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㊀㊀[基金项目]国家自科基金项目 农村生态产业发展的促进机制与支持政策研究 (编号:７１５６３０１５)ꎮ㊀㊀[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４－０６㊀㊀[作者简介]彭新万ꎬ男ꎬ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ꎬ博士ꎮ２０１８年９月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Ｓｅｐ.２０１８第３９卷㊀第５期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３９㊀ɴ.５ＤＯＩ:１０.１４１３７/ｊ.ｃｎｋｉ.ｉｓｓｎ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１８.０５.００８创新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解决思路基于国内文献的分析彭新万(江西财经大学㊀经济学院ꎬ㊀江西㊀南昌㊀３３００１３)㊀㊀[摘要]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ꎮ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研究ꎬ当前国内主要围绕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内容㊁测算以及成本解决机制等展开ꎮ在成本测算方面ꎬ应考虑诸如社会㊁心理㊁文化㊁观念等方面的适应性非经济成本ꎻ在成本解决方面ꎬ要把即期成本和长期成本㊁经济成本与非经济成本等多维度的成本有机统一起来ꎮ同时ꎬ还应构建完善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摊机制ꎬ创新由政府㊁农民工用工企业(社会组织)及农民工个人共同缴付的筹资机制ꎮ[关键词]农民工ꎻ市民化成本ꎻ分摊机制ꎻ筹资机制[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３.６㊀[文献标识码]Ａ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１８)０５－００４１－０６㊀㊀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当前乃至未来城市化发展的主要任务ꎮ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２０１５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ꎬ２０１５年ꎬ全国农民工总量为２７７４７万人ꎬ其中ꎬ外出农民工１６８８４万人ꎬ本地农民工１０８６３万人ꎮ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效果并没有达到国家的政策目标ꎬ即人口市民化和空间城市化存在显著差距ꎬ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数据ꎬ用城镇户籍人口与城镇居住人口各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比来衡量ꎬ这一差距在１０个点以上ꎮ近年来ꎬ为了破解这一现象ꎬ学界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问题展开了广泛研究ꎬ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概念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认识ꎬ即农民工从开始进入城市到最终实现市民化过程中为享有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就业㊁住房㊁子女教育㊁养老保险㊁医疗保险以及各种公共服务待遇和权力所必须支付代价的总和ꎮ[１]但是ꎬ当前学界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内容㊁测算和分担机制等核心问题并没有达成共识ꎬ且存在研究成果与现实需求脱节的现象ꎬ而这些问题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基础问题ꎮ因此ꎬ本文通过对近几年有关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ꎬ提出解决农民工市民化成本问题的分摊机制与筹资机制ꎮ一㊁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内容:以经济成本为主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内容ꎬ学界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ꎮ从现有的文献看ꎬ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内容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ꎮ一是基于成本结构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为个人成本和公共成本ꎮ早期研究者普遍认为ꎬ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就是指其社会成本ꎬ分为私人发展成本与公共发展成本[２]ꎬ或者个人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成本[３]ꎮ如张国胜(２００９)认为ꎬ私人发展１４成本包括私人生活成本㊁智力成本㊁住房成本与社会保障成本[２]ꎻ公共发展成本是指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ꎬ为保障城镇健康协调发展所必须的城市内的基础设施㊁生态环境与公共管理等基本功能要素的投资成本ꎮ其后ꎬ很多学者对两部分成本的内容进行了重新划分ꎮ康涌泉(２０１４)认为ꎬ农民工市民化的私人成本主要包括农民工在城市的衣食住行通信等方面的日常生活㊁医疗㊁职业培训㊁子女教育的成本以及因进城务工所放弃在农村原有的农业收入和政府对农业的补贴收入而形成的机会成本和其他成本[４]ꎻ公共成本主要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成本㊁满足农民工市民化后就业所需的城市投资建设成本以及基本的社会保障成本ꎮ二是基于成本承担者的角度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划分为个人成本㊁企业成本和政府成本ꎬ并突出指费用的增加ꎮ个人成本包括迁移成本㊁生活成本㊁适应城市生活的融入成本和失业风险成本[５]ꎻ企业成本包括企业为该企业所在农民工支付与城市市民相同的薪酬引起的费用增加ꎬ如工资㊁福利㊁奖金的增加[１]ꎻ政府成本包括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成本㊁社会保障成本㊁住房成本和就业成本[６]ꎮ杜海峰等(２０１５)创新性地将私人成本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ꎬ其中显性成本包括生活成本㊁智力成本㊁住房成本㊁社会保障成本㊁放弃土地机会成本[７]ꎬ隐性成本包括社会交往成本㊁子女教育机会成本㊁失业风险成本ꎮ此外ꎬ企业成本除了社会保障成本和培训成本外还包括工资歧视成本ꎬ即农民工市民化后由企业补齐因歧视而少发的那部分工资ꎮ三是基于其他学科视角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