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0809刑事政策与刑事强制措施运作模式转变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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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强制措施的比例原则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在于追究刑事犯罪时的区别对待。
这项政策对于缓解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在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制度中引入比例原则,也是适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
比例原则强调适用强制措施时的合理限制,达到手段与目的的相称性和必要性,在诉讼过程中尽可能选择对公民权利限制较小的手段,体现了人权的保障,规范了强制措施的适用,促进了刑事侦查的诉讼程序控制。
标签:宽严相济;强制措施;比例原则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强制措施的影响在强调维护秩序、尊重人权的今天,我们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现代民主法治反映到刑罚理论中,自然要求追究犯罪具有严厉性,但也要讲求效益。
既要追求打击犯罪的社会效果,也要体现社会的宽容性,这样才能使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
因为绝大多数罪犯是在情绪化或根本不可能充分考虑的情况下实施犯罪,而且大多数犯罪并非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
对于许多罪犯来说并非非定罪才可,并非非判其入狱才可。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该是:该严则严,当宽则宽,严中有宽,宽中有严,宽严有度,宽严审时。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仅仅从刑罚权方面理解,而且还要从程序法的角度给与关注,刑罚权的落实离不开刑事程序法。
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影响下,有必要重新审视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目的和功能,在刑事诉讼中确立和引进比例原则,进一步强调强制措施在适用时的适当性、必要性和相称性。
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目的在于保障公民的正当权利免受不必要的侵害,是一种预防性措施,而不是惩罚性措施。
适用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
强制措施是一种法定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各种强制措施的适用机关、适用条件和程序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
为了严格控制强制措施的适用,防止出现因为滥用强制措施而侵犯公民合法权利,公安司法人员在适用时不得突破法律的规定而任意自由裁量。
因而,在适用强制措施时,有必要引入比例原则。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程序法(一)摘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政策。
它不仅是一个刑法问题,也是一个刑事诉讼法问题。
讨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刑事程序法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对司法实践的全面理解和把握。
关键词: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程序法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科学内涵“宽严相济”主要体现的是对犯罪的惩治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中具有策略性的惩治政策。
是国家和社会以打击犯罪、预防犯罪,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为目的而制定的行为规范和行动准则。
“宽严相济”的具体含义是:坚持区别对待,对严重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依法快捕快诉,做到该严则严,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成年人初犯、偶犯和过失犯,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慎重逮捕和起诉,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做到当宽则宽。
要严格依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刑事法律,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来惩罚犯罪,做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
二、刑事政策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类社会治理机制相对薄弱,使得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难以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得到真正的体现。
具体表现在:第一,在侦查阶段,国家在立法原则上强调对所有的犯罪都应进行调查处罚,但是许多犯罪由于口供拿不下,物证无法取,使犯罪行为无法显现在司法机器面前。
比造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诉讼程序乏力的前提下表现出“想宽宽不了,想严无法严”的尴尬局面。
第二,在审判阶段,尽管法律规定“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证明标准也要达到“客观真实”的证明程度,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在“疑罪”的情况下往往也倾向于判被告人有罪,或者是采取“疑罪从轻”的作法。
结果造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再次“变味”。
第三,在刑罚执行方式上,尽管刑罚的执行过程隐蔽,但是仍然注重通过刑事司法的展示来实现其威慑功能,比如公开批捕、公开审判等司法仪式和各种标语、口号的广泛运用,这其实就是通过刑事司法的夸张化运作掩盖实际上控制犯罪相关刑事政策的薄弱。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之后新中国刑事政策的新发展。
这一政策是在创建和谐社会背景下进行刑事政策调整的表现,是纠正严厉打击犯罪的刑事政策,应对犯罪复杂化现象,有效节省刑罚资源、社会资源和刑事司法资源的重要举措,也是适应公众对于犯罪容忍度增强后的政策调整。
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对其提出背景、定义、功能进行其了解,从而提出其对策。
标签: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功能;对策1.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定义1.1基本刑事政策马克昌教授指出,“就针对刑事司法领域而言,可以说宽严相济是刑事司法政策;但就总体而言,应当说宽严相济是基本刑事政策”。
也有人指出,“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需要以‘轻缓’的指导思想来完善刑事立法、指导刑事司法”。
刘仁文研究员在他的文章中支持了马克昌教授的观点,他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只是一项刑事司法政策,而应作为一项基本的刑事政策”。
另有学者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调整与发展”。
通过学者的观点,主张其属于基本刑事政策的立场鲜明。
1.2具体刑事政策论1.“具体刑事政策论”。
储槐植教授认为,“当前我国提出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在立法保持重刑结构的前提下,作为一项具体的刑事司法政策来应用,是最狭义层面上的刑事政策”。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宽严相济在当前只是一个刑事司法政策,且其地位仅限于是指导刑事司法的一项具体的刑事政策,因为权威机关和文件没有明确说明是否在立法中仍然坚持和贯彻这项政策,因而尚不能说它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
”从其文字表述中可以看出,储教授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只能是一项“具体的刑事司法政策”。
樊崇义教授从程序法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程序性认识,他认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不仅是个实体法问题,也是个程序法问题”。
虽然他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拓展到程序层面,但是在语义表达上仍然使用的是“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即在其学术话语中还是认为其属于具体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论文: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摘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党中央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形势下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
