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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唯一没有贪腐的衙门作者：洪振快来源：《公务员文萃》2012年第02期在晚清，有不腐败的官员，却没有不腐败的衙门。
如果说有官方机构而不腐败的话，那大概只有一个——晚清的中国海关。
晚清的中国海关因廉洁而著称，甚至被认为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
这个“奇迹”，是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H·Art，1835-1911年）缔造的。
所谓“总税务司”，意即“总司海关税务之事”，也就是全权负责管理海关事务。
从1861年到1908年，赫德掌握中国海关实际管理权达半个世纪之久。
海关的工作人员是全世界招聘的，其中的洋人称为“洋员”，中国人则称“华员”。
在海关之内，无论是“洋员”还是“华员”，都能廉洁自守。
这个事实说明了一个道理：腐败是可以治理的。
看一个部门腐败与否，主要看制度使然。
这样，赫德打造廉洁“洋关”的经验，就非常值得总结了。
在制度建设方面，赫德主要是借鉴英国经验。
当时的英国，高效廉洁的文官制度已经建立，而海关管理方面，英国更有完善的经验可资借鉴。
制定一套廉洁高效的制度对英国人赫德来说并不是难事，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负责人金登干(J·D·Cam·Pbell)可以帮助他完成。
制定制度并不是难事，关键的是执行上的问题。
以选人、用人（即海关工作人员的选拔和考核）来说，不外遵循几个原则——如因事设岗、以事择人，选人严格、公开公正，严格管理、奖惩分明，如此等等。
以人员选拔来说，赫德在选择海关雇员时全球招考，公开选拔。
当时在国内的招考点，即有上海、九龙、广州、大连、青岛等处，此后伦敦也设置考点。
招考是公开的，但要做到公正，关键的问题是赫德本人及海关高层管理人员不能任用私人。
赫德在广州有位牧师朋友，他希望赫德能够为其儿子乔治·俾士安排一个职位。
赫德虽然碍于朋友的面子不好推辞，但他要求乔治·俾士到伦敦的办事处报名参加考试。
晚清高官身边人的腐与治晚清吏治腐败，官员身边人也有一份“功劳”晚清吏治腐败，已是一个定论，这并不冤枉清朝统治集团。
在晚清官场的腐败中，官员的身边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他们往往狐假虎威，利用在官员身边的便利条件，贪污受贿，勒索百姓，有的官员甚至与身边人互相勾结，互相利用，贪赃枉法，祸国殃民。
武昌起义后清朝迅速崩溃，未始没有官员身边人的一份“功劳”。
人们对晚清吏治腐败的了解，大多来自《官场现形记》等谴责小说，虽然这些小说“臆说颇多，难云实录”，“甚且过甚其辞”(鲁迅语)，有意夸大晚清官场的黑暗面，但它们以文学笔法生动地揭露和鞭挞了晚清官场的腐败和黑暗，受到人们的重视，其中就有不少涉及到官员身边人的情节。
其实，清朝最高统治者不是不知道官员身边人可能造成的危害。
为了防患于未然，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官员的任职回避制度，有地区回避、亲属回避、师生回避等。
如规定自总督、巡抚至州县官，不得在本省和与原籍相距五百里以内地方任职，甚至佐贰杂职官也不得在距原籍五百里以内地方任职，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官员的亲戚朋友为个人私利请托官员，官员难以拒绝，以致徇情枉法，影响执政的公正性。
在农业社会，人们的交往范围很有限，五百里外的地方很难有亲戚朋友，应该说，这一规定的确能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亲朋对官员的影响。
晚清名臣张之洞是直隶(今河北)南皮县人，他的父亲被分派到贵州做县官，两地相距遥远，在那里完全没有亲戚朋友关系，也就避免了亲朋请托徇私的可能。
顺便说一句，现在有人把主要领导干部异地任职看作是今天的新发明新创造，反映出他们对历史的无知。