划分ꎮ周春山㊁杨高(２０１５)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引入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研究ꎬ很好地将成本的层次性和阶段性㊁一次性(即期)和长期性(总和)有机地结合起来ꎮ[６]滕丽娟(２０１１)从政治学的视角分析指出ꎬ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拥有的关系型社会资本质量不高ꎬ认为起根本作用的制度型社会资本不断成长但不够成熟制约着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ꎮ[８]综上所述ꎬ一方面ꎬ虽然当前学者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内容达成了基本共识ꎬ但是由于研究视角不同对成本的划分及内容依旧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ꎮ此外ꎬ由于农民工市民化具有长期性ꎬ在市民化过程中发生的很多成本并不是在短期内就能发生的ꎬ因此大部分学者并没有区分出远期成本和近期成本ꎬ或一次性成本和持续性成本ꎮ另一方面ꎬ当前学术界大多划分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显性成本ꎬ但是对于来自于社会㊁心理㊁文化等方面容易制约农民工市民化从而给农民工带来非经济成本的研究则涉及很少ꎮ二㊁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测算:方法与数量虽然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过程比较复杂ꎬ但是对建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解决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ꎬ应当予以重视ꎮ目前ꎬ学界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测算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大多学者都是采用了构建成本模型公式并分类加总的方法ꎬ二是主要讨论政府承担(支出)成本ꎮ(一)政府支出的公共成本视角很多学者关注的重心在于政府需要承担多少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ꎬ从而判断我国财政是否能负担得起这部分支出ꎬ因此他们重点测算了公共成本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２０１１)分别对义务教育㊁居民合作医疗保险㊁基本养老保险㊁民政部门的其他社会保障㊁城市管理费用和住房６个方面进行测算ꎬ并按２０１０年不变价格计算出公共成本约为８万元/人ꎮ[９]去除养老保险的远期支出后ꎬ即期平均成本为４.６万元/人ꎮ如果再将年度支付的日常费用分解ꎬ一次支付平均最多为２.４万元ꎬ年度支付约为５６０元ꎮ因此ꎬ课题组认为ꎬ农民工的市民化成本并非不可承受ꎬ关键在于政府的行动能力ꎮ申兵(２０１２)分别对宁波 十二五 期间以教育㊁公共卫生㊁就业扶持㊁社会保障及住房条件改善服务支出为主的政府支出进行计算ꎬ合计得到 十二五 时期的五年人均需要政府补助１３５０７.４~２５５０７.４元ꎮ[１０]丁萌萌㊁徐滇庆(２０１４)认为ꎬ户籍改革成本即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ꎬ并测算出２０１１年当期政府所需支付的人均公共成本为４０２４.７７元ꎬ且一次性解决已进城农民工户籍需要支付的政府成本为６４０８.９７亿元ꎮ[１１]此外ꎬ他采用ＶＡＲ和最小二乘估计模型分析出市民化公共成本不会显著地带来财政负担ꎬ政府有能力承担这部分成本ꎮ陆成林(２０１４)认为ꎬ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具有一定的弹性且不会有一个确定的数值ꎬ在考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基础上将成本区分为下限成本和上限成本ꎬ并计算出辽宁省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介于年人均为２４９２６.３~７４７０２.８元之间ꎮ[１２]另外ꎬ杜海峰等(２０１５)借鉴了成本会计学中的产品２４成本计算分类法与平行结转分步法ꎬ将各成本项按层次性与包含关系划分为不同层级的账户ꎬ最后逐级归集㊁汇总㊁均分得到农民工市民化的年人均总成本为６.３１４万元ꎬ政府承担的公共成本为年人均０.８３万元ꎮ[７](二)政府承担的社会成本视角许多研究者综合考虑到人口代际交替因素和不同地区的经济情况ꎬ分别对不同地区的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进行测算ꎮ张国胜(２００９)计算出东部沿海地区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成本分别约为１０万元与９万元ꎬ内陆地区的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成本分别约为６万元与５万元ꎮ[２]张继良㊁马洪福(２０１５)则从人均社会保障成本㊁生活成本㊁子女义务教育成本㊁住房成本四个方面考虑个人㊁企业和政府各自缴付的金额并进行加总ꎬ并以２０１１年的价格水平作为基期最终计算出江苏省农民工一次性转化为市民化人均总成本为１２.３万元/人ꎬ而剔除没有意愿留在城市的农民工ꎬ得到江苏省第一代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总成本相差３.１万元/人ꎮ[１３]单菁菁(２０１５)对我国东㊁中㊁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进行测算ꎬ得到农民工市民化人均公共成本是１２.９万元ꎬ个人成本是人均１０.１万元＋１.８万元/年ꎬ进一步细分得到农民工市民化要在短期集中投入的公共成本约为２.６万元ꎬ长期投入的公共成本为２４００元/年ꎮ[１４]可见ꎬ虽然以上三位学者从同一角度测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ꎬ但计算过程却存在差别ꎮ通过对比可以发现ꎬ张国胜和单菁菁直接对政府和个人分别所需支付的总金额进行了单独计算ꎬ而张继良则先分别计算出每个成本项目下的政府㊁个人和企业的支付金额ꎬ最后再分别加总得出政府成本㊁个人成本和企业成本ꎮ值得一提的是ꎬ张继良综合考虑到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㊁价格水平㊁工资的变化㊁摩擦失业率及 新农合 