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全契约_代理成本与国际外包水平_基于中国工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不完全契约、代理成本与国际外包水平———基于中国工业数据的实证分析何玉梅，孙艳青（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96）[摘要]在国际贸易中，产品质量问题经常与外包这一组织分工形式有关，但具体原因及其影响一直缺乏深入研究。

本文在Grossman and Helpman （2004）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契约不完全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跨国企业外包决策的微观机理，并基于2003—2007年中国工业数据展开经验分析。

为了解决以管理费用率衡量代理成本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分别用工具变量法和两阶段GMM 法进行了处理。

研究发现，由于生产环节的难以监督和契约制度环境不完善产生的代理成本使国际外包水平显著下降，间接验证了为保证产品质量需要增大代理成本，从而影响企业外包选择的理论假说。

相对其他行业而言，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国际外包水平受到代理成本的影响较小，而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代理成本对行业国际外包水平的影响较大，但影响的显著性不及技术进步和劳动力要素比较优势这两个贸易决定因素。

[关键词]不完全契约；代理成本；国际外包；产品质量[中图分类号]F40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 （2011）12-0057-10一、问题提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国际贸易的运输成本、沟通和协调成本大幅下降，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利用外包策略，把原本在企业内部完成的活动或生产工序交给企业以外的主体来完成；其中，跨越国境的外包，又称为国际外包，在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中大量涌现，推动了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和世界经济联系新格局的形成（吴福象，刘志彪，2009）。

然而，由于生产工序在空间上的垂直分离，国际外包在极大促进了全球贸易量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与产品质量有关的问题①。

为什么国际外包会产生产品质量问题？为什么不能设计相应的合同来激励和约束承接外包企业的行为？企业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将生产工序外包而不是内部化？哪些因素决定了国际外包的行业[收稿日期]2011-10-25[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前国际资源环境变化背景下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批准号09AZ04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环境与外需约束下沿海外向型产业向内陆省市转移研究”（批准号10YJC790319）。

[作者简介]何玉梅（1971—），女，广西柳州人，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孙艳青（1987—），女，甘肃敦煌人，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例如，2007年美国美泰公司因为质量问题在全球召回了2100万件由中国贴牌生产（OEM ）的玩具。

2008年德国的Steiff 公司和美国的Dell 公司撤回了在中国的生产外包业务和在印度的客服外包业务。

近两年，由于零部件供应商提供的油门踏板质量问题，丰田公司召回大量汽车，损失近20亿美元。

【产业经济】2011年12月第12期（总285期）Dec.，2011No．12China Industrial Econom ics差别？这些问题涉及企业的边界和组织形式的微观决策机制，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很难解释，因为在标准的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中，产品是不可分的，投入品如何变为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始终是一个黑匣子（Antras et al.，2009）。

国际贸易理论还有一个隐含假设就是契约的完备性，这使得生产工序垂直分离和一体化同时存在的典型化事实缺乏合理的解释。

此外，国际外包与产品质量的关系问题不但涉及发包企业的组织决策，还与承接外包的供应商所获得的激励水平、外部环境有关，需要一个能够深入企业和产品内部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和解释。

最近一些研究将组织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相结合，为我们理解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生产组织形式提供了新的洞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Antras et al.（2007，2009）和Grossman and Helpman（2004）的研究。

他们认为，契约的不完全性不但影响了企业的所有权结构，还影响了企业生产的地理位置选择。

契约摩擦①决定了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与国际贸易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国际分工的格局及其经济效应。

尽管不完全契约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的结合对国际外包的产生和影响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如何衡量合同的契约化程度却成了实证研究的难题。

要测定契约化程度，首先需要了解造成契约不完全性的原因。

对此，著名的Grossman—Hart—Moore模型②（简称GHM模型）有一段经典论述：生产活动中难以观察和监督的部分、不可预见的偶然性，造成了契约的不完全性。

根据这个观点，可以用企业活动不可契约化的部分来衡量契约的不完全性。

而Maskin and Tirole（1999）则认为，契约的不完全性不一定是源于“技术”方面的原因，合同的不可契约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契约制度的不完善。

事实上，无论是“技术”还是制度原因导致的契约不完全性，都已体现在企业决策的机会成本中（Grossman and Helpman，2004）。

沿着这一思路，一些研究（Chiu and Chou，2010）用代理成本的概念表示承接外包的供应商完成跨国企业委托的任务所付出的成本，说明跨国企业的外包决策是权衡生产成本与代理成本的结果。

从国内相关文献看，对国际外包问题的研究大多采用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徐毅，张二震，2008；胡昭玲，2007；张小蒂，孙景蔚，2006）。

从契约的不完全性和企业组织理论来研究国际外包及其质量问题的文献较少，实证研究更为罕见。

王珺，侯广辉（2005）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讨论企业组织边界的变动，但其所涉及的外包是国内外包，没有考虑国际外包。

本文将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从契约不完全性的角度解释企业边界的决定，利用代理成本度量契约不完全性对我国承接国际外包水平的影响，说明国际外包为什么会引起产品质量的问题，进而解释国际外包水平行业变动的原因。

