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陵诗派新论.k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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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学复兴背景下的茶陵派研究
在明代文学复兴的历史背景下,茶陵派是一个备受推崇的文学流派,对于明代
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它既承袭了唐代文学的传统,又具有自己独特的创新。
本文将着重探讨茶陵派在明代文学复兴中的独特地位和贡献。
茶陵派及其历史背景
茶陵派是明代文坛上的一个重要派别,该派以茶陵独山派为代表,秉承诗歌以
言情致性,追求自然真情的文学理念。
茶陵派的兴起,与明代社会文化的变革密不可分。
明代是一个文学繁荣的时代,文人风气浓厚,文学思潮多元。
在这一背景下,茶陵派崭露头角,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茶陵派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特点
在茶陵派的代表作家中,以贾岛、吴兆为主要代表。
他们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
和思想,注重真情实感,具有独特的文学风貌。
其中,贾岛的《寄扬州韩绰判官》、吴兆的《金陵秋游记》等作品,都充分展现了茶陵派的独特魅力。
茶陵派的诗歌风格清新自然,情感真挚,语言简练质朴。
他们对山水诗的传统
有所承袭,但在表现手法上更加细腻、真实。
茶陵派的作品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作者对生活的感悟和对自然的热爱。
茶陵派对明代文学复兴的贡献
茶陵派的兴起,为明代文学复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他们的作品以其独特的韵味
和表现手法,吸引了众多文人投身其中,推动了明代文学的繁荣发展。
茶陵派的文学理念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开拓了文学创作的新思路。
总之,茶陵派在明代文学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以自己独特
的文学风格和理念,为明代文学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他们的作品至今仍被广泛传播,成为后人学习和借鉴的对象。
茶陵诗派的名词解释_源起_艺术风格_历史意义茶陵诗派的名词解释明初成化至弘治年间李东阳以内阁大臣的身份主持诗坛,追随者趋之若鹜,形成一个以籍贯命名的“茶陵诗派”。
针对台阁体卑冗委琐的风气,提出“轶宋窥唐”,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对法度声调的掌握。
因其历任馆阁,四十年不出国门,诗风雍容典雅,平正典丽,仍有台阁体的余波。
但另一些作品却摆脱了台阁风,展示了广阔的社会视角,表现了作者的个人的真情实感和精神状态。
自然清新、意趣横生,不刻琢,有浓烈的生活气息。
茶陵诗派的源起明成化、弘治以后,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加深,官场日益腐朽,社会动荡不安。
在严重的内忧外患面前,专以粉饰太平为己任、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台阁体”文风已经无法继续维持,诗坛急需新的诗歌创作理论来指导诗歌的创作与发展。
茶陵诗派的艺术风格台阁体诗文艺术上追求平正典丽,格调雅丽雍容,这与其“歌盛世,颂太平”的主题内容有较大关系。
茶陵诗派诗歌作品中还有一些遗留有台阁体的气息,显示出雍容平易的风格,如李东阳的《庆成宴,次焦少宰韵・其一》:“旌旗簇拥千人队,衮绣分明五色光”。
这类风格的诗歌在茶陵诗派的作品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但与台阁体不同的是他们的诗歌风格不只限于此,而是注入了更多新的因素。
