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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不起诉制度存在的问题与立法完善作者：王春丽来源：《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26期摘要刑事不起诉制度是现代公诉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公诉权的一项重要权能,对于保障裁判公正和实现诉讼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拟对不起诉制度的现行法律规定及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分析不起诉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现实需要,并提出完善不起诉制度之建议,以期对我国刑事不起诉制度的立法能有所裨益。
关键词刑事不起诉制度公诉制度诉讼效益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9-045-02一、现实困境:刑事不起诉制度的法律规定及问题分析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实行国家追诉主义,在传统的起诉法定主义模式下,不起诉只限于对不具备法定起诉条件的案件,随着起诉便宜主义的兴起,检察官被赋予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对己经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检察官也可根据自己对案件具体情况的理解,选择起诉或不起诉①。
所以,现代刑事不起诉制度可以界定为,检察机关在案件不具备法定起诉权的情况下不予起诉,或者在案件具备法定起诉条件时行使自由裁量权,做出不起诉决定的公诉权。
(一)刑事不起诉制度的法律依据对侦查机关和检察院的自侦部门侦查终结的案件,检察机关经审查,最终做出两种决定:起诉和不起诉。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的不起诉包括三种:1.法定不起诉。
检察机关对某些案件依法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包括:(1)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在法律上不构成犯罪;(2)现有证据足以证实犯罪行为不是犯罪嫌疑人所为;(3)《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2.酌定不起诉。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3.存疑不起诉。
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关仍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
对于检察机关做出的不起诉决定,我国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一定的制约措施。
首先,公安机关的制约。
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检察院应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对不起诉决定书可以要求复议;如不被接受,还可向上一级检察机关提请复核。
浅析现行刑事不起诉制度的不足与完善刑事不起诉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制度作了重大修改。
应该说,现行刑事不起诉制度较原刑事不起诉制度有了明显的补充和完善,更符合立法精神,但现行刑事不起诉制度也存在一些不足或者说弊病,笔者在文章中着重分析了现行刑事不起诉制度的利弊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完善的意见和大家一起交流。
一、现行不起诉制度的缺陷应该承认和肯定,修改后的刑诉法对我国公诉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修改后刑诉法扩大了不起诉范围,具体明确了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其所产生作用和具有的意义是积极的、不容置疑的。
但是,不起诉制度也非尽善尽美,随着司法的实践,其不足之处逐渐暴露出来,这种不足既表现于不起诉适用条件的缺陷,也反映于不起诉制度中公诉转自诉改革所带来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体现。
(一)不起诉的适用条件设定不够周密,存在漏项。
1、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发现受理了类似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检察机关无公诉权,对这样的案件应作出绝对不起诉处理来终止公诉的程序为宜。
但由于刑诉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与实际情况不尽吻合,因此,检察机关在作绝对不起诉决定时往往在法律的具体适用上无所适从,对此类案件该如何具体操作在程序上还需要进一步规范。
2、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发现人民法院对案件没有管辖权或者案件曾经生效判决确定的,对这两类案件不能作出不起诉决定,而只能退回移送审查起诉的机关或部门,从而形成程序倒流,对此种情形,还有待进一步理通顺畅。
3、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发现犯罪嫌疑人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而属于完全无辜,既无犯罪行为也无违法行为的,对这种情形,检察机关只能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处理,而不能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赋予人民检察院的起诉裁量权过小,抑制起诉便宜主义功效的发挥。
在我国现行的刑事不起诉制度中,人民检察院在作出不起诉时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法律严格限制相对不起诉的条件,强调相对不起诉的案件必须“犯罪情节轻微”;二是赋予被害人自诉权,“对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论酌定不起诉的缺陷和完善摘要：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酌定不起诉制度，但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只是重视起诉率，忽视酌定不起诉。
