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不可逆转、无法阻挡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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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将改革进行到底的观后感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改革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在2024年,改革进行到底成为了社会的主旋律,给人们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和机遇。
作为一名普通人,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场改革的力量和深远影响。
以下是我对2024年改革进行到底的观后感。
首先,2024年的改革让我看到了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
在过去的几年里,社会不公平问题一直是困扰着人们的痛点。
然而,经过这一场改革,社会的资源分配更加公平合理,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也有所缩小。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着财富的再分配,努力让每个人都享有公平的机会。
我看到了更多的贫困地区得到了帮助,更多的人群受益于改革带来的红利。
这让我相信,在公平正义的引领下,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加繁荣和和谐。
其次,2024年的改革给了年轻人更多的发展机会。
作为一名年轻人,我深刻体会到改革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政府鼓励创新创业,支持大众创业,激发了大量年轻人的创造力和创业精神。
同时,我们也看到教育领域的改革,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这些举措让年轻人有更多的选择和机会,我们能够更加自信地面对未来。
再者,2024年的改革给了环境保护带来了新的希望。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一直是困扰着我们的问题,而2024年的改革为环境保护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和投入,推动了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
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清洁能源公司兴起,城市的空气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
这使我对于未来的环境状况更加乐观,也更加有信心地为环境保护做出自己的贡献。
最后,2024年的改革让社会更加开放包容。
过去,我们社会往往存在一些不同意见和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偏见。
然而,通过这一场改革,我们开始更加理性地看待问题,更加尊重和包容不同群体的存在和合法权益。
政府积极引导舆论,加强社会各界之间的对话和交流,让不同声音都有机会被倾听。
这使得社会更加和谐稳定,也更加有活力和创造力。
总的来说,2024年将改革进行到底的经历让我对我们的社会更加有信心和希望。
家乡百年变化心得体会家乡百年变化心得体会随着时光的推移,家乡的变化如同河流般不可逆转,无法阻挡。
从过去的封闭与贫穷,到现在的开放与繁荣,家乡经历了一百年的巨大转变。
这个变化的过程中,我亲身经历了无数的烦恼、痛苦、辛劳,但同时也享受到了无数的乐趣和成功。
通过回顾这一百年的发展,我不禁感慨万分,同时也从中汲取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首先,家乡的变化源于改革开放的政策。
过去一百年的家乡是一个闭塞而贫穷的地方,农田瘠薄,百姓生活贫困。
但改革开放的政策实行后,家乡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政府的支持下,大规模的农田整理恢复了大片土地的肥沃,人民生活日益富裕。
改革开放使得家乡开始与外界接轨,经济的发展迅速起来。
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与选择,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
其次,教育的发展是家乡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过去一百年,家乡的教育水平是非常低下的,大多数人只能忍受贫困的生活,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
但随着改革开放后教育的普及化,家乡的教育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学校的建设日新月异,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更多的有才华的人才得以涌现。
教育的发展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提高了人们的素质和文化修养。
此外,科技的进步也为家乡的变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过去一百年,家乡缺乏先进的科技设备,生产力低下。
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家乡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
农田机械化的实施使农民的劳动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科技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电子设备的普及使得信息的传播如此迅速,人们的生活也更加便利与舒适。
然而,家乡的变化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开始日益凸显,污染成为家乡发展的障碍。
过去一百年,家乡几乎没有环保意识,工业企业的排放污染严重,水土流失问题日益恶化。
人们饮用的水不纯,空气中充斥着浓重的烟尘。
尽管政府加强了环保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但惩罚力度还不够,环境问题仍然严重。
在家乡变化的过程中,环境问题成为了最棘手的难题。
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改革进行到底改革,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自古以来,改革不仅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也是国家发展的必然要求。
不论是古代的改良派还是现代的改革派,都无不奉行着一个信念,那就是坚定不移地将改革进行到底。
