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国民党特务政治的发展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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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国势与政治变化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
从1912年到1949年,历经了国共合作、内战、日本侵略、民主改革等多个阶段,国家面临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
本文将从国势和政治两个方面来探讨民国时期的变化。
一、国势的变化1、政治局势的动荡辛亥革命后,中国第一次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但政治局势仍然很不稳定。
当时的政治实力非常分散,各省督军和地方势力林立,国家权力难以集中。
同时,民国政府还面临着由于外资控制和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经济危机和社会不满。
这些因素都加剧了政局的不稳定。
1916年袁世凯自称皇帝,但很快就被推翻。
此后的民国政府在北洋军阀的控制下,时易时变,为了掌握权力而互相争斗。
1927年,国共合作瓦解,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内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抗战成为国家最紧迫的任务。
1945年,抗日胜利后,中国政局再次发生变化。
2、经济发展的加速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渐由城市向乡村转移。
1928年至1937年间,农村经济和手工业产值占到了全国经济总产值的90%以上。
此外,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涌入中国,并逐渐掌握了市场主导权。
然而,由于社会动荡和战争的不断持续,中国的经济发展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的经济几乎彻底瘫痪,但是同时也为中国经济的复苏奠定了基础。
1945年抗日胜利后,中国政府推出了多种经济改革措施,逐步实现了国家对经济的有效掌控。
3、文化思想的变革民国时期,中国的文化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早期,中国社会传统价值观仍然占主导地位,传统知识分子仍然是社会核心。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新思潮的兴起,民国时期的中国开始逐渐接受西方文化和思想。
新文化运动在文学、教育等领域掀起了一股革命风潮。
现代派、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潮也逐步流行开来。
此外,在女性权益、民主自由、科学先进等方面,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也有了显著进步。
二、政治的变化1、政治制度的变革辛亥革命后,中国曾一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个制度并没有能够顺利运行,最终被北洋军阀所取代。
近代封建军阀专制统治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时期,通常指的是辛亥革命后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政治混乱、割据成片、军阀混战的时期。
以下是该时期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实质和危害的一些表现:
实质:
1. 割据混战:多个地方军阀割据一方,形成割据混战的局面,导致国家分裂,政治权力高度分散。
2. 政治腐败:军阀专制统治下,政治腐败盛行,官员以权谋私,行政效率低下。
3. 社会动荡:军阀混战导致社会动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秩序混乱。
4. 对外屈辱:军阀割据导致对外抵抗力量分散,使中国在国际上屡次受到列强的侵略和屈辱。
危害表现:
1. 国家分裂:军阀专制导致国家分裂成多个割据势力,地方割据现象极为严重。
2. 社会动荡:军阀混战导致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定,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3. 军阀压迫:军阀在自己统治地区实行专制统治,经济剥削和政治镇压普遍存在,军阀对百姓的统治往往是残酷和专横的。
4. 外部侵略:军阀混战使得国家防线薄弱,易受外部列强侵略。
在这个时期,中国遭受了日本侵略、英法等列强的欺辱。
5. 政治腐败:军阀专制时期,政治腐败问题突出,国家治理能力低下,各地军阀为了谋取私利,往往对国家和百姓的利益置之不理。
近代封建军阀专制统治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期,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直到抗战胜利后国家才逐渐走向稳定。
国民党的政权性质及其统治对于中国的影响对于国民党性质,我认为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1924—1927年,1927—1949年。
1924年国民党一大提出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工农。
这时期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中提到节制资本,充分说明此时的国民党是代表中小民族资产阶级、部分工人、农民的利益的民主党派。
但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是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具体可以从以下三点可以看出:一、外国资本不仅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交通运输业,而且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以及若干主要的轻工业。
而依靠帝国主义的结果必然导致外交上实行屈辱的外交政策,比如对南京惨案的处理。
二、地主土地所有制在中国社会经济活动和土地关系中仍居统治地位。
国民党政权继续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不承认中国有土地问题,拒绝在农村开展土地改革,从而使中国广大农民处在了死亡线上。