茶陵诗派对个人情感的关注和对民生的关心,使诗歌呈现出清新淡雅和苍凉沉郁两种风格倾向,又由于受李东阳格调说的影响,格律谨严。
(一)清新淡雅茶陵诗派不再局限于台阁体诗雍容平雅的风格,他们对当时的险恶的仕途感到力不从心,试图寻找心灵的宁静和灵魂的出路,将目光投向下层农民的日常生活。
同时,也受“野俗说”的影响,创作开始倾向于山林诗宁静淡雅的风格。
在他们的作品中,有不少描写农家生活的诗歌,这些诗歌格调清新自然,意境淡雅,趣味横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如:春尽田家郎未归,小池凉雨试�衣。
园桑绿罢蚕初熟,野麦青时雉始飞。
――(《茶陵竹枝歌・其七》)诗人用“小池”“凉雨”“初蚕”“青麦”“野雉”等田园景象勾勒出一幅清新明丽、恬淡静雅的晚春图,让人读后顿感神清气爽,心灵得到净化。
明茶陵派辞赋研究
本文从三个方面研究了茶陵派的辞赋作品,对茶陵派的代表性辞赋作品从题材内容到艺术特征等多角度开展了细致地分析归纳,以期更为全面地分析、探究茶陵派辞赋创作的重要作用。
从辞赋理论方面看,茶陵派辞赋理论主要集中于李东阳,杨慎等人,李东阳的辞赋理论包括:辞赋属诗、作赋追求“理”和“德”、强调辞赋形式美。
受台阁体文风的影响,李东阳等人也十分强调作诗作文时应当规范辞藻、音律以及体式。
杨慎的辞赋理论则可以简要的概括为:辞尚简要和转益多师,以学为赋两点。
茶陵派辞赋作品主要可分为颂美怀古赋、抒情言志赋、写景状物赋和酬赠赋等。
颂扬太平圣象是茶陵一派尚未完全摆脱台阁体文风束缚,所作之赋也是体现其强调文章与德行之间关系的具体表现;缅怀先贤借助古人古事抒发了赋作者自己的内心情感;抒发治国之怀、不平之鸣、隐逸之志是其作品最为主要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了茶陵一派的真实情感;严酷的现实又致使他们或是寄情于山水之中,或是借室宇以述己感;此外,由于茶陵派成员众多、交往甚密,也产生了一类专写交友往来,互相赠酬的人事赋。
茶陵派辞赋的艺术特征可概括为“祖骚”“宗汉”“崇尚六朝”。
茶陵派辞赋作品中出现了不少拟骚之作,在文句、描写和结构等方面都有所模拟,但主要体现为:香草美人意象的传承和句式上的仿骚,使仿骚重情成为了一时之风气。
李东阳十分推崇司马相如之赋,并继承了汉赋突出的铺排手法,此外茶陵派辞赋宗汉还具体表现为对问答体形式的继承。
崇尚六朝则突出地表现为对骈赋句式的继承以及善用骈词偶句等方面。
关于茶陵诗派特点及代表人物
关于茶陵诗派特点及代表人物
明代成化、正德年间的诗歌流派,因该派首领李东阳为茶陵人,故称。
当时社会弊病已日见严重,台阁体阿谀粉饰的文风已不容不变,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针对台阁体卑冗委琐的风气,提出“轶宋窥唐”,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对法度声调的掌握,以图洗涤台阁体单缓冗沓的风气,振兴文坛。
明代大学士、立朝五十年的李东阳,以他为代表的“茶陵诗派”,将故乡“茶陵”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文学史史册上。
他们主性情,反模拟,推崇李杜,不拘一格;并且重视诗歌的声调、节奏、法度、用字,要以不同的风格代替台阁体。
李东阳官居相位,并主持文坛,门生众多,其诗论诗风堪称一代之盛,成为台阁体向前后七子复古运动之间的过渡。
但因李东阳生活圈子平静狭小"四十年不出国门",其诗多是题赠之作和咏史之作,内容大体不出宫廷、馆阁的`生活,诸如"坐拥图书消暇日,梦随冠盖入新年"之类,故使茶陵诗风并未脱离典雅工丽的台阁体的影响。
但其宗法唐诗的主张,以及师古的创作倾向,却成为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的先声。
茶陵派名词解释古代文学茶陵派是古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派别,其文学成就在当时有着非常高的地位。
下面将对茶陵派进行一些详细的解释和介绍。
茶陵派是南朝时期的文学流派,起源于5世纪初的茶陵(今属湖南省株洲市)一带。
其代表人物有刘义庆、刘孝孙等,他们通过奔放豪放的诗歌作品、自由洒脱的文字表达以及独特的写作风格博得了那个时代人们的青睐。
茶陵派的文学思想微妙、深邃、卓越,主张自由、超脱、舒展的文学创作精神,尤其致力于自然主义和个性张扬。
茶陵派诗歌贯彻的是“舒物自然”的主张,体现出一种超然与自由的文学形态。