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来计算江苏省农民工市民化一次性成功的所有成本ꎮ因而ꎬ就一次性成本的研究而言ꎬ张继良的计算结果可参考性更强ꎮ而单菁菁创新性地将农民工市民化短期支付成本和长期支付成本区别开来计算个人人均成本和公共成本ꎬ这是十分必要的ꎬ测算的结果也更科学㊁合理ꎮ此外ꎬ有学者认为ꎬ需要细化分析不同城市间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差异才能综合反应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情况ꎮ如ꎬ杜宇(２０１３)将全国城市按一定的标准分为五类ꎬ并从每类中选出两个代表性城市计算并比较该城市中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ꎮ[３]结果显示ꎬ农民工向一㊁二类城市转移市民化进程的社会成本总体偏高ꎬ且西部省区的市民化成本偏低ꎬ大城市和沿海城市的市民化成本较高ꎮ因此ꎬ他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将会呈现阶梯式的进展过程ꎮ综上ꎬ由于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在时间上具有长期性ꎬ在空间上呈现出多地域性ꎬ加之研究者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研究角度不同ꎬ模型公式的指标选取㊁测算标准㊁数据来源都存在差异ꎬ从而导致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结果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ꎬ当前测算结果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不足ꎮ一是从测算的结果来看ꎬ大部分研究者是对公共成本进行测算ꎬ而对单独测算企业成本或个人成本涉及很少ꎬ很少有学者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的非经济成本进行具体的量化衡量ꎬ因此测算结果并不能完全表示出农民工成功市民化发生的成本ꎮ二是从测算方法来看ꎬ大多数学者计算的是人均成本且采用分类加总法再计算出总成本ꎮ但是ꎬ在加总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ꎬ有的项目人均成本指的是每年所需ꎬ而有的项目人均成本是指农民工市民化后直到生命终止所发生的成本支出ꎬ所以并不能单纯地将这些项目相加ꎮ此外ꎬ由于农民工市民化具有长期性ꎬ在市民化过程中发生的很多成本并不是短期内就能发生的ꎬ如社会保障性成本属于长期成本ꎬ因此应该分别考虑短期成本和长期成本进行计算ꎮ三是从测算的各项成本指标来看ꎬ当前的研究没有构建出统一的指标体系ꎬ可能使相关研究的实际价值大打折扣ꎮ如ꎬ有的文献在计算总成本时没有考虑机会成本的影响ꎬ有的学者对社会保障成本或社会保障性住房成本进行测算时只计算了政府支付的部分而遗漏了个人承担的费用ꎮ以上这些缺失都会使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测算结果出现很大的偏差ꎮ四是从外部影响条件来看ꎬ很多研究者没有考虑人口结构及农民工愿意市民化的比例ꎬ有些项目成本的计算没有剔除不愿意留在城镇的农民工的影响ꎬ因而最终测算出来的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成本偏大ꎮ另外ꎬ很多研究者都是以当年的物价水平作为基准ꎬ在计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到价格水平的变化ꎮ而且很多文献只是针对某一特定地区来研究农民工市民化成本ꎬ由于不同３４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ꎬ因此不同地区的测算结果也不同ꎬ对某些地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计算显然并不能反映整体的情况ꎮ因此ꎬ在计算全国平均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时ꎬ应当充分考虑这些因素ꎬ考虑不同地区的农民工市民化情况进行综合计算才能使计算结果误差更小ꎮ三㊁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解决机制:分摊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摊机制的科学设计即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到底由谁承担的问题是关系农民工最终是否选择市民化的决定性因素ꎮ现阶段ꎬ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摊机制的讨论和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种情况ꎮ一是政府㊁企业㊁社会和个人共同的分摊机制ꎮ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金额庞大ꎬ要农民工个人承担市民化的全部成本是不切实际的ꎬ有的研究者认为ꎬ市民化成本既包括政府应该承担的公共成本ꎬ也包括由社会㊁企业和个人承担的相应的成本ꎮ如ꎬ眭海霞㊁陈俊江(２０１５)认为ꎬ社会保障成本由政府㊁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ꎬ并且假设企业和政府承担相同的比例ꎬ测算出在成都市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总成本中ꎬ政府分摊５６％ꎬ企业分摊２１.６３％ꎬ农民工分摊２２.３７％ꎮ[１５]然而ꎬ如果要充分解决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问题就必须构建一个涵盖中央政府㊁地方政府㊁企业㊁个人在内的多元主体分担机制ꎮ[６][１６]周春山㊁杨高(２０１５)也以同样的思路计算出了广东省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摊情况ꎬ即政府㊁企业和农民工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分摊比例为４６:２２:３２ꎮ[６]二是侧重政府承担的成本部分ꎬ即政府间的分摊机制ꎮ学者们普遍认为要建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㊁地方各级政府间㊁流入地和流出地政府间的分摊机制ꎮ[１７][１８][１９][２０]一般来说ꎬ中央政府重点解决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ꎬ而地方政府重点解决省内流动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ꎮ[１７][２０]中央政府承担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支出㊁相关社会保障补助支出[２１][２２]ꎬ而地方政府则集中对保障性住房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㊁城市公共管理㊁就业培训等地方性公共事项进行支出[２０][２２]ꎮ王志章㊁韩佳丽(２０１５)认为ꎬ流入地政府应该是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主要承担者ꎮ[２２]周春山㊁杨高(２０１５)认为ꎬ中央政府的成本是指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成本㊁社会保险㊁教育医疗㊁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ꎬ并计算出广东省农民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担比为４８:５２ꎮ[６]冯俏彬(２０１４)和谢建社(２０１５)提出ꎬ要调整转移支付制度ꎬ促成地方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上的财力与事权相匹配ꎬ并且转移支付的结构要与农民工市民化相挂钩ꎮ[２１][１８]在此基础上ꎬ俞雅乖(２０１４)进一步提出ꎬ省级政府要建立农民工市民化专项基金ꎬ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重点对省内跨市县迁移的农民工公共服务投入提供支持ꎬ而输入地政府要多承担农民工市民化成本ꎬ并且实施输入地与输出地建设用地指标平衡的协调配置机制ꎮ[１９]首先ꎬ应该肯定的是ꎬ分摊机制的存在确定了农民工市民化不再是农民工