但是，回避制度只能使官员部分地摆脱亲朋的影响，不能使其完全摆脱身边人的干扰。
因为，第一，官员一般是带着家属一起上任的，仆从也多是亲戚和家乡人，他们难免有自己的私利。
第二，官员身边还有其他协助办理公务的人员，最主要的是幕友，又称幕宾，俗称师爷，他们也会有自己的私利。
家属和仆从不能参与公务，影响相对较小，而幕友是公务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影响较大，这里主要谈谈幕友的情况。
中纪委“一支笔”习骅如何评价大清“裸官”庆亲王
作者：
来源：《党史天地》2016年第16期
党的十八大后，中纪委“一支笔”习骅曾多次在《人民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及中纪委网站，发表历史故事类文章，以轻松笔调通过众多历史人物故事，特别是在明清治国、吏治等历史典故中寻求成败教训、总结得失经验。
2015年2月25日，中纪委网刊发习骅《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一文。
这篇千字短文讲述慈禧太后的宠臣、巨贪庆亲王奕劻，靠着阿谀逢迎，在皇宫“引进”麻将，然后安排自己的小老婆频频输钱给慈禧，让老佛爷备感“贴心”；另一方面，他卖官鬻爵致富，积累了巨额家产，并将钱都存入外资银行，中国民族金融机构里没有他一厘钱。
习骅在文中写道：“要是迟生100年，庆亲王肯定是个家小在外、见首不见尾的‘裸官’。
”文章最后提出，“对于身处民族复兴大时代的我们，庆亲王是一本居安思危的好教材，是我们应该照一照的鏡子。
”
（摘自《新京报》2016年5月9日）。
晚清重臣的新旧之争作者：暂无来源：《读报参考》 2018年第32期京师同文馆之争第一个事件便是京师同文馆之争，这是最早有代表性的洋务派和保守派之争，且是两派早期领袖的直接交锋。
京师同文馆是应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奕讠斤与大臣桂良、文祥等人奏请而创建，旨在培育外语、外交人才来应对日益繁多、重要的外交事务。
其直接诱因，传说是巴夏礼事件。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通州谈判中，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39人被清政府扣押。
恭亲王奕讠斤让巴夏礼写信联系英法联军议和，中国通巴夏礼便用中文写了一封信，但信的末尾有几行英文。
当时，奕讠斤身边没有人懂英文，怕这英文有啥阴谋诡计便不敢发出。
等请到人来看了英文，才知道只是巴夏礼的签名和日期而已。
因为这一耽搁，差点耽误了议和大事，奕讠斤认识到外语人才的重要性，从而于1861年初上奏请求创办外国语言学堂。
奕讠斤等人的奏折很快获得咸丰帝批准，经过一年多筹备，京师同文馆于1862年7月11日正式开学。
京师同文馆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聘请英国传教士为总教习，初设英文、俄文、法文馆等外文馆，以旗人子弟为招生对象。
刚开始，因为京师同文馆只是教教外语，并未引起太多反对。
直到1866年底，当时意气风发、雄心勃勃的奕讠斤不满足于京师同文馆只培育外语人才，计划将京师同文馆调整为教学外语和洋务并重，以培养适应时代的新型人才。
于是，他上奏拟在京师同文馆讲授天文算学，并招取举人贡生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馆学习。
奕讠斤的奏折立即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对，尤其是被保守派领袖、大学士、同治皇帝老师倭仁猛烈攻击。
倭仁是当时有名的“理学大师”，一向看不惯外国人、西学及洋务派，从来不参与外交应酬。
在奏折《请罢同文馆用正途人员习天算折》中，倭仁反对教授天文算学，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倭仁说得冠冕堂皇，似乎无可辩驳，但有一句话却出现漏洞，即他奏折中所言：“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为什么清朝太平军被剿灭之后，官文受赏第二仅次曾国藩本文导读：1851年，太平军起，1855年清廷任命官文为湖广总督，任命胡林翼为湖北巡抚。