它对于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犯罪、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近几年作不起诉力度在加大,但作不起诉的人数比率还很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现实意义,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把握好四个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宽严相济不起诉和谐社会2004年12月22日,罗干同志首先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正确运用宽严相济的形势政策。
2006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宽严相济形势政策定位为刑事司法政策。
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对在检察工作中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
一、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现实意义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就是轻轻重重、轻重结合的刑事政策,具体来说就是,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立面,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特征,反映了中国司法更加重视人权保障,对于有效打击和预防犯罪,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表现在:一是有利于犯罪人良性回归社会,对实施了轻罪的行为人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可以使犯罪人充分体会社会的宽容和温暖,有利于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和自身发展;二是有利于保持犯罪人家庭的稳定与和谐,尽可能避免给犯罪人家庭带来情感缺失,增加经济负担,甚至出现家庭破裂或其他负面效应;三是有利于化解犯罪人和被害人的冲突,在对犯罪嫌疑人适用宽严相济政策时,通过充分听取和考虑被害人的意愿,既提升了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又可以较好地化解双方的矛盾和冲突,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四是有利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在当前刑事犯罪问题日益严重与司法资源明显不足的矛盾背景下,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减少了诉讼环节,降低了诉讼成本,节约了诉讼资源,尽可能集中人力、物力查办严重刑事犯罪,突出打击重点和效果。
浅谈公安机关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严相济是中共中央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刑事司法政策。
在具体地执法工作中,公安机关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这项刑事司法政策,最大限度地遏制、预防和减少犯罪,笔者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认真领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与实质2005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2005年12月,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同志要求“政法机关要更加注重运用多种手段化解矛盾纠纷,更加注重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并明确指出宽严相济是“指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必须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严厉打击,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在稳准狠和及时性上体现这一方针;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视依法从宽的一面,对轻微违反犯罪人员,对失足少年,要继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有条件的可适当多判一些缓刑,积极稳妥地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这里明确界定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指出了从严从宽的工作方向。
200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全面系统地阐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具体体现,首先必须体现“严”,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严打”方针,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同时区别对待,对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人员,多开展教育感化工作。
使轻罪与重罪分别依法得到妥当的处理,做到既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又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以获得刑罚效果的最大化。
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旨在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
可见,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并不是对“严打”方针的弱化和否定,而是新形势下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密切结合,是对“严打”方针的有益补充。
2008年第6期(总第112期)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 for Ethnic M inorities(Phil os ophy and s ocial science)No16Dec12008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8・6 刑事一体化视角中的宽严相济政策●李永升,刘沛谞(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0031)摘 要:刑事一体化是刑事法学研究的新范式,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为哲学基础,力图打破各刑事子学科之间的理论樊篱,实现建基于研究资源与方法论共享的整合式研究,促成各刑事子学科之间的有效对话与良性互动。
宽严相济政策应当汲取刑事一体化的合理内核,在政策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务践行上贯彻刑事一体化的精神要求,以期国家刑事权得以合理行使,从而达致刑事法治的理想状态。
关键词:大刑法观;刑事一体化;宽严相济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44(2008)06-0041-05 一、刑事一体化的肇始与历史流变中外早期的刑事法治实践并未确然区分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反映到理论层面,学者也自发的采取了一体化的研究思路,对全部刑事问题并不刻意划定藩篱,进行一体整合式的研究。
众所周知,被誉为刑法学之父的刑事古典学派代表人物贝卡利亚于1764年出版了传世经典《论犯罪与刑罚》,该书视野广阔、立意高远,后世从大刑法中所分化出来的犯罪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刑学、刑事政策学等都被涵括在内。
因此,准确的说,贝氏是一位刑事法学家,而《论犯罪与刑罚》乃一部刑事法学的奠基之作。
在贝卡利亚之后,费尔巴哈才真正以一位职业刑法学家的身份出现,其《刑法教科书》描绘了近代刑法总论的蓝图,使刑法学(狭义)在各刑事学科中率先获得独立地位;而后,意大利刑事人类学派代表人物龙勃罗梭与刑事社会学派代表人物菲利、加罗法洛对犯罪人与犯罪原因的深入探悉使得犯罪学从大刑法中分化出来;然后是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在经验人假设的基础之上引申出其刑事政策思想及体系,最终创制出刑事政策学一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安机关的适用
孙大为
【期刊名称】《科技信息》
【年(卷),期】2010(000)027
【摘要】从现阶段提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主张出发点来看,其重点在于"宽",公安机关应当更新执法理念,应尽快明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主导地位,建立如实立案长效机制,探索、推广刑事和解工作机制,进一步规范强制措施的适用机制,丰富并分发挥社区誓务的功能;对没有被害人的刑事案件实行"宽大处理",建立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有关机制,严格控制运用劳动教养.
