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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食主产区演变的特点与原因分析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粮食主产区进入了较快的演变与发展时期，并表现出一系列特点。
粮食主产区的演变与发展是比较效益、资源禀赋、社会需求、科技进步等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
要实现粮食主产区可持续发展，必须引导粮食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强化中央政府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与保护，协调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之间的关系，从区域经济角度确定粮食主产区发展思路。
关键词：粮食主产区演变可持续发展粮食主产区是中国商品粮生产的核心区域，对确保国家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具有决定性作用。
一旦粮食主产区出现问题，就会直接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粮食主产区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这种变化是自然、经济、科技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本文通过梳理中国粮食主产区演变与发展的特点，深入分析这种变迁的原因，构架粮食主产区未来发展的政策框架，以期为政府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中国粮食主产区演变与发展的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生产格局和流通格局两个方面。
从中国粮食生产格局变迁看，全国粮食生产区域由南方持续向北方转移，由东部、西部逐渐向中部推进，其中东南沿海区粮食生产急剧萎缩，东北区和黄淮海区形成了全国粮食增长中心，粮食主产区的边界明显地呈现出缩小趋势。
从中国粮食流通格局变迁看，伴随着粮食调运由计划调拨到市场调节的变化，中国粮食流向流量发生了由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的转变。
中国粮食主产区在演变与发展中表现出显著特点。
（一）粮食主产区在空间上相对集中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粮食种植面积在不同区域发生了消长不同的变化。
以浙江省为例，粮食种植面积在20世纪50年代为326.35万公顷，到了20世纪90年代下降到293.99万公顷，到了2008年进一步下降到127.16万公顷。
与此相反，北方的一些省份粮食种植面积则呈增长的趋势。
以黑龙江省为例，粮食种植面积在20世纪50年代为604.76万公顷，到了90年代扩大到767.27万公顷。
我国粮食生产的影响因素分析敬志红;张宁波【摘要】The grain production is affected by the natural factors and economic factors.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natural factors,the farmers'willingness and the rural labor force to food production.The willingness of farmers and rural labor are mainly influenced by economic fac-tors.With the transfer of China's rural labor force,grain production in China is still a"ten increase", mainly because the state has adopted a series of supporting agricultural preferential policies,so to en-hance the willingness of farmers to grow grain and promote production efficiency.Finally,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new problems of food production safety,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increasing food production.%粮食生产会受到自然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
本文主要分析了自然因素、农民种粮意愿和农村劳动力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西部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现状及其形成原因西部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现状及其形成原因中国网 | 时间：2021 年11 月3 日 | 文章来源：中国网引言西部地区本文所指的西部，包括云、贵、川、渝、陕、甘、宁、青、新疆、内蒙、西藏、广西12省、自治区、直辖市。
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全国55个少数民族8000多万人口，其中80%以上分布在西部地区。
同时，西部地区又是我国最主要的贫困地区，《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的592个国定贫困县，有258个是少数民族自治县；这258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中有224个分布在西部地区，占民族贫困县的86.8%。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五年以来，在各方的艰苦努力下，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西部民族地区扶贫开发任务还相当重，据国家统计局2021年3月最新发布的《2021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公报》显示中国扶贫基金会一西部民族地区贫困现状刻画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最主要的贫困地区。