其代表作品品莲赋用丰富、有情调的语言和精准的艺术抒发了作者对自然和人生的思考和感悟,为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思考。
茶陵派的文学与其他文学流派相比呈现出鲜明的个性。
在茶陵派的文学作品中,诗歌贯彻的是“大道无人,人出大道”的宗旨,即是要追求自由、追求独立,摆脱文学带来的束缚和桎梏。
茶陵派文学派别代表作好比闪耀华丽的流星,是南朝时期的一匹黑马,王道之外,恰恰是无限可能的新生命。
茶陵派的文学特征可谓是“奔放豪迈,畅达自由”。
其代表人物刘义庆被誉为“文学界的岳飞”,其名篇《陈情表》堪称是古代文学瑰宝,其勇毅、慷慨和坚毅的精神也成为鼓舞人民的经典。
到此我们可以看出,茶陵派的文学特征是多方面的。
首先,其关注点是文学艺术的个性化、独立性等,其文学本身比较自由、灵活;其次,茶陵派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比较深邃、微妙;此外,其诗歌语言风格独特、完全不受常规的限制。
综合来看,茶陵派在古代文学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其文学风格独具特色,为后人留下了无穷的思考和探究空间。
总之,茶陵派的文学思想和作品将以丰厚的贡献为后人所铭记,也将永远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笔。
茶陵诗派简介李东阳善诗文。
《明史•李梦阳传》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
”他身居相位,又能礼贤下士,注重“以诗文引后进”。
因此在他身边聚集了大批有才华的官员和才子,形成了以他为首的茶陵诗派。
此前,被台阁体垄断的诗坛,充斥着华而不实的平庸之作、“兴象不存”的文字游戏、无病呻吟的靡靡之音,致使诗坛毫无生气。
李东阳针锋相对,提出“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
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
”主张诗歌创作“导源唐宋”。
他在诗歌创作中,继承唐宋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写出了大量有真情实感的诗作。
“茶陵诗派”的主要成员有两批:一批是与李东阳同年中进士并同入翰林院的,主要有谢铎(太平人)、张泰(太仓人);另一批是李东阳的门生,即他担任乡试、会试和殿试读卷官时所录取的士子,以及他在翰林院时教过的庶吉士,主要有彭民望、谢铎、张泰及“李门六君子”邵宝、何孟春、石珤、顾清、罗玘、鲁铎等。
这些人积极鼓吹,实践这些创作主张,活跃在诗坛,为茶陵诗派的发展推波助澜,结束了台阁体独占诗坛的局面,开辟了“真诗复生”的新蹊。
清代沈德潜在《明诗别载》中称:“永乐以后诗,茶陵起而振之,如老鹤一鸣,喧啾一废”。
茶陵诗派的诗人们在创作实践上虽未完全摆脱台阁体的影响,但在“导源唐宋”的诗歌创作主张方面,对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诗派的形成,起到了导向作用。
“前七子”提出的“诗必盛唐”就是在“导源唐宋”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起来的。
后来,以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诗派,也继承了茶陵诗派“导源唐宋”的诗歌创作主张,但走向了极端,由“导源唐宋”变成了模仿“唐宋”,掀起了复古主义狂潮。
因为“后七子”拥有一批有实力的骨干,逐步取代了茶陵诗派在诗坛的领导地位。
由于“后七子”的极端化主张,因此把诗歌创作推进了死胡同。
明末,钱谦益、程孟阳等文学家“又复理东阳旧说”,“论诗则推茶陵”。
茶陵诗派再度“别开生面”。
李东阳论诗重声调,对于纠正(台阁体)以文为诗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过分追求则不免偏颇。
