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猛.关于训诂批评的几个基本问题

关于训诂批评的几个基本问题张　猛(日本京都女子大学,京都)摘　要:训诂学的基本任务是维护注疏说解与文献原典本旨之间的一致性。

判断文献内容与注释表达的一致性,进而进行训诂批评的客观标准是什么?这是训诂学领域里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

从文献原典到现代读者之间存在一个可循环链式关系,包括原典、传注、义疏、讲义、笔记等五个典型环节。

各环节均由人、意、言、文等四个要素组成。

“文”是训诂学者最关注的基本现象。

文献是训诂的立足之本。

文献里“言”与“意”的矛盾是训诂学者要面对的基本矛盾。

“言”与“意”之间是不完全一致的。

用反证法可以证明这条“表达不一致定律”。

据此建立“表达率”和“理解率”这两个关系式,可用来解释表达上和读解中的各种现象。

关于训诂的正确率问题则可以通过上述两个关系式导出答案。

原典不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不至于完全陷入表达不一致定律的作用里。

拆分原典时使用的分析单位越小,训诂正确率的值就越接近于理想值。

由此可知为何传统上对汉语文献的研究往往以“字”为分析单位。

最后归纳出训诂批评的四项基本标准:对原典中各个字的历史、各个词语的历史、各个词语组合情况的历史是否了解以及表达训诂结果的时候,训诂者的语言和行文是否符合规范。

关键词:汉语;文献训诂;表达不一致定律;训诂分析单位;训诂批评的基本标准中图分类号:H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919(2006)0420106208收稿日期:2006204212作者简介:张　猛(1954—　),男,河北省滦县人,日本京都女子大学文学部外籍教师,文学博士(北京大学)。

一从文献原典到现代读者之间,存在一个“文献・说解・注释”的可循环的链式关系。

其中“注释”是“说解”的书面形式。

这个关系的基础,建立在如下现象上:首先,原典的作者在生活中有所见、有所感、有所思、有所得;其次,他通过宣讲或著述的形式将自己的所见、所感、所思、所得表达了出来。

他的著述就是原典,他的宣讲经听者记录成文之后也成为原典(如伏生口述、晁错记录的《尚书》)。

原典所用的语言无论多么忠于当时的口语,一旦成文,就成为书面语,并将在此后的传承过程中保持当时的语法形式。

这就是“文献”。

原典的传承者起初只讲解原典的文意以及原典作者的思想与精神。

由于现实中的口语总在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变化,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种变化渐渐显著,使得只熟悉现实口语的人开始难以理解原典的语言。

于是,原典的传承者不仅要用大家都能懂的现实的语言来重新阐释原典的文意,同时还要对原典的语言进行解释。

原典传承者对原典内容和语言形式的解释,在形诸文字之前,往往以师徒相授时先生的讲词的形式存在,这就是“说解”;一旦形诸文字,无论是先生自己著录,还是学生记录,都是文献的“注释”。

“说解”是口头形式的注释,“注释”是文献形式的说解。

注释语言也是书面语,如果传承下来,也是一种文献。

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注释所用的语言也会和原典的语言一样,出现与现实中的口语不一致的地方。

于是需要对注释进行说解,形成注释的注释。

如此相承,周而复始,就构成本文开篇所言的“文献・说解・注释”的可循环链式关系。

第43卷第4期2006年7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 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s )V ol.43,N o.4Jul.2006传统的“训诂”主要是对文献进行注释①[1]。

对原典的注释统称为“传注”,对原典和传注的注释统称为“义疏”,传注和义疏统称为“注疏”。

传统的训诂学,就是研究在文献的说解和注释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现象的内在规律及合理的解决方法,所以也可以称为“注疏之学”。

训诂学的一个基本任务是要维护注疏说解与文献原典本旨之间的一致性。

由于注疏的语言和原典的语言在形式上不可能完全逐一对应,如词的书写和语音形式、句子里用词的数量以及词的排列顺序等,因此,训诂学所要做的不仅是努力保持语言形式上的对应,更重要的是努力维护文献内容与注释表达的一致性。

②[2]4—8文献内容与注释表达的一致性,通常用“忠于原著”来形容,否则就被批评为“误解”、“不辞”。

那么,在没有形式标准的前提下,怎样就是“忠于原著”,怎样就是“不辞”呢?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批评标准?有没有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可操作的衡量方法?这是训诂学领域里的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

二为了寻求一个科学的、具有客观性的解决方案,首先应该明确训诂学要面对的基本现象是什么。

将上述“文献・说解・注释”的可循环链式关系中的各个因素分阶段排列如下。

对于原典作者的所见所感所思所得,这里简称为“意旨”:[原典作者→原典作者的意旨→原典的语言→原典文献] →[传注者→传注者理解的文意→传注的语言→传注文献] →[义疏者→义疏者理解的文意→义疏的语言→义疏文献] →[现代的读者→读者理解的文意→读者的讲述语言→讲义文献] →[现代的听者→听者理解的文意→听者的笔记语言→笔记文献] →[听者的听者]……现代生活里对文献起传承作用的“现代的读者”通常是教师,“现代的听者”往往是学生。

一般来说,学生和教师处于同一时代,学生的语言和教师的语言通常是基本一致的。

如果考虑方言和外国语等起于空间的因素,学生的语言和教师的语言就有可能出现较大差异;为此,这里把听者(学生)的笔记语言作为一个环节提出来。

从时间上看,这个环节通常总表现为“当前环节”而出现在原典传承链上距离我们最近的位置上。

至此,已经列出了自原典文献形成的“初始”时间到文献传承的“现在”时间之间的各个代表性阶段,尽管在“未来”时间里还会有传承的延续(如听者的听者及学生的学生等),不过尚未成文的传承结果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以上所列五个代表性阶段,可以说是原典传承链中的五个典型环节。