【总页数】2页(P522,547)
【作者】孙大为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北京,10003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
【相关文献】
1.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安机关中的运用
2.论公安机关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途径
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渎职犯罪中的适用
——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背景4.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于庭审实质化改革之适用5.论公安机关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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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适用依法从“严”的政策要求2006年10月,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2008年11月,中央将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四大司法改革任务之一。
自2009年起,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其他政法机关均将这一改革纳入重要的司法改革日程中。
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法发[2010]9号)。
《意见》共计四十五条,包括总体要求、从“严”、从“宽”、宽严“相济”、工作机制等五部分。
关于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依法从“严”的政策要求,《意见》规定,一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方针。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等严重犯罪,要作为严惩的重点,依法从重处罚。
尤其对于极端仇视国家和社会,以不特定人为侵害对象,所犯罪行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该重判的要坚决依法重判,该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
二是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等严重犯罪,黑恶势力犯罪、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制售伪劣食品药品所涉及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等,要依法从严惩处。
三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对于集资诈骗等严重危害金融秩序的犯罪,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有毒有害食品等严重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走私等严重侵害国家经济利益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犯罪,重大环境污染等各种严重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等,要依法从严惩处。
四是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必须充分考虑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
五是要依法从严惩处累犯和毒品再犯。
尤其是对于前罪为暴力犯罪或被判处重刑的累犯,更要依法从严惩处。
六是要注重综合运用多种刑罚手段,特别是要重视依法适用财产刑。
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不能退赃的,在决定刑罚时,应作为重要情节予以考虑,体现从严处罚的精神。
摘自《人民法院报》2010.4.1第一版。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强制措施运作模式转变关键词: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事强制措施模式转变内容提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诉讼化,在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际上就是落实公法中的比例原则。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我国刑事强制措施运作模式从“追诉型”向“保障型”转变。
确立单一的强制措施适用目的、多元化的强制措施结构、证明标准和理性化的强制措施手段和对象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键。
任何国家政策都会如影随形、无孔不入地伴随着法律的制定与运用,左右着法制的发展和变革。
法律本身因而渗透着国家政策的精髓,执法者和司法者实施法律的过程就是落实国家政策的过程。
政策的实现隐藏于执法者和司法者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过程之中。
在某种意义上,国家政策与法律秉承着同样的使命和任务,法律的僵化性、可阐释性为政策的适用提供了制度平台。
与国家统治秩序息息相关的刑事政策常常是调节社会矛盾、保障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
发挥刑事政策在刑事法律运用中的宏观指导作用,对于治理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刑事政策的法律程序化不仅直接引导司法实践,而且使封闭的程序法律适应千变万化的犯罪态势。
