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

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

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篇一」

先秦时期虽然有百家争鸣，但实际上，世之显学，不过儒墨道法四家而已。其他各家之言，要么在后世被融入这四家当中，要么思维体系不够精深，难以成家立说，以传万代。

一、儒墨道法四家政治哲学

1.儒

儒家在四家中生命力最强，几乎与贯穿了全部中国政治思想史。究其原因，大概得益于其优秀的传承体系，孔子提出有教无类，以致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传承不绝。儒家注重教化，所以历朝历代，不管儒学是是否为当政要学，始终不见其式微。儒学昌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它极强的适应能力。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儒生的治国理论都会有新的发展变化，不断吸收别家的观点为己用。我们可以看到宋代近似于法家理论的功利主义大方光彩，维新的政见，却出于应该是守旧的儒生们手中，这些儒生还从儒家经典里找寻变法的理论支点。使祖宗不足法，也变成了儒家的思想。

儒学本就循自周公之政，一直都是作为一种统治模式的传承而存在，既治民维君，又从天命、道德的角度限制君权。但不管“先王”周公对儒家创立的思想影响如何大，“万世师表”、儒家“至圣”却是孔子。儒家的政治哲学也已孔子的中心思想“仁”为立足点。

春秋时，人们把亲近尊长、爱众庶、忠君主皆称为仁。孔子把春秋时期仁的观念发展为系统的仁学，从各个角度论述了仁的本质、含义、致仁的方法。可总结儒家所倡导的王道政治，其要义在于修身先于政治，以美好的道德转化出有道的政治。

2.墨 墨家的政治哲学主要是墨子的“尚同”、“天志”和“明鬼”。墨子主张人性本恶。与边沁的功利主义一样，以利害为出发点，认为人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出处事标准，为获得利益，不惜作恶。因此需要统一百姓的行动标准，使个人不极端最求人私利，而是达到社会全体的公利，也就是边沁所说社会总功利的最大化的概念。

墨子提出的方法是选立一个贤者为天子，然后向下一级一级选立不同的贤者帮助管理。然后以天子的标准为天下的标准，自下而上，一级一级绝对服从。这样天下便可平治。

墨家与其说是一个学派，不如说是一个组织，社团。墨家信徒虽然在人数上能与儒家相提而论，但到秦时，其政治思想传承大体灭绝。究其原因，不过两点：

一、长于技艺，少理论家。墨家的政治哲学思想，也不过墨子一人而已。

二、墨家在政治上所代表的是广大小生产者、小私有阶层的利益。墨家的学说不利于君主专制统治，所以得不到官方支持。

3.道

道家的政治思想与儒家一样，是不满于现状的抗议。道家与儒家构建的理想社会，也都是从古代社会的状态找寻依据。不同的是，儒家遵从周公制礼作乐，主张积极有为，而道家则描述了更久远之前的太古时期，从人类的最本源的自然状态出发，提出政治上应当尊崇无为来达到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快乐状态，即遵循老子所谓的“天道”。

道家的核心哲学观念也就是一个“道”字。何为道？是一个相当抽象性的概念，概括来说道就是一种绝对的客观真理。人们遵循道，就是遵循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是最好的存续方式。君王治国便是任由民间自然发展，不过多的干涉人民生活。如果说儒家的政治哲学是追寻“仁”以达到王道政治的目的，那么，道家就是追寻“天道”以达到人类最自然合理的存续状态。

4.法 法家的历史观与儒、道的“尚古”不同，法家强调“世异则事异”，主张“事异则备变”即社会历史状态不同，则社会治理方法也应该随之而变，不能循古守旧。值得一提的是，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从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多寡和人口增长的因素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变化。

法家对于人性的分析，近于墨家。法家认为人性无好恶之分，只是好利。在韩非看来，任何人与人的关系，都是利益关系。既然如此，君主治理国家时，就不能用道德教化。统治者要通过引导，使臣民对利的追求为统治者所用。用赏罚来规定获利的秩序和方向。君主要控制利的获得，既要满足臣民对利的追求，又要使臣民私利的获得与君主分不开，私利的获得由君主控制，臣民就必须为君主效劳，从而强化了君主的权力。韩非的君主中心论和非道德主义与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

小结

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思想并非这寥寥几千字所能概述，限于篇幅，只能大概介绍了对中国政治思想影响最大的先秦四家显学。这些传统政治哲学的发展，让中国宗法社会在封建时代取得了璀璨的文明成果，不可否认，也很大程度上阻挠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步伐。但是否因其一时的不合时宜而真视其为落后过时的东西呢？

最后以萧公权先生的话作为结束：“平心而论，吾仁不得不承认吾国先民曾发现不少超越时地之政治真理，不独暗合西哲之言，且在今日仍有实际之意义。良以古今之世虽殊，而人性大体若一。社会组织之方式与宗旨虽变，而维持社会生活之基本条件未改。西人有谓柏拉图之《国家论》有现代之意义，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历久而不可废者，荀子亦谓“类不悖，虽久同理”。”

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篇二」

关键词

行政伦理思想；儒道墨法；历史发端；理论内核

摘要 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与其产生的逻辑。生产力张力的释放、政治结构的重塑、多元地域文化的交流，以及“士”阶层作为思想主体的崛起，是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萌生的社会土壤。在百家争鸣时期，儒道墨法成为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源头，并形成了与中国历史发展相契合的理论内核。