三、国民党利用超经济的力量,一方面掠夺工农劳动群众及其他小生产者,一方面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兼并民族资本,对人民巧取豪夺,聚敛大量财富,逐渐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
国民党政权统治对中国的影响可以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四个方面阐述。
在政治上:积极: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政府,使中国结束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
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也一度对它作出过一两项表面上的让步(如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允诺取消领事裁判权)。
消极:国民党政权与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
国民党政府所推行的内外政策,既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也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对外依靠帝国主义,使其不得不实行屈辱外交政策。
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所说:“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反动统治”。
在经济上:积极:国民党统治前期的确一定程度地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如在1928到1929年间,注册厂家250户,资本额1.1784亿元,商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以及文化教育事业都有所发展。
民国时期国民党特务组织衍变第一阶段:组建时期(1927-1931)国民党最早的特务机构形成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展反共“清党”期间。
深谙中国传统政治权谋的蒋介石,对于重要而敏感的特务机构的组建,采取了双管齐下、分而治之的方针,这便导致了后来国民党中统与军统的分别出现,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
由此,两大特务机构即使在其形成初期,其组织人事与隶属关系也是泾渭分明的。
(一)中统前身1、“中央俱乐部”早在北伐之前,陈立夫、陈果夫便在国民党内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央俱乐部”的小团体,参加者都是陈立夫、陈果夫一系的人。
因“中央”与“俱乐部”两个英文单词的起头都是C,而二陈姓名英文拼音字母开头也是C,故外人称之为“CC系”。
为了掌握党内动态情报,二陈又秘密搞了一个小组作为“CC”的触角,开始做情报工作。
但只是二陈的“私货”,没有组织编制和正当经费来源。
不过,却仍被认为是国民党中统的起源。
2、“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后,决定加强特务工作,以应付党内外斗争的需要。
同年2月底,蒋介石稳固了他的统治秩序,是月底,他采纳陈果夫的建议,决定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专司负责党务情报搜集工作,任命陈立夫为科长。
不久后由张道藩、叶秀峰先后任科长,1929年改由徐恩曾任科长。
1930年夏,调查科又增设了两个小组,其中“特务组”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搜集有关情报资料,进行策划与调查研究,设计指导反共活动;“文言组”负责搜集整理各种报纸杂志及其他出版物,制成剪报,择其要者送有关方面参考,以供掌握中共及其他党派的最新动态。
同时,调查科也开始向上海、武汉、开封等各大城市派驻特派员并逐步扩展到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各级各单位的“特务室”。
(二)军统前身1、“黄埔同学联络小组”1927年8月,蒋介石因在国民党内部受到汪派及桂系等派系的共同攻击,四面楚歌,急于用非常手段对付政敌,故授意胡靖安(黄埔二期,后为军统头目、陆军中将)离开黄埔,在上海成立“黄埔同学联络小组”专事联络黄埔同学搜集各方情报,并监视部队,可谓蒋介石特务机构的肇始。
民国时期的政治分裂与军阀割据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混乱且分裂的时期,政治分裂与军阀割据是这个时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这篇文章将从不同角度探讨民国时期的政治分裂与军阀割据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影响。
一、政治分裂的成因民国时期的政治分裂主要是由于辛亥革命后的政治权力争夺导致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但随之而来的是政治权力的真空。
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纷纷想要插手政治,以争夺自身的利益。
革命后,政治实力较强的地方军阀、学者、商人等纷纷成立各自的政治团体,形成了多个相互竞争的政治势力,导致了国家的分裂。
二、军阀割据的表现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是政治分裂的最典型体现。
政治不稳定使得许多军阀壮大,他们凭借自身掌握的军事力量和地方影响力,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统治局面。
军阀们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实行一系列政治、军事和经济控制措施,割据一方,与其他军阀形成对抗。
这种局面不仅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动荡不安的局面,也进一步加剧了政治分裂。
三、政治分裂与经济衰退政治分裂与军阀割据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各个军阀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往往会采取垄断、掠夺等手段,使得国家资源分配不均,经济活动受到限制。
加上战乱不断,安全形势不稳定,投资和经商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萧条现象。
四、民众生活的困境政治分裂与军阀割据还给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境。
军阀们为了补充军费、扩大势力往往会对民众征收重税,使得百姓沦为了生活的沉重负担。