自己的事情ꎬ而是应当由整个社会共同分担ꎬ通过这种权责分担机制既减轻了农民工对于市民化成本的承担压力ꎬ也进一步促进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欲望和积极性ꎬ并且可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短期集中投入的成本ꎮ但是ꎬ农民工市民化的最终目标是要农民工融入城市㊁长期并稳定地生活在城镇ꎬ因此目前的分摊机制并不能解决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长期问题ꎮ而且ꎬ很少有学者探讨不同成本承担主体具体的分摊比例ꎬ所以没有数据作为支撑就很难发现当前成本分摊机制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的问题ꎮ其次ꎬ在研究公共成本在各级政府间的分摊问题时ꎬ很少有学者探讨农民工流入地政府和农民工流出地政府对公共成本的分摊ꎮ学者们只是简单地阐述可能存在经济条件相对低的流出地政府反而对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流入地政府进行补贴的现象ꎬ而并没有深入地探讨他们之间成本分配的关系ꎮ第三ꎬ很多研究者也没有区分出农民工跨省市民化和省内市民化ꎬ而且对我国中㊁东㊁西地区政府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摊的不均衡现象ꎬ并没有提出很多操作性强的建议ꎮ另外ꎬ很多研究者似乎将承担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责任过多地分摊给了政府和个人ꎬ而忽略了企业也应当作为成本分担的重要主体ꎬ造成企业分摊了较少的成本比例ꎮ四㊁研究展望与建议通过以上分析可知ꎬ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问题在理论上还需要进一步研究ꎬ特别是对一些规范性的内容(如成本包含的内容㊁成本测算方法和数量㊁成本分摊问题等)特别需要明确界定并形成统一认识ꎮ理论是行动的指南ꎬ如没有形成统一规范４４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理论框架ꎬ就无法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解决机制ꎮ因此ꎬ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有效化解ꎬ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探讨和研究ꎮ首先ꎬ今后的研究应当跳出经济学的框架ꎬ结合多学科㊁多视角ꎬ系统地研究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相关问题ꎮ既要重视将隐性成本㊁机会成本等非经济因素纳入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体系中ꎬ又要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所形成的 根 观念纳入成本的范畴ꎮ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住房㊁社会保障㊁子女教育㊁生活等成本是显而易见的ꎬ也引起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足够的重视ꎮ除了经济因素的影响ꎬ有一股强大的㊁无形的力量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行为的决策ꎬ这就是中国人特有的对 家 的情怀和对 根 的认同感ꎮ这种强烈的 观念 意识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特色和魅力ꎬ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为增强农民工安全感的重要因素(精神慰籍)ꎮ这也可以理解为农民工市民化的 损失 ꎬ或曰机会成本ꎮ从本质上讲ꎬ这是传统观念与现代性在农民工身上的直接碰撞ꎮ现代性是作为个体人发展的必然趋势ꎬ作为参与现代化进程的农民工必然有着对现代性的追求ꎮ因此ꎬ如何将作为基因式(思 家 重根 )的传统观念纳入现代性的发展中是破解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ꎮ其中ꎬ对农民工再教育㊁再培训是有效的手段ꎮ关于教育特别是大中专以上和职业教育ꎬ在个体人的现代性意识培养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ꎬ是促进农村人口市民化的最有效途径ꎮ此外ꎬ农民土地财产权利实现制度的不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ꎮ虽然从农村土地制度的内容上看ꎬ保障农民工土地权益是明确的ꎬ但仍未形成切实有保障的制度和机制ꎬ如有的地方多年前就实践的 土地换社保 的农民市民化政策ꎬ其效果并不尽如人意ꎮ可见ꎬ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ꎬ土地制度变迁成本也是不应忽视的一种成本ꎮ其次ꎬ针对成本测算标准不规范㊁测算结果差异大的问题ꎬ今后的研究应侧重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进行科学㊁有效㊁规范的划分ꎮ总体上讲ꎬ可以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为５个维度ꎮ一是个人成本和公共成本ꎻ二是远期成本(项目)和短期(投入)成本ꎻ三是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ꎻ四是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ꎻ五是会计成本和机会成本ꎮ其中ꎬ对远期和短期两种成本应分开进行加总计算ꎬ在计算成本时要考虑价格水平的变化ꎬ在计算农民工市民化完成的总成本时需要对远期成本进行贴现ꎮ当然ꎬ这５个维度的划分不是完全分开的ꎬ也存在交叉ꎬ例如ꎬ可以将非经济因素造成的隐性成本㊁机会成本考虑到个人成本中ꎮ这样的划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内含以及对承担主体的界定ꎮ其实ꎬ一些非经济因素(如心理㊁观念等)在某些时候往往比经济因素会产生更大的影响ꎮ如何度量这部分成本并将其进行适当的量化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ꎮ笔者认为ꎬ由心理㊁观念等所导致的成本可以理解为 意愿 成本ꎮ至于 意愿 信息的获取方式ꎬ目前研究者常用的是调查统计法ꎮ而 意愿 价值的评估ꎬ可将调查取得的数据尝试引入到ＣＶＭ①价值评估模型中ꎬ并对这部分非经济成本进行定量估计ꎮ从对应的角度看ꎬ 意愿的评估价值可以理解为农民工市民化的一种非经济的隐性成本ꎬ也是一种间接成本ꎬ属于促进农民工 发展 的成本ꎬ应该由不同级政府共同提供公共产品(职业教育和培训等)的方式给予解决ꎮ此外ꎬ研究不能止步于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分摊机制的构建ꎬ还应该进一步研究如何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筹资机制即长效机制ꎮ一方面ꎬ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摊机制ꎮ通过顶层的制度安排ꎬ明确界定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承担主体及责任界限ꎮ从当前情况看ꎬ由中央政府㊁省级地方政府㊁农民工输入地市政府㊁农民工就业企业(甚至包括公益性社会组织)和农民工本人等共同解决承担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是合适的ꎮ(１)中央政府承担农民工市民化基础性的社会保障职责ꎻ(２)通过财税体制改革ꎬ使省市地方政府具有更充分的财权并籍以承担农民工市民化更多层面的成本ꎮ一是提供地方化的社会保障ꎬ二是提供如教育(基础和职业两类)㊁医疗㊁住房保障等地方化的公共产品ꎻ三是在市级政府相关部门下(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设立 