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采访与隐私权的冲突

完善我国对隐性采访中隐私权保护的建议本篇论文目录导航：【题目】隐性采访中被采访者隐身的保护研究【引言1.1】隐性采访概述【1.2】隐私权概述【1.3】隐性采访与隐私权的冲突【第二章】国外法系对隐性采访与隐私权的立法现状【第三章】我国关于隐性采访和隐私权的立法现状【第四章】完善我国对隐性采访中隐私权保护的建议【结语/参考文献】隐性采访中隐私权侵害探究结语与参考文献第4 章完善我国对隐性采访中隐私权保护的建议为了降低隐性采访中侵害公民隐私权现象的出现频率，从一个角度讲要加强对隐性采访的规范，从另一个角度讲要切实保护隐私权。

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涉及到新闻界、法律界等多个领域，需要法律界完善立法，新闻界加强自律，更需要社会公众以理性的态度对待隐性采访，加强对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意识。

4.1 完善国家立法4.1.1 建立健全隐私权保护的立法第一，把隐私权纳入宪法规定。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它是创建其他法律法规的基础，为了表明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重视，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对隐私权的保护纳入宪法的规定。

可以首先通过宪法明确规定隐私权的权属，限定宪法对隐私权保护的范围，划分出隐私权和其他权利的交叉边界。

另外，在宪法对隐私权保护的指引下，其他相关的部门法也会对有关隐私权保护的规定加以完善。

第二，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纳入民法典。

我国立法部门还在进行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张德江表示，将于2015 年抓紧研究启动民法典编纂工作。

本文建议，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人格权要单独设为一个章节，把隐私权列为与公民的名誉权、肖像权并列的一项人格权利，民法典的地位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紧随宪法其后，如此一来，公民将享有独立的隐私权，同时要对隐私权的概念、内容、范围及价值予以明确的规定。

第三，制定一部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个人信息的流通范围越来越广，传播方式也日益宽泛。

个人信息对于公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隐私性资源，如果这些信息被公布于众，将对受害人将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

隐性采访与隐私权保护略论(一)内容摘要：本文主要考察了隐私与隐私权概念的发展历史与基本内涵，总结了隐性采访侵犯公民隐私权的基本情形和抗辩事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保护合理界限的三条规则。

关键词：隐性采访隐私隐私权知情权公众人物OnrecessiveinterviewandprotectionforprivacyrightAbstract：Thepapermainlystudiesthehistoryandbasicmeaningoftheconceptprivacyandprivacyright,conclude sthecasesoftherecessiveinterviewinfringingtheprivacyrightandthecontradictoryinstances.Andbase donthat,thepaperputforwardthreerulesfordefinitudingtheboundarybetweenfreedomofinterviewa ndprivacyrightprotection.Keywords：recessiveinterview,privacy,privacyright,rightforknowledge,publicperson一、隐性采访的适用优势隐性采访是新闻采访的手段之一。

所谓隐性采访，是指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者隐瞒记者的身份以体验的方式，或者以其他方式，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又未被披露的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

{1}采用隐性采访方式进行的新闻报道通常是揭露或批评性的报道。

此外，在一些看似比较中性的新闻报道中，记者也可以采用隐性采访的方式，隐瞒身份，亲身体验，常常可以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

不可否认，采用隐性采访的方式确实有许多公开采访所不及的优势，如：隐性采访有助于提高采访材料的可信度和感染力，能够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揭露违法违纪现象，表现出民间力量意图伸张正义的侠客精神。

一、隐性采访的界定隐性采访是相对于显性采访（公开采访）而言的，目前理论界对于隐性采访有着不同认识，关于隐性采访的概念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