现在犯罪态势依然高发，在符合酌定不起诉的条件下，检察机关应该大胆使用酌定不起诉不起诉，它的使用条件也应该适当的放宽。
本文探讨了酌定不起诉制度的缺陷，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初步的改进。
关键词酌定不起诉自由裁量权检察机关一、我国酌定不起诉的现状分析《刑事诉讼法》确立酌定不起诉制度以后，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个制度的运用率并不高。
酌定不起诉制度不仅在立法上存在着缺陷，而且在司法适用中也存在这诸多限制，这就导致了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在运用酌定不起诉时十分谨慎，甚至不敢用，抱着无功也要无错的态度将大量案件送入法院，在加重法院工作量的同时，也不利于当事人的利益保护。
笔者从2004年到2011年的最高人民检院工作报告中了解到，从2010年以后，酌定不起诉的使用率基本维持在2.5%。
二、我国酌定不起诉存在的缺陷（一）在立法上我国酌定不起诉存在的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2 条第 2 款规定,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对于这样的规定，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条文内容的简单，而且还有它的过于原则化，没有实际可操作的内容，可以想象如果检察机关根据这个标准来判断适不适用酌定不起诉，那么就会导致司法实践中适用标准的多元化。
还有对“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不同理解，这些都可以导致理论界和实践对酌定不起诉适用的争议。
（二）适用酌定不起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酌定不起诉制度适用过程中，笔者想谈及一下酌定不起诉的制约问题。
一个制度必须要有相应的制约，如果制约缺乏或者说制约不合理，就会导致利益的被侵犯。
检察机关适不适用酌定不起诉，必然会涉及被害人和被不起诉人，被不起诉人如果不服酌定不起诉的，可以向上一级的检察机关申诉，如果被害人不服酌定不起诉的，他的选择就是双向的，即可以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也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这种情形称之为公诉转自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困境及理论反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旨在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同时促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悔罪，实现刑罚的教育和改造功能。
然而，在实践中，这一制度的适用面临着诸多困境，需要我们从理论层面进行深入反思。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困境（一）被追诉人的自愿性保障不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在于被追诉人的自愿认罪认罚。
然而，在实践中，被追诉人的自愿性往往难以得到充分保障。
一方面，部分被追诉人可能因对法律的不了解、对案件事实的误解或者受到办案人员的不当影响而作出非自愿的认罪认罚决定。
另一方面，被追诉人在面对强大的侦查和追诉机关时，可能出于恐惧、无奈等心理而被迫认罪认罚，而非基于内心的真实意愿。
（二）值班律师制度不完善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被追诉人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保障其合法权益。
但目前，值班律师制度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值班律师的数量不足，难以满足实践需求。
其次，值班律师的参与程度有限，往往只能提供简单的法律咨询，难以在案件的关键环节发挥实质性作用。
此外，值班律师的权利保障不够，缺乏足够的调查取证权和阅卷权，影响了其为被追诉人提供有效法律帮助的能力。
（三）量刑建议的精准性和合理性有待提高量刑建议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环节。
然而，目前量刑建议的精准性和合理性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方面，由于缺乏统一的量刑标准和规范，不同地区、不同案件的量刑建议存在较大差异，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在提出量刑建议时，可能存在对案件事实和情节考虑不充分、对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评估不准确等情况，导致量刑建议不合理。
（四）被害人的权益保障不够充分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害人的权益保障容易被忽视。
一方面，被害人在案件处理过程中的参与度较低，其意见和诉求往往得不到充分重视。
另一方面，被害人的赔偿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可能导致被害人对司法结果不满，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对不起诉制度的认识及完善的思考近年来，我国对于诉讼制度的完善工作一直在推进。
其中，对于“对不起诉制度”的认识和改进也备受关注。
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究竟发生了哪些与“对不起诉”有关的事件呢？如何认识这一制度并对其进行更好的完善和改进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从这些问题入手，详细探讨一下这一议题。
首先，在日常生活中，出现“对不起诉”的事件的情况比比皆是。
其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情况是在双方之间发生了一些小的纠纷之后，当事人比较怕麻烦，可能会选择和解、或者放弃诉讼请求。
