《左传》记载甚为简略。对比之下，《国语》的记载却详细具体，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场景。《国语》所载，事件曲折而又层次分明地展开，先写鲍叔如何大力举荐管仲的过人才能，再写桓公泯弃前仇的雅量，最后写齐国君臣巧妙用计，成功地从鲁国迎回管仲，桓公以格外隆重的礼节表示敬重。桓公与管仲原先是势不两立的仇家，后来桓公却委以相国重任，甚至称之为“仲父”，前后变化之大出人意料，通过《国语》的生动记载，读者才感到人物关系变化的自然、可信，并且从国君的器量和大臣的才干两个方面，体会到以后齐桓公能够实现赫赫霸业的深刻原因。 《国语》更重点地记载管仲富国强兵的措施和齐桓公实现“禁暴于诸侯”、“御戎狄，卫诸夏”的霸业。管仲向桓公提出了一系列治国之策，包括：四民勿使杂处；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国子帅五乡，高子帅五乡。实行富民政策，“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实行相地而衰征，使赋敛合理，无夺民时。“作内政而寄军令”：实行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的制度；“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 大国霸政是春秋史上的大事，由于霸主主持，中原各国互相救援，维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由春秋初年小国林立逐步走向统一的重要环节。《国语·齐语》着力对齐桓公征伐强暴、扶助弱小、捍御中原安定局面的功绩作了总括性叙述：“即位数年，东南多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遂南征伐楚，济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贡丝于周而反，荆州诸侯莫不来服。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不来服。与诸侯饰牲为载，以约誓于上下庶神，与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西服流沙、西吴(同虞)。南城周，反胙于绛，岳滨诸侯莫不来服，而大朝诸侯于阳谷。兵车之属六，乘车之会三，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无弓，服无矢。隐武事，行文道，帅诸侯而朝天子。”并列举桓公扶助弱小的功绩：立僖公而成鲁；狄人攻邢、卫，桓公筑城以安顿之，又供给牛马牲畜，“天下诸侯称仁焉”。“诸侯之使，垂櫜而入，捆载而归。故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国诸侯既许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全篇之末，又作画龙点睛之笔，指出齐桓公任用贤材对其霸业起到关键的作用：“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之属，而伯功立焉。”以上《齐语》叙述和评论齐桓公任用管仲实行富国强兵的各种措施，建树霸主功业，实为司马迁以下史家论述这段历史提供了最主要的依据。 《国语·齐语》与《管子·小匡》篇内容相同，文字也多相合。有的研究者认为当属《国语》抄了《小匡》篇。但仔细对勘两文，实际情形当属相反。如其中一段，《小匡》篇作：“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从。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诸侯，莫不宾服，与诸侯饰牲为载书，以誓要于上下，荐神，然后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诸侯于阳谷。故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翳。”这段话中，“而秦戎始从”以下六句，及“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两句，当是在《国语》文字的基础上，采用了《史记》等书而添加的。又，《小匡》篇“小国诸侯附比”句之下，有“是故大国之君事如臣仆，小国诸侯欢如父母。夫然，故大国之君不尊，小国诸侯不卑。是故大国之君不骄，小国诸侯不慑。于是列广地以益狭地，损有财以与无财。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一段话，文字甚不古朴，应属于在《国语》成书之后今本《小匡》篇纂辑者增饰的内容。故《国语·齐语》应为更加原始的文字。 《国语》又着重记述晋文公何以能取代齐桓公成为春秋霸主，同样是总结“邦国成败”历史经验的典型事件。在《晋语三》和《晋语四》中，精心梳理了自晋献公之时“骊姬之难”以来晋国的历史，从国内民众的归心，重耳本人政治才干的增长，围绕其周围的大批贤臣的忠心护翼，秦国作为邻近大国的倾心相助，令人信服地说明晋文公作为春秋霸主出现的历史条件，将一位大有作为的人物之所以取得成功的主观和客观、国内和国外的条件叙述得具体而深刻，实在是难能可贵！接着又进一步概述重耳修明政治、发展生产、赈济贫困、举用贤能、减轻民众负担、礼敬尊贵、奖励有功的措施：“公属百官，赋职任功。弃责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举善援能……政平民阜，财用不匮。”至此，晋国终于结束献公以来朝政混乱、在列国交往中无足轻重的局面，而一举成为国力强盛、威重华夏的霸主。“文公即位二年……遂伐曹、卫，出穀戍，释宋围，败楚师于城濮，于是乎遂伯。”再如，在全书之末《吴语》和《越语》中，对吴越争霸及其盛衰变化的历史教训作了深刻的总结。先是吴王夫差大败越师，双方力量本来对比悬殊，夫差却因此虚骄自大，许越求和，并且北上中原与齐、晋争锋，越王勾践由此获得重新积聚力量的机会，于是乘吴大军北上、国内空虚的时机，举兵攻灭吴国。 以上所论突出地表明：记载“邦国成败”、总结历史教训，正是《国语》编纂思想和编纂内容的一大特点，而且所关注者，不论西周晚年周厉王之被流放，周幽王之被杀死，齐桓、晋文之称霸，楚国之盛衰，直至春秋末年吴越两国的盛衰变化、孰兴孰灭，都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直接影响到中国全局性或区域性的历史走向。《尚书》创立的“以史为鉴”的传统，至此大大向前推进了，其意义实在不可低估。值得注意的还有，《国语》书中虽有不少宣扬天命鬼神、占卜吉凶的内容，这在战国时期的历史条件下，是不足为怪的。但可贵的是，每当记述或评论社会状况、国家成败的重要事项时，却能摆脱鬼神迷信观念的束缚，重视从人的活动来审视和总结。确实做到从民心归附，国内生产发展，国力强弱，民众负担程度，社会是否安定有序等项来评价。书中记述战场上的胜败，也不只是从军事指挥正确与否的角度来评论，而更重视的是国内是否修明政治，士卒是否愿意作战，士气是否高涨，战场上君臣上下是否同心同德等项因素。正因为成功地将这些观察和道理融合在史事的叙述和人物言论的记载之中，因而具有深刻的历史鉴戒意义。作为一部产生于先秦时期的史著，《国语》具有这样突出的思想价值和编纂成就，难道不是极可珍贵吗？ 《国语》又一重大价值是，大大推进了《尚书》开启的“记言”传统，它充分展示出“语”所具有的珍贵历史智慧和丰富内涵，充分展现了春秋时期贤士大夫的“嘉言善语”，因而成为记载我国古代民族智慧的一株奇葩。其所记载的“嘉言善语”，可以概括为以下四项：有关预见成败，分析情势的言论；有关典制礼法的言论；有关道德伦理的言论；春秋时期士大夫口述的古史资料和远古传说。不但内容丰富，而且具有重要价值，或成为认识古史的珍贵史料，或为后人提供治国施政和加强道德修养的宝贵箴言。笔者对此已另有专文讨论，故不赘述。 《国语》产生于战国前期实有深刻的时代原因。春秋时期，华夏族正酝酿着全国范围的统一，列国经济发展，交往频繁。华夏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大大增强，文化修养、历史智慧、哲学思维也都迅速提高。这在春秋列国的大夫阶层和正在形成的“士”阶层身上体现最为突出。随着旧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结构逐步解体，政治权力的逐渐下移，各国文化交流机会的增加，贤士大夫的作用越来越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