而对隐性采访的称谓更是五花八门，诸如秘密采访、暗访、私访、偷拍偷录、秘拍、未经许可的报道等等。

《新闻学大词典》对隐性采访的定义是，记者隐瞒记者身份或采访目的而进行的采访。

《中国新闻实用大词典》中的定义是，不公开记者的身份，或公开记者身份但不道出真实采访意图的采访。

《广播电视辞典》将隐性采访定义为，隐藏记者身份与采访目的的采访方式。

这种同显性采访（即公开记者身份和采访意图）相对应的采访方式，只适用于某些特殊题材或特殊场合、特殊采访对象，如对敌方或犯罪分子的采访。

蓝鸿文教授认为，隐性采访又被称为“秘密采访”或“暗访”，是记者为完成某一特定的采访任务，不公开自己的记者身份或隐藏真正的采访意图而进行的一种新闻采访方式。

它是相对于显性采访而言的，有一定的侦察性，是显性采访有力的辅助工具和手段。

顾理平教授认为，隐性采访是指新闻记者隐去记者身份而秘密地采获新闻事实的采访方法。

由此可见，尽管对于隐性采访的概念说法各异，但是其内涵大体相同，都具有与显性采访这种以公开方式进行的采访明显不同的几个特征：1. 隐瞒记者身份从社会分工来看记者只是一个普通身份，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员，但在新闻采访中，记者身份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具有其特殊性。

记者隐瞒这种身份进行采访，在采访相对人没有戒备的情形下更能够接近客观真实，有效制止被访者弄虚作假或者抵制采访，也就能获取更有价值的新闻。

2. 隐瞒采访目的隐瞒采访目的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公开记者身份，但不公开采访目的，另一种就是不公开身份，也不公开采访目的。

大部分隐性采访属于后者。

显性采访中采访相对人是按照记者的采访目的来配合采访的。

而隐性采访的记者隐去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以某种社会角色面对不愿接受采访的对象，必然要隐瞒自己采访的目的，否则就无法实现报道新闻事实的目的。

【关键字】精品隐形采访中被采访者的隐私权崔博远.txt51自信是永不枯竭的源泉，自信是奔腾不息的波涛，自信是急流奋进的渠道，自信是真正的成功之母。

●崔博远隐性采访中被采访者的隐私权近年来，隐性采访这一特殊的采访形式，越来越多地为新闻记者所采用。

由于隐性采访是秘密性采访，触及被采访者隐私权的机会要比显性采访多，这就涉及如何保护好被采访者隐私权的问题。

这是一个没有明确法律规定，实际工作中又不易把握的难题。

如果隐性采访中隐私权的问题处理得好，记者可以获得真实的第一手资料，达到采访的目的；处理得不好就会被人状告法庭，陷入法律纠纷之中。

而且，还会给被采访者带来精神上的痛苦甚至经济损失。

因此，在隐性采访中如何保护好被采访者隐私权的问题，是新闻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就此问题谈谈粗浅看法。

隐性采访与隐私权隐性采访的概念。

“隐性采访，是新闻记者在进行采访活动中不报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工作目的，借助采访工具（照相机、录像机、录音机）在被采访者不知情的前提下进行偷拍（录）等采访活动。

”1984年出版的《新闻学简明词典》收入“隐性采访”这个词条，一开始人们对这一采访方式比较生疏、个别人甚至反对，现在已经逐渐为人们所熟知。

隐私权的概念。

隐私权的概念最早提出于1890年，美国私法者沃伦和布兰戴斯在《论隐私权》一文中首先提出了隐私权的概念即“不被了解的权利”。

在我国1982年的《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诽谤和诬陷。

”这里所说的人格权，实际包含了隐私权的内容。

随着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隐私权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保护隐私权已经提到了法律的高度。

据有关研究专家统计，1973年，瑞典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信息保护法》1974年美国各州开始制订隐私法、1977年德国制定了关于防止滥用个人信息的法律、1980年英国制定了数据保护法，等等。

这些法律从不同的侧面，强调对隐私权的保护。

隐性新闻采访与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摘要：根据近些年的调查数据报告指出，我国隐性采访尚未被法律认可，但是这种方式能够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和舆论监督，因此，隐性采访被新闻媒体使用，也得到了公众的认可。

