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何处去：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个民族总是处于不同的历史方位。
只有对这一历史方位有了正确地认识，才能把握历史发展规律、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从而实现人的自觉。
纵观中国近现代发展的历程，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主题，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大致经历了六大历史抉择。
一是鸦片战争后的警醒与困惑。
1840年，外夷小邦不列颠帝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的中华帝国的大门，同时也惊醒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美梦，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
随着列强的进一步入侵，昔日帝国的辉煌与当下战事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鲜明地刺激着每个中国人的神经。
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期，一些先进的仁人志士已经开眼看世界，开始以一种新奇、开放的眼光来思考这个问题。
林则徐早在虎门销烟之前就开始关注“夷务”，后来还编译了《四洲志》一书。
魏源的《海国图志》更是鲜明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思想，不仅详尽介绍了世界其他各国之书，大大开阔了国人的眼界，而且突破了“夷夏大防”，可以说是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明确地回答。
19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以奕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一些清政府大员将魏源的主张付诸行动，开启了“洋务救国”的帷幕。
洋务运动坚持“中体西用”，即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仍然坚持传统的主导地位，在器物层面大力发展西方近代科技和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以期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洋务运动和“中体西用”在一定程度上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但是其对当时世界大势及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缺乏一个深刻全面的认识，决定了其不可能真正找到中国的出路。
其最后失败的结局，也和这种认识的不足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联系。
二是甲午中日海战之后的迷茫与探索。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
甲午海战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再次把中华民族推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再次促使中国人思考“中国究竟要向何处去”这个问题。
在这之前，尽管中国也经常打败仗，也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但那都是败在异质文明下，且国人还对洋务救国寄予厚望。
但是这次不同，泱泱的东方大国竟然败给了一个长期受自己影响的藩属小国。
强烈的反差既让中国人感到不可思议，更让中国人在情感上无法忍受。
更为重要的是甲午海战从实践上宣告了“洋务救国”的破产，求变也再次成为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
正所谓“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
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梁启超语）。
可以说，“变”已经关系到民族的存亡问题，只有变才有出路，也只有变才是出路。
问题是，怎么变？洋务运动已经破产，而甲午海战的惨败也深深地教训了中国人。
只有变更政治制度，才能救国，才能保种、保教。
1898年1月，曾经发动“公车上书”的康有为在第五次上光绪皇帝的书中提出了变法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
1898年6月，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把政治变革推向实践，史称戊戌变法。
然而，维新派的变法实践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镇压，康、梁流亡海外，戊戌六君子喋血刑场，光绪皇帝被软禁，变法也被迫中止。
戊戌变法既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也是一次面对复杂时局的地主阶级的内部调整。
变法的失败否定了在中国进行自上而下变革的可行性，客观上呼唤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
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在1911年10月10日发动了武昌起义，推翻了腐朽的清政府，建立的中华民国。
三是辛亥革命后的失望与奋起。
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实现了民主共和，但革命后的中国依然一盘散沙，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增无减，传统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富国强兵的梦想依然遥遥无期。
改良不行，革命也不行，“中国向何处去”再次回响在先进的仁人志士的耳边。
1915年，陈独秀创刊《新青年》，意欲在中国发起一场文化革命，试图从文化和灵魂上让中国强大起来，史称新文化运动。
在《新青年》的发刊词中，陈独秀说：“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中探寻救国救民之道。
于是，各种救国主张激荡而出，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保守主义、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各种主义之中，最终只有一种主义被中国人民接受、且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最符合中国国情。
这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的马克思主义。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的振奋了中国人民，也把一部分中国人的目光从西方和日本转移到了俄国。
与此同时，走俄国人的路也成了一部分中国人的信仰和追求。
1921年7月，李大钊、陈独秀等成立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成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救国的强有力的领导力量。
但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却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之间充满了尖锐的思想斗争，也遭受了多次实践上的失败。
北伐战争期间，“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大革命失败后，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又给革命造成了被动。
即便在已经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后，教条主义的错误仍然把中国革命推到了绝路的边缘，代表着中国革命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也被迫长征。
血的教训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正是本着这样一条血的教训，革命的种子在中国得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得以飘扬。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受住了抗日战争的残酷考验，在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密切配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华民族在国际上大大争了一口气。
1945年4月到6月，中共七大正式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也开辟了中国革命征程的新篇章。
四是抗战胜利后的曙光以及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
抗战期间，英美等国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得以废除，民族救亡运动也闪现出一线曙光。
但是，国民党当局却反历史潮流而动，积极推行独裁政治，甚至阴谋发动内战。
这也把久经战争蹂躏的中华民族再次推向历史的十字路口。
中国向何处去？早在中共七大召开之际，毛泽东就在开幕词中指出了中国的两种命运和两种前途：一个是“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一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
为了争取光明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曾经赢得了和平建国纲领的通过。
但是，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悍然发动内战，和平建国的理想也被打碎。
面对国民党的封锁和进攻，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反击，并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召开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了新中国。
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
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
战争已经退居二线，和平建设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这一时期，以社会主义为目标，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而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建国初期，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项运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三反”“五反”运动整顿了混乱的市场秩序，思想改造运动廓清了思想领域的障碍，从而为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标志着中国由新民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中共八大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发表，都是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有益探索，都是极其难得的宝贵经验。
但由于“左”倾错误的发展，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彻底把社会主义建设引向歧路，各项社会事业也被迫停滞。
社会主义的前途在哪里？这是任何中国人必须回答的问题。
五是一九七八年前后的徘徊与抉择。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中共中央采取果断措施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领袖的陨落、文革的结束，留给人们的是沉重的反思：中国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共产党才有希望，中国才有希望，社会主义才有希望。
从“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到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整个中华民族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痛苦和抉择。
是坚持文革的路线继续“斗”下去，还是停止斗争搞建设？农民在思考，学者在思考，高层领导人也在思考。
坚持下去，只能是死路一条；相反，只有改革才是出路。
安徽小岗村18位村民，冒着高度的政治风险从实践上打开了旧体制的突破口；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拉开了思想大解放的序幕；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更是从根本上清算了长期以来的“左”的错误，实现了拨乱反正，决定实施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从而把社会主义导入正途。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虽然当时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能给予肯定的答复，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高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摸着石头过河，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踽踽前行。
不怕慢，就怕站，更怕拐弯。
30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坚持改革开放，终于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期间，我们有过所有制姓“公”姓“私”的争论，有过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交锋，有过对新社会阶层的疑惑，有过对发展方式的质疑……但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改革的大方向，反而是“中国模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引人注目、越来越让人羡慕。
在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中国模式”益发多彩，有的学者甚至把中国当成世界金融危机的救命稻草。
六是改革开放30年前后的反思：改革向何处去？改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目共睹；但伴随着改革也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同样有目共睹。
那么，如何看待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如何看待改革开放本身？尽管对改革的反思一直存在，但形成热点、聚成焦点却是在改革开放30周年前后。
其实，对待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具体地看。
我们要看到，很多问题往往是新在面孔，是由于改革而得以暴露的旧体制弊端，比如城乡差距、农村劳动力转移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