同时,政治分裂还导致了社会治安的恶化,江湖豪杰和社会不法分子活动频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五、政治分裂的解决之道为了解决政治分裂和军阀割据的问题,中国的政治家们做了很多尝试。
其中一项重要的尝试是北伐,即国民党领导的打击军阀的运动。
北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军阀的势力,但最终并未取得彻底成功。
另一种解决之道则是寻求国际支持,与外国列强达成共识,以期通过外力来解决国内问题。
民国时期的政治改革探析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政治改革经历了不少曲折和变化。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面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一、中国政治改革的背景在民国时期,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局面。
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处于衰败的状态,发生了很多的动荡和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治改革迫在眉睫,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才能让中国重新振作起来。
因此,中国政治改革的背景是十分明显的。
二、民国时期的政治改革1. 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改革在民国时期,统治者为了稳定政权,改变其间散、卑、弱、懦的形象,必须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改革。
为此,他们开始重视教育事业,改革教育体制,扩大普及率。
同时,他们还积极推行宣传和媒体政策,对媒体进行严格管制,鼓励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这种改革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2. 政治制度的改革在民国时期,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
政治制度改革的出发点是为了加强政府的权力,为国家的发展增强制度保障。
因此,中国政府制度的改革也成了这个时期政治环境下的一个热门话题。
在政治制度方面,民国政府采取了所谓"五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形式,分立了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审计五方面权力。
同时,宪法也进行了修订,制定了形式上比较完善的宪法。
3. 经济领域的改革在民国时期,经济领域的改革也非常重要。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处于大萧条的状态,社会生活的稳定和经济发展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经济领域的改革是必要的。
在经济领域,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如支持私营企业发展、兴办国营经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
这些措施都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发展。
4. 民族问题的改革在民国时期,中国还面临着民族危机,因此,中国政府迫切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解决民族问题。
在这方面,中国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如组建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实行民族教育和文化保护等。
这些措施成功地解决了一些民族问题,保障了社会稳定。
浅析国民党特务组织对国民党组织本身的破坏性蔡振伟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海南海口570228摘要:蒋介石建立特务组织的初衷是改变国民党组织的涣散和派系斗争的状况,但特务组织不仅未能实现以上目标,反而破坏了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增加和激起了更多的派系斗争,对国民党组织本身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性,加速了国民党的失败。
关键词:特务组织国民党组织破坏性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可以归咎于许多原因。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蒋介石始终无法完成国民党的整合,将国民党改造成一个有意识形态和凝聚力的政党。
蒋介石试图通过建立特务组织来改变国民党涣散和派系林立的局面,但不仅未能实现反而对国民党组织本身造成了破坏。
一、特务组织建立的背景和定位国民党从建立开始就存在“党内有派,党外有党”问题,蒋介石掌握国民党最高领导权后也认识到了这个现状,尤其是1931年-1932年的下野,让蒋介石对国民党组织的涣散和派系斗争有了切肤之痛,但他并没有选择另立新政党或对国民党进行彻底改造,他选择了建立特务组织。
1932年初,蒋介石再次复出前的日记中记录了其准备建立特务组织的背景和目的:“必欲组织一秘密奋斗、人尽其才,控置全国之机关,方得完成革命。
如仅普通组织,则必腐化消灭也。
”[1]由此可以看出,特务组织是蒋介石为了消灭“反对派”,增强组织动员力和执行力一手策划和建立的。
关于特务组织的定位,蒋介石在1935年对调查统计局特务人员的《特务人员之基本修养》训词中说:“特务工作人员,就是领袖的耳目,你们所到的地方,就是领袖耳目所及的地方……换句话讲,就是领袖所用的革命工具……你们务必要以领袖或团体的主张为主张,以领袖或团体的意志为意志,才是忠实的革命者。
”[2]因此,蒋介石只是将特务组织定位为消除异己和保障其领袖地位的工具,无意将特务组织改造成为一个有意识形态的“政党”。
在实现方式上,蒋介石采用的是“必欲组织一秘密奋斗、人尽其才,控置全国之机关”,即通过特务机关渗透到全国重要的部门和机构,以此实现控制的目的。