但是，在隐性采访的过程也会遇到法律纠纷，在怎么样的隐性采访下才能避免对他人隐私权破坏，从而避免冲突呢。

本文是以多方面采访进行解析，对隐性采访和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与平衡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隐性采访隐私权解决方案隐性采访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采访方式，隐性采访与公开采访相比较，有自己较为显著的特征。

隐性采访是记者主动出击进行采访的行为，说明当时是在新闻发生现场，否则隐性采访就无法完整的进行。

记者在进行隐性采访前都有准备工作，从采访计划的设定，到采访设备安排，都需要精心计划，可谓有备而来，不容有所闪失。

但同样的，隐性采访和隐私权存在着一定的必然联系，怎样了解其中的关系，下面就是笔者对这些问题进行的研究。

一、隐性采访的方式与法律关系隐性采访作为现今大多数的一种采访报道方式，主要是因为违法乱纪现象普遍，而真实可靠的报道材料却越来越难，采取隐性采访方式也会增加报道的真实性。

所谓的隐性采访，就是在暗访、秘密采访、偷录、偷拍的情况下不被当事人知道，新闻记者将其进行公开传播。

如果新闻记者被发现，那么也有可能与被采访对象发生肢体或者语言上的冲突。

因为在目前的国家立法中，对隐性采访是没有成文规定的。

以至于隐性采访成了一个悬而不决的问题。

因此隐性采访更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1.所要获取的信息对于公众利益至关重要。

2.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获取这些信息。

3.这种伪装欺骗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比起揭露对方的行为所制止或避免的损害来显得微不足道。

