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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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与三农

资金供给不足一直是掣肘“三农”事业发展的“短腿”。以下是店铺精心整理的财政政策与三农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财政政策与三农

中央一号文件公布 撬动资金投入三农为一大亮点

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14份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5日由新华社受权发布。多位专家表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在部署“三农”改革工作时更加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尤其在确保农业农村资金投入方面确定了多项措施,成为一大亮点。

中央一号文件公布 撬动资金投入三农为一大亮点,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农业科技与三农政策,三农普上门签字,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原因,2017中央一号文件 农业

主线 供给侧改革将贯穿今年农业工作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农办主任唐仁健表示,近几年我国在农业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开了头、有进展,但需要在发展目标上再聚焦,在工作路数上再厘清,在政策举措上再加力。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把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新的历史阶段农业农村工作主线,共分6个部分33条,主要内容包括优化产品产业结构,拓展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强化科技创新驱动等。唐仁健表示,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提高农业供给质量。要用改革的办法来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

文件首先指出,要优化产品产业结构,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其中提出多项具体措施,如加快构建粮经饲协调发展的三元种植结构;优化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区域布局,引导产能向环境容量大的地区和玉米主产区转移;以及划定稻谷、小麦、玉米粮食生产功能区和大豆、棉花、油菜籽、糖料蔗、天然橡胶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等。

广发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郭磊表示,农业供给侧改革依旧可以从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三个角度去理解。去库存的重点是收储制度改革和粮食价格的市场化。以玉米为例,目前我国收储制度下玉米储备量极高,价格亦与国际市场脱轨,目前已经根据“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原则进行了试点改革,未来将进一步推进。降成本的重点就是规模化经营,土地流转、“三权分置”的主方向已经确定,但近年来进展并不快,2017年是农业供给侧改革年,相关领域的突破值得关注。

补缺 财政投入做好整合与撬动两大文章

资金供给不足一直是掣肘“三农”事业发展的“短腿”。中国社科院此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三农”资金的缺口高达数万亿元,资金的供给严重不足。而确保“三农”的资金投入也成为中央一号文件重点关注的问题,文中提及的多项改革举措,成为一大亮点。

文件提出完善农业补贴制度,其中包括要深入推进农业“三项补贴”制度改革;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稳定产粮大县奖励政策,调整产粮大省奖励资金使用范围,盘活粮食风险基金;完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加大对粮棉油糖和饲草料生产全程机械化所需机具的补贴力度等。

同时,文件提出,改革财政支农投入机制,包括鼓励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设立各类农业农村发展投资基金;在符合有关法律和规定的前提下,探索以市场化方式筹集资金,用于农业农村建设等。

唐仁健表示,确保农业农村投入,一方面是确保增量,文件坚持把农业农村作为财政支出的优先保障领域,确保农业农村投入适度增加。另一方面是下功夫用好用活存量,做好整合和撬动两篇大文章。

唐仁健表示,整合,就是通过对存量资金进行统筹整合,集中力量把最该办的事办好。文件提出发挥规划统筹引领作用,多层次多形式推进涉农资金整合;推进专项转移支付预算编制环节源头整合改革,探索实行“大专项+任务清单”管理方式。撬动,则是把有限的财政资金作为“药引子”,吸引金融和社会资本更多投向农业农村。文件提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以奖代补和贴息、建立担保机制、建立风险补偿基金、设立各类农业农村发展投资基金、加大地方政府债券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等措施。

针对农民普遍关注的补贴政策安排,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不久前透露,现在已经进行的农业补贴改革,基本原则是存量调整、增量倾斜。他说,已经给农民装到口袋里的钱,政府不会再掏出来,但是要优化,使它能够用得更好。同时,增量要向新的生产经营主体倾斜。引导土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这是政策导向。

亮点 农村金融创新有望全面提速

农村金融作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引擎,多年来我国已经逐步建立了相关政策扶持体系,但是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仍然面临着很多突出的问题,包括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发展包袱重、分布不合理,农村金融业务经营成本高、风险高、信息不对称、供给不足等。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在加快农村金融创新方面着墨较多,提出了支持金融机构增加县域网点,适当下放县域分支机构业务审批权限;深入推进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探索开展大型农机具、农业生产设施抵押贷款业务;鼓励金融机构发行“三农”专项金融债;扩大银行与保险公司合作,发展保证保险贷款产品;深入推进农产品期货、期权市场建设,积极引导涉农企业利用期货、期权管理市场风险,稳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等一大批具体改革措施。

一位长期从事农村金融的业内人士表示,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内容都会涉及农村金融,但从落实效果来看,成效有待提高,农村金融仍是金融体系最薄弱的环节,因此要在这个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要把着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解决金融业自身结构性矛盾和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创新开发适应性金融产品及服务。