简述茶陵诗派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茶陵诗派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产生于唐代,历经宋代发展至明代,形成了独特的诗歌风格和主题特点,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茶陵诗派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独特的表现形式和独具魅力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茶陵,位于今湖南省衡阳市南部,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素有“楚地魂情,湘水精神”之美誉。
茶陵诗派的形成与茶陵文化密不可分,茶陵人才辈出,文化繁荣,为诗派的兴起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资源。
茶陵诗派的代表作家有王安石、苏轼、欧阳修、辛弃疾等,他们都是宋代文坛上的领军人物,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茶陵诗派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注重现实生活,崇尚真实感情。
茶陵诗派的诗人们善于观察社会生活,关注人民疾苦,反映社会现实,表达自己的真实感情。
他们的诗作中,既有对政治斗争的关注,也有对人情世故的思考,展现出丰富的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二、追求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和艺术创新。
茶陵诗派的诗人们在诗歌创作中大胆尝试新的诗体和诗意,开拓诗歌表现形式的边界,注重语言的韵律美和节奏感,追求诗歌艺术的完美和精湛。
三、注重诗歌内容的深刻内涵和意境构建。
茶陵诗派的诗人们善于运用比喻和联想,巧妙地构建诗歌的意境和情感表达,以达到意境深远、情感饱满的效果。
他们的诗作中既有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也有对人生哲理的探讨,展现出高度的审美境界和人文思想。
茶陵诗派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宋代,绵延至明清时期,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茶陵诗派的诗歌在内容上不拘泥于特定主题,而是融合了政治、社会、风俗、人情等多种元素,体现出丰富多彩的人文主题和社会意义。
在形式上,茶陵诗派的诗人们注重韵律和节奏的处理,善于运用修辞和象征,使诗歌结构更加完整,意境更加深远。
茶陵诗派的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品位,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它们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为后世诗人提供了宝贵的文学遗产和创作经验,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和传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茶陵诗词协会茶陵诗词协会会长是谁今天给各位分享茶陵诗词协会的知识,其中也会对茶陵诗词协会会长是谁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明代茶陵诗派的领袖是明代茶陵诗派的领袖是茶陵诗派是明成化、正德年间的一个诗歌流派。
因该派领袖李东阳为湖南茶陵人茶陵诗词协会,故名。
主要成员有谢铎、张泰、邵宝、鲁铎、石珤等人。
谢铎明代成化、正德年间的诗歌流派茶陵诗词协会,因该派首领李东阳为茶陵人茶陵诗词协会,故称。
茶陵诗派的倡导者是茶陵诗词协会:杜牧。
杜牧(803—852年)茶陵诗词协会,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
唐朝文学家,宰相杜佑之孙。
李东阳主持文坛数十年之人,其为诗文典雅工丽,为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
又工篆书、隶书。
著有《怀麓堂稿》、《怀麓堂诗话》、《燕对录》等。
后有清人辑编《怀麓堂集》和《怀麓堂全集》等。
“茶陵诗派”是明代成化、正德年间的诗歌流派。