农民工市民化服务中心 ꎬ这一中心专门负责协调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问题ꎻ(３)通过制度安排ꎬ确定农民工就业单位承担类似于在职城镇居民享有的相关保障(如住房公积金㊁社会保障㊁职业年金等)ꎻ(４)农民工作为直接的受益体ꎬ承担一定的但不包括维持基本生活费用的市民化成本ꎬ体现公平和效率的原５４①条件价值评估法(ＣＶＭ)也叫问卷调查法㊁意愿调查评估法㊁投标博弈法等ꎬ是非市场价值评估技术中最为重要㊁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方法ꎮ。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现状形成机理与目标模式选择The latest revision on November 22, 2020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现状、形成机理与目标模式选择官永彬（重庆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重庆沙坪坝 400047）摘要：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忽视广大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从而引致农村公共产品供求机制的失衡，而要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必须把农民的需求偏好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函数的内生变量，现实最佳的目标模式就是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公共产品提出与之相配套的四种模式：政府供给型、政府与私人混合供给型、民间组织供给型与私人供给型，逐步建立起政府、民间组织、私人等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多元化供给格局。
关键词：公共产品农村公共产品最优供给The Supply System of Rural Public Goods: Current Situation, Reason and Goal Mode Choice Guan Yong –bin(College of Travel,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China)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supply system of rural public goods has ignored the demands of numerous peasants for rural public goods, breaking the balance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the rural public goods. In order to achieve balanced supply of rural public goods, we should regard the demands of peasants as endogenous variable of supply function of rural public goods .The optimal goal mode is to provide different supply types according to the variety of rural public goods: by government, by government and individual, by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or by individual, and set up a supply pattern of multiple channels, forms, and levels by the government,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individual , etc.Key words: public goods; rural public goods; optimal supply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分析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交织的产业，面临着资源与市场的双重约束，其天生的弱质性决定了与农村公共产品高度的依赖性，这种联系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确立以来得到不断强化。
基于公共财政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公共服务均等化摘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将“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列为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在公共财政视角下完善农民工公共服务体系，是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必然延伸，也是农民工市民化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
因此，如何在市场化的格局中推进农民工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改进和创新农民工公共服务的提供机制和方式，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公共财政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民工市民化制度改革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公共服务的基本含义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公共服务是一个使用频繁，而理解上又存在巨大差异的概念。
目前,理论界和政府文件中也未对公共服务的内涵给出一个统一的、准确的定义。
综合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论述,可归纳总结出以下几种流行的看法。
(1)从政府的性质来理解。
在市场经济下,政府要为市场服务;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为人民服务是政府应有的职责。
在这个意义上,政府所干的所有事情都是公共服务。
1所谓构建服务型政府,即是这层含义上的。