业内人士建议,农村金融要坚持和完善政策性、合作性和商业性三者结合的体系建设,在这个体系中,三者之间既有分工、又有竞争,以满足农村多层次的金融需求。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告诉记者,农村金融领域的业务成本相较其他金融业务更高,从而抑制商业金融的盈利性。在现有框架下,可以尝试让更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介入。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来源多是中长期,且资金成本更低,因此可以承受风险较高的业务。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今年要积极推动农村金融立法。就此,一位接近监管层的业内专家对记者透露,立法或主要针对金融机构,目的是确保金融机构对农业发展在资金上保持一定支持力度,“例如,立法可能会对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的规模、比例,涉农贷款相关利率的设定以及财政的利率补贴给予规定,同时可能也会明确一些优惠政策,比如对涉农贷款达到某个比例之上的,给予税收减免等。包括土地的相关抵押问题等也会有所涉及”。

财政支持“三农”政策:分析、评价与建议

一个共识已经非常明确: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既要在“三农”自身寻找出路,也需要强有力的外部推动。从现实情况看,目前的外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市场和政府,其中在政府推动力量中,财政支持“三农”政策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2004年,为了加快解决“三农”问题,中央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中出台了一系列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体现在财政上,不仅用于“三农”的资金投入绝对量最多,资金投入的增长幅度也是近年来最高。更重要的是随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财政支持“三农”的指导思想和支持方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讲,改变了国家与农民之间传统的利益分配格局,对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具有一种里程碑性质的重要意义。

一、财政支持“三农”政策的初步分析

现行的财政支持“三农”政策体系是逐步演变而来的,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改革、创新的过程。目前包括支出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两个方面,主要是通过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运用投资、补助、贴息、税收等政策手段对农业农村发展给予支持。在支出方面。目前中央财政直接支持“三农”支出有15大类,按照这个口径,1998—2003年,中央财政直接用于“三农”的支出累计9650亿元[1]。重点用于包括大江大河治理在内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综合开发、林业生态建设、抗灾救灾、农村扶贫开发、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其他改革、农业行政事业管理、农村中小学教育、农村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和救济等。在税收方面。主要有农业税轻税政策、农业税减免政策、农产品加工增值税抵扣和出口退税政策。此外,国家财政还通过利用外资支持农业农村发展。

分析近年来财政支持“三农”政策的转变和形成过程,主要有以下六个特点:

一是中央财政支持“三农”支出总量保持较快增长。由于体制和财力状况,1998年以前财政支农资金总量规模比较小,1997年中央财政支持“三农”支出700亿元左右,全国各级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大约在1500亿元左右。1998年,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当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总量增长高达40%以上,主要是国债资金用于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治理的投入增加较多,此后这个规模一直保持在300—400亿元。到2003年,中央财政支持“三农”支出规模1950亿元,比1997年增长1.78倍。2004年,中央财政年初预算用于“三农”的支出比2003年增加300亿元,增长20%以上。加上后来中央出台一系列政策的因素,实际执行结果,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2626亿元,增长22.5%,资金投入数量和增长幅度均为近年来最高。

二是中央财政支持“三农”支出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加上流通体制改革的原因,主要用于流通领域的农产品政策补贴支出一直在“三农”支出中占有最大的比重,1998年为35.29 %。1998年主要江河发生特大洪水以后,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力,国家加大了对主要江河堤防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的投资,加大了对长江中上游和黄河上游林业生态建设的投入,水利和林业的支出比重大幅度上升,6年用于水利建设和林业生态建设支出分别为1700多亿元、1300多亿元,分别占中央财政支持“三农”支出的17.1%和13.3%。2000年以后,随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支出逐步成为中央财政支持“三农”支出的一个重要部分,比重从2000年的0.8%迅速提高到2003年的15.88%。与此同时,农产品政策性补贴下降到2003年的22.01%,下降13个百分点。从农业内部结构来看,由于一度粮食过剩,直接支持粮食生产的支出有所下降,原先设立的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到期取消,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中用于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经济作物多种经营的支出有所上升。

三是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改变了过去政府与农民“取、予”的传统格局。农村税费改革是农业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后,党中央、国务院为解决“三农”问题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1998年以来财政支持“三农”政策的全新内容。从2000年安徽省试点,到2003年全面推广试点,农村税费改革不仅使全国农民负担普遍减轻约40%;而且实现了改革第一阶段“减轻、规范、稳定”的目标,逐步理顺了长期以来模糊不清的国家、集体、农民的经济利益关系,改变了政府与农民之间“取多、予少”的传统利益分配格局。按照WTO贸易规则计算,我国水稻、玉米、小麦等农产品单位含税和财政补贴相抵,过去一直是“负保护”,这也是我国水稻、玉米、小麦等农产品成本高于美国等同类产品的原因之一。农业税减免后是“正保护”,这也是“取予”关系转换后的结果。国家与农民之间传统利益分配格局的再一次转变,其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农村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