4.事先向上司汇报并取得许可，必要时征询本公司法律顾问的意见。

5.行动不可超越法律界限。

而往往隐性采访也伴随着法、理、情。

最近几年，我国有许多地区的丑恶现象和弊端都无法通过常规方式揭露出来，因此隐性采访被新闻工作者广泛运用。

;媒体运用偷拍的成本比较大.因为被采访人一旦了解到有偷拍的行为,必然回诉诸于法律,从而来维护自身的隐私权.此刻他们的诉讼成本是很小的,因为法律必然会站在他们一边.而媒体屡屡陷入耗时的官司也会放弃对这种手段的采用.这就导致了许多与法律道德相背离的行为逃脱了舆论的监督.这其中当然不乏对公众根本利益构成威胁的重大事件.但这只是我们一相情愿的理论假设.假设毕竟只是假设,和事实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当前,我国大致上可以归入缺少对采访权保护的第二类社会.照理说,运用偷拍偷录应限定在一个较低的频率.而事实是,媒体大量采用这种手段,且范围已不仅仅局限于违法的和不道德的行为.我想,任何主体选择一种行为都是出于理性的考虑.新闻媒体大量采用偷拍偷录也一定有他所谓的合理性.首先,直接的经济利益.当市场上的其他媒体都没有用秘密采访录制的节目时,这类节目就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对于这家媒体就形成了买方市场,他可以通过广告的手段进一步从中赢利.随之而来的是间接的经济利益.我们不可否认,一档好的节目可以提升一家媒体在公众心中的地位.观众会因为关注一档节目而关注一家媒体.这种关注就形成了媒体的知名度.而知名度的间接利益是巨大的,至少大于陷入几场官司的损失.另外,媒体的舆论监督起到一种上通下达的作用.如果因为媒体的偷拍而曝光了重案要案.媒体的这种手段就会得到上级领导的默许,甚至是暗中的支持.本来敢于偷拍,又不怕陷入官司的媒体就是那几家实力较雄厚的.一旦再得到上级支持,会加剧媒体垄断.也难免让这些媒体对自己权利的性质产生错觉.在目前司法问题很多的情况下,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判决会倾向这些媒体.通过对两类假设的社会的分析,我得出的结论就是不管法律倾向与对隐私权的保护还是采访权的保护.媒体都有运用偷拍偷录的激励.同时,公众相对于媒体还是处于弱势,他们的隐私权受到侵害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有必要对采访权做出一定限制.司法实践上的建议这种限制当然不会是像采访权不得侵犯公民隐私权那么笼统.我觉得,这种限制不一定非要在法律上完成.当法律划定了这条不能触动的界限之际,不也同时就划定了可以肆无忌惮剥夺和剥削的界限吗?13有学者提出,上述争议引发出一个深层的话题:在司法审判中,到底是苛求事实的高度精确,还是适当找出一个平衡点来实现审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14我认为应该可以通过改进新闻侵权诉讼的司法过程中的过错推定原则和举证责任原则,从而在事实上对偷拍偷录起到积极的限制作用.按照侵权法的一般规定,承担新闻侵权的一般责任要件是:第一,发表的媒体言论有失实或诽谤性;第二,存在损害;第三,失实言论与损害间有因果关系;第四,发表言论方有过错.从大多数案例来看,庭审的绝大部分时间花在判断言论是否失实上.一旦能证明言论失实,自由法院普遍运用过错推定和损害推定的判案原则.也就是说,如果被告媒体不能证明无过错和无损害的存在,法庭就会以失实言论推定过错和损害的存在.这种举证责任倒置和过错推定和损害推定显然有利于原告,使被告媒体处于劣势,使其经常败诉15.在这种理念下,法官在审判媒体侵权案时,自然会把庭审的焦点集中在报道的言论是否失实上,而对于其他要件则使用连带推定的方式予以否认.这样一来,媒体也会更关注对事实的举证.而偷拍和偷录正好具备了这种功能.联系上文提到的媒体大量运用秘密采访手段的激励因素,我们很难确定到底哪种因素占据主导地位,但为了在新闻官司中胜诉显然是比较现实的原因.如果说,前些年还有法官不承认偷拍偷录所取得的证据的证明力的话,那么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70条规定则完全承认了这类证据的证明力.这是一个关于真实的问题.有学者将真实分为三类:通过自由讨论获得的真实;通过法律诉讼获得的真实以及不同于前两者的舆论监督的真实.16所谓的通过自由讨论获得的真实即言论者忠实于自己所听到的,看到的事物,并不要求必须首先调查核实后才能发言.这是一种主观上的真实.相对而言,通过法律诉讼获得的真实就是一种客观上的真实.舆论监督的真实应该界于两者之间.它毕竟造成了公众对某些个体的压力,是对那些个体的一种事实上的侵害.如果仅仅以主观真实为标准,则容易造成舆论监督的滥用.同样,如果像我国司法实践所要求绝对的真实,记者难免要采取一些非正式的手段来保证达到舆论监督作用的同时,自己也不承担法律责任.这样一来,就间接的鼓励了偷拍偷录的秘密手段的运用.有学者建议在新闻侵权中媒体应该有一个安全失实区17.这是有必要的,法官应该区别作者当时所能知悉的信息和诉讼时调查得到的信息.只要不是故意诽谤和夸大事实就不应该承担新闻侵权的责任.这也意味着在司法实践中,原告应该承担部分言论失实和对媒体过错的举证责任.这样,媒体就不必为了证明事实的客观性而采取秘密的采访手段.尾声新闻侵权诉讼的增加和媒体的屡屡败诉的现象,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我认为仍缺少有建设性的观点.本文是我一年来对此问题所做的些许关注的结果,希望对此问题的解决能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但在写作的过程的确也还碰到了很多理论上的难点,我希望在这篇论文中回避的或论述不详的问题,在近后的研究中予以解答.总之,这个问题远还没有完结,还需要我们更大的努力.1人们从不同的方面提出理由:从法律角度而言,《宪法》第410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只能对故意捏造和歪曲事实的批评才可以追究批评人的法律责任.从道德角度而言,公众人物在自己的角色利益中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报偿.从现实角度而言,公众人物的地位和影响使他具有较强的抗御侵害的能力.2杨立新:《记者采访权和人格权的法律保护》3杨立新:《聚焦新闻官司》4侯健:《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12页5同注36同注4,第14页7以上论述参考了对上海社科院魏永征教授的几篇访谈8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版,第661页,由王小能撰写9王利明:《人格权若干问题探讨》10同注811张新宝:《名誉权的法律保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10页12《偷拍------媒体的权利陷阱和道德侼论》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3月25日期C6版13苏力:《我和你都深深嵌在这个世界之中-------从戴安娜之死说起》14万勤:《媒体如何从容行使监督权》载《检查日报》2001年1月3日期15陈志武:《媒体言论的法律困境》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8月26日期16同注4,第89页---第106页17贺卫方:《新闻与司法二题》。