因该派首领李东阳为茶陵人,故称。
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诗人起而振兴诗坛,以图洗涤台阁体单缓冗沓的风气。
茶陵诗派是明成化、正德年间的一个诗歌流派。
因该派领袖李东阳为湖南茶陵人,故名。
主要成员有谢铎、张泰、邵宝、鲁铎、石珤等人。
诗派介绍茶陵诗派明成化之后,日见严重的社会弊病已与粉饰太平的台阁体不相容。
李东阳,明代中叶重臣,文学家,书法家,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
湖广长沙府茶陵州人,寄籍京师。
天顺八年进士,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充东宫讲官,弘治八年以礼部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直内阁,预机务。
茶陵诗派是什么团体?它的兴起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_百度...茶陵诗派是什么团体?它的兴起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_百度...1、“茶陵诗派”是明朝成化、正德年间影响巨大的诗歌文学团体。
它的兴起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成华、弘治年间,台阁体创作衰落后,对文坛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派诗歌。
这所学校由李东阳主导。
2、为崇祯及南明诸王年间。
简述茶陵诗派
茶陵诗派是明代前期的一个重要诗歌流派,主要存在于明初的成化至弘治年间。
这个诗派的形成与当时的文学领袖李东阳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是湖南茶陵人,因此这个诗派以他的籍贯命名。
李东阳以内阁大臣的身份主持诗坛,他的追随者众多,形成了一个具有显著特色的诗歌群体。
茶陵诗派在明代诗坛上的出现,主要是针对当时盛行的台阁体诗歌的卑冗委琐风气。
茶陵诗派主张复古,推崇汉唐诗歌的古典风格,特别是李白和杜甫的诗歌。
他们强调诗歌与散文的区别,注重诗歌的音调和韵律,追求诗歌的格律美。
茶陵诗派在诗歌创作上,讲究“格”与“声”,注重音调的轻重、清浊、长短、高下、缓急,以及作诗用字的虚实、结构的起承转合等等。
茶陵诗派的诗论和创作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开拓了前后七子创作倾向的先河。
他们的诗歌作品不仅具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展示了广阔的社会视角,表现了作者的真情实感和精神状态。
虽然其中一些作品仍受到台阁体的影响,但另一些作品却摆脱了这种束缚,表现出自然清新、意趣横生的特点,不刻琢,有浓烈的生活气息。
茶陵诗派的出现,标志着明代诗歌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后,开始出现了新的变革。
这个诗派对明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推动了诗歌艺术的创新,也为后来的诗歌流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因此,茶陵诗派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简析茶陵诗派的诗歌主题作者:王燕芸刘晨来源:《群文天地》2011年第10期茶陵诗派是明朝继台阁体后又一有影响力的诗歌流派。
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开始突破台阁体的束缚,他们的诗歌创作主题开始从台阁体的歌功颂德走向多样化,不仅有对个人真实情感的抒发,同时也开始关注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
明初的台阁体诗文内容大多比较贫乏,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苍白贫乏的内容扼制了文学的艺术活力。
