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乐施会与中国政府关系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代社会中，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并不仅限于政府，越来越多的企业、社会组织和民众参与到公共管理的全过程中，而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恰恰是政府治理与传统的行政管理的重要区别之一。

“治理”与“管理”并不是随意使用的两个概念。

治理是当代政府管理的一种新形式，是行政改革的产物。

好的治理即善治，就是使公共事物所覆盖的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民众对社会公共事物的合作管理。

治理的主体既是政府，也可能是企业、社会组织和民众。

治理的对象则是公共事物。

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出现了由传统的政府管理转变为治理的潮流，与此相应，对治理与善治的研究也成为西方政治学与行政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课题。

在我国，最近几年随着改革的深入，政界与学界也开始讨论并在实践中关注政府治理的问题。

就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由管理向治理的变迁还刚刚起步，其范围还主要集中在城乡基层政府和基层社区，它虽是治理的初级形态，但却推动了政府管理向治理的变迁。

本文拟对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出现的四种新模式作些探讨，以求教于学术界。

一、省直管县的“扁平化治理”模式从2002年起，浙江、广东、河南、辽宁、湖北等地出现了在财政上省直管县的试点，浙江甚至已经在一些社会管理事务上进行省直管县的试点。

“省直管县”体制是指：省、市、县行政管理关系由“省———市———县”三级管理转变为“省———市、省———县”二级管理，对县的管理由现在的“省管市———市领导县”模式变为由省替代市，实行“省直管县”。

浙江省是我国最早进行省直管县探索的省份之一，曾先后于1992年、1997年和2002年三次出台政策措施，开展经济强县扩权改革。

2006年，浙江省下发了《关于开展扩大义乌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掀起了第四轮“省直管县”浪潮。

根据《意见》，义乌市政府在某些方面将获得与其上级政府金华市政府“相当”的权力。

扩权事项包括，一是进一步扩大义乌市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中国艾滋病相关政策分析中国艾滋病相关政策分析——MSM人群防治政策分析与建议前言前言在艾滋病防治中，男男性行为者（MSM）作为脆弱人群同时也是桥梁人群，越来越引起政府部门和全社会相关机构的重视，对这个人群的关注也在日渐增加。

由于MSM人群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重要性，本报告专门对此人群中的艾滋病防治情况进行分析和讨论，发现如下：1. 需要尽早明确对MSM人群的防治政策，建议防治项目的实施主体由MSM社群组织承担。

2. 由于社会传统意识的影响和歧视，MSM人群的活动特点具有非常鲜明的亚文化特性，这些特性需要在今后的艾防工作中得到进一步的关注和结合。

3. MSM人群参与艾防工作的重要形式是社群组织（或社群小组），这些社群组织对参与艾防工作非常活跃、充满热情，而针对MSM人群开展工作必须依靠类似的社群组织。

但是，目前社群小组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如资金、技术和设备）。

为了更好地发挥社群小组的作用，需要更好地对其工作进行支持。

通过分析MSM人群的艾滋病防治政策，我们认为：艾滋病防治需要针对不同的脆弱人群，结合其特点，因地制宜，制定相应的措施；社群组织和社区组织能够完成行政机构无法完成的任务，可以成为国家工作很好的补充和不可缺少的组织部分；为了使社区组织更好的提供服务和运行，国家需要为社群组织提供持续性的支持。

背景一、背景男男性行为是造成艾滋病传播的一种高危行为。

由于社会歧视问题，同性恋者往往无法公开自己的性取向而采取相对隐蔽的活动方式。

为了掩饰自己的性取向，多数同性恋者保持着一种表面上的异性关系或传统婚姻，但同时又保持着自己的同性性行为。

男男同性恋的不安全性行为和多性伴的特点，使得他们成为艾滋病毒感染的桥梁人群，导致病毒在男男性行为者之间、男男性行为者与其女性配偶间传播，进而向其他人群扩散，最终使艾滋病从脆弱人群扩散到一般人群。