如政府宏观调控所涉及的金融安全、人才保护、平等竞争以及维护市场秩序等重大问题,都应看做是政府为市场主体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
政府为了保证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与控制可视为一种公共服务。
这种解释过于宽泛,相当于说,公共服务等于政府职责,这显然与均等化的政策目标不吻合。
(2)从政府的四大职能来解释。
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的表述,现阶段的政府职能有:经济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成为国家职能的组成部分,但其不是政府的惟一职能。
这是从排除法来定义公共服务,即除了经济调控、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之外,政府所干的事情就是公共服务。
由于未对公共服务给予一个正面的准确界定,到底什么是公共服务仍显得十分模糊。
1刘德吉:《国内外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综述))，《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六期（二）公共服务的种类公共服务的种类根据其内容和形式分为:一是基础性公共服务。
社会学论文：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论基础及其内涵〔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 社会经济的加速转型及城市化进程的积极推进, 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农民工的方式向城市大规模转移。
城市农民工在市民化的进程中, 存在着经济发展与较低的农民工素质之间、制度缺失与城市劳动力市场拉力扩张之间、社会歧视与农民工市民化适应进程之间的矛盾。
为此, 我们要通过消除制度障碍、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等途径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 改革开放; 经济理论城市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健康城市化的要求, 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当前, 由于社会资本的缺失,数以亿计的城市农民工无法实现身份的彻底改变, 无法完成与城市的真正融合, 他们生活质量低下,自身权益受到这样或那样的侵害,已经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目前,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日益引起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论基础及其内涵( 一) 从发展经济理论层面上看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在城市经商的农民工克服各种障碍最终逐渐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和现象。
它包括四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职业由次属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转变成首属的、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工人, 二是社会身份由农民转变成市民, 三是农民工自身素质的进一步提高, 四是农民工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城市化。
这四个层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其中前两个层面主要取决于宏观体制改革和相关的制度创新, 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在关注发展中国家城乡人口转移现象时提出的命题是“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
这两个命题考察的对象虽然分别是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 但在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里, 社会学论文这两个进程是基本同步进行的。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我国在特殊的制度遗产和渐进性的改革模式下出现的城乡人口转移现象不是从农民(村民)到市民(工人)的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同步、合一、彻底的改变, 而是呈现出与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迥然不同的“中国路径”。
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构建问题探析——以公共选择理论为视角作者：王敏聂应德来源：《理论导刊》 2015年第4期王敏，聂应德（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四川南充637002）摘要：农村公共产品是农村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而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有赖于健全的需求偏好表达机制的建立。
公共选择理论直接民主制中的“用手投票”“用脚投票”以及代议制民主中的利益集团理论等为农民表达公共产品需求个人偏好和集体偏好提供了有益指导。
目前，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理论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实践过程中存在着文本与现实的悖离。
文章基于相关分析，在借鉴其理论基础上，提出要建立“农民参与、政府主导、非政府组织协助”三维一体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用手投票”；“用脚投票”；机制建构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4-0071-05作者简介：王敏（1987-），男，陕西商洛人，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农业经济师，政府经济学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农业经济与基层政府治理；聂应德（1958-），男，四川邻水人，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经济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一、问题的提出农村公共产品是指满足农村公共需要，市场不能提供或不能完全由市场提供，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或非竞争性的产品或服务，既包括纯公共产品也包括准公共产品和俱乐部产品。