此时清廷与太平军在长江中游一带全力争夺，官、胡二人掌控湖北军政要务后，奋力抵抗太平军。
但是二人的关系是比较微妙的，巡抚品级虽略低于总督，但二人并无上下级隶属关系，同向最高层负责。
按理说，胡林翼可以全力给予湘军支持，但总督毕竟对于军政要务更有发言权，且官文是清廷的体己亲贵，大事自然他说了算。
曾国藩、胡林翼等多受其掣肘，阎敬铭一语道破隐衷：“本朝不轻以汉大臣专兵柄。
今满、汉并用，而声绩炳著者多属汉人，……湖北居天下要冲，为精兵良将所萃，朝廷岂肯不以亲信大臣临之?”摆明了，官文是湘军的协助者，但也是清廷防止地方武装坐大的就近防范者，乃名副其实的“监军”角色。
为了达到“将相和”的目的，胡林翼主动拉拢官文。
官文“驭下不严，用财不节”，胡林翼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放下身段主动讨好官文的小妾，认作义妹，展开“枕边风”策略。
而官文亦知才能不及，难堪大任，于是主动放权给胡林翼，坐享其成，落得轻松自在。
史称“吏治、财政、军事悉听林翼主持，官文画诺而已。
不数年，足食足兵，东南大局，隐然以湖北为之枢。
”相比之下，胡林翼去世后，严树森继任湖北巡抚，二将龃龉争功，“督抚不相能”，官文劾严树森去之。
在1864年攻克天京后，曾国籓奏捷报攻，因为官文是亲贵，也将其列为头功。
朝廷则嘉奖官文“征兵筹饷，推贤让能，接济东征，不分畛域”，封一等伯爵，世袭罔替，赐双眼花翎。
为的也是褒奖其“与胡林翼和衷，卒成大功”。
看来，清朝的亲信大臣，只要保持基本的(不算太高的)道德水准就能“厥功至伟”，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也能看出清廷对于汉臣的防范与忌惮。
后来官文没有了胡林翼的股肱之助，自己独当一面时则丑态百出。
太平军、捻军扰乱湖北时，“官文不能就地歼除，仅驱出境，以致蔓延益炽，下严议，降三级调用，改革职留任，褫宫衔、花翎。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晚清政坛大佬盘点晚清政坛上的三对亲兄弟高官导语：常言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在乱世时代，想要家族繁衍壮大、建功立业，非得家族多子多女才行。
在中国近代史上，亲兄弟同为高门显贵的常言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在乱世时代，想要家族繁衍壮大、建功立业，非得家族多子多女才行。
在中国近代史上，亲兄弟同为高门显贵的也不少呢。
熟悉晚清洋务运动的人，对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一点也不陌生。
然而，他的兄弟曾国荃、李瀚章、张之万其实也是晚清响当当的大官。
出身于普通的汉族士大夫家庭，没有什么后台可以依赖，他们只有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凭借事功晋升官位。
靠自己，不拼爹，与兄弟一同努力，他们走的是一条坦荡光明的仕途之路，在近代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同日封爵显赫一时提起湖南湘乡(现双峰县)曾家，在近代中国是如雷贯耳。
传说曾家是曾子的后代，但湘乡曾氏祖上十几代贫寒，到曾国藩这一代，老大发奋，陡然中进士点翰林，自此供职京师。
后丁忧在湘乡老家时，奉诏以礼部侍郎身份帮同湖南巡抚督办团练，创建湘军，最后升至总督，官居一品。
他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
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国荃是曾国藩的胞弟，因在族中排行第九，故湘军中人呼“九帅”。