反过来,刑事程序框定了刑事政策运用的界限,使政策的介入有其分寸与尺度,防止政策取代程序的“无法无天”现象发生。
也就是说,刑事政策不仅应当在相对静态的刑法条文中促使非犯罪化、轻刑化与非监禁化得以实现,更应当在动态的、限权的刑事程序法中使国家追诉权张弛有度,以最终将国家刑罚权及时、准确地落实于犯罪者的头上。
时下,实务界和理论界倡导的合乎刑事法治理念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迫切需要转化到司法运作之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诉讼化是当务之急。
本文即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分析我国刑事强制措施运作模式在立法、司法上的转型。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诉讼化(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西方国家倡导的“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以及我国传统的惩办与宽大的刑事政策之间有着某些不谋而合之处。
但是,正确解读宽严相济的含义必须基于时代背景、历史境遇所赋予其的不同侧重点。
尽管“宽”、“宽大”、“轻轻”都体现了宽缓的精神,“严”、“惩办”、“重重”均显示了严格、严厉之意,但“宽严相济”与“轻轻重重”讲求宽缓与严厉的并重与协调,宽与严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而非曲解“惩办与宽大”政策而衍生的严打政策,侧重于惩办犯罪者。
无论宽缓和严厉,都无法脱离刑事法制的基本框架,无法摆脱罪刑法定、罪行均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约束,不能破坏公平正义的最底线。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执法者在刑事司法过程中,针对不同年龄、智力、身份、主观恶性等的犯罪主体、不同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给予不同程度的刑罚评价。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司法人员合理地运用裁量权,做到犯罪控制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有机统一。
(二)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法律程序中的体现刑事诉讼是将观念中的刑法、纸上的刑法,变为或者说外化为现实中的、个案中的刑法的运动过程。
[1] 刑事政策的实施离不开刑事诉讼过程,而诉讼过程是国家追诉权的运用,适用何种追诉手段来打击已然的犯罪,预防未然的犯罪,不仅仅应当体现刑事诉讼法条文的规定,而且应当体现蕴涵一定价值导向的刑事政策。
可以说,刑事诉讼活动表面上看来只是将静态的刑法得以实现的过程,但是,刑事诉讼的功能远不止是诉讼意义上的,刑事程序在刑事政策的驱使之下,实现着犯罪治理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惩罚功能。
在诉讼结果上,对某些法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公安司法机关不予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以及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避免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到刑事追究。
在追诉手段的运用上,为了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对于初犯、从犯、预备犯、中止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未成年人犯罪、老年人犯罪案件等多适用取保候审等较轻的强制措施,限制甚至禁止适用严厉的侦查手段,在起诉和宣判、执行之前采取犹豫制度,在审理过程中适用简易程序。
这些都是宽松刑事政策的体现。
但是,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犯罪、毒品犯罪等难以对付的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犯罪,公安司法机关采取技术性侦查手段、适用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在证据制度上实行证明责任倒置制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实行一定程度的合理限制、适用特别的审理程序都是严厉刑事政策的应有之意。
总之,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核心就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区别对待。
公安司法机关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包括犯罪侵害的客体、情节、手段、后果等) 、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包括犯罪时的主观方面、犯罪后的态度、平时表现等) 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犯罪与社会治安的形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法采用不同的追诉手段,作出不同的处置。
但是,这种区别对待并不是“一刀切”,违背平等原则,而是在实质上真正体现法律适用的平等性。
(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比例原则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始终,其中比例原则是其最典型的体现。
或者说,比例原则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理学表达。
比例原则的基本内涵,是要求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机关在实现其法定职能过程中,如果出于国家、社会利益而不得不对公民个人权利加以限制的话,要尽可能选择对公民个人权利损害最小的方式,并且其行为可能对公民个人权利造成的损害不得大于该行为可能保护的国家、社会利益。