民国时期军阀政治的原因及局限性研究民国时期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这一时期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历史现象,特别是军阀政治的出现,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军阀的出现,在极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国家的发展,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因此,了解民国时期军阀政治的原因和局限性,对于我们深刻地认识中国近代史的特点和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民国时期军阀政治的原因1.历史背景中国近现代史时空背景下的种种决定因素:清朝的软弱无能、列强的侵略以及对外贸易的剧增等,都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政治体系逐渐失去了影响力。
同时,军队作为国家实力的象征,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这一形势下,一些地方上的军阀就利用了这种危局,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在当地扩大势力范围。
2.地理因素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地域千差万别。
在这样的情况下,地理因素决定了政治活动的地域性,即一地有一方势力。
这为军阀政治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
许多地方的军阀利用当地自然资源以及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从而形成自己的兵力和势力。
3.社会因素中国社会的结构较为复杂,特别是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些社会制度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同时,一些社会问题的长期积累,如苛捐杂税、土地问题、官僚特权等,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不少地方上的军阀就利用当地的“社会矛盾”而逐渐壮大自身的势力。
4.政治因素“新旧交替”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经之路,在这一进程中,许多旧有的政治势力逐渐失去了影响力。
与此同时,新的政治力量也在悄然兴起,不少地方上的军阀也因此逐渐形成。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旧有的地方势力也开始逐渐利用自己的地盘优势,扩大自己的势力,最终在当地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军阀政治体系。
二、民国时期军阀政治局限性的统计1.对统一的阻碍作为一个多势力共存、各自为政的时代,军阀政治主要表现出对正常统一的阻碍。
各军阀之间的势力范围差别很大,某些地区军阀间的暴力斗争交织不断,难以推进全国统一。
论民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主要特点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封建专制制度虽然已被推翻,但是,它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
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中国这块土地的斗争也未结束。
因此民国时期的中国仍然面临着亡国的危险。
中国的时代精英们为了祖国的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继续进行着不屈不挠地奋斗。
他们总想借取世界上先进国家之火,来照亮自己国家的前程、烧毁一切落后的祸根。
然而,中国的旧势力则千方百计地想维持他们摇摇欲坠的权位。
世界上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它们自身的刊益,也与中国的旧势力勾结一起,形成一个反动的同盟,对抗中国的一切改革与革命。
时代精英们在改革中国的斗争,首先遇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反动同盟。
,一开始,他们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不但不把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看作自己的敌人,反而把它们看作自己的朋友,幻想着从它们那里得到支持与援助。
可是历史却告诉他们,那些所谓的朋友们,不仅不给予支持,而且帮助敌人来攻打自己。
时代精英们为了对抗这个强大的敌人,他们自己也必须向国内外寻找同盟者。
这样就形成了民国时期政治斗争中最突出的特点,即各阶段政治斗争中的各个派别的背后都站着一个外国强国。
形成了在外国支持下的中国各政派之问的斗争。
一旦某一政派被打败,支持这一政派的外国就有可能直接出兵干涉中国的政治斗争。
北洋军阀政府的垮台,导致了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导致了1950年6月美国帝国主义出兵台湾海峡,控制了台湾及澎湖列岛。
其次是,时代精英们为了拯救国家的危亡,他们总是向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寻找救国的办法。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从西方世界找来了三民主义,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又从苏俄那里找来了社会主义,可是,落后的中国社会中,不但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而且也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因此这两种革命都缺少雄厚的社会基础。
这就给革命斗争带来了艰巨性、曲折性和长期性。
蒋介石与军统\中统之滥觞(上)一、“特务”一词原无贬义“特务”一词,乃为“特别任务”、“特殊任务”、“特种勤务”等类词语的概括与缩写,其本身并不具有贬意,而是一普通名词。
据考证,在中国的情报特工界,最早出现“特务”一词和最早称为“特务”的组织,出自1927年5月成立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
当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国共分裂后,中国共产党受到了来自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袭击,损失惨重,缺乏自卫意识的共产党人惨遭屠杀,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上海迁往武汉。
出于保卫自身安全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属下设立一个“特务工作处”,负责政治保卫与特殊的军事行动工作。
这种“特务”称谓完全不含贬义,只是对其工作属性的称谓,并流行下来。