曾国荃五岁即入其父所执教之私塾，十七岁进京在曾国藩身边学习，从小颇受乃兄之影响，《清史稿》称其“少负奇气”。
曾国荃把治国经邦作为人生追求，但他的科举之路却很不顺意，咸丰二年(1852年)，仅生活常识分享。
大官念错字，只有比他更大的官才敢纠正作者：十年砍柴来源：《领导文萃》2021年第18期如果对晚清的历史稍微有些了解，《官场现形记》里面的人物、故事皆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原型。
譬如那位湖南籍两江总督，一味修道，任由属下胡来，被参劾“昏聩糊涂”，我怀疑原型是魏光焘;做湖广总督的旗人湍多欢，可能影射瑞澂，而他的九姨太的一位丫鬟嫁给制台大人巡捕队里一位英俊伶俐的武弁，被人称为“丫姑爷”，从此青云直上。
这便是另一位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丫姑爷”张彪的故事。
另外，文学史家公认里面的华中堂指荣禄，宫内的黑大叔则是李莲英。
小说第四十七回《喜掉文频频说白字为惜费急急煮乌烟》写到江苏藩台（布政使，相当于管财政、民事的常务副省长）“喜掉文频频说白字”，闹出许多笑话。
这位藩台叫施布彤（谐音“实不通”），是汉军旗人氏，由军功保举步步高升到此重要的职位。
他对巡抚徐大人说：回大帅的话：我们江苏声名好听，其实是有名无实。
即如司里做了这个官，急急的“量人为出”，还是不够用，一样有亏空。
徐抚台多问了一句，才知道施公是指“量入为出”，便笑道：是了。
施大哥眼睛近视，把个“量入为出”的“入”字看错个头，认做个“人”字了。
施藩台对前来视察的童钦差汇报说，无锡县九龙山的强盗很多，必须派几条兵船去“游戈游戈”，那里離太湖很近，如果这股子强盗和太湖里的“鸟匪”合起来，可就不得了。
原来他把“游弋”和“枭匪”念错了。
钦差大人讽刺道：什么“游戈游戈”，难道“下油锅”的“油锅”不成？他说太湖里还有什么“鸟匪”，那鸟儿自然会飞的，于地方上的公事有什么相干呢？哦！我明白了，大约是“枭匪”的“枭”字。
施大哥的一根木头被人家扛了去了，自然那鸟儿没处歇，就飞走了。
施藩台知道童钦差在挖苦他，接下来强调两股匪若串通一气，总不免“茶（荼）毒生灵”。
然后举荐缉捕营里的周副将，说他很有本事，赛如戏台上的黄天霸一样，而且这人不怕死，立志“马革裏（“里”的繁体字）尸”报效皇帝。
和施藩台一起去拜见钦差的萧臬台（主管一省治安）帮他打圆场，对童钦差说：回大人的话，施藩台眼睛有点近视，所说的“马革裏尸”，大约是“马革裹尸”，因为近视眼看错了半个字了。
为中纪委写作的人作者：暂无来源：《读报参考》 2015年第10期2015年2月25日，一篇名为《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的文章刊发在中纪委监察部网站要闻区。
由于中纪委网站的特殊地位，此文刊出后，迅速被新浪、搜狐、凤凰等门户网站转为头条，并对此进行了多方解读，网友纷纷猜想“庆亲王”是否有所指。
本文的作者习骅也瞬间成为公众焦点。
请看《看天下》记者的报道。
清史中的“现场感”习骅现在的办公室在木樨地的原北京铁路局大院。
院子南边是中联部，北面是复兴路，院子里非常幽静。
作为法学博士，习骅曾先后师从南京大学林仁栋教授、北京大学黄宗良教授，研究廉政立法和社会主义运动问题，历史一直是他的兴趣所在。
尤其是清史，据了解，市面上能找到的正统清史著作，习骅几乎都看过。
在为《中国纪检监察报》写的24篇文章中，习骅所涉及的基本上都是明清题材，其中又以清朝为主。
他曾对人介绍如此关注清史的原因：清朝离我们很近，看到清史的材料会有一种现场感。
他们将中华文化好的一面发扬到极致，坏的一面也到极致了。
这么大一个王朝，1840年之后就直线掉了下来，所以我比较有兴趣去研究。
他一直写作不辍，曾经在南方周末等多家报刊杂志发表过文章。
2000年，他在《环球时报》发表的时评《老外劝我们别作弊》曾经被广泛转载，从这篇充满幽默感的文章中，就能窥探出习骅的写作风格：题目吸引读者，内容直指当下。
为《中国纪检监察报》撰写文章开始于2012年12月28日，在与该报文化版编辑毛东红商量妥当后，习骅开始这一系列文章的创作。
由于一个月一篇，所以对习骅的压力并不大，他习惯于晚上写作，熬夜成文。