到2000年底，按照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625元的国家贫困标准，我国剩余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西部。
到2021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标准为668元，低收入人口的标准是924元。
后者即相对贫困的标准，指初步解决温饱，但收入还不稳定的状况。
按照我国的贫困标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所列的592个国定贫困县中，西部12省区总共有375个，占全国的63.3%。
其中，有224个民族贫困县在西部地区，分别占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总数592个的37.8%，占全国重点扶持民族贫困县258个的86.8%。
关于西部民族地区国家重点扶持民族贫困县的具体分布。
说明：表中没有西藏的资料，西藏原列有5个国定贫困县。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结束后，国务院将西藏的73个县整体纳入扶贫计划进行区域整体扶持，不再列入国家扶贫重点县名单。
从表1可以看出，民族贫困县集中分布的西部省区是云南44个，贵州36个，内蒙31个，广西28个，新疆27个，四川20个，甘肃14个，青海12个，宁夏8个等。
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与制约因素分析作者：刘萍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2年第18期摘要：粮食安全问题在国家战略安全中具有重要地位。
目前中国粮食安全还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进行粮食生产区域的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确保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力；建立财政支农体系，从价值形态上对粮食生产进行支持；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加强食物质量安全体系建设是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有效对策。
关键词：粮食安全；制约因素；对策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8-0199-02粮食安全问题是各国政府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它在国家战略安全中与国家的经济安全、军事安全、信息安全一样处于重要地位。
中国粮食安全目前也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一、中国粮食安全的制约因素分析粮食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由诸多环节构成，安全与否取决于各环节的安全状况，目前，中国粮食安全也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表现在：1.资源短缺制约。
农业发展受耕地、水等自然资源制约严重，而耕地又是最基本的制约因素，目前中国拥有可耕地面积2003年仅为13 004万公顷，只占世界总耕地的7%，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3，高产耕地则更为稀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耕地面积下降的趋势还在继续。
同时中国又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美国的1/5，且水资源利用方式粗放、用水效率低下，淡水资源紧缺已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瓶颈”。
2.农业基础设施薄弱。
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受自然因素影响大，风调雨顺，收成好，灾害严重则收成差，甚至颗粒无收，所以，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防治灾害，减灾抗灾，改善粮食生产条件，提高粮食生产率保障粮食生产的重要手段，目前，中国农业基础设施相当薄弱，基本上还在是靠天吃饭，农业基础设施仍是制约农村经济的最大障碍，现有的水利设施大多是20世纪60年代修建的，年久失修，设施老化，急需除险加固。
我国粮食生产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我国粮食生产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我国粮食生产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摘要：根据我国粮食生产研究资料,本文评述了我国粮食生产现阶段面临的问题及原因，指出了潜在的粮食危机，最后，从农业生态经济的角度，提出了我国粮食安全的对策。
“民以食为天”。
粮食是宝中之宝，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注重粮食生产，我们中国也不例外，以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
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制约了我国粮食生产安全,本文就我国粮食生产现阶段面临的问题、原因及对策进行探讨。
一、我国粮食生产现状与人增地减的矛盾分析目前我国粮食总产约为4.6亿t，人均粮食370kg，基本上解决了我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但由于经济政策不配套，产业政策不稳定，局部地方曾出现“卖粮难”问题，因而有的学者就认为我国粮食过了关，供大于求。
这实际上是低消费水平下的相对过剩，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粮食人均占有量很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产品过剩,特别是当前面临人增地减的矛盾，我国粮食总产已出现连续滑坡，如不采取良策及时解决，将会带来粮食危机，影响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