易言之,比例原则要求国家在保护公民权利与保护国家、社会利益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比例和平衡关系。
比例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一样,都属于控权性法律原则。
某种意义上,在成文法国度,法律条文不可能事无巨细,也不可能包罗万象,必然会留给执法者一定的裁量权,执法者在处理法律主体之间的利益取舍时,往往需要一定的标准,那么,比例原则可以说是法治理念在执法者裁量权中的体现,当然也可以将其看作是自然法的必然要求。
公法领域中,比例原则在涉及国家公权力干预基本权利的场合下有存在并适用的必要。
林山田先生对刑事诉讼中贯彻比例原则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为了发掘探索犯罪之事实真相,搜集或保全犯罪证据,以确保刑事程序之顺利进行,刑事追诉与审判机关有必要采行强制措施或紧急措施以行追诉或审判犯罪……此等强制或紧急措施均违反受处分人之意思,而限制或剥夺其基本权利或自由,包括剥夺人身自由与财产权、干预对身体之不可侵犯性,或侵犯居住自由或秘密通讯自由。
况且,此等措施或多或少均需使用强制力,始得顺利执行而达成程序目的。
因此,无论系决定处分或执行处分之机关,均必须遵守比例原则。
” [2] 但是,德国学者施密特(Db. Schmidt) 在1969 年发表的《刑事诉讼法》一文中,反对立法者将比例原则引入刑事法领域内,同时也反对宪法法院的法官运用该原则来作判决基础。
施密特认为,比例原则没有一定的标准,会流向“主观的”、“反理智的”(情感主义的) 后果,使得其他同属宪法理念,如平等权、法律安全性及确定性原则都遭到伤害,而且加上法官滥用这种原则,足以构成“比例原则’的“暴力统治”。
[3] 还有学者指出,“比例原则模式由于强调单一标准,又要能适用到所有权利类型,因此,其思考方向是与各种权利的内涵分离,而总论式的抽象单一标准发展,故容易成为价值中立的空洞公式。
” [4] 笔者认为,施密特的担心恰恰体现了比例原则的必要性,尤其是在成文法中的必要性。
实际上,如果没有比例原则的话,那就需要对法律适用的每种场合加以细致地规定,而这一点对于成文法来说,是很难做到的。
所以,承认成文法自身的局限性,那么就必须认可比例原则的必要。
从这个意义上讲,比例原则是不得已的规范法律实施行为的手段。
事实上,不仅在大陆法系国家立法和执法中适用比例原则,即使在判例法统治之下的英美法系,比例原则也是法院权衡利益保护的基本准则。
[5]在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际上就是要求落实比例原则,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按照适合性、有效性原则的要求,国家机关所采取的每一措施都必须以实现宪法或法律所规定的职能为目标,并且,每一诉讼行为的适用都有利于实现该法定职能和目标。
依据必要性原则,刑事诉讼行为的种类应当与所要追究的犯罪嫌疑人罪行严重程度及人身危险性相适应。
所采取的刑事诉讼行为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手段当中是最温和的、侵害最小的。
欲实施对公民的权利将会造成不可避免的侵害时,应当选择损害最小的刑事诉讼行为。
按照损益相称性要求,刑事诉讼行为所侵犯的公民利益应与该手段所保护的公共利益相称。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角下的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与公民基本权利的碰撞最为激烈的场合莫过于刑事强制措施适用,二者的此消彼长关系直接映射着一国刑事程序法治化的程度。
刑事强制措施中对国家权力的运用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应当充分体现宽严相济的基本精神,具体而言,确立单一的强制措施适用目的、多元化的强制措施结构和理性化的强制措施手段和对象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键。
(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强制措施目的准确定位刑事强制措施的目的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首要问题。
从本质上看,刑事强制措施是以程序保障为目的的实体处分(实体权利的干预措施) 。
刑事强制措施虽然与其他刑事诉讼制度一样,都是为了达成刑事诉讼目的,但是,其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方式与其他诉讼制度有所差别。
刑事强制措施的目的是具有层次性的,在微观层面上表现为排除因行为人和犯罪事实所引起的妨碍。
但是,刑事强制措施最终所要追求的宏观目的,则表现为诉讼程序的保障。
更为准确地说,是一种以排除障碍为手段所达成的程序保障。
同时,刑事强制措施只能作为保障程序进行的手段而存在,不能如同刑罚和行政处罚一样,具有实体的惩罚目的指向。
此外,刑事强制措施也不能额外的兼具诸如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教育公民的社会功能。
从某种意义上讲,以程序保障以外的目的为指向,必然导致刑事强制措施运作的异化。
也就是说,从适用目的上,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的目的应是单一的,不允许以其他目的来实施刑事强制措施。
按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在诉讼程序没有出现障碍的情形之下,刑事强制措施不能被发动。
刑事强制措施是消极的、被动地发动,当然,这并不是说强制措施不是依照职权而发动,而是表明刑事强制措施的运用是受限制的。
(二)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强制措施结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应多元化。
为了实现其诉讼保障的目的,刑事强制措施应当种类齐全、层次分明、体系完整、结构严谨、宽严相济、目标统一。
也就是说,每一类强制措施内部,轻重有别,既有较重的强制措施,如羁押、监听等,也有较轻的强制措施,如保释和盘查等;既有剥夺基本权利的强制措施种类,也有限制基本权利的强制措施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