具体来讲，同性恋者成为艾滋病传播的高危人群是由其生存境况和性行为方式决定的。

首先，同性恋者多性伴现象严重，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中国传统观念“男大当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至今仍占主流有关，使同性恋者中很多人面临着心理上和实际生活上的巨大压力；也与社会对同性恋的歧视有关，使同性恋者不敢暴露身份，使其无法找到合适伴侣和结成稳固关系，并因此向两个极端发展——极度压抑或性乱。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乐施会访问学者计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成绩令世人瞩目。

但是，伴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各类矛盾和问题也接踵而至。

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多次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并明确提出要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

减贫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与社会发展相关的方方面面的政策的制定和推行。

中国的政策决策是一个政府、学界、智库、目标人群广泛参与协商的过程，而学界和智库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香港乐施会的慷慨资助下，自2017年1月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启动了“乐施会访问学者计划”。

该计划将聚焦于内地的减贫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领域，邀请内地在该领域已有一定学术成就的学者来访，推动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

到访的学者将利用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和香港的学术资源开展学术研究，提出政策建议。

同时通过午餐会、研讨会、公开讲座等多种形式，与香港社会各界分享与交流，促进中港两地的相互了解。

如来访学者有需要，该计划可为来访者提供不超过一个月的校内住宿和生活津贴（HK$150/天），以及部分路费补贴。

申请者请把以下资料发到usc@.hk：1）申请表2）个人学术简历3）不超过两页的到访研究写作计划欢迎大家帮忙转发和推荐。

谢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乐施会访问学者计划申请表姓名：单位：职务：电话：电邮：通讯地址：研究题目：社会调查经历(请简要叙述)出国及赴港台学习考察经历（列举最近一次出访经历）推荐人姓名及联络办法：申请补助内容：□1. 路费补贴□ 2. 校内住宿□ 3. 生活津贴申请来访时间* ：年月日至年月日*注：访问时间一般不超过一个月。

理论平台对外传播／2012／4乐施会公共外交模式分析钟　新　张钟凯国际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国际NGO）致力于推动国际公共问题的解决，并以自己的传播策略与其他国际行为主体互动，积极有效地实现既定目标。

近年，国际NGO在中国扮演着活跃的角色，在贫困、气候、救灾减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其中，乐施会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际NGO 之一。

乐施会（Oxfam）是一家独立的发展及人道援助机构，在全球有15个成员机构，致力于消除贫穷以及与贫穷有关的不公平现象。

乐施会香港于1976年在香港成立，目前在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推展工作项目。

自1987年开始，乐施会在中国内地推行开展扶贫发展及防灾救灾工作，但在过去的很长一个时期，乐施会在中国内地做事一直比较低调，没有设立专门的传播部门。

国际NGO 在2008年汶川地震救援中发挥的令人瞩目的作用为其在中国发展赢得了更宽松的政策环境，促进了乐施会在中国内地的传播事业的发展。

乐施会香港于2008年9月在北京成立传播部，开始在中国内地更主动地介入和策划各种传播活动，包括出版物、新闻发布会、户外广告、会议活动等。

国际NGO参与国际事务的做法对中国NGO以及政府、企业等国际行为主体有参考意义。

本文结合公共外交相关理论，以乐施会参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和德班气候大会的传播策略为分析对象，对其三种公共外交基本模式进行了初步考察。

模式一：建立合作美国学者杰弗里·考恩（Geoffrey Cowan）和阿米莉亚·阿瑟诺（Amelia Arsenault）在《从独白到对话，再到合作：公共外交的三个层次》一文中提出，独白式（Monologue）的公共外交方式主要适用于传播一国的政策或声明。

然而，单向信息传递很难改变目标受众既有的成见和刻板印象，于是公共外交逐渐过渡到第二个层次——对话（Dialogue）。

对话有利于消除刻板印象，改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随着实践的演进，兼具独白与对话优势的公共外交的第三个层次——合作（Collaboration）开始受到学界关注。

22 CHINA PHILANTHROPIST个新形势，乐施会希望利用自己的优势，为中国和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多贡献一点。

乐施会国际项目部就把南南合作视为最大的方针。

今年是香港乐施会成立四十周年，这是一个很骄傲的里程碑，但也有挑战。

乐施会到了“中年危机”，需要重生，找回青春的冲劲。

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灭贫，创造一个无穷世界。

这肯定不是光乐施会就能办到的，我们希望和大中华区其他扶贫、灭贫的力量紧密合作。

《中国慈善家》：你曾经在英国乐施会担任过政策顾问，在那里的工作对你有什么启发？梁咏雩：我年轻的时候就对国际关系很感兴趣，觉得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会想自己作为世界公民的责任在哪儿。