目前我国人口基数大，宏观失控，增长过快，由建国初期5亿增至13亿，验证了马尔萨斯（malthus）理论中关于人口增长对自然资源和人类福利有负面冲击的论断。
预计2030年我国人口将增至16亿，若按人年均消费粮食400－500kg计算，则需增加粮食产量1.2—1.5亿吨,单产达到6000－8000kg/hm2，总产才能达到***—8亿t，然而，因经济建设占地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以及严重的水土流失等原因，使耕地逐年在减少，据国土资源部统计资料：近七年来全国减少耕地66000hm2,其中600多个县市人均耕地面积仅0.05 hm2,目前全国耕地由1998年的9000万hm2减少到2004年的7700万hm2，减少14%，人均耕地仅0.09 hm2,xq约占世界人均耕地1/3，约为美国人均耕地1/11，预计2030年耕地将减少到12000万hm2，人均耕地降至0.07hm2，近于临界状态。
西部农业滞后的原因之我见开县政协委员：赵树国在我国西部农村，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土地荒芜，粮食欠收，严重影响农业发展”。
其主要现象我想谈其自己的观点：一、观现状我去过云南、贵州，到过四川，亲临重庆。
看到了遍地良田沃土已成荒山。
西部的粮食产业还存在自然依赖性，其粮食生产依托的土地资源有限，耕地面积在逐年递减，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基本上还是原始的刀耕火种，而且粮食生产仍严重依赖自然气候条件，仍处于“靠天吃饭”阶段，受以上这些条件制约，西部的粮食生产供给存在着较大的不稳定性，又由于生产周期长，供需弹性小，很难在短期内迅速调整供给量，极易出现供给数量的不足。
此外西部农户粮食生产规模普遍较小，粮食生产难以获得社会平均利润，基本无利可图，按资本流动规律，投入粮食产业的资本越来越少，不断流向外部，特别是近几年西部农业生产基本处于投入多产出少的状况，粮食经济到了不可持续、农业到了不可维持的境地。
所以，造成大面积田地荒芜。
特别是2012年重庆地区实行了土地储备，政府投入大量财力（12万/亩）、物力，推掉山区无人居住的旧房子让其房地变为耕地，结果几个月后，大部分复耕地又变成了荒山。
二、究原因原因之一：粮食价格的上涨与行业工资上涨的不协调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八十年代初期，我国农民承包了集体土地，种粮积极性非常之高。
因为当时其他行业人工资收入普遍较低，一个工匠的日工资为1--1.2元，拿财政工资的各类人员月平均工资不到40元，当时的粮食价格为每公斤玉米、水稻1元，大米为1.4元。
每亩种植的粮种、化肥、农药等开支不过50元左右。
而三十年后的今天，一个工匠的日工资为100—150元，拿财政工资的各类人员月平均工资为3000多元，基本上是80年代初的100倍，而现行的粮食价格为每公斤玉米、水稻3元，大米为4-5元，只有30年前的3倍。
每亩种植的投入为种子40余元，化肥200余元，农药20余元，也是当时投入的5倍多，雇工工价就更不用说了。
原因之二：种粮收入具有负增长性。
在刀耕火种的西部，一个全劳动力每年最多可耕种三亩土地，大、小春两季亩产最高可达750公斤，生产粮食总量为2250公斤，按现实市场价格每公斤3元计算，可获毛收入6750元，三亩土地投入费用为：种子186元，化肥900元，农药90元，需工日为200个，按劳务输出工价日工资100元计算，总工价为20000元，一年辛勤劳作后为倒亏14426元。
由此看来，谁愿去种粮食呢?即使粮食丰收了原因之三：农民种粮存在信息闭塞性。
我国粮食生产供给领域，由于粮食商品大体上由2亿农户提供，而且作为生产主体的农户又不完全掌握粮食市场信息，粮食价格不能够完全取决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搏弈，而是倾向于对需求方有利的市场格局，粮食价格难以真正反映市场价值。
这些都决定了农民在单纯依靠市场的条件下，依靠增加粮食产量是难以提高收入水平的，也享受不到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好处。
三、论直补（一）、粮食直接补贴对农民扩大种粮面积的意愿影响较弱。
就粮食直补政策对农民种粮面积的影响我们提出如下假说:假说1.按照农业土地实有面积发放补贴，则农民种不种粮都可以获得补贴，所以对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没有特别的鼓励作用；假说2.农户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经过长期的探索，已经基本上形成了最优的种植结构，如果农民在种植粮食和其他农作物之间是无差异的，按照农业土地实有面积补贴，每亩增加的30元左右作为边际增量，如果能够达到某一临界点，从而打破原有的均衡，可能会促使农民种植更多的粮食。
补贴后产量增加，粮价有可能降低。
（二）、粮食直接补贴对农民每亩粮食生产投入量影响甚微。
我国2011年粮食生产获得丰收。
另外，2011年我国化肥、种子销售总量上升，农民投入增加。
那么，是不是由于粮食直补带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户每亩投入量增加，因而导致粮食单产上升呢?农户种植粮食的投入主要包括:种子、化肥、农药、灌溉、机械作业费用、雇工等。
由于近年国家进行农村电网改造工程，逐步促进城乡用电同网同价，在近几年煤电价格上涨的前提下，仍然保证居民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不变，因此灌溉费用基本不变；另外农村的机械作业费用和雇工费用明显增高，农机在粮食生产成本中所占的比重也较低。
为简化问题，我们主要调查农户每亩土地上种子、化肥的投入，以了解农户投入数量和金额的变化。
我们共获得46个玉米投入的配对样本，统计平均每亩种子和化肥的投入量，结果见表。
20010年、2011年平均每亩玉米种子、化肥投入量(元/亩)年份玉米种子费玉米用肥费2010年36 1802011年42 200从表可以看到，从2010年到2011年，每亩玉米投入量的平均值变化不大。
因此，2011年农民每亩粮食生产投入额的增加与粮食直补政策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且与农民税费负担减轻、粮价上涨也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主要是源于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
从全国范围看种子、化肥投入总量的增加，应当是由于粮价上涨，农民扩大了种粮面积，其实质并非如此。
（三）、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局限性。
粮食直补资金直接发放到每一个种粮农户手中,政策目标一是要促进农民增收,二是要扩大粮食生产保证粮食安全。