改革是一条永不停止的道路。
正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一样,社会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
只有始终保持改革的动力和力度,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顺应社会的发展。
改革需要坚定的信念。
改革是一项困难而复杂的任务,需要决心和勇气去面对各种挑战和困难。
坚定的信念可以使改革者在面对压力和困境时保持冷静和积极,不被反对声音和质疑所动摇,推动改革的坚定信念是改革事业的强大动力。
改革需要全面的策划和系统的推进。
改革不仅需要有整体性的思维和战略的部署,更需要有完善的实施机制和保障措施。
只有将改革贯彻到各个方面,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法律等多个维度进行全方位的推进,才能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取得实质性成果。
改革需要注重与时俱进。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改革也需要与之相适应。
传统的模式和观念可能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必须不断进行创新和改善,才能推动改革的进程。
不论是制度的改革,行业的改革,还是思想的改革,都需要与时俱进,勇于拥抱创新和变革。
改革需要坚守初心。
改革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其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风险。
只有坚守改革的初衷和目标,才能在逆境中保持清醒和坚定,并走出困境。
改革者必须时刻牢记为何而改革,何为改革的目的,不为个人私利,不被功利迷惑,才能坚定不移地将改革进行到底。
改革需要群策群力。
改革是一项庞大的工程,需要广泛的参与和共同的努力。
只有凝聚人心、形成合力,才能在改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改革者需要广泛倾听,广泛调研,吸收各方意见和建议,形成共识,形成合力,推动改革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改革需要总结和检验。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总结。
只有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并及时检验改革的成果和效果,才能推动改革的不断进步和完善。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利弊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了诸多发展趋势,包括:经济全球化、以信息技术为导向的新技术革命、全球经济的市场化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
其中,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关系到世界各国政府的决策和普通公民的切身利益,其影响已日益为国际社会所广泛关注。
一、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及特征经济全球化,是指资本、信息、技术、劳动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配置、重组的过程,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使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相互融合、相互依赖、相互竞争和制约的趋势。
它是世界经济规律的体现,使企业生产的内部分工不断朝横向和纵向扩展为全球性分工,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优化组合和资源优化配置,从而促进了各国和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各国和全球共同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
经济全球化的具体特征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生产的全球化,企业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信息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和国际经济组织日益健全等。
二、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过程,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是不可避免、不可逆转、无法阻挡和不以任何国家、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任何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是接受它、适应它,在此前提下充分考虑到本国的现实情况和可能的问题,善于抓住机遇,勇敢迎接挑战,才能确保在经济全球化的汹涌潮流中立于不败之地!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具有二重性: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参与世界经济、吸收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并最终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机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利益;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风险甚至灾难,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经济安全、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稍有不慎,就可能为经济全球化付出沉重代价。
改革开放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变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变。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政策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经济从封闭、相对落后的国家迅速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场巨变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面貌,也给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和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处于封闭的状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计划经济过于集中、服从意识形态的指挥调度,使得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企业无竞争力,国家经济整体效益不佳。
