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影响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因和外因以及我们的应对措施摘要：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与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相对应的概念，这可从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
全球化凸现了国家文化利益的战略地位，也加剧了其间的矛盾。
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和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面临美国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的严峻挑战。
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当务之急是强化和谋划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意识和安全战略，关键在于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保持文化的先进性和创新力、以文化建设引领文化产业发展以及推动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
关键词：国家文化安全内因外因文化战略制高点文化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在当前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面对的文化安全问题必然更加突出，因此，有必要首先从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免遭来自内部或外部的侵蚀、破坏或颠覆的狭义角度来谈谈我国的文化安全问题。
当前中国文化安全面临的不安全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果用二分法，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一、威胁中国文化安全的外因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相互交流、冲突、渗透及融合，构成了生机勃勃的国际文化发展图景，为中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但是，在不同文化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也有个别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西方国家为了达到经济和政治上的目的，不断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形成了日益严重的“文化帝国主义”倾向。
它们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本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损害本土文化为手段，图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方式延续和强化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全世界的控制。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在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分歧，自然而然地成为某些霸权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颠覆的主要目标之一。
这就决定了中国在新世纪必然面临来自外部的严峻的文化安全挑战。
当前，西方反华势力的主要手法有三种：（一）利用一切手段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渗透。
西方一些理论家指出，倘若一个国家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其价值观支配了国际政治秩序，它就必然在国际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因此，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同意识形态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就是最有力的进攻。
美国基辛格同仁公司总裁曾经在美国《外交季刊》上撰文直言不讳地宣称：“美国应该确保：如果世界向统一语言方向发展，那么这种语言就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向统一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发展，那么这些标准就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逐渐被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那么节目的编排就应该是美国的；如果世界正形成共同的价值观，那么这些价值观就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西方利用一切手段大力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一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近科强制的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和文化输出。
在理论层次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推行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各种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宣扬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比如，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称之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的价值，称之为“极权主义”，用似是而非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概念，否定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现实地实现真正属于人民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的努力。
这么做的目标只有一个：搞乱我们的思想，破坏我们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在具体方法上，西方反华势力除了继续利用政府文告进行意识形态攻击，以及通过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等文化产品的输出，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论、价值观念、意识形成和生活方式外，还充分利用其网络优势，通过网络这只无形的手，实施住处垄断，以网络所特有的穿透力突破传统的国家概念和框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传统的语言交流规则和动作方式。
而中国作为相对被动地接受美国信息的国家，在对抗西方单一文化的渗透，防范信息霸权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在一些领域甚至出现了严重的“集体失语”现象。
（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行激烈的人才争夺。
一些“有远见”的西方政治家提出，要着眼于“在中国培养一批有实力的中间阶层”、“社会精英”，并力图以西方价值观、政治观、民主观乃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影响、征服和控制他们。
其主要方式有：1、利用教育优势，不断从中国的高等院校乃至中学选拔比较优秀或家庭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学生出国留学，并以高薪、优越条件等吸引其中的杰出人才留在国外或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人；2、以法律的形式，鼓励拥有高技术专长的人进行“技术移民”；3、通过跨国公司，在中国本土网罗高技术人才，培养和形成美国价值标准的所谓“白领文化”，并使其逐渐融入相当一批中国青年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时尚文化；4、在被称为“社会的良心”的学者中，致力于扩大西方思想观念的影响，通过某些“基金”和“组织”，对中国的敏感政治问题以合作研究、资助研究或交流研究的名义，输入西方政治理念；5、以“政治避难”等方式，拉拢国内政治、宗教领域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培植西方政治思想武装起来的西方利益代理人，等等。