当时他的领导，时任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书记蒋建国对他的写作非常支持，曾经在公开场合表示：习骅同志的学习、思考、语言、文字能力令人钦佩，特别是这种结合工作实际深入学习研究的精神更值得大家学习。
这个系列的第一篇文章是《朱元璋为何暴打茹太素》，该文发表后，习骅的文章很快就受到了关注，“经常有读者打电话过来，问下一期发什么。
清代学政官制之变化在清代，学者的身份和地位都在动荡的变化之中。
学者是清朝的政治官员，也是业务官员，他们参与清朝的日常行政管理，发挥重要的作用。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清朝的政治官僚系统的变化。
清朝的政治官员制度分为三个阶段：古代、中代和晚代。
在古朝时期，学者兼任政治官员，兼任官职，例如统治者、司法官、副官等，他们参与日常行政事务，成为清朝统治的主要力量。
在中晚朝时期，政治官员制度发生了变化，学者担任官职逐渐减少。
学者大多在行政官员和业务官员之间走动，他们只是参与政治管理，不再担任具体官职。
此外，清王朝的政治官员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学者担任官职的机会减少了。
这种变化也影响了学者的身份和地位，他们不再是清朝统治的主要力量，而是被行政官员和业务官员代替。
随着学者失去了政治官职，清朝也失去了学者的政治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统治者为了补偿学者的身份和地位的损失，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尤其是实行官员制度改革，在官职制度中有利于学者的政策。
例如，清朝曾经推行过把学者的官职比例提高的政策，使学者能够参与清朝的日常行政事务。
清朝也推行了一些政策来加强学者的官职。
例如，大清国策中规定，每一个地方必须有两个学者任职，以便参与当地的政治管理。
此外，另一项政策是设立学术考核，让学者有机会参加政治考补。
这些政策都可以更好地促进学者参与清朝的政治管理，并赋予他们一定的地位和职能。
总之，清朝政治官员制度的变化，以及清朝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政策，都对学者的身份和地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学者不再是清朝的政治主要力量，但是也得到了某种形式的补偿，他们能够参与清朝的统治，获得一定的地位和职位。
转载习骅文章：晚清的两个奇官
乱世出英雄，也出奇官。
历史发展到晚清，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会发生，什么不可思议的人都有，直叫人叹为观止。
一
二品大员成琦就是一位奇官，奇到了毫无底线的境界。
1860年冬天，乘着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危，沙俄装扮成调停人，推推搡搡逼迫清政府签署了《中俄北京条约》，像切西瓜一样切走了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相当于今天黑龙江全省的面积，并且还利用条约的模糊性，给下一步蚕食打下了伏笔。
珲春原来出门就是日本海，现在却失去了出海口，吉林由沿海地区，一下子变成了看得见海的内陆省；本来中俄在珲春图们江一带并不接壤，现在却有了共同疆界。
清廷深知，同强盗做邻居，剩下的家当也不保险，因此加紧谈判，好不容易与俄方达成了脆弱的协议：第二年夏天双方勘界立碑。
中方勘界代表团团长是户部仓场侍郎成琦。
朝廷之所以选中他，一是仓场侍郎专门负责中央粮库工作，管着北新仓、海运仓等13仓，办事比较仔细，对数字也敏感。
二是因为中央粮库的客户只有皇室一家，其负责人政治上绝对可靠。
清廷没有看到仓场管理人员的另一面。
在清代，仓场和内务府分掌皇室钱粮，是最有油水的两个机构，干部地位高、权力大、来钱快，吃喝玩乐样样在行，工作上扶个油瓶都怕累着。
果然，成琦既不专业又不可靠，还怕吃苦。
成琦到达现场后，嫌边境地区路不好走，根本不实地勘察，整天躲在宿舍喝酒泡妞抽大烟。