而改革开放的目标正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加强产业体制改革和开放政策,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重要举措是农村改革。
通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改革,农民获得了土地经营权,并可以自由选择作物的种植、销售和流转。
这使得农民的积极性和生产力得到了释放,农村经济得以迅速发展。
同时,农村改革也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民的收入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农村贫困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随后,中国逐渐开启了城市经济改革的大门。
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和技术,允许企业自主经营和市场竞争,中国经济逐步实现了市场化。
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仅带来了外资和技术的引进,也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多的发展机会。
中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进程和快速城市化进程,都源于改革开放的推动。
改革开放还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实现了全民普及的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系统也得以发展壮大。
教育的普及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人力资源的保障。
同时,改革开放也带来了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得到了增强,对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也日益扩大。
改革开放的巨变还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贫富差距的问题日益突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也逐渐凸显。
同时,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生态破坏等问题也制约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中国统一进程不可逆转不可阻挡中国统一进程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发展进程。
自古以来,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多个王朝和政权,其中一些政权曾试图在中国大陆实现统一,但往往以失败告终。
然而,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统一进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而且这个进程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阶段,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法阻挡中国统一的脚步。
中国历史上的分裂与内战时期,人们对于国家统一的愿望一直存在。
然而,尽管有人在历史上试图在中国大陆实现统一,但一直以来,各种原因导致统一进程被阻碍或倒退。
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在新中国的领导下,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终于取得了重大进展,实现了对台湾、香港和澳门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一直致力于中国的统一事业。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也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统一的力量。
中国大陆的繁荣与发展,不仅提升了民众的生活水平,而且增强了人们对于国家统一的信心。
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国家统一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尽管面临一些挑战和困难,但中国统一进程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阶段。
这一点体现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上。
中国坚决主张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一直致力于实现和平统一的目标。
中国政府和民众都愿意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两岸之间的问题,促进统一进程的顺利进行。
除了台湾,中国还面临着其他一些地区的分裂倾向。
西藏和新疆等地区的分离主义势力一直试图分裂中国大陆,但他们的努力注定是徒劳无功的。
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改善了这些地区的经济状况和民众生活水平,增加了人们对于国家统一的认同感。
此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也加强了中国统一的力量。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其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也显著提升。
这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逐渐增加,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法阻挡中国统一的脚步。
总结起来,中国统一进程不可逆转不可阻挡。
2024年将改革进行到底观后感改革是一个国家进步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社会变革与革新的重要手段。
2024年,我国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全面改革,这是一次决定国家未来发展方向与命运的伟大时刻。