［1］按此理解，农村公共产品具有双重性：一是具有公共产品的共性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二是又要满足农村生产、生活的需要。
因此，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对于农业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农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农村的和谐安定有序发展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从公共产品供给实际情况看，既往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使农村生产生活落后面貌有了明显改善，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供不合求，使用效率不高等。
2019年第64卷第1期(总第282期)2019 Vol.64 No. 1 ( Serial No.282)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 Humanities and Sotial Sciences)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经济效益研究——基于山东省CGE 模型的实证分析“彭山桂程道平(山东师范大学商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摘要：利用CGE 模型，基于社会核算矩阵分析山东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支出/储蓄结构与城镇 居民趋同、工资待遇公平化、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对地区经济多方面的影响，可以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能够带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81%,带动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提升2.96%、2.06%、3.75%,带动总资本 使用量提升2.66%，带动地区税收收入增加3.96%，带动地区就业人数增加3.09%，带动地区农村、城镇居民收入 分别增长10.45% 282%，带动全社会消费增长7.31%,对地区经济各维度具有广泛且明显的积极影响.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三个市民化”；经济效益；CGE 模型；地区经济中图分类号：F3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9)01-0()68-11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1)()1) ： 10.16456/ki. 1001-5973.2019.01.007引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强化各级政府责任,合理 分担公共成本，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成本共担、协同推进的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机制-” 3可见，在当前形势下,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已成为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关键要点J 为贯彻中央精神，山东省结合自身实际,提出 了具有山东特色的“三个市民化”的发展目标。
以农民公共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的完善林亚菲【摘要】以政府供给导向为主的农村公共品供给不仅不利于维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发展,也拉大了城乡二元差距,影响社会和谐.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亟需由政府导向向农民公共需求导向转变,通过建立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等手段,实现以农民多元化的公共需求为导向,完善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机制.【期刊名称】《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年(卷),期】2014(015)004【总页数】4页(P65-68)【关键词】公共需求;公共品;农民;农村【作者】林亚菲【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63-311目前，我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仍然主要以政府供给导向为主，忽视了农民的公共需求，这违背了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过程中，我们应该由政府单方面决定供给变为以农民的公共需求为导向的供给，最终实现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长期以来以政府供给为导向，并且与城市的供给水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这有一定的现实原因，例如，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民收入水平较低，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为重点；农村人口较少，缺少大规模的集聚人口，难以有效吸引社会投资，主要以政府扶持为主；农村相对封闭，农民思想解放程度不足，权益意识和自主意识落后等。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国家加大了对农村发展的重视和扶持力度。
同时，农民在农村发展中逐渐增强了自身的权益意识和发展觉悟，农民的公共需求不再仅仅停留在满足个人生存方面，开始向追求道路建设、绿化、农村合作医疗等多领域和多层次的需求转变，公共需求层次逐步多样化。
一项统计显示，全国有40%以上的农村居民对乡村道路建设需求到农业技术指导、农产品供需信息、劳务输出和就业信息表现出强烈的需求，这些也都表明了农村居民对于其进一步发展和增加收入的迫切愿望［1］。
农民需求导向型公共物品供给决策机制的建构———黑龙江省农村公共物品农民需求状况调查作者：刘宏凯,解西伟来源：《学术交流》2010年第3期摘要：由于我国现行的“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机制没有反映农民的真实需求,导致供给与需求错位。
一方面造成不符合农民利益偏好的公共物品供给过剩,公共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导致符合农民需求偏好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