隐性采访与隐私权的冲突与权衡【摘要】面对隐性采访和隐私权的冲突，本文提出既要考虑国情因素，又需结合权利性质，改变新闻自由优先于隐私权的一贯思维，约束隐性采访造成的侵权行为，从而修正两种权利在实际状况中的不平等地位。

当然，在法律上给予隐私权更多保护并不意味着对新闻自由的压制，在许多情况下，解决两者的矛盾，还需在个案中进行具体的利益权衡。

【关键词】隐性采访隐私权新闻自由人格权针对《焦点访谈》通过隐性采访制作节目这一做法，《北京青年报》曾采访过部分电视观众，他们大多认为，此类节目很有看点，能从中获得平时看不到的真实镜头，并将更多违法犯罪事实公之于众。

然而，南京周末报社《星期五》和南京日报报业网曾就隐私危机这一话题做过市场调查，在调查中，市民普遍担心自己的私生活被曝光，其中约四成市民认为偷窥是一种犯罪。

一面是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一面是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关于隐性采访的争议越来越大。

隐性采访指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者隐瞒记者的身份，以体验的方式或者其他方式，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又未被披露的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

近年来，通过隐性采访曝光的事件比比皆是，如瘦肉精事件、毒胶囊事件等等。

隐性采访已然成为新闻监督的一项重要手段。

但是，随着隐性采访在新闻调查中的频繁使用，新闻侵犯隐私权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如湖北竹山县电视台《暗访街头算命摊》这则新闻引起的纠纷。

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

隐私的主体希望事件不为人知，而新闻的特点则要令事件广为人知，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如何协调隐性采访和隐私权的冲突关系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

采访自由即采用何种方式获取信息属于新闻自由的范畴，而隐私权则是人格权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如何在尊重新闻自由与保护人格权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需要把握新闻自由的尺度。

有人将新闻自由视为绝对价值，而将其他人权如隐私权看做相对价值，认为新闻自由是近代社会得以进步的一项重要保障，当新闻自由与其他权利相冲突时，应优先保护新闻自由。

论隐性采访与隐私权的保护隐性采访是近些年来颇受新闻界青睐的一种采访方式。

相对于显性采访,它通常是指记者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或不告知被采访者真实意图而通过隐蔽的拍摄、录音等方法获取新闻素材的一种采访手段。

这种采访行使可以更真实地反映事情的真相,但是由于其法律界定的模糊性,使得一些新闻工作者滥用权利,更容易侵害到公民的合法权益,特别是隐私权。

标签：隐性采访;隐私权;隐私权保护1 隐性采访与隐私权隐性采访是新闻采访的手段之一。

所谓隐性采访,是指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者隐瞒记者的身份以体验的方式,或者以其他方式,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又未被披露的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

采用隐性采访方式进行的新闻报道通常是揭露或批评性的报道。

不可否认,采用隐性采访的方式确实有许多公开采访所不及的优势,比如,隐性采访有助于提高采访材料的可信度和感染力。

虽然适用隐性采访有上述优势,但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极易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尤其是对人格权的侵犯。

而其中,对隐私权的侵犯更是争议焦点之所在。

“隐私权”一词最早是由美国法学家路易斯·布兰蒂斯和萨莫尔·华伦于1890年发表的论文《隐私权》中提出的,“他们的核心论点是:个人的私密信息应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

”经过百年的发展,隐私权目前已成为一项公认的独立的人格权,即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

2 隐性采访与隐私权保护的冲突的原因隐性采访与隐私权保护的根本冲突源于新闻自由权、公众知情权以及舆论监督与隐私权保护的冲突。

(1)新闻自由。

所谓“新闻自由”,是公民新闻活动的自由,是一项民主权利。

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权利是新闻自由的组成部分,理应受到法律的允许和保护,其中也应当包括使用隐性方式采写新闻的权利。