如1937年1月中共西北政治保卫局颁发的《特务须知》一份文件中就把首长的警卫员称为“特务员”,足证其词意的褒义。
但到了后来,“特务”一词的含意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79年版的《辞海》对“特务”一词定义道:“参加特务组织或接受特务机关的任务,进行刺探情报、暗害、破坏、造谣煽惑等反革命活动的分子。
”这个定义,将特务完全归属于政治敌人类。
这是因为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民国历史上,北洋军阀及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以其服务与服从于专制统治的特征,无限制地扩大与强化了它的超越国家法律约束的权力,而其施虐对象除了政治上的反对者以外,也曾大量和经常性地祸及普通的民众,成为集恐怖、凶残为一体的黑暗势力的典型,因而为人们所痛恨与不齿。
“特务”一词由此便打上了深深的耻辱印记,其含意也由“指事”扩展到“指人”,被指斥为“特务”者,遂为独裁者统治机构中最为顽固反动而凶残的打手鹰犬,因而必然成为革命派的主要打击对象。
特务组织及特务政治的发达,依赖于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外因方面正所谓是“乱世出枭雄”,统治者面对纷纭时局与众多对手,急欲借助非正常的组织与手段来搜集各方面资讯,并以“快刀斩乱麻”及“黑、准、狠”的手段来打击政敌,以高效地维护其统治地位,这是一般正常的民主社会政体下不需要和不可能的;在内因方面,则是出于统治集团主要是最高统治者的独裁与暴力统治思想,以及对暴力强权执政手段的笃信。
“军统”及“中统”发挥了怎样的历史作用?2009年04月29日 08:58《北京日报》【大中小】【打印】已有评论42条●“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是蒋介石集团专制独裁统治的重要工具主持人:《潜伏》的热播引起了人们对解放前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关注,那么,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主要有哪些?江绍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审):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维护和巩固其反动统治,对付中国共产党及民主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建立了“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成为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的重要工具。
“军统”的前身和班底是1932年春成立的三民主义力行社特务处。
力行社是蒋介石召集黄埔少壮军人滕杰、贺衷寒等20余人建立的秘密政治核心组织,对外用它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相称。
力行社特务处也称作复兴社特务处,于1932年4月1日定为创业纪念日,“军统”的历史就从这时算起。
特务处由戴笠任处长,成员以戴笠此前跟随蒋介石作情报工作的密查组成员为基础,并吸收王孔安、乔家才等黄埔毕业生多人组成。
1932年9月,戴笠奉派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将特务处挂靠在这一政府正式机构,以取得编制和经费,但不受这时期的军统局领导。
特务处成立后,先后在南京开设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在杭州警校开设甲乙丙三种特训班及电讯班,大力培训特工人才。
1935年蒋介石将对付中共苏区的南昌行营调查科划归特务处,人员扩大到700余人。
特务处先后在重要地区设区一级单位,各省及大城市设站,并在军、警、宪以及铁道等部门建立起特务组织,或由特务骨干担任许多部门的要职,形成了从点到面的特务网络。
王久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中统(局)”是国民党C.C系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所控制的特务组织,其前身就是由C.C系分子所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科。
调查科成立于1928年2月,最初分设采访、整理两个股,1930年调查科内增设“特务组”和“言文组”,以对付共产党和负责搜集各省市的报刊杂志内容和言论。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地位和作用【内容摘要】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重要的,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抵抗日寇疯狂的军事进攻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从抗战的三个阶段深入、客观剖析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的积极与消极作用。
【关键词】国民党正面战场政治军事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战争中,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战场,即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
实际上,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整个战争过程来说,国民党始终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党、执政党,控制整个国家机器,它在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一、战略防御阶段(1937.7一1938.10)这一阶段国民党军队处于抗战的主要地位,对抗日战争起了重大的作用。
首先,国民党的抗战标志着全国性抗战的开始;其次,它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议,形成了比较团结的抗日统一战线;再次,国民党爱国官兵的抗战及其在正面战场的积极作战,激发了全国人民的伉日积极性,掀起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热潮。
但是,尽管国民党政府坚持了对口作战的方针,对日寇进行了抵抗,却出现了“丧师失地”、“一淡千里”的局面。
此外,如初战战场选择的错误、国民党内唯武器论思想盛行、单纯依赖外援等也都是造成国民党军队大演败的主观原因。
以“得地就是胜利、失地就是失败”笼统地看待这一时期的国民党战场失地否定国民党战场这一阶段对整个抗日战争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进步作用是不公正的。