每个环节由四个要素组成:一个是“人”,作者、注疏者、讲述者等;一个是“意”,原典作者的感悟、注疏者或讲授者的理解;一个是“言”,即语言表达;还有一个是“文”,即文献。

“人”是现实的,存在于时空之中。

在口耳相传的传承过程中,人是载体。

不过人是有限的存在。

人①②洪诚:“训诂的任务是解释语言。

训诂学是研究怎样正确地理解语言、解释语言,也就是讲清楚怎样注释的道理。

”参《训诂学》第二节“关于训诂和训诂学的任务”,第4—8页。

许嘉璐《训诂学的衰微与复兴》:“只要是用已知易晓的语言解释未知难明的语言,就都是训诂。

”《未辍集》第83页。

关于“什么是训诂”这个问题,自汉代以来有种种解说。

对各家说法的综述,参见许嘉璐《未辍集》第89—104页。

　第4期张　猛:关于训诂批评的几个基本问题107　迟早将从时空中消失。

历代文献里作者佚名或托名的作品并不鲜见,即使知道作者姓名,其生平思想湮没无传的也大有人在。

《诗经》、《尚书》、《易经》、《左传》、《礼记》等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几部儒家典籍的原作者的基本情况至今还是个没有满意答案的问题。

即使人可以永生,后学者能够和千年前的原典作者直接对话而无须传注者来传承,训诂也有存在的意义,因为还有更多的人受空间条件限制,无法和原典作者面对面交流。

因此,训诂学研究的基本现象不是人,无论他是原典作者,还是传注作者。

“意”,意旨,指意旨或思想主旨,是抽象的。

它赖以存在的客观物质载体有两个。

一个是作者或说话人的大脑。

人在则意在,人亡则意亡。

这样的“意”难以成为一个可靠的分析对象。

“言”———这里指文献语言———是“意”的另一个载体。

训诂学者重视的是文献语言这一载体以及其中蕴涵的“意”。

从作者的角度来说,是先立“意”而后设“言”;从训诂学者的角度来说,是先知“言”而后明“意”。

无言则无以知意。

在“言”与“意”之间,“言”在首位。

“言”有声音形式。

但声音不具备空间的可视形式,它会迅速消失在时间里,而且它在传承过程中很容易发生改变,甚至失去原来的面貌。

然而,“言”可以形诸文字。

文字使“言”这一关于“意”的声音载体具象化而成为“文”,使讲辞成为文献,从而超越时空,成为一个有形的、恒久的存在,足以和此后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人保持联系。

①这一点,使“意”和“言”都有了一个可供科学研究的客观物质基础。

所以,“文”自然地成为了训诂学者最关注的基本现象。

对于单单以口耳相授的方式来传承的内容,如果没有笔录成文,训诂学者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不会轻易把它们当作训诂的对象。

可以说,“文”使训诂有了施展的天地,文献使训诂有了立足之本。

三分析原典传承链中的五个典型环节,参照传世文献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现象:11文———文献有五种类型:原典文献、传注文献、义疏文献、讲义文献、笔记文献。

其中除了讲义文献和笔记文献在时间上处于同一时代以外,前四种类型的文献分别处于不同时代。

21言———语言有五种类型:原典的语言、传注的语言、义疏的语言、讲述的语言、笔记的语言。

如果不考虑方言和外国语的问题,前四种类型的语言也是分别处于不同时代的。

31人———原典作者、传注者、义疏者、现实读者分别生活于不同的时代,他们的意旨或对文献的理解也都产生于不同的时代。

可见时间是导致新传承环节生成的原因。

训诂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时间变化而生发出来的。

后代的读者未必只能读上一代的文献。

当他们具备一定的古代语言和历史知识以后,就可以直接阅读相应时代的文献。

除了原典作者本人以外,有四种类型的读者:11凡是能够直接阅读原典的,是第一层次的读者:21通过传注阅读原典的,是第二层次的读者;31通过义疏阅读传注和原典的,是第三层次的读者;41通过听人讲述来了解原典及其注疏的,是第四层次的读者。

事实上,即使是第一层次的读者,他对原典的理解也未必就和原典作者的意旨契合无间。

若是考虑“言”在表达“意”的时候所具有的局限,积极的如“言有尽、意无穷”、“尽在不言中”、“此时无声胜有声”等,消极的如“辞不达意”、“含糊其辞”、“闪烁其辞”、“模棱两可”等,完全理解原典作者的意旨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若是进一步考虑到文献在传承过程中出现的脱衍倒讹和通假用典等问题,完全理解原典①许冲《上〈说文解字〉表》:“今五经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

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意。

”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上海涵芬楼影印《四部丛刊・初编・说文解字》卷十五下。

108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　作者的意旨就更加困难了。

文献里“言”与“意”的矛盾是训诂学者要面对的最基本的矛盾。

这里把“言”所表达的意思称为“字面义”,把作者本来的意旨称为“本旨义”。

显然,字面义和本旨义之间不是完全一致的。

对这一判断可以用反证法来证明如下:———如果字面义和本旨义是完全一致的,那么就应该能够编出一部释义简单清楚的字典以及一套条理分明的语法规则。

———但是直到现在,这样的字典和语法规则还编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