作为一名普通的公民,我不禁对这场改革的进行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怀揣着一颗期待与担忧并存的心情。
首先,我对2024年的改革进行到底这一观点表示赞同。
改革进行到底,意味着不达目的绝不停止,要对深层次的体制机制进行彻底的变革。
这种决心和勇气令我钦佩,也给了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和问题。
这些问题的根源源于深刻的体制机制问题,需要对其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
只有通过改革,才能破除一些体制障碍,释放出社会活力和创造力,使我国经济更具活力和竞争力。
因此,2024年的改革进行到底,对于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至关重要。
改革进行到底还意味着需要破除一切阻力和利益固化的力量。
我们必须面对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利益诉求和抵触。
这些利益固化的力量往往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不愿意为了整体的利益而作出改变。
但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改革必须进行到底,不能为了个别利益而停滞。
同时,改革进行到底还要求我们积极应对外部挑战和困难。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深入,国际竞争也日益激烈。
我们必须在改革的同时,要保持警惕,紧紧抓住机遇,化挑战为机遇。
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才能在这场世界角逐中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对于改革进行到底这一观点,我也同时怀有一些担忧。
改革是一个极其复杂而痛苦的过程,往往需要长期而坚定的执行力,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然而,在我们国家庞大的体制机制下,实施精准而彻底的改革并非易事。
此外,由于改革牵涉到各个方面的利益,会牵动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神经,这也会加大改革的难度。
另外,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同样带来了一些困扰。
尽管全球化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但它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与竞争。
改革永远在路上的哲学意义当你不知道要往哪里去,那么你一定要记得从哪里来。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国各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现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中国是从改革开放走来的。
改革没有终点、没有休止符,只有起点和下一个起点,改革永远在路上。
改革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但贵在勇气。
每一次改革都需要很大的勇气,无论是自我革新还是破除旧体制,都不可避免会有阵痛,甚至会有流血牺牲。
但是唯有改革才会有新的希望,才能向着更好发展。
纵观古今中外,改革不胜枚举,有成功亦有失败。
虽说胜者王侯败者寇,但笔者更觉得凡有勇气踏上这条路的人,无论成败皆是英雄。
然而,人们更愿意歌颂胜利者,鲜有人提及失败者,单从改革的勇气来说,他们都值得敬仰。
改革之路非一朝一夕可达,贵在坚持。
行百里者半九十,倘若没有坚持到底的决心和毅力,哪怕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那也同样是失败。
如今,我国各领域改革进入深水区,与此同时更要保持一如既往的决心和斗志,将改革进行到底。
改革是一场没有销烟的战争,不到最后一刻都不要轻易认输,时局瞬息万变,笑到最后的人才是胜利者。
前进的道路上可能布满了荆棘、充满了危机,但只要你足够坚持,或许下一个路口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改革之路并非只有一条,贵在执着。
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通往成功的道路也并非只有一条。
或许这世间本就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但无论走哪条路,都要保持一种执着的心态,切忌半途而废。
成功者,多半是比你多了份执着罢了。
改革就意味着走前人未走过的路,当然也会有走错路的时候,这时,更要保持一颗执着的心,不要被暂时的失败打倒,能够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走向胜利的人更令人佩服。
滴水穿石、铁杵磨针,靠的就是执着的力量。
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关头,我们需要的是总结经验教训,积累好的经验,吸取不好的教训。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争取在改革开放50周年、60周年…取得更大更辉煌的成就。
改革未有穷期,发展永无止境申论作文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开创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
当时,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5个年头,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千头万绪、纷繁复杂。
中国要继续前进,就要全面深化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部署、总动员,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大旗,再次表明信心无可动摇、步伐无可阻挡。
回望非凡历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7年多来,各方面共推出2485个改革方案,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历史性伟大成就,开创了以改革开放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新局面。
实践证明,当改革进入啃硬骨头的攻坚期、深水区,深化改革便更加不能浮于表面,既要在容易改的问题上着手,更要在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深层次问题上攻坚克难。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全面深化改革7年多来的伟大历程,愈发体现出真理的光辉、思想的力量。