因为,第一,它大量消耗了敌人。
第二,它破坏了日寇的战略计划,迫使日寇不断增兵,并陷人中国持久抗战的泥沼中。
第三,它为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此外,国民党军队中一部分爱国官兵,前赴后继、英勇抵抗、为国捐躯,表现了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也是可歌可泣的。
二、战略相持阶段(1938.10一1943)这一阶段国民党对全国杭战的作用基本上可以说得失相当,利害兼半。
蒋介石发动反动政变蒋介石发动反动政变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其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历史负担。
本文将从政治环境、经济背景、社会因素等多方面来分析探讨蒋介石发动反动政变的原因和影响。
一、政治环境蒋介石发动反动政变的政治背景可以追溯到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当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取代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为中国的真正统治者。
然而,国民党内部存在派系斗争和权力之争,蒋介石放弃了孙中山推行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路线,转而推行所谓的“五族共和”、“平分土地”等反动政策,严重地打击了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1927年至1931年,蒋介石自任国民政府主席,独自担任党政军大权,贯彻实行一系列独裁措施,对反对派实行残酷打压,他自己也时不时地提出“清党”“打土豪分田地”等口号,加速国共两党的矛盾激化。
国民党内部不断出现危机,蒋介石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统治地位,毫不犹豫地用手中的权力铲除一切可能威胁到他的利益的政敌。
1930年10月,蒋介石下令逮捕了又被称作“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工农起义的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随着对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镇压日益加剧,蒋介石的独裁性质日渐显著。
二、经济背景蒋介石发动反动政变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因素。
国民党政府面临的经济问题十分严重,道琼斯大崩溃给中国经济构成了致命伤。
由于国民党政府把握不住经济形势,加上民族压迫和经济剥削加剧,引起社会不满情绪不断升级。
特别是1930年代初,南方的农民革命斗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社会动荡不安。
蒋介石在面对国家严重经济危机时,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有效的对策,而是将其精力主要放在了建立政治控制机制上。
这样的政策导致了中央政权的腐败和逐渐升级的贫富差距,民众反感国民党政府的压迫,对国家的不满情绪迅速积聚。
三、社会背景国共两党合作的短暂期间是1924年至1927年,当时的政治局面相对稳定、和谐,但随着宁汉分裂和共党起义失败,国共两党走向了矛盾升级,并引起了大量民众的恐慌和不满。
关于国民党新军阀形成及其影响的研究综述论文新军阀特指北伐战争之后,国民党各派系形成的控制中国大陆割据一方,拥兵自重的军事政治集团。
北伐战争是一场军阀混战。
北伐战争是由以广州政府为形式上的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各反北洋势力联合起来发动的一次旨在推翻北洋政府,统一中国大陆的战争。
北伐军是一支军阀联军,其中南方北伐军由粤、桂、湘军队以及客居广东的滇、湘客军组成,北方北伐军指冯玉祥的国民军和阎锡山的晋绥军两大军事集团。
北伐战争本身的性质是国民党新军阀形成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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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关于国民党新军阀形成及其影响的研究综述全文如下:[摘要]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一些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投靠国民党的军事势力派也背叛了革命。
这些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
国民党新军阀与旧军阀有共同点,但同时又有与旧军阀不同之处。
[关键词]国民党;新军阀;形成;特点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吴佩孚和孙传芳等北洋军阀,这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一次伟大胜利。
但是军阀却并没有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消失,1927年背叛了大革命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组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
(一)“军阀”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
”“拥有武装部队,并能控制政权的军人或军人集团。
”由此可见“军阀”大体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拥有武装,自成派系,割据一方(或控制中央政权)。
在《新华词典》中有关“中国近代军阀”的解释是“拥有军队,霸占一方,为害人民,充当买办阶级、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这表示中国近代军阀,除了具备了过去的军阀的性质之外,还兼有“充当买办阶级、豪绅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这“近代”的特色。
对于“国民党新军阀”,张同新提出,这是“对1927年叛变大革命后,霸据一方,实行反动统治,互相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军事实力派的总称。
论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制约因素
刘会军;郑率