如何从农民自身的需求状况出发,建立科学的表达农村居民需求偏好的公共物品供给决策机制,成为当前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构建农民需求导向型公共物品供给决策机制,应做到:建立反映农村公共物品需求状况的民主表达机制;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立足农民对公共物品需求状况,明确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决策中的主体地位;建立和完善农民合作组织,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关键词：农民需求;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机制一、研究背景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根据我国农村目前的现实情况,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保障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加大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力度,以满足农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应以农村居民需求偏好为出发点。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归根结底是为农民、农业和农村服务的,农村居民是事实上的消费者,只有农民自身才真正知道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物品。
因此,如何从农民自身的需求状况出发,建立起科学的表达农村居民真实需求状况的公共物品供给决策机制,成为当前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黑龙江作为农业大省,在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
为了更好地了解黑龙江省农村居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状况,“城乡统筹发展视角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创新研究”课题组于2009年7月至9月对黑龙江省部分地区农村居民的公共物品需求状况做了实地问卷调查。
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分析--基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视角何玲玲;李犇【摘要】The large number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ave caused a huge pressure on the urban existing public services .As the mainly body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ability to cope with thesituation .The improvement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level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o smoothly realize their citizenship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w hich is based on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government as the mainly force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 the better realization of the equal basic public service will quicken the process of their citizenship .%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给城镇现有的公共服务供给造成了巨大压力。
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理论综述（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摘要] 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既有迫切性，又有现实性。
我们对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的当前研究进行了梳理，以期为进一步推进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求均衡，实现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提供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 公共产品；农村公共产品；供求1.公共产品理论与农村公共产品对公共产品的研究学者们（孙开，1996；马芝蓓，1996；黄志冲，2000，等）对公共产品的定义，几乎都是在萨缪尔森定义的三个特征（效用不可分性、消费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基础上做出界定的，是区别于私人产品的。
只有袁义才（2003）认为公共产品是后天的制度安排决定的，而不是由这三个典型特征先天决定的。
其实，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边界依然很模糊（刘兵，2004）。
目前为止，世界各国都没有明确界定哪种物品是否属于纯公共产品。
在公共产品概念的基础上，叶兴庆，1997；黄志冲，2000；陶勇，2001；熊巍；吴士健；侯江红，2002；林万龙；李秉龙；徐小清，2003；岳军；叶文辉；刘鸿渊；汪前元，2004等，定义了农村公共产品：农村公共产品区别于城市公共产品，农业、农村或农民生产生活共同需要的，具有一定“典型特征”的产品或服务的总称。
而且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了分类。
按其性质（特征），可以分为农村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混合物品），农村准公产品还可据倾向程度进一步划分为共同资源和俱乐部物品；根据其内容可分为农村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根据其区域范围可分为全国性的（跨省、跨流域、跨行业的）、地方政府的（省级、市、县、乡级）、社区（村）级和农户共有型四级农村公共产品；按照其来源可以分为人工的和自然的公共产品；根据其用途或服务对象，可以将之分为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和生活所需要的公共产品。
学术上一般都是从性质进行分类探讨的。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依据与意义2.1 为什么要为农村农民提供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多个层面寻找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