当前,我们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阶段,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改革路上还有许多硬骨头要啃,还有许多难关要攻克。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沿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辟的正确道路,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就一定能够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伟大奇迹。
龙源期刊网
改革永无止境
作者:黄荔
来源:《城市管理与科技》2013年第06期
2013年11月12日,这是一个历史将会永远铭刻的时间。
随着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闭幕,世界再一次把目光聚焦在了这个古老而伟大的国家。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公布让世界感到振奋,这个广泛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相提并论的《决定》,被媒体高度赞誉为“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
有专家统计,《决定》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分别是:制度183次,改革137次,市场81次,经济74次,文化59次,创新44次。
这几个词连起来是制度、改革、市场、经济、文化、创新,《决定》主旨由此清晰可见。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三中全会的《决定》都会给中国带来深刻变化。
每一位城市管理者都应当认真思考《决定》为城市发展带来的变化。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决定》的内容,城市管理与科技杂志社在第一时间特别邀请了研究城市管理的专家学者,就三中全会与城市未来发展进行了座谈。
在专家引经据典、充满睿智的交谈中,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路径逐渐清晰。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城市建设管理创新也将永无止境。
“一场不可逆转、无法阻挡的改革”周其仁:土地改革的诱饵与根子作者:南方周末记者王小乔发自:北京2013-10-25 10:09:39来源:南方周末图为中国现行土地制度格局。
这种城乡不同的二元制度中,城市土地属于国有,通过招拍挂可自由流转;农村土地数量数倍于城市,但属于集体,要想流转现在只能通过征地变成国有土地。
目前各地的土地试点,大多集中于试验如何流转集体土地。
(何籽/图)∙标签∙周其仁∙土地改革∙土地流转∙新型合作制∙农村土地∙小产权房几亿农民流动起来的土地制度,会不同于城乡隔绝时代的土地制度。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庄农民,是这场改革曲线进程中缺一不可的力量。
但发动过程是不均衡的,没法设计,不能规定哪个先走哪个后来。
改革的平衡点,会在其中不断调整。
合起来,才能逼土地改革往正道上走。
改革的动力来自流转。
流转带来可利用的土地总量上升,土地收益上涨,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这是推动改革的力量。
拿流转的好处诱惑人,拿确权约束人,这件事情就做成了,也能防止地方上“侵权式流转”的邪火。
确权不是形式,而是一种关系的终结,它正在倒逼集体所有制那种不断以人分地关系的终结。
不彻底改变现有集体制,流转就不能发展起来。
工业化、城市化下的土地需要包含流转权的新型合作制,而不是基于地缘和人口不流动的村社制。
从小产权房到成都试点,到底哪一个会成为出口,谁也不能肯定,但这些可能的出口点背后的经济力量和制度动因是一样的——农村土地的相对价格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源最终会流向出价较高的主体,这是不可阻挡的经济规律。
农村土地改革已经一江春水向东流,谁也阻挡不住了。
对土地改革的期待,最近一再升温,甚至资本市场上只要沾上“土改概念”的公司,股价就一波波演绎上涨行情。
在本轮土地改革中,最具想象空间的便是农村土地改革。
1962年的《人民公社条例》和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消灭了城乡之间一切的私有土地。
前者把农村宅基地和自留地收归集体所有,后者把城市私宅之下的土地收归国有。
两种土地,权利不同,价格不同。
城镇的国有土地可经招拍挂程序自由流转,也可抵押;集体土地若想流转为非农用地,却只有国有化一途(近年来有一些地方进行了各种集体土地流转试点,但一来规模总体来说较小,二来还是受到种种限制,比如宅基地始终严禁转让给城镇户口)。
不过这个唯一的途径,成为引发不稳定因素的火药线——据国家信访局统计,现在征地引发的纠纷每年约400万件,一半以上群体性事件由征地拆迁引发。
这个日显僵化的土地制度,在改革开放以来受到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强烈的冲击。
在城市国有土地越来越难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现实下,一方面,各种“地下”流转在强大利益驱动下层出不穷,诸如被默认的“农村厂房”、屡禁不止的“小产权房”;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在现行制度框架内进行着包括“增减挂钩”在内的各种试点,以期寻找改革的突破口。
2013年,中央层面,将农地“确权”写入了“一号文件”;地方层面,广东已出台文件,打算将农民房及其宅基地的买卖从村扩大到镇,而温州正试图将其从村镇扩大到县域范围。
不过,最新的消息是,因为此项改革牵扯重大,存在激烈争议,很有可能步伐会比原来市场期待的更慢一些。
中国城市和农村两种不同的土地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属于农民的土地如何变成属于集体?当前改革的关键点和动力机制何在?下一步的改革将会不可逆转地走向“同地同价同权”,还是会因改革的某些变形而停滞?南方周末记者就以上问题专访关注土改多年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
周其仁。
(CFP/图)从无法律禁止城里人买农民房为什么农民种的白菜能卖给城里人,农民的房子和土地不能卖?它们一样都是农民的财产。
既然是集体制,就应由集体来决定,改革第一步要抽掉国家对集体土地的控制。
南方周末:在土地改革方面,农地很可能会比城镇用地有更大的改革空间。
在现实中,农地也是许多地方试点的重心,尤其是在2013年。
8月,广东宅基地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允许本镇内非城镇户口之间的农房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9月,温州试图将农民房的买卖从村镇扩大到县域范围,因为引发舆论过度关注才暂时搁置细则的制定。