这一现象的出现，既可能迎合一些“和谐社会”的理念，又可能让一些法律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因此，对于“对不起诉”制度的认识和改进，就显得尤为迫切了。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对不起诉”这一概念呢？可以从以下两方面了解：1.对不起诉指的是，案件的原告在受到对方方面的赔偿后，自愿放弃起诉权利。
这一制度的出现，一方面有利于保护涉事双方的隐私权、荣誉权、人格权等多种权利，同时也减少了顺序与繁琐的诉讼程序。
2.另一方面，“对不起诉”制度对于某些依靠诉讼维权的暴力胁迫、打击报复等恶劣行为有一定的遏制作用。
这是因为原告可以通过放弃起诉来避免受到恶劣行为的影响，对于以暴力胁迫伤害他人、甚至权益恶意侵犯的方式，起到了某种程度的实际抑制和震慑作用。
在这一基础上，无论是对现有的“对不起诉”制度进行总结、分析，还是对其进行适当的改良优化，都显得尤为重要和必须。
具体的方法，有以下几点：1.制定具体的法律法规、处理办法等。
通过建立一整套“对不起诉”案件处理办法，可以客观规范和界定有关我们当前“对不起诉”制度的相关指导条款、法律责任等，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和干预，实现对“对不起诉”法律规范的有效落实。
2.提高当事人的法律意识。
在当前法治建设中，法律意识的建设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针对“对不起诉”相关问题，可以在当事人的法律教育、启蒙工作等多个方面下功夫，通过提高当事人的法律素质，鼓励其自觉保护自己的权益，并积极使用与维护其权益相关的法律手段。
酌定不起诉制度的不足与完善作者：王萌来源：《今日湖北·下旬刊》2013年第01期一、酌定不起诉现存问题（一）我国2012年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延续了1996年刑诉法对酌定不起诉的规定，适用过程中的问题依然存在：首先，对“犯罪情节轻微”具体是指定罪情节轻微还是量刑情节轻微存在争议，谨慎的实务界普遍将其理解为定罪情节而非量刑情节；其次，对“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或者免除刑罚”的要求，我国《刑法》有接近10个左右的条款涉及不需要判处或者免除刑罚，但这些条款主要是涉及犯罪预备，犯罪中止，防卫过当，自首等情况。
实务中，检察人员只有在同时满足犯罪的定罪情节轻微和符合《刑法》10个左右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规定的前提下，才会对犯罪嫌疑人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对那些可能被判处缓刑、拘役和管制这样较轻刑罚的嫌疑人是不会对其适用酌定不起诉决定的。
因此，《刑事诉讼法》对酌定不起诉的规定显然不够明确导致理解分歧，实务操作为谨慎起见做保守理解，严格限制适用条件。
（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酌定不起诉适用条件的规定过于粗疏。
2007年《人民检察院办理不起诉案件质量标准（试行）》规定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5种属于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明确不起诉裁量的具体内容，促进检察机关正确适用酌定不起诉权的作用。
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酌定不起诉必须同时符合刑诉法173条的规定，再加上5种情形，实质增加了对适用的限定；并且此《标准》并没有兜底条款，就立法技术而言，有待商榷。
（三）不起诉决定受到诸多程序上的限制。
主要表现为：对于普通刑事案件，做不起诉处理决定的，必须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委会讨论决定；对于自侦案件，做不起诉决定的，必须由人民监督员审查，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委会讨论决定，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审批。
于此相比，对一般的案件作起诉的决定，则主诉检察官或者审查起诉部门可自行决定。
由此可见，我国的制度设计是对不起诉案件的决定从严把握，体现了“入刑容易出刑难”的价值取向。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现实困境及完善路径作者：欧秀珠来源：《中国检察官·司法务实》2018年第04期摘要：福建福州、厦门被授权确定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单位，相关成效及经验得到积极肯定。
但该制度在实践中仍存在认识偏差、缺乏配套机制等不足。
有必要加以总结剖析，从统一认识与从宽标准、完善值班律师、配套机制等方面予以完善。
关键词：认罪认罚从宽现实困境完善路径2016年9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授权确定了福建福州、厦门等18个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单位，同年11月16日“两高三部”联合制定《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目前，该制度试点已逾中期之际，有必要总结试点情况，剖析实践中存在的困境，相应的应对之策或能为实践及立法提供参考。
一、认罪认罚从宽试点探索概述2016年11月至2018年1月底，福州、厦门两市检察机关积极推行认罪认罚试点工作，共办理认罪认罚案件7890件，占同期办结刑事案件总数46.57%，既提高了诉讼效率，又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取得良好成效。
（一）加强调研，优化制度设计各地结合速裁、简易程序案件办理，就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内涵、目标定位等进行研讨，在《办法》规定基础上，结合本地实践，与公安、法院及司法局会签实施细则，明确适用范围、操作程序、从宽标准等内容。
还积极推动配套制度落实，如福清市院、集美区院等单位探索建立嫌疑人被羁押状态与取保侯审状态下值班律师制度，与司法局深入探讨值班律师组成、工作地点、时间、流程等内容，构建合理的值班律师制度。
（二）结合实践，优化办案模式各地结合实践，努力创新工作方式，提高诉讼效率。
如福州地区创新推广“一三五”工作法，“一个过滤”指先审查评估过滤，即承办人快速审查判断后，在讯问时根据被告人的态度对其释法说理，确保其程序选择权。
“三个简化”即简化审查起诉步骤、文书操作、庭审操作。
“五个集中”即对于同一罪名、相近类型案件集中受理、告知、起诉、送达、开庭。