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诗人开始尝试着突破台阁体的束缚,他们的诗歌主题不限于宫廷生活,而是力图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作家的真情实感及对下层劳苦大众的关怀。
本文将以李东阳的诗歌为例对茶陵诗派的诗歌主题进行分析。
一、宫廷生活茶陵诗派诗人大都是朝廷官员,长时期的宫廷生活,对他们的诗歌创作有着不少影响。
诗歌中对于宫廷生活的描写,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
首先是政治生活。
茶陵诗派诗人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他们受皇上赏识,自然有报效君王的想法,在他们的部分作品中描绘了帝王祭祀的宏大场面,歌颂君王的隆恩,表达了报效君王感遇之恩的思想。
李东阳的《庆成宴,次焦少宰韵·其一》极具代表性:旌旗簇拥千人队,衮绣分明五色光。
干饮满斟皆圣语,共将涓滴报吾皇。
诗歌用规整的韵律、华丽雍容的辞藻,描写了皇家宴会富贵宏大的场面,展现出帝王天朝的盛隆和威严,颂咏了自己对皇恩浩大的感激之情。
其次是交游唱和。
茶陵诗派成员经常进行交流往来。
他们闲暇时经常在李东阳家聚集,“谈文讲艺”,由此聚会盛况及感受成为茶陵诗派诗人创作的一个主题。
同时,茶陵诗派诗人们还在游玩赏景中进行诗歌酬唱。
例如《雨后与文明游城南》中的“山亭坐近檐檐碧,水岸花开树树睛”等描写美景的句子就是在游赏过程中写下的。
这类诗歌在写景绘物中,显示出作者悠闲自得的心态。
茶陵诗派的这些诗歌以宫廷生活为创作对象,遗留有台阁体的习气。
但茶陵诗派的不少诗歌,冲破了台阁体诗歌的束缚,表现出抒怀感叹和忧国忧民的诗歌主题。
茶陵诗派是明代中前期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历来关于它的研究多集中于李东阳一人,而忽略其他成员的创作实绩及理论贡献,以致不能全面反映茶陵诗派在明代诗歌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笔者认为,这至少由三方面原因造成:其一,对诗派成员界定不清与对诗派活动梳理不足,片面强调诗派领袖的作用,从而产生以个体代整体的研究倾向;其二,对茶陵诗派的存在时间界定不清,忽略对茶陵诗派从天顺、成化早期和正德至明末晚期的考察,继而对此诗派早期成员及后进人物开拓创新之处缺少足够评价;其三,某种程度上忽略厘定明清针对茶陵诗派的文论资料,未充分注意到即使茶陵后学及明清当世批评家亦不只关注李东阳一人。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试以茶陵诗派成员的重新划定为突破口,在肯定李东阳首脑地位的同时,重点考察其他诗派成员的文学主张和成就,并揭示茶陵诗派对明中后期复古思潮的影响。
一 茶陵诗派存在时限的划定与成员构成茶陵诗派的存在时间问题值得探讨。
李东阳由天顺、成化以来翰林同年集会的参与者成长为诗派领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更是其文学才能、理论素质、人格修养和政治位望等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天顺末成化初应当成为茶陵诗派形成的上限。
明人靳贵称李东阳“盖操文柄四十余年,出其门者,号有家法。
虽在疏逖,亦窃效其词,规字体以竞风韵之末,而名一时”1,其中所谓的“家法”自然以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为主调,但也融含了茶陵诗派其他成员的文学理念。
诗话不乏对谢铎、吴宽、陆釴、张泰等人在诗歌造诣方面的推许之辞,自然说明李东阳多从诗派成员的创作实际中得到启示。
李东阳曾在《春雨堂稿序》中说“静逸(陆釴号)先生尝谓诗与文各有体”2,固然宋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就已提出诗文有体观念,而李东阳强调诗文有别、“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等观点却不能忽略陆釴的直接作用3。
另外,谢铎主张重情、明理、纪事、复古4,吴宽强调为诗清婉和平、高亢超绝、淳雅自然,程敏政偏尚诗文温润典雅、不怪不华等等,均渗透到《怀麓堂诗话》中去。
因此,茶陵诗派形成的渐进性和群体共建性决定了天顺末成化初为其上限。
茶陵诗派的下限一般认为李东阳正德七年十二月致仕后,诗派渐趋式微,因之学界对此后诗派的演变情况相对模糊。