20世纪70年代，行政伦理作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在西方才得以诞生，但行政伦理思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梁漱溟先生对传统中国社会特点有过精辟的总结:“政治之根本法则与伦理道德相结合，二者一致而不分，而伦理学与政治学终之为同一学问—这是世界所知之惟一国家。换言之，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色彩非常浓厚的政治国家，因此，也孕育着丰富多彩的行政伦理思想的典范之作。原始氏族社会有诸如“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平等互助”、“讲信修睦”等自发、朴素的原始道德风尚;夏、商、西周时期的统治者也逐步建立起一套诸如三公、六卿等官吏制度，并提倡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规范，主动践行“修德配命”的道德生活，形成了“敬德保民”的“德治主义”雏形。尽管原始社会有零星的行政道德风尚，夏商周也出现了古典的行政伦理思想火花，但系统的行政伦理思想博弈场所，则是在“周之子孙日失其序”之时，即中国社会历史进人一个崭新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才得以展开。这是一个百家争鸣的诸子蜂起的“思想博弈时代”，儒道墨法等诸子继承、批判与发展了前人的行政伦理思想，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建构起各具特色的思想体系，成为随后数千年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不断生成、演绎、深化之源泉，也是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行政伦理的历史根基。

展开来看，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历史发端，根源于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与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上，催生出内涵着行政伦理阐释的诸家思想的争鸣，经过历史的锤炼而形成了支持中国行政伦理思想的儒道墨法的理论内核。本文试从这三个方面来阐述中国行政伦理思想的历史发端。

一、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萌生的社会土壤

任何一种思想的诞生、发展和演变都离不开现实的社会生态环境，都是根植于当时的社会土壤之中。这种社会土壤依其重要性程度，依次包括特定的经济根基、政治结构、文化基础以及思想主体的自由思考。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能孕育出百家争鸣的诸子百家，并成为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萌生与发展的源泉，都归属于这一时期特定的社会历史土壤。

1.社会土壤之一:生产力张力的释放。在人类历史上，“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春秋战国之前，我国社会的发展基本上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下，因此，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相对缓慢的。春秋以降，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首先发生在社会经济领域里，具体表现为生产力张力的释放。不同的阶级、集团或阶层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在社会生产力张力的释放中，纷纷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因素。因此，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注人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代表着不同利益阶层的各种思想与意识经历了一个冲突、整合的过程，并形成了思想繁荣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的生产力得以解放和长足发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春秋初期，人们发明了冶铁技术;到春秋后期，铁器农具被广泛应用。

(2)春秋中后期，耕牛使用作为技术已得到推广，到战国时期，铁犁已替代石犁、来粕。

(3)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已初具规模，打破了“工商食官”的局面，出现了“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的繁荣景象。

(4)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如郑国渠、都江堰水利工程等，为农业灌溉、确保粮食增产打下了基础。

以上这些变化使生产力的发展率先突破原先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平衡框架，导致了新旧经济制度摩擦、冲突与更替的态势。这些变化也必然在思想领域引起观念上的新旧杂陈、相互更替。正如恩格斯所言:“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生产力张力的释放为百家争鸣时期的思想文化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也为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社会经济条件。 2社会土壤之二:政治结构的重塑。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的变革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的调整，从而导致上层建筑的重塑。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加速了周王朝“大一统”生产关系的解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逐渐让步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政治结构。历史发展进入奴隶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封建制不断生根与强大的过渡阶段，阶级构成不断分化，除了奴隶和奴隶主两大阶级阵营外，又出现了农民和地主等新生力量。同时，社会分层中既有大量的破落贵族面临退出，又有大量的新贵即将登场。职业领域里既有农夫、小私有商业者，又有职业政客、职业谋士等登上历史舞台。这一时期新旧势力的对抗预示着观念碰撞，促进了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诸侯国之间的对峙与兼并，从而形成了多极的政治格局，为百家争鸣时期的到来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生态。面对王纲解体、列国纷争、社会激荡的局面，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及“士”阶层不得不思索安邦‘治国之策，探寻制度转型之路，以回应“礼崩乐坏”的政治困境，并寻找“救世”之方。

此时，“既没有中央集权、帝王专制的大一统政治体制，也没有某种国家哲学一家独大的思想专制局面。各国诸侯也没有以行政命令形式推行某种思想，压制不同学说。各家各派的学说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信徒和生存空间”。可见，这种政治结构的多元冲突与博弈，就意味着社会政治结构在寻找着一条重塑之路，因此，原有社会结构的内在冲突与重塑成为这一时期的特点，而这一因素恰恰为百家争鸣时期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宽松的政治环境。

3.社会土壤之三:多元地域文化的交流。春秋战国时期，在经济上，由于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导致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在政治上，民族之间兼并、融合加剧，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具有以下特色:

(1)春秋战国时期，以中原为坐标，中华文化可分为中原文化、中原以东的齐鲁文化、中原以西的周文化及秦晋文化、中原以北的燕赵文化、中原以南的楚文化等，体现了文化的多元性。

(2)多元文化的生态环境必然具备开放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频繁的征战破除了阻碍民族文化交流的政治与行政壁垒，促进了社会经济与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