手下给他准备了地图，他看不懂，也不问，干脆扔到一边。
而俄国人却一刻也没闲着，情况早已了如指掌。
勘界谈判时，俄国人拿出私制的地图，指哪里、说什么，成琦只管连连点头。
俄国人摸清了成琦的底细，开始坑他。
签约之前，俄国勘界负责人说，这是两国大事，咱俩实地走一遍为宜。
半天下来，成琦已经累得不行，加上烟瘾
发作涕泗横流，早早就回去了。
第二天，成琦死活不愿意再受这个洋罪，俄国人乘机拿出单方面准备的协议文本，成琦看都没看就签了字。
埋设界碑之前，俄方代表又提出，这是两国大事，咱俩到各点搞搞仪式，以示郑重。
成琦面有难色，这得跑多少路啊，这不得累死我呀？对方顺势说：当然，国际上还有一个变通办法，既然两国友好，双方领导可以不出面，派基层干部具体办就行了。
成琦赶紧说这样好，这样效率高！马上指示手下的小干部，跟俄方人员一起去立碑。
俄方的界碑是石头做的，非常沉重，成琦做的是木牌牌，轻飘飘的。
尽管如此，俄国人几圈下来没嫌累，成琦的手下却瘫在地上不动了。
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些人平时做惯了大爷，何况烟瘾又来了。
这时俄国人及时伸出了友谊之手，对中方办事人员说：这点小事我们顺带一块办了，你们回去休息吧，谁跟谁呀。
这边一听，连说“好好好”，一溜烟往回跑。
结果，中方一共8根界桩，俄国人帮着立了6根，每根都向中方境内拼命偏移。
最要命的是，最具战略意义的编号为“乌”字的一根，本应距日本海仅一箭之地，后来死活找不着！俄国地盘扩大了不说，中国离大海更远了……
二
与成琦恰恰相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其职责相当于今天的监察部副部长）吴大澂（1835-1902），却是一位奇异卓绝的民族英雄，其成就直到今天也令人难以置信。
可惜我们如此健忘，几乎记不起他的名字。
1886年，在成琦草草了事的勘界工程25年后，吴大澂过来检查边防工作。
这个瘦弱的苏州人一天也不肯歇，踏遍了边境的每一寸土地，入夜秉烛疾书，给光绪皇帝打了一份充满民族义愤和责任意识的报告：
图们江出海口看不到乌字牌影子，土字牌距海达44公里，远远大于议定距离；由于风吹雪打和俄方肆意挪动，我方木质界桩早就毁损不堪，俄国的界碑则被当地群众称作“马驮界碑”，不知向中国境内流动了多少回；从珲春河到图
们江500多里，竟然一根界桩也没有，黑顶子山一带早已变成俄国兵营，中国一只兔子也进不去。
如此下去，整个东北不保，北京将成为前线！
朝廷的意思是死马当活马医，成琦之流兴奋地等着看笑话，朋友和同志则捏着一把汗。
而吴大澂，早已横下了一条心，决计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战场上做不到的事，谈判桌上能做到吗？在天时地利人和一个不占的困境中，吴大澂困兽犹斗，他的大智大勇发挥得淋漓尽致，给他苦难深重的祖国长了一回脸！
首先是据理力争，要求重立土字碑。
俄方强词夺理，说海潮涨到哪里哪里就是大海，现在这个位置就合适。
吴大澂驳斥道，全世界都知道江口就是海口！按照你们的道理，哪天海水倒灌到长白山，那长白山也是俄国的？由于依据的是正式条约，俄方又讲不出新鲜道理，很不情愿地让了步。
于是，土字碑大步向外推进，一块宽600米、总面积10平方公里的土地重回祖国，使中国距离日本海只有15公里，大海清晰可见。
接着，吴大澂提议中俄两国共享图们江出海权。
俄国人非常吃惊：这位中国代表与他的北京同僚不同，竟然具备了现代海权意识，于是极为敏感地断然拒绝。
吴大澂不依不饶不放手，最终达成了这样的妥协：出海权虽不能共享，但中国船只可以借道出海，俄国不得阻止。
从此，中国在法理上有权顺江而下，只要一杯茶的功夫就能驶入日本海。
从这里到日本的新潟港只有400多公里，比从大连出发要近600公里。
考虑到东北亚复杂的地缘政治现实，获得了图们江的实际出海权，其战略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为过，可谓功在千秋。
在19世纪的中国能具有如此远大的目光，吴大澂实在不同凡响！
值得一提的是，128年后的今年5月，中俄两国在上海亚信会议期间，签署了共建共享扎鲁比诺海港的协议。
海港离中国珲春只有18公里，建成后将是东北亚最大的港口，也是中国与欧亚之间新的海上丝绸之路。