在英国工作时，看到联合国、WTO的谈判，G7（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要控制全球贸易规则，规则的制定完全倾向他们的利益。

后来看到国际关系发生了新的调整，比如G20（二十国集团）及G77（七十七国集团）成立，我觉得很好。

这是一个改变的年代，我认为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年代，把一些规则、制度和行为变得更公平一点。

《中国慈善家》：香港乐施会在扶《中国慈善家》：2015年10月，你正式接任香港乐施会总裁。

你对香港乐施会的未来是怎么考虑的，会做哪些调整？梁咏雩：首先，我们的筹款和传播工作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以前，我们把传播的重点放在香港，大陆一直没做好，我想接下来做一点改善。

我们已经感觉到香港经济下滑带来的影响，企业捐赠缩减的现象严重。

虽然我们筹款不是很差，一年能筹到2亿6千万港元。

我希望，香港乐施会未来几年在大中华地区，把比如台湾和澳门的筹款工作和内地的传播工作做起来，让更多人认识乐施会。

第二，香港乐施会有中国项目部、国际项目部，还有港澳台的扶贫项目部，这三个项目部的连结可以更强。

中国政府的扶贫方针非常强，习（近平）主席说2020年要达到七千万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

这个目标很好，我们很骄傲成为志同道合的人，我们也绝对是朝着这个目标去的。

但是，扶贫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哪儿？可能不是物质援助。

香港乐施会中国部项目申请指引及项目管理概述第一部分：关于香港乐施会香港乐施会是一个建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独立的发展和救援机构，跨越种族、性别、宗教和政治的界限，与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及贫穷人群合作，一起努力解决贫穷问题，并让贫穷人群得到尊重和关怀。

“助人自助, 对抗贫穷”是香港乐施会的宗旨和目标。

1.1. 香港乐施会的历史乐施会于1976年由一群关注贫困问题的志愿者在香港成立，1988年在香港注册成为独立的扶贫、发展和救援机构，先后在全球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推行扶贫及救灾工作，开展综合发展、紧急援助、教育、卫生和水利等项目，帮助贫穷人改善生活，自力更生。

从1987年开始，香港乐施会便致力在中国大陆推行扶贫发展及防灾救灾工作，项目内容包括：农村综合发展、增收活动、小型基本建设、卫生服务、教育、能力建设及政策倡议等。

从1991年至2007年6月，乐施会在中国大陆27个省区开展赈灾与扶贫发展工作，资金投入总额近4.5亿元人民币，受益群体主要是边远山区的贫困农户、少数民族、妇女和儿童；农民工及艾滋病感染者等。

1992年，乐施会在昆明开设了第一个内地项目管理办公室，后又相继在北京、贵阳和兰州设立了项目办公室，项目内容和规模也随之扩大，重点工作地区是云南、贵州、广西、广东、陕西、甘肃和北京。

2005年，香港乐施会正式成立了中国部，专门管理日益扩展的中国项目。

乐施会在中国的扶贫工作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和肯定。

2001年香港乐施会获得国务院扶贫办发表的「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肯定。

2003年获《南风窗》杂志颁发公共利益2003年度榜「扶贫奖」。

2004年，乐施会总干事庄陈有获得中国首届消除贫困奖─奋斗奖荣誉。

2006及2007年，乐施会先后与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中心及云南、广西、青海等多地政府部门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内地的主流媒体，包括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云南日报、广西日报、南方都市报、南风窗、半月谈等都对乐施会的工作进行过广泛深入的报道。