据黄佐《翰林记》载,李东阳成化二十二年主持顺天乡试,弘治八年,李东阳开始入阁议事,并于弘治十二年主持会试,此后凡及第入翰林院自称其门生者日众。
他们因或多或少都与李东阳有一些师生之谊,在文学风貌上多带上茶陵一派的痕迹。
如陆深出于杨一清门下,深受茶陵诗派典雅平和之风的影响。
四库馆臣评价《俨山集》及《续集》的文学特色说:“当正嘉之间,七子之派盛行,而独以和平典雅为宗,毅然不失其故步,益亦可谓有守者矣。
”5另外,钱谦益评邵宝说:“受业西涯之门,西涯以衣钵门生期之……西涯既殁,李、何之焰大张,而公独守其师法,确然而不变,盖公之西涯与其所自信者深矣。
竟陵钟伯敬尝语予曰:空同出,天下无真诗,真诗唯邵二泉耳!”6又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说:“李崆峒诸公,又力追秦汉,救以奇伟博丽。
隆、万以后,流为伪体,故长沙一派又反唇焉。
大抵能挺然自为宗派者,其初必各有根柢,是以能传;其后亦必各有流弊,是以互诋。
”7这三则记载概括了茶陵余绪在正德、嘉靖文坛的表现,从茶陵后进代表人物的卒年来看,顾清、石珤均卒于嘉靖七年,陆深则卒于嘉靖十八年,则茶陵诗派的下限至少可延伸到嘉靖中期左右,而从钟惺对邵宝的较高评价以及纪昀的评述中,又可看出茶陵诗派的实际影响远及隆庆、万历之际。
茶陵诗派成员的构成,目前主要分为两部分:一为李东阳的同年进士、翰林院同官,另为李东阳的门生8。
这种茶陵诗派新论林家骊 孙 宝内容提要 茶陵诗派在明代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成员构成与形成时间断限、诗派整体文学活动及创作风貌等方面,都是值得重新进行深入探讨的论题。
在将上述问题梳理清楚的基础上,探讨茶陵诗派对明代中后期复古思潮的振起和引导作用,可为重新评价茶陵诗派提供一定的思路和必要的依据。
·159·文学评论 2009年第5期·160 ·划分基本揭示出了茶陵诗派的主干,却不尽全面。
笔者认为,它主要以科举为联结纽带,便于阐明茶陵诗派形成的政治动因,却不能更深入地揭示李东阳、谢铎等主要成员与其他意趣相投的士人频繁唱和的事实。
如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自称与彭民望联句至二百首,后者显然不在上述划分之列;另外,茶陵诗派的地位仅次于李东阳的谢铎,交往的众多诗友中除了翰林院诸友之外,还有台州籍的同朝僚友、其他仕宦挚交以及乡土隐逸之友等,虽不能说他们都能尽数归入诗派范围中来,却不可忽视这些诗派外围成员在传播诗派观念、扩大诗派影响方面的作用。
李东阳、谢铎交游如此,也基本代表了其他诗派成员的情况。
茶陵诗派活动主要表现为同年聚会,李东阳、程敏政等人还频繁参加非同年的游赏文会,许多诗派成员甚至单独召集聚会。
如黄佐《翰林记》卷二十“瀛洲雅会”条下载:“治中南京吏部尚书倪岳、吏部侍郎杨守址、戸部侍郎郑纪、礼部侍郎董越、祭酒刘震、学士马廷用,皆发身翰林者。
相与醵饮,倡为瀛洲雅会,会必序齿。
正徳二年七月,吏部尚书王华、侍郎黄珣、礼部尚书刘忠、侍郎马廷用、户部尚书杨廷和、祭酒王敕、司业罗钦顺、学士石珤、太常少卿罗玘,复继之,皆倡和成卷,以梓行于时。
”9倪岳是茶陵诗派重要成员之一,因徐琼排挤,于弘治九年至十二年期间任南京吏部尚书,其在任期间按照茶陵诗派“会必序齿”的原则举行文人雅集,以致成为罗玘、石珤等诗派后进人物效法的楷模。
这都说明李东阳之外,其他成员在推动诗派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李东阳分别在成化十六年、二十二年主持应天、顺天乡试,弘治六年、十二年主持会试,固然网罗了大批后进之士,而彭教、吴宽、倪岳等早期茶陵诗派成员同样有主考的经历,其门生亦不在少数。
如彭教于成化八年、十三年,分别为礼部会试考官、顺天乡试主考,吴宽于弘治十五年任考试官,又倪岳《谢饯行诸门生二首》序称:“五月八日癸卯,京闱所取士之仕于京者,若给事中于瑁、屈伸、御史张伦、张天衢、郭镛、户部欧信、钱敬、张举、张定、郑洪、刑部熊祥、周东、光禄赵宏、方鼒、中书李棨、郭旵、行人王雄、南京刑部张赞、进士张彧、翁玉、聂瑄、何俊,合二十二人,会饯于城东茶庵之新祠。
”10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茶陵诗派后进士人的外延绝不限于李东阳的门下。
因此,笔者认为茶陵诗派成员原有的划分,并不能充分反映李东阳执掌文柄四十年期间天下靡然从风的景象,其尺度应有所放宽,试调整如下:茶陵诗派成员可以分为核心成员和外围成员两类,核心成员又可按草创期、鼎盛期和衰落期加以划分。