（三）利用经济手段进行文化“植入”。
美国学者认为，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地区和国际性经济组织作用于加强以及资本流动的国际化，一种相对超然于国家主权之上的经济体系正在形成。
而这一“超然于国家主权之上的经济体系”的一大目标就是要以超越国家主权的经济权力来逐步瓦解“民族国家”，进而形成一个世界性的经济体系，最终导致全球性的文化体系，使美国的价值标准成为未来世界的评判标准。
因此，西方国家越来越充分利用其经济强势，在“经济全球化”之后，进一步提出“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在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背景下，将突破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阵地作为实施“经济援助”或“市场准入”的条件之一，从而使得单方面的文化“植入”成为一股汹涌而至的浪潮。
在分析中国入世可能带来的影响时，一个香港人的文章说明了合作之外的“另一面”：“另一面则不是那么具体、清晰，也很少有人提及，那就是将对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防线造成致命冲击。
因为成为世贸大家庭的成员之后，除带给中国经济巨大冲击外，政治、文化、价值观等层面也必定受到影响。
根据世贸组织规则，中国必然要逐步对信息产业、资讯、影视乃至传媒等领域加以解禁。
”“‘和平演变’的可能性更大。
”我们指出中国文化面临的外来威胁，并不等于要重新回到闭关自守的老路上去，恰恰相反，对于来自不同发展程度和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文化挑战进行客观的、辩证的分析与鉴别，对以建立单极世界或单一化社会为目的的文化霸权主义保持必要的警惕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正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创造中国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势必要付出昂贵的代价。
一方面，文化涉及到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它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形成的思维模式”。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消解民族文化，必将化解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造成中国深层次的“文化弱势”，削弱中国的综合国力。
另一方面，西方生活方式的渗透和理论上的话语霸权，将使中国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失去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正如有同志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这种共同的、稳定的基本价值观念，或者是分裂为许多不同的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或者是遭到外来文化的入侵在短时间内失去了自己的主导地位，那么社会中具有不同基本价值需要、运用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的各利益集团就必然沿着不同价值观念的边界进一步发生深刻的、乃至不可弥合的分裂，并进而引发整个社会的大分裂、大动荡。
与此相关，诸多社会组织，包括国家和政党的价值基础也一并遭到怀疑，由于失去文化价值的支撑而必然产生的“合法性危机”将导致国家意志、价值观念、国民心理上的全面崩溃。
在组织内部，组织的规则失去应有的约束力，组织内部出现一种离心现象，整个社会将陷入一种严重的无序化状态。
与此同时，个体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基础被动摇，引发诸多社会、心理问题。
这种图景是悲惨的。
二、威胁中国文化安全的内因事物的发展总是内因与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当前威胁我国文化安全的因素，从现象上看，西方反华势力的“和平演变”与文化渗透是主要矛盾。
但从实质上看，主要矛盾依然是我国文化建设领域中的问题，西方“西化”、“分化”图谋之所以在个别时候、个别地方、个别领域能够奏效，也主要是这个原因。
而对于内在地威胁文化安全的因素，我们长期以来没有给予足够的研究。
我们认为，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对与反华势力之间在文化领域，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缺乏清醒的认识，个别方面意识形成领域工作的弱化和不力，是造成文化安全工作弱化的直接原因。
亨廷顿曾经说过：当今世界文化冲突关系的基本动因来自于社会制度文化的剧烈对抗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分歧。
从现实情况看，中美双方在社会制度选择和意识形态认同上的对抗并没有因“冷战”结束而终结，西方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攻势咄咄逼人，无孔不入。
而我们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应对上都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突出表现在：一方面，“淡化意识形态”在一些领域、特别是某些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化艺术领域过度泛滥。
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只注意了“泛意识形态化”的弊端，而对于西方企图渗透进来的东西，无论是其政治思想、资本动作方式，还是生活方式，往往在“非意识形态”思想的支配下，自动地放弃了批判的武器。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工作在内容、形式、方式、方法、机制等方面的僵化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
正是由于这种僵化，造成了一些同志错误地认为意识形态就是“灌输”，就是不需要研究，或者不允许研究，一提起来，往往显出不屑一顾的姿态。
殊不知主流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一一就是意识形态。
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恰恰是最需要研究的领域，而且应该是各方面研究成果高度集中的体现。
只有我们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才能够真正用代表先进文化的思想，对抗西方反华势力的所谓“话语霸权”。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由于片面地强调思想的“多样化”和“多元化”而有某种程度的削弱。
应该说，思想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并不必然是坏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比思想僵化、教条主义要好得多，这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基础的客观实际——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多种利益主体并存的状况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必然反映。
关键是“度”。
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同志仅仅片面强调了多元的合理性，甚至有意无意地借其他社会思潮冲击、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在部分领域，一些同志对一些西方首先提出来的范畴和要领缺乏必要的批判性反思，满足于人云亦云，或者赶潮流、求新奇，缺少在实践中发展创新，他们的理论研究在内容或在方法上仅仅是西方思想在中国的翻版，甚至是把西方都早已摒弃了的东西奉若至宝，成为西方理论的附庸，并因此而不能准确把握问题的实质和方向，以致于尽管表面上新名词、新概念层出不穷，一片“繁荣”，实际上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却影响不大，或者产生的是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