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经验与困惑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摘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速裁程序明确写入刑事诉讼法律中,意味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律化和体系化.近三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试点到全国适用,在实践中形成了普遍认同的一些制度成果,初步实现政治、社会、法律效果的融合发展,有效节约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成本,强化司法权威,展现司法柔性关怀.但在制度实施过程中仍有部分细节存在分歧,笔者结合自身基层工作实际情况,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速裁程序衔接、认罪认罚被追诉人权利保障、不同阶段从宽比例区别等方面,总结实施过程中形成的经验,并结合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运用过程中的难点,浅谈该制度在检察环节适用中的一些困惑及解决困惑的看法.【期刊名称】《天津法学》【年(卷),期】2019(035)002【总页数】6页(P101-106)【关键词】检察机关;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建议【作者】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作者单位】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检察院,天津3016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16.3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了认罪认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的原则，这一原则可以普遍适用于各类刑事案件，是对现行《刑法》第67条规定的自首、坦白可以从宽这一刑罚运用原则的深化发展，是强化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的体现，符合刑罚轻缓化发展趋势。
笔者基于自身工作经验及J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案件的数据，总结制度优势，寻找制度实施过程中争议问题的解决方法，以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广。
一、以J区为样本的基层司法机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现状分析研判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案件统计数据的特征，对比适用认罪认罚制度前后的数据变化、适用制度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是总结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发展过程中优势与不足的重要方法。
通过比较研究发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以来，案件快速实现繁简分流，办案团队设置科学合理，办案效率显著提升，速裁程序适用比例上涨，简案中的被告人服判率明显增加，各项数据变化明确论证了制度发展优势。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篇一一、引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罪行，积极配合司法机关的调查和审判工作，以实现案件的快速处理和司法效率的提高。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治建设的深入，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如制度设计不够完善、适用范围有限、执行标准不统一等。
因此，本文旨在探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二、当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问题（一）制度设计不够完善当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设计和实施上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该制度的适用范围有限，仅适用于部分犯罪类型和案件情节，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发挥作用的范围。
其次，对于认罪认罚的具体标准、程序和处罚的裁量权分配等问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导致执行中存在困难。
（二）执行标准不统一由于缺乏统一的执行标准，不同地区、不同法院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存在差异。
这导致同样性质的案件在不同地区、不同法院的判决结果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影响了司法公正和公信力。
（三）被告人权益保障不足在认罪认罚过程中，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有时未能得到充分保障。
例如，在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情况下，其合法权益可能因缺乏有效的法律援助和辩护而受到侵害。
此外，对于被告人的上诉权、申诉权等权利保障也存在不足。
三、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议（一）完善制度设计首先，应扩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范围，使其适用于更多类型的犯罪和案件情节。
其次，应明确认罪认罚的具体标准、程序和处罚的裁量权分配等问题，确保制度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此外，还应加强与其他刑事制度的衔接和协调，以形成完善的刑事司法体系。
（二）统一执行标准为了确保司法公正和公信力，应制定统一的执行标准。
这包括明确认罪认罚的认定条件、量刑幅度、程序要求等，使不同地区、不同法院在适用该制度时能够保持一致。
同时，应加强对法官的培训和监督，提高其适用该制度的水平和能力。
（三）加强被告人权益保障在认罪认罚过程中，应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