(2)公众知情权。

知情权又称为“知悉权”、“了解权”,是指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尤其是政务信息的权利。

关于隐性采访的几个法律问题一、关于隐性采访的合法性问题隐性采访，作为一个新闻概念，从一个非新闻专业的法律人士看来，尚无准确的界定。

用新闻学者的语言，界定为"是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者隐瞒记者的身份以体验的方式，或者以其他方式，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而并未披露的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2我们姑且用这种概念的界定为基础，来研究隐性采访的合法性问题。

可以肯定地说，在目前的国家立法中，对于隐性采访是没有成文规定的。

在现实中，新闻媒体对于一些通过正常采访无法采访得到的新闻素材，运用隐性采访的手段，全面、真实地了解事实真相，将那些见不得阳光的丑恶事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之受到正直的人们的鞭挞，满足了广大民众知悉社会真实情况的要求，受到各界的欢迎。

当然，根据这种采访采制的新闻和其他文字，公开发表以后，有的也引起麻烦，在法律上引起纠纷，甚至于被判决赔偿精神损害。

因此，在法律上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隐性采访，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采访权是权利而不是权力，因而不具有强制性。

按照新闻界人士的意见，隐性采访是采访权的内容，那就是，采访权是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权力，采访的具体办法分为公开采访和隐性采访。

采访既然是一种权力，那么，隐性采访就是合法的。

我认为，不能这样简单地推论。

采访权究竟是权力还是权利，是应当真正弄清的，不然，就会混淆权力和权利的界限，以至于造成理论上的错误，在实践中出现更大的失误。

首先，必须准确理解权力和权利的概念。

按照对权力和权利的权威解释，权力是公法上的概念，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以及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3而权利，则既是公法上的概念，也是私法上的概念，与义务相对，是法律对法律关系主体能够做出或者不作出一定行为，以及要求他人相应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许可和保障。

1其次，应当弄清采访权的权利来源。

采访权是新闻权的组成部分，新闻权是由采访权和报道权构成的。

国外法系对隐性采访与隐私权的立法现状本篇论文目录导航：【题目】隐性采访中被采访者隐身的保护研究【引言1.1】隐性采访概述【1.2】隐私权概述【1.3】隐性采访与隐私权的冲突【第二章】国外法系对隐性采访与隐私权的立法现状【第三章】我国关于隐性采访和隐私权的立法现状【第四章】完善我国对隐性采访中隐私权保护的建议【结语/参考文献】隐性采访中隐私权侵害探究结语与参考文献第2 章国外关于隐性采访和隐私权的立法现状根据各自的历史发展情况、传统文化和价值取向的差异，不同的国家对隐性采访和隐私权保护选取了有差别的处理方式。

各个国家对隐性采访都未作出任何明确的规定，而是将其依附于新闻自由，再根据“法无禁止即可行”这一基本法律理念，给了隐性采访一定的生存空间，但同时也必须考虑公民的隐私权不会因此受到侵犯，随着社会的发展，隐性采访和隐私权之间的博弈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本文借助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四个国家对隐性采访和隐私权保护的相关规定并将它们分别作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代表进行比较，力图为我国处理好二者关系提供参考。

2.1 美国美国以保护新闻自由而闻名，它不但把新闻自由列为一项政治权利还将它纳入公民权利给予保护，同时也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新闻自由的专门法律。

美国1789 年颁布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指出了国会制定法律时的禁区：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确立国教或禁止人民的信教自由；剥夺人民向政府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剥夺人民和平集会的权利。

这是美国新闻自由的法律根源。

其后美国通过司法实践中一系列的判例加以补充，并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完善有关新闻自由的规定。

美国着名的“实际恶意”原则就是由1964 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一案确立的，即如果政府官员想要以名誉权受到损害向法院提起诉讼，必须有证据证明由于新闻报道内容虚假并对其造成了实际损害，并且可以证明侵权人明知如此却予以放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