这个协议的前提条件正是吴大澂当年给我们预留的。
最让俄国人瞠目的是，吴大澂竟然得寸进尺，索要黑顶子山地区。
把到嘴的肥肉再吐出来，沙俄历史上真没有这样的习惯。
但吴大澂故意先说要滨海土地，等于要出海口，俄国人火冒三丈，激烈的争执客观上导致谈判得以延续。
就在锯子拉得最艰难的时候，夜里俄国人把海参崴港军舰上的氙气大灯一起打开，炫耀武力，警告中国见好就收。
可惜吴大澂不是成琦，他早有安排。
整支北洋舰队及时赶来进行友好访问，吴大澂热情地把俄方请上定远舰参观。
入夜，吴大澂突然命令舰队打开所有电灯，比俄舰的氙气灯不知耀眼多少倍，照得海参崴彻夜不眠。
俾斯麦的名言“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俄国人最有体会。
虽然在8年后的甲午海战中，这支舰队不幸全军覆灭，但此时却稳踞世界第三、亚洲第一，其中定远号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
俄国人叹口气，恋恋不舍地将黑顶子山地区完璧归赵，这就是今天珲春的敬信镇。
仅从土地面积上看，吴大澂为国家争得的总共不过百十平方公里，似乎并不起眼。
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外国的每一次谈判，无不以割地赔款告终，从谈判桌上拿回土地、争得权利这还是第一回，直到清朝灭亡都是唯一的一次。
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贪官懒官，但这艘老旧大船还能够往前走，吴大澂这样的民族脊梁是重要的支撑。
在那国家任人宰割的破败年代，中华民族竟站出过吴大澂这样的优秀儿子，怎不令人心潮澎湃、热泪盈盈：谁说中国无人！
三
今天我们来到图们江畔，膜拜吴大澂面朝大海的高大石像，心中自然产生一个疑问：同样的高级官员，成琦为什么会丢弃国家核心利益、遗臭万年？吴大澂为什么能虎口夺食、名垂青史？
第一次视察东北边务，吴大澂就向中央提出开放东北全境、准许内地移民的建议，这是冒着极大政治风险的：东北是清朝的“龙兴之地”和战略后方，封闭东北是其基本国策。
但吴大澂看得清楚，东北之所以不断被外人蚕食，就是因为人烟稀少。
只有人口增加了，资源开发利用了，东北才可能稳固。
倘若东北出了问题，全民族都没了退路，哪还有爱新觉罗一家的私利！
开禁政策实施没几年，吴大澂再次来到这里，看到路边有一群可爱的孩子在捉迷藏——原来边疆已是人丁兴旺，一片祥和！这位诗人政治家禁不住热泪盈眶，诗兴大发，细腻描绘了内心的欣喜和豪迈。
在与虎谋皮过程中，吴大澂一有空就反复书写“龙”、“虎”两个大字，爱国激情力透纸背，其手书龙虎碑至今还屹立在那块失而复得的土地上。
他每天写
日记，抒发必争必死必胜的决心，留下了《皇华纪程》这部洋溢着强烈爱国主义激情的珍贵史料。
在顺利结束对俄维权谈判后，吴大澂一鼓作气，更换了成琦的所有破烂牌牌，加上补立的，总共36块厚重石碑巍然矗立。
此外，更有一尊金光闪闪的铸铜界碑，高达4米多，直径1米多，镌刻着他自撰自书的铮铮誓言：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
就这样，文弱的吴大澂挟着壮烈的民族精神、炽烈的爱国情怀，在虎背熊腰的欧洲人面前，顶天立地，凛然不可侵犯！显然，对国家、民族和人民最真挚最浓郁的爱，正是吴大澂建立奇功的原动力，也是他与成琦大相径庭的内在根源。
有了这份大爱，就有了忠诚和信用，就有了利计天下的浩然正气和无尽的聪明才智，就会有所作为、甚至大有作为。
以升官发财为人生目标的人，孜孜以求的只是个人和家庭的私利，贪懒散奢、失信背叛是其本能选择，自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让成琦这样的沙子淘汰出局，让吴大澂这样的金子闪闪发光，营造优胜劣汰的从政环境，培育良性循环的政治生态，是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前提条件。
党中央坚定而持久地开展打贪肃懒、整饬党风行动，其终极意义就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