【期刊名称】《东疆学刊》
【年(卷),期】2003(020)003
【摘要】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在不同时期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呈现动态发展的特点.1927年至1938年,以国民党系统内的制约为主;1938年至1947年训政结束后,以国民党系统外的制约为主;1947年至1949年宪政时期,受来自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制约.
【总页数】8页(P104-111)
【作者】刘会军;郑率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1;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
春,13001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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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期末考查论文简析国民党特务政治的发展与影响【摘要】在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政府是实行特务政治最厉害的一个统治集团。
其特别显著的是在对内行施镇压功能方面,国民党特务组织及机构,以其拥有超乎法律与人伦之上的特权与异常行为,直接展现了统治阶级的黑暗层面,并以普通民众为其施虐的对象,成为集残暴凶恶、恐怖专制于一身的黑暗势力的代表。
本文试对国民党特务政治的发展与影响做简单分析。
【关键词】国民党特务影响1979年版的《辞海》将特务一词定义为:参加特务组织或接受特务机关的任务,进行刺探情报、暗害、破坏、造谣煽惑等反革命活动的分子。
这个定义,将特务完全归属于政治敌人类。
这是因为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民国历史上,北洋军阀及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以其服务与服从于专制统治的特征,无限制地扩大与强化了它的超越国家法律约束的权力,而其施虐对象除了政治上的反对者而外,也曾大量和经常性地祸及普通民众,成为集恐怖、凶残为一体的黑暗势力的典型,因而为人们所痛恨与不齿。
特务一词由此便打上了深深的耻辱印记,其含义也由指事扩展到指人,被指斥为特务者,遂为独裁者统治机构中最为顽固反动而凶残的打手鹰犬,因而必然成为革命派的主要打击对象。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阶段,它刚刚从封建专制的时代脱胎出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型时期,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严重的封建统治的痕迹,又因为在这二三十年间,中国遭遇了严重的内忧与外患,各种内外矛盾尖锐复杂。
因此,历任统治者大多要采取非常的手段来夺取及巩固政权,特务政治因此能在民国时期畅行一时。
民国特务政治及其组织之开始,始于民国北京政府袁世凯统治时期,到了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得到了急剧的发展,形成了正式的规模,开展了频繁的活动,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真正开创了中国国民党特工组织和特务工作历史的,是1927年在南京成立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中央及其政权,蒋介石因此而奠定了他作为国民党特务工作的开创者与主导人的地位。
[1]在他统治国民党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中国国民党的特务工作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并且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现代中国政治舞台上,蒋介石为着独裁专政的需要,大肆推行特务政治。
无孔不入的蒋家特工人员对中国人民、中国革命事业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夭罪行,这是历史铁案,是不容置疑的。
一、强化特务政治是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的必然选择历史的辩证法表明,有独裁统治,必有反独裁运动。
为了维持独裁统治,独裁者往往培植心腹亲信充当走狗帮凶。
旧中国的大独裁者蒋介石就是如此,在当政的二十余年间,他对国民党内部不同派别和全国军民不断掀起的反蒋波澜,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发展壮大,如鲤刺在喉,必欲除之而后快。
从一开始建立统治,蒋介石就不惜撕下三民主义信徒的假面具,加紧网罗社会渣滓,整顿和扩大特务组织,为一党专政、领袖独裁寄以耳目,培植法西斯主义精英、先锋,推行特务政治来维护并强化其独裁统治。
特务政治是独裁统治的伴生物,强化特务政治又是蒋介石集团推行独裁统治的必然选择。
[2]纵观蒋介石在大陆推行特务政治的演变过程,大体可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组建时期,1927.4一1932.3。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分反革命政变,采取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恐怖政策,在所谓清党的幌子下,大批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革命青年和进步人士。
1928年初,他又授意陈立夫、陈果夫,把浙江革命同志会改组为中央俱乐部,即C·C。
从而形成了以二陈为中心的C·C系特务集团。
1932年初,又在南京设立‘特工总部,徐恩曾为主任。
这样,蒋介石集团的特务组织就颇具规模了。
第二阶段:复兴社时期,1932.3一1938.4。
1932年5月,何应钦的秘书刘健群向蒋介石建议,可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希特勒的褐衫党,建立蓝衣社(所有成员均着蓝衣)。
蒋十分赞赏,只是考虑到那两个党的的名声太臭,不想采用近似的蓝衣社名称,而要取一个能迷惑人心的名字。
于是打着复兴中华民族的幌子,成立所谓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
复兴社的主要任务,一是搜集情报;二是策反政敌,三是镇压进步势力。
第三阶段:军统时期,1938.4一1946.10。
1938年3月,国民党军队陆续从上海、南京败退下来。
蒋介石为了镇压全国军民的不满情绪,同时也有打击一下亲日派在靖和方面企图捷足先登的想法,决心进一步加强特务统治。