香港乐施会捐赠回访汇报材料环县木钵小学郑广辉去年的年12月5日，你们乐施会在我校举办了“快乐阅读、阳光体育”图书、体育器材集中发放仪式。

仪式上，香港乐施会为我学区11所受助学校捐赠了6936册图书、230套件体育器材、20个图书柜和3台电脑，总价值达到了24.5万元。

会上香港乐施会于华梅女士、县政协副主席李文兰、镇党委书记张东作了重要讲话。

于华梅女士向我们提出了两点殷切的希望，我们牢记在心：一是希望广大学生把好心人的关怀、社会各界的关爱转化为立志成才、回报社会的强大动力，把爱心永远传递下去。

二是一定要珍惜、用好这批图书和体育器材。

让学生快乐阅读，健康成长。

会后，认真组织学生阅读，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以优异的成绩回报香港乐施会的关心与厚爱。

半年以来，我们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制定了学校读书活动实施方案和体育器材使用借用登记管理办法，保证了这批图书、体育器材发挥了最大的效率。

1.共同营造书香校园。

今年开学初，我校拟定学期工作计划时，把学生阅读作为我校的一项亮点工作来抓，确定了我校的阅读主题：我读书、我成长、我快乐。

奋斗目标：让阅读成为习惯，让书香飘逸校园。

在这一主题思想的统领下，重新制作了部分标语，千方百计的引领全体师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如：今天，你读书了吗？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读国学经典、育有德人才。

在教学楼的楼梯上贴上了三字经和弟子规，让学生一走进学校就无形之中置身于古文化的殿堂之中。

实施了“晨诵，午读，暮省”三大课程。

让读书活动有时间、有安排、有检查。

晨诵：用经典开启新的一天，每天早晨早操前安排20分钟时间，学生背诵学校规定的必背古诗160首、一至三年级学生分别背诵三字经、谚语、歇后语、论语。

用中华民族传统的经典文化使学生受到熏陶，在书香之气中开启新的一天。

学校期末成立量化考核小组，期末组织验收，评定书香班级。

颁发奖状，树立典型，以点带面，全面推进。

午读：用美丽的童书滋润孩子美丽的童年。

■只是十余年‎，中国的环保‎N G O却可‎堪沧海桑田‎。

■从“英雄主义色‎彩的壮举”到“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从“观鸟、种树、拣垃圾”到盯紧一座‎特定的山、一条特定的‎江河、一个特定的‎村庄■从“只有一个志‎愿者，和一些沙发‎上的思想”，到数量已经‎突破350‎0家，精确数字无‎法统计■从“夹着尾巴做‎人，就像一只地‎里的老鼠一‎样”到醒目存在‎，在与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分得话语权‎■从偶尔“基于私交，联系到高层‎资源”到“批评、监督、呼吁知情权‎——在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1990年‎代初期，一位老者经‎常蹬着自行‎车来到北京‎三义庙，叫上一名叫‎杨东平的年‎轻人，去不远处的‎紫竹苑公园‎，谈话。

这位老者，便是名门之‎后梁从诫。

而杨东平，后来的著名‎教育学者，得以参与了‎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发起，这本与他的‎专业毫不相‎关，“那时候只有‎一个志愿者‎，就是梁先生‎的夫人，后来变成十‎个人，和一些沙发‎上的思想。

”谁都不曾想‎到：最早诞生于‎知识分子之‎手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在后来的十‎数年中，成为一支无‎法忽略的绿‎色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环‎保N GO已‎经突破35‎00家。

因为有的机‎构还未注册‎，越来越多的‎学生社团、草根组织加‎入其中，精准的数字‎变得难以统‎计。

又一个白求‎恩“观鸟、种树、拣垃圾”事实上，中国最早注‎册成立的环‎境N GO，是辽宁盘锦‎的黑嘴鸥保‎护协会。

它注册于1‎991年4‎月18日。

发起人刘德‎天，是《盘锦日报》记者。

作为一块国‎际重要湿地‎，那时的盘锦‎常有国际生‎态学者前往‎调研。

记者出身的‎刘德天将黑‎嘴鸥保护协‎会的诞生，归因于两个‎外国人的影‎响。

一位是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的黑嘴‎鸥专家英国‎人梅伟义，他让刘德天‎第一次听到‎了“濒危”与“生态”的词汇，“每一个物种‎都是网上的‎一个结。

任何一个物‎种的消亡都‎会给生态网‎带来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