草创期核心成员,大致指成化初年到弘治初《麓堂诗话》刊布之前的人员构成,主要包括李东阳及谢铎、彭教、陆釴、张泰、倪岳、刘大夏、焦芳、陈音、傅瀚、彭教、罗璟、刘淳、吴希贤等同年进士,在此之外还有许多积极参加其诗文赠答活动的翰林院同官,如吴宽、程敏政、杨一清等人。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李东阳在上述交往密切的同年进士中年龄最小,文坛与政坛的位望仍处于积累上升阶段,尚不足以称为茶陵诗派当然的领袖;鼎盛期阶段的核心成员,主要指从弘治初《麓堂诗话》刊布到正德七年李东阳致仕这段时间,李东阳以一代文宗的位望主导茶陵诗派,并将其推向鼎盛阶段。
草创期核心成员因老病、外放、致仕乡隐等因素,留京的较少,谢铎、杨一清等人则成为辅翼李东阳的重要角色。
此外,李东阳、倪岳、吴宽等人的门生中,不乏服膺茶陵诗派创作主张、赞同其风格意趣甚或多次参加诗派活动的,他们则成为茶陵诗派鼎盛时期的核心人物,如石珤、邵宝、顾清、罗玘、鲁铎、何孟春、储巏、陆深、钱福等人均是。
衰落期的核心人物,主要指李东阳致仕并于正德十一年去世后的这一段时间,像邵宝、顾清、何孟春等人均秉持茶陵家法,杨慎亦以茶陵余续自居,自觉驳斥前后七子对茶陵派的抨击,他们正可看作茶陵诗派衰落阶段的代表。
除了上述核心成员之外,茶陵诗派的外围成员也值得重视。
那些与茶陵诗派核心成员有着密切诗歌赠和关系的翰林院之外的同僚、乡友乃至门生等等,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茶陵诗派创作理念、审美趣味的影响,并且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壮大和传播诗派影响的效果。
二 茶陵诗派的文学活动与多元统一的创作风貌有学者认为茶陵诗派只是自发的文学交往而并未形成一种有组织或有纲领的文学流派11,显然无视其不仅有《怀麓堂诗话》这一共同理论纲领,还有频繁而集中的诗派活动,这都具备了诗派成立的必要条件,而后一点又多为学界所忽视。
茶陵诗派文学活动类型繁多,最主要的是同年聚会。
成化最初三年茶陵诗派的同年聚会非常频繁,竟多达十次12。
其主要参加者为陈音、李东阳、谢铎、倪岳、陆釴、焦芳、彭教、刘淳、吴希贤、罗璟等十人,以后由于成员仕宦、健康等原因,规模大小不一。
明黄佐《翰林记》载:“天顺甲申庶吉士同馆者修撰罗璟辈为同年燕会,定春会元宵、上巳,夏会端午,秋会中秋、重阳,冬会长至。
叙会以齿,每会必赋诗成卷,上会者序之,以藏于家。
非不得已而不赴会,与诗不成者,俱有罚。
有宴集文会,录行于时。
”13这段记载揭示出茶陵诗派早期聚会的基本规则和举办程序:其以诗派成员年龄为序,与会者必须赋诗,无故缺席、作诗不及或不成均受罚,唱和诗作会后整理成集以资广布,因此诗会乃是茶陵诗派思想交流与作品传播的重要方式。
谢铎在《书十同年图后》一文总结成化初至弘治十三年的同年聚会的情形称:“予同年天顺甲申进士二百五十人,越五年为成化戊子(按,成化四年),会于城西之普恩寺,凡百三十人。
又六年癸巳,再会于故相李文达公之第,得九十有五人。
又三年、六年,为乙未、为丁酉,亦皆有会。
会虽数,而人则渐少。
至壬寅之会,仅二十三人。
……归十有一年庚申(弘治十三年)……时南京户部尚书王公以复命来朝,闵公乃倡为十同年会。
会有茶陵诗派新论·161 ·图,图有诗,而李公实序之。
”14可以说,茶陵诗派的同年诗会活动由成化初至弘治后期都得以维持,在明代文学史上亦不多见,它对宣传诗派主张及扩大其影响都有重要作用。
除了同年聚会之外,一年一度郊祀、祭陵斋居之际的同派成员唱和也是其活动方式。
谢铎在《书郊祀诗卷后》中回顾成化初至弘治十七年的郊祀联句说:“予在翰林时,从西涯诸公后,凡郊祀斋次,必有联句唱和之作。
一时朋游□□□□,以为故事。
”15自可见一斑。
另外,诗派成员的游赏联句、馈赠唱答、婚丧庆吊、劝诱后进等也是常见形式。
如成化十五年九月七日,李东阳《游朝天宫、慈恩寺诗序》称在几天之内与同僚、僧友、诗派成员都有文会,而白天游赏联句,夜以继之,乐此不疲。
倪岳《寿憩庵李先生诗序》载成化二十二年李东阳之父李行素七十寿辰,“于是寮宷诸君子,……相率赋诗颂之,得近体律三十有六章,聨书巨轴,将即是日奉以为先生寿。
”16再如邵宝《又明日作》(九月三日之作)“击节和歌声响应”句下注:“壬申将归,公饮之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