这算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小点突破吗?不过,一直以来,城里人的房子可以自由买卖,本村之外的人购买农民的房子却不受法律保护,这些试点也没有突破这一点。
周其仁:首先要问的是,城里人凭什么不能买农村的房子?物权法里说按照现有法律办,可是现有法律里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2007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中倒是明确了,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
在我看来,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财产权,应该由法律来规定,而不是任何一级政府部门的政策通知。
担心转让会导致农民的权益受损吗?这是不是也太父爱主义了?事实上,在1962年颁发的“人民公社60条”中,承认农民的房子是农民的私人财产,是可以买卖和以各种方式转让的,当时并没有规定说受让方要受户口和地域的限制。
现实中的跨村农房买卖早就存在,这反映了当任何一个资源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的时候,资源总会流向对资源评价较高,也就是出价更高的主体手里,这是不可挡的经济规律,对社会也有益处。
非要禁止或限制,现实就会绕道而行,就会遍地违法。
“小产权房”多年来的事实存在和越禁越多,就是这个逻辑。
南方周末:即便放开对购买人户口的限制,也只是放开了农房,农房之下的宅基地依然从属于集体。
这种残缺的产权一旦面临拆迁补偿问题,是不是会激发新的矛盾?周其仁:也是那个人民公社60条,同时说土地属于集体,不得买卖、租赁、转让。
这就造成房地分开,人为制造了纠纷和矛盾。
房子可以转让,下面那块地不可以,那怎么办?悬空交易吗?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并不是我们想象中更松散的一种体制,实际上依然是受国家的全面控制。
过去通过产品统购统销、隔绝城乡人口流动等,国家实际上成为了集体所有制的控制者。
集体所有制并不是全民所有制,两者的真正区别在于,国家支配和控制前者但并不对其控制后果负直接的财务责任。
改革第一步要抽出国家对集体土地左一道右一道的控制,比如农房农地不准自由卖给城里人。
为什么农民种的白菜能卖给城里人,农民空余的房子和土地就不能卖?它们一样都是农民的财产,都可以转让才对。
既然是集体所有制,那么第一步先把决定权下放,由集体来决定,可以转让还是不可以,否则那个集体制,是空的、假的。
集体制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20世纪50年代后,国家深入到乡村一级,这是中国传统上以往任何时期都不曾做到的。
南方周末: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是怎么来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民是享有对土地的完整产权的,后来才变成土地归集体所有。
这一城乡二元的土地体制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周其仁:20世纪50年代后,国家深入到乡村一级,这是中国传统上以往任何时期都不曾做到的。
这与国家工业化的目标紧密相关,这是新中国建立后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通常来说,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主要源于本国的农业剩余。
但当时,中国农村的土地地租,却随着土改而被全体农村人口平分了,除了农业税以外,更多的农产品都留在农民自己手中,成为他们私人的消费和投资。
1953年开始,农民惜售粮食和农产品,导致国家收购农产品困难。
在本质上,这是一个土地被农民平分完毕的小农经济与雄心勃勃的国家工业化目标之间的矛盾冲突。
国家也曾试图扩大征税,但50年代几次高征税引起农民的集体抗议。
既然这是耕者平分土地的结果,重新集中土地也就是从根本上改造小农的个体所有制。
最初是给农民更多限制,比如规定每家每户的粮食和棉花生产指标,关闭集市贸易。
后来,集体化进一步消灭了残缺的农民私有权。
互助组运动联合了农民的生产活动,初级社归并了农民的主要财产,高级社消灭了土地和牲畜的分红,人民公社则在更大范围内推行公有化。
至此,国家拆除了农村社会的所有权藩篱,全面进入乡村。
农民为什么会接受这种改变?因为他之前获得的土地所有权,不都是家里传下来的,也不是他自己买来的,而是通过政治运动(土改)分来的。
现在国家号召集体化,农民不干行吗?这就是国家造出集体制的产权基础。
南方周末:中国乡村有着自己的传统土壤,这样的背景下,突然生长出来的集体制对农村、对经济有怎样的影响?又会如何演变?周其仁:中华文明的传统是在家庭内部的土地“诸子平分”,这是传统带来的麻烦,小家庭内部诸子平分,导致谁也不愿意离开故土,谁走了谁吃亏。
这是一条小农经济的路。
英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之所以能迅速发生,恰恰是因为他们的传统是长子继承制,其他的儿子被迫从土地上转出去。
但那时候我们的传统还只是在家庭内平分,不会因为你家生了孩子就可以去分别人家的土地。
集体制是雪上加霜,在小家庭内平分的传统上,再引入了苏联的村社制。
那种“村社社会主义”,要点是随人口变动不断重新分配土地。
苏联是人少地多,搞那套也许还可以,但中国恰好相反,人多地少。
因此,阴差阳错学回了苏联的那一套,中国农村在事实上也成了村社,成员第一不准自由流动,不准进城,第二就是随着人口变动不断调整土地,不断重分土地。
有限的土地在庞大的人口中不断细分,新中国成立后增长的好几亿农民全部禁锢在土地上。
这实际上是农村贫困的根源。
农民被束缚在一个具体的框框里,不能流动,也就跟工业化、城市化,跟现代文明没关系。
新一轮土地改革中最具想像空间的,是农村土地。
(CFP/图)确权倒逼集体制确权不是形式,而是一种关系的终结,它正在倒逼集体所有制那种不断以人分地关系的终结。
“生增死减”在影响确权,进而影响农村土地的流转。
南方周末:2013年,中央层面在农村土地改革问题上强调最多的是农地的“确权”,并且把它写进了“一号文件”之中。
其实这项工作在“土改重镇”成都其实已经践行了五年之久,为何直到今天才着手在全国层面铺开?而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也承认“确权”工作至少还需要5年,似乎难度依然很大,确权之难难在何处?周其仁:根据我的观察,5年之内能完成全国范围的农地确权(承包的耕地、居住的宅基地、村集体建设用地),就很了不起。
耕地承包权的确权发证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
早在1980年代,就有5个1号文件中提出给农民颁发土地承包证,但是直到现在,中国大多数农村的承包地也只是村里面写一张条子盖一个章。
中国缺少尊重财产权、重视财产登记的行政传统,事实上厘清财产是政府除国防、治安之外最重要的工作。
做财产登记,是让社会保持安宁和稳定最重要一环。
我们就缺这一环,而且这些年来不断变迁,厘清的难度越来越大。
农村承包地的流转早在1980年代就放开了,但是规模始终不大,不是没有人愿意接手承包,而是产权关系太复杂了,不敢贸然进入。
在农村很多地方,生一个孩子,就要改变现有的承包关系,给这个孩子分一块承包地;死了一位老人,承包地也要相应收回,也就是“生增死减”,这也是学习苏联“村社社会主义”的一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