二、微观机理和理论假说1.国际外包决策的微观机理国际外包是一种生产非一体化的中间组织形态，是企业权衡生产成本和代理成本的结果，主要通过跨国或地区的企业之间签订合同来完成，目的是要节约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但事实上，很多企业发现，国际外包的真实成本远远大于他们的预期。

例如，发包企业在签订合同时考虑激励因素在投入生产之前会多付出一个固定的成本，发包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为了确保原材料的质量以及生产工序达标要考虑监督成本。

另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代理成本很多在事前难以预料和衡量，尤其是那些涉及多层外包，承接外包的企业之间可能发生串谋和道德风险，使得代理成本远远大于一体化生产的成本，造成国际外包的减少和萎缩。

在契约摩擦程度较高的地区或者行业，如果为了保证质量需要大幅增加代理成本，跨国公司或者考虑选择生产一体化，采用对外直接投资（FDI）的形式，或者将生产工序外包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无论哪种情况，最后都表现为该地区或行业承接国际外包水平的下降。

根据上述逻辑，本文对Grossman and Helpman（2004）模型进行简化，在①契约摩擦是指事先难以达成协议或者无法写入合同的程度和事后合约难以执行的程度。

②或称“所有权—控制权”模型，由Grossman and Hart（1986）及Hart and Moore（1990）开创，是分析公司治理结构中控制权的配置和激励对信息获得的影响的最重要分析工具。

Πo Πv R a R b R c R d 代理人收入（R ）委托人利润（）π图1外包与FDI 的选择此基础上阐述代理成本决定跨国企业国际外包策略的机制。

模型有三个假设条件：①委托人通过FDI 生产时，更易于监督和管理。

原因在于，国外直接投资聘用企业管理者，其行为对委托人来说，部分是可见并且是可以管理的；而由于空间上的距离，委托人难以监督承接外包企业的所有行为。

为完成可监督部分生产工序δ所付出的努力程度为e m ，完成不可监督生产工序的努力程度为e n ；②无论最终产品质量如何，委托人在事前都不能对管理者和承接外包企业收取保证金，在事后没有因产品质量问题而要求赔偿损失的索取权；③FDI 和外包这两种组织形式最重要的区别在于，FDI 需要委托人承担购买原材料、劳动力和资金等方面的成本c ，而外包时不用考虑这些成本。

无论是FDI 还是外包，代理人的产出为Y ，收入为R ，并且R=R （Y ），R （0）=0，lim θ→∞R （θ）=∞。

e （j ）为代理人完成生产工序j 所付出的努力，激励代理人完成所有工序所需付出的努力为e 0。

10乙h [e （j ）]dj 为代理人生产出符合委托人要求质量的产品的概率，而1-10乙h [e （j ）]dj 则为产品质量不合格的概率。

为了更贴近现实，同时也为了分析方便，假设h （·）为线性分段生产函数，h 0=h （0），表示付出最小努力完成一个工序的产出，而付出百分之百努力完成一个工序的产出为1，即h （1）=1。

假设代理人都是风险中性的，那么在选择外包时，委托人承诺无论产品质量如何都要付给承接外包企业的支付为s ，以及支付p 以激励后者生产出满足委托人要求的产品，明显地，s ≥0。

在选择FDI 时，委托人支付管理者工资w ，并且为了保证产品质量，支付给管理者的奖金为b ，以激励管理者完成其不可见、难以监督其质量的部分工序。

设p 0为委托人激励管理者付出努力程度e 所必须的支出，b 为委托人激励承接外包企业付出相同努力的支出，函数Φ（e ）为委托人激励管理者或外包企业完成不可监督部分工序达到努力程度e 所付出的最小成本，显然有p 0=Φ（e 0），b=Φ（e n ）。

对于产出函数h （e ），有Φ（e ）=1h ′（e ），即为边际产出的倒数。

为了激励代理人付出努力程度0、e 1和1所需支付分别为0、e 1/（h 1-h 0）和（1-e 1）/（1-h 1）。

在外包情况下，委托人选择不同的s 和e 以最大化利润（s軃为代理人的保留效用）：∏o =h （e 0）R （θ）-s-h （e 0）准（e 0）。

约束条件：s+h （e 0）准（e 0）-c -e 0≥s軃。

在FDI 情况下，委托人选择不同的w ，e m 和e n 以最大化利润：∏v =[δh （e m ）+（1-δ）h （e n ）][R-准（e n ）]-w-c 。

约束条件：[δh （e m ）+（1-δ）h （e n ）]准（e n ）+w-δe m -（1-δ）e n ≥s軃。

图1分析了企业在不同收入水平下会选择不同的组织形式。

如图所示，在很低的收入水平下，即R （θ）＜R a =（s軃+c+e 1）/h 1，企业选择外包的利润为零，而自己生产的利润为负值；当产出提高，使得收入水平大于R a 小于R b （R b =e 1/（h 1-h 0））时，或者在很高的产出水平上，即R （θ）＞R d 时，企业倾向于外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