国家的粮食储备主要来源于种粮农户留够自用粮后向社会供给的粮食,种粮农民的收入也主要靠卖粮,其实,由于粮价较低,仅靠出售粮食获取的收入仅能够用于维持家庭必需品的消费,如果考虑到满足农民的妥善就医、农民子女受教育经费等问题,该收入还有较大的差距。
微薄的直补资金不足以促进农民扩大粮食产量。
实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以来,全国范围内，平均到每亩地大约10元左右,这样,每户家庭大约能获得直补资金50到100元左右。
而增加粮产需要在耕地质量、水资源等多方面投资,每户所得100元资金用于改善这些生产条件远远不够,况且农业生产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农业投资有很大的风险,即使粮食丰收了,粮价也难以保障。
在当前农民收入很低、医疗卫生、子女教育等问题上存在重大收入缺口的情况下,所得少量的直补资金会直接用在其它消费上,粮食产量不会由此而增加。
（四）、地方政府的补贴负担与其粮食安全贡献率不对称。
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的地方政府承担的补贴资金负担与其辖区的粮食安全保证需要“背离”。
直接补贴资金来源于粮食风险基金。
从1994 年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建立粮食风险基金。
从1999 年起，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粮食风险基金负担比例是1:1.5，缺口部分按1:1 分担。
在这样的直接补贴资金负担体制下，地方政府辖区内生产的粮食越多，其承担的补贴资金也越多，地方政府辖区生产的粮食越少，其承担的补贴基金也越少。
生产粮食多、对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贡献大的地方政府也是其承担国家粮食安全负担越重的地方政府。
生产粮食少、负担补贴资金少的地方政府却享受着与生产粮食多、承担补贴资金也多的地方政府同样程度的粮食安全系数。
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补贴资金效益外溢到了非主产区。
根据经济学一般原理，如果地方政府补贴资金的外溢性不能获得补偿，那么，地方政府的理性行为是补贴资金不到位或尽量地减少补贴资金支出。
在比较利益下，生产粮食农户收入因缺乏补贴收入下降后，农户会自觉地减少粮食生产。
最终结果就是国家的粮食数量安全受到威胁。
直接补贴的初衷——稳定粮食生产目标难以实现。
（五）、补贴模式存在着农户补贴所得与粮食生产不对称。
种植粮食的农户不得补贴，不种植粮食的农户得补贴。
直接补贴运行一般是在生产开始前发放给农户。
在具体发放补贴办法上，西部地区一般按照农户申报的粮食种植面积或农户的土地面积发放，不与农户当年粮食生产数量挂钩的方法。
如果按照农户申报种植面积补贴，一种情况是一部分农户的种植面积并没有严格地按照所获得的补贴资金数量种植相应的粮食数量，更有一些农户是获得申报补贴后，根本没有按照补贴范围种植粮食。
另一种情况是有的农户由于各种原因，尽管在开始生产前没有申报，在实际生产上种植了符合补贴范围粮食产品没有获得补贴。
这样，获得补贴的农户没有完成应该种植的产品，没有获得补贴的农户却种植了符合补贴的产品。
补贴并没有补贴给真正应该获得的农户。
如果按照面积补贴，无论是种植什么项目，农户都可以凭借其使用耕地数量获得相当的补贴。
有多少地能获得多少补贴，不管耕地是否种植了粮食作物。
补贴获得量完全取决于耕地量，与粮食生产与否、多少无任何关系。
这样，补贴并没有让真正的粮食生产农户收入提高。
补贴政策的运行对粮食生产农户不公平，也低效率。
这时，无论是种粮农户收入的提高、国家的粮食安全、农业结构调整深化，还是农业资源环境保护等预期目标都难以实现。
（六）、农户的“亲环境”粮食生产补贴缺失。
实施“清洁生产”是提高我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的特别重要措施，也是我国粮食安全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质量安全。
而粮食“清洁生产”的实现一般是以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为前提的。
农户减少使用化肥、农药自然要减少产量，降低收入。
如果农户因“清洁生产”而减少的收入没有获得相应补贴，农户就会终止“清洁生产”。
到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可能提高，农业生产环境不可能改善。
（七）、粮食直接补贴不能取代价格支持。
要保护粮农的利益,重点是要解决粮食过剩时农民“卖粮难”和价格下跌的问题,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价格机制本身就为农民带来了利益,如2011年我国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虽然与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有相关性,但粮食价格上涨的相关性可能更大。
所以对粮农的补贴不能只有固定的支付,政府还必须提供必要的保护,保证农民在价格下跌时的合理利益,同时解决农民粮食的变现问题。
如果农民的粮食不能变现,而只得到一点补贴,也只不过是杯水车薪。
（八）、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完善的措施。
总的来讲, 我国农业支持水平相对比较低, 按WTO 协议计算口径, 把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的财政支出、粮棉油糖价格补贴计算在内, 1996- 2000 年, 我国农业支持总量分别为1 083 亿元、1 267 亿元、1 826 亿元、1 709 亿元和2 200 亿元, 分别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4.9%、5.3%、7.4%、7%和8.8%。
按照相同的口径, 发达国家的支持水平约达到30%-50%。
在WTO 规则允许的12 种“绿箱”政策措施中, 我国使用了6 种, 即政府的一般服务支出、食物安全储备、国内食物援助、自然灾害救助、生态环境保护和地区发展援助。
“黄箱”支出在1996- 1998 年计算基期内年均为297 亿元, 占农业总产值的1.23%, 与谈判允许的8.5%( 1 740 亿元) 相比, 我国“黄箱”政策的支持空间还有1443 亿元。
我国农业和粮食补贴的可利用空间是很大的, 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 适当增加一些财政补贴是完全必要的。
另外，直接补贴只具有给农民“输血”功能, 而不具有“造血”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