[3]于是下令C·C归并改组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就是常说的中统,徐恩曾为局长。
原由陈立夫任局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则全部交给戴笠,这就是常说的军统。
军统时期,是蒋介石特务政治的鼎盛时期,其组织机构格外庞杂,计有班处、10室、5会。
即情报、行动、司法、电讯、总务、人事、会议、训练、警务、布置等11处。
与处平行的机构有秘书、督察、机要、编写、医务、时事研究、经济研究、以及由中共叛徒张国熹主持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专门研究杀人放火制造毒药等特种技术研究、专事主管文娱活动的中山室等10室。
此外还有设计、惩戒、考核、策反、财产清理(抗战胜利初建)等5个委员会。
[4]第四阶段:保密局时期,1946.10一1949.9。
1946年3月,戴笠因专机失事而堕命。
10月,随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军统局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国防部副部长郑介民兼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负实际责任。
不久,中统局也改头换面为中央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1949年再改为内政部调查局(简称内调局)。
[5]二、恩威并济,严格训练,精心培植拥蒋杠、反共狂在蒋介右的特务家族中,并不是所有成员一开始就是效忠党国的亡命徒,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被以招收出国留学人员、招考工程技术人员的名义骗来而强迫接受特务训练的社会青年和流亡学生。
为了将这些本来天真烂慢的青年训练成拥蒋狂、反共狂,蒋介右格外重视:其一,是开办五花八门的训练班,进行忠君精神麻醉。
仅军统系统就先后开办了杭州替官学校特种警官训练班、参谋本部谍报参谋训练班等80多个,一般由蒋介石的贴身心腹雍笠任头目,实行控制。
这些训练班以重庆、息烽、兰州、建贩为训练中心,四面开花,接受训练的青年学生近20万人之多。
[6]训练斑除训练特务掌握现代的各种特务技能,如无线电通讯、现代化学通讯、密电码研译、爆破技术、搜集情报的方法、偷摄文件照片等外,还设有各式各样的专门技能训练,如:韶情报、谍报参谋、警政、外交、电讯等等。
但是,无论接受哪种训编都必姨首先接受忠于领袖的精神麻醉。
[7]训练班配备了以反共老手、中共叛徒为骨干的时政治训育班子,专门从事这一工作。
其二,是恩成并济,严格家规。
’戴笠曾说:我们团体里的同志只有活的进来,睡在棺材里出去。
这种家规集中反映了蒋介石特务政治的虚伪性和残暴性。
三、独裁统治与特务政治的恶性循环,必然使全国军民饱尝恐怖之苦蒋介石特务政治的空前发展,造成了更严密的独裁统治,而严密的独裁统治,反过来又刺激着特务政治的强化。
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下,全国军民饱尝着蒋家特务世界的恐怖之苦:政治方面。
首先,用法西斯特务政治取代三民主义政治。
为了所谓全国党化,蒋介石指使特务大肆拉人入党,所谓集体入党、举手入党一类怪事屡见不鲜。
在国民党内,特务手段代替了党务活动。
其次,推行联保连坐的保甲制度。
保甲制度原是中国封建反动统治的产物,曾被历代封建统治者用作统治人民的重要杠杆。
为了使特务政治渗透到各个角落,蒋介石在地方行政管理上也推行保甲制度,以加强基层的特务政治。
[8]另外,蒋家王朝疯狂屠杀革命志士和知名人士。
蒋介石既要搞个人独裁,自然容不得丝毫有损于他的言论和行为。
他极端仇视共产党自不待言,就是一些党国要人的某些不满情绪,以及那些忧国忧民的进步人士、社会贤达,只要一语不合,便也会遭到特务的跟踪、绑票、搜捕、直至秘密杀害。
经济方面。
蒋家特务不仅在政治上是四大家族的保镖,而且在经济上亦为四大家族的鹰犬,他们既要看管好已掠到的财物,还要不断寻觅新的财源,以为蒋家独裁政权输血。
抗日战争期间,戴笠曾任财政部缉私署署长,大量派遣特务,以经济警察的名义,大搞假缉私,真走私。
军事方面。
蒋介石一贯认为,军事是最终维系独裁统治的决定力量。
因此他十分注意对军队的控制,一除利用特务策反瓦解敌对方面的政治、军事力量外,还以中央政工人员的名义大量派遣骨干特务去监督各级官佐的行动,以加强法西斯军事独裁。
其中受害最深的是杂牌部队和地方势力。
文化方面。
首先,制定反动法规,严禁宣传马克思主义。
早在1931年12月,蒋介石政府就颁布了《出版法》,其中对报刊杂志和书籍实行了严格的限制。
1938年又颁布了《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等等。
这些法规的中心内容是不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准传播进步文化,不准人民群众批评国民党当局的政策政纲。
凡有宣传马列嫌疑的,凡有要求抗日、要求民主的,便是吮害民国,凡对蒋介石独裁政权不满的,便是替共产党张目,就要被取缔、遭打击。
[9]对八路军、新四军办的报刊更视为洪水猛兽。
在摧毁进步报刊的同时,蒋介石独裁政权还丧心病狂地迫害坚持斗争的革命凌化工作者。
他们大打出手,破坏、杀戮,无所不用其极。
四、结束语民国时期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是赘生于国家统治机器上的毒瘤,它与一般的情报与间谍机关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点。
特别显著的是在对内行施镇压功能方面,国民党特务组织及机构,以其拥有超乎法律与人伦之上的特权与异常行为,直接展现了统治阶级的黑暗层面,并以普通民众为其施虐的对象,成为集残暴凶恶、恐怖专制于一身的黑暗势力的代表,因而为人民大众所痛恨,受到了广大民众、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甚至国民党内部反蒋派系人士的一致反对与痛斥,但它同时却又以高效及直接的服务而深为专制独裁者所宠信与依赖。
【参考资料】[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97页。
[2]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6页。
[3][9]河阳等著《蒋介石揭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 第236页。
[4][美]易劳逸《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5]沈美娟《孽海枭雄——戴笠新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144页。
[6][8]张文《中统20年》,载《中统内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7]崔永阁等《牛兰案件始末》,载《中国档案报》之《档案大观》2004年10月8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