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的改革探讨改革意义北京在明首席杨在明说:"我国目前的土地征收制度还具有计划经济的色彩，随着市场经济的大力发展，政治文明和法治社会的建设，现有的土地征收制度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权益方面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需要在立足国情、省情的基础上，综合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文明做法,提出适合本土的合理的土地征收法制体系，完善土地利用规划和管理制度，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改革内容为了适应城镇化对城镇建设用地的需求，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完善便随之引出。
自去年9月以来，国土部便成立专题研究小组，围绕促进和保障城镇化健康发展，谋划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方向。
国土部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研究课题小组成员、国土部规划司副司长刘国洪透露，改革研究小组在历时10个月、对11个省份的50多个城市进行调研后，目前已形成关于改革完善土地管理制度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框架建议。
为了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要求，当前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工作重点包括，提高存量用地在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的比重;扭转城镇建设对新增土地出让收益的过多依赖;建立起有利于存量建设用地盘活利用的制度政策体系等。
据分析人士预测，土地管理制度的完善和改革，很可能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最先启动的改革领域之一，也是与城镇化关系最为紧密的改革领域之一。
土地制度改革完善的具体内容还大致包括，在保留现有征地制度的前提下，缩小征地范围，改产值补偿为市场价值补偿;在保持用途管制的前提下，规范农村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依托现有土地交易机构，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集约节约用地，对增量建设用地和存量建设用地出让方式等领域，进行差别化管理等。
面临问题现在的征地制度造成很严重的官民矛盾、社会矛盾，必须修改，主要有三个问题。
一是缩小征地范围，将征地缩小至宪法规定的公共利益需要的范围之内。
二是提高征地补偿费，按照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来规定补偿费。
第三，改征地程序。
现在的征地程序一切都是从政府利益出发，征地由政府决定，征地补偿费由政府定，有了争议由政府裁决，这是造成现在很多矛盾的原因。
进行改革现在有三个障碍:一是思想障碍，土地市场价格里包括一部分增值收益，增值收益归谁，现在有很多不同意见。
一种认为，土地增值应该归土地所有者。
还有一部分意见，土地增值由社会投资造成，不应归土地所有者，应归社会。
现在还没有结论。
二是经济上的障碍。
要缩小征地范围，必须开放集体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进入市场，使一些企业不通过征地仍然可以得到土地使用权。
但如何开放?这里面有很多问题，而且如何入市也有讲究。
三是地方财政的障碍(更大的障碍)，地方政府从征地程序里，十年内拿到五万多亿土地出让金的收益，这五万多亿的土地出让金收益是地方财政的一个主要来源，好多都从这里面开支，比如教育基金、水利基金、土地征收补偿、城市建设费用、城市基础设施费用。
还有2.5万亿的地方债要靠出让金来还。
一下缩小征地范围，提高土地补偿费，土地出让金没了，地方政府垮台，银行也会破产。
这是土地制度改革之所以不能启动的最大障碍，所以征地制度改革必须配套进行土地市场制度改革，必须配套进行地方财政制度的改革。
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均衡是征地补偿制度的最优选择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当代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一直在着力解决的问题。
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学术界存在以下几种观点：效率优先(或者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公平优先;公平与效率并重。
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平优先，市场经济体制下倡导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都没有很好解决经济发展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瓶颈问题。
从博弈论的视角看，效率与公平似乎是一个两难选择，最佳选择自然是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均衡。
无论是追求公平，还是追求效率，都要在对立面所设定的极限之内寻求平衡和调和的方案。
要均端在增长的量上达到均等，均衡点可以略靠近某一端。
因为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具体的环境和条件下，人们可能给某一端加权加重砝码，但均衡始终是公平与效率之最优关系的核心。
那么，在征地补偿制度中，如何达到二者的均衡?我们认为征地补偿制度的设计，一方面要保证土地征收流转的效率，另一方面也要涉及到土地征收补偿的公平。
既不能一味追求土地补偿保证每一位被征地农民的意愿都得到满足，也不是土地征收效率达到征收者一方的意愿，而是征收的补偿机制达到公平与效率的均衡，任何一个改变，都会出现效率增加而公平受损或者公平增加而效率降低的情况。
这涉及我国征地补偿制度的重新构建。
首先，在征地补偿公平方面，应以市场机制评估土地补偿费用，取代“产值倍数”计算方法。
由于农产品市场信息不完备、农民把握市场的能力不足、缺乏政府的引导，以及土地利用方式、种植制度、市场情况等条件的不确定性，农地利用往往不能反映其最佳土地用途，这就直接导致了土地补偿标准的偏低。
其次，在征地补偿效率方面，要保证被征农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土地收益的高效配置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快速转移。
在农地资源配置最优的前提下，建立农地流转市场体系,土地补偿标准和范围依据市场交易规则，由征地者与被征地者充分协商，以达到土地补偿的高效配置，同时非货币化补偿及时到位。
一方面应依据土地开发利用后所产生的收益，确定征地补偿的货币补偿上限，另一方面必须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权益，采取非货币化补偿方式，如采取留业安置、土地入股分红安置、就业技能培训等的补充得以实现，此即适当补偿原则。
背景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沿革我国现行土地征收制度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当时国家为了国民经济基础建设,兴建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事业，在1950年制定了《土地改革法》，通过一系列的方式获取土地，其中包括“没收”地主土地以及强制“征收”学校、团体等在农村的土地及其他公地。
1953年12月，在上一次改革的基础上，《关于国家建设征收土地办法》颁布实施，第一次较为完整地制定了土地征收制度。
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10条第三款修订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予以补偿。
从根本大法的高度确立了土地征收补偿制度。
相应地，《土地管理法》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物权法》均对相关制度进行了细节性和可操作性的规定，构建起了我国土地征收制度。
我国土地制度存在着国家所有和农村集体所有两种形式，且国有土地存量有限，很难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
1986年通过，2004年第二次修正的现行《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地补偿按被征收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土地补偿费标准是耕地被征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至10倍。
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计算。
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前3年平均产值的4至6倍，但每公顷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
实现公平与效率动态平衡的要素1.补偿依据的科学性——依据成本效益分析法，附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等考量因素效益计算如达到科学标准则比较复杂，土地增值是土地流转原本追求的目标，但并非所有土地征收立即显示效益，所以必须根据土地具体用途计算土地效益。
例如：商品房开发、厂房建设等短期效益明显的土地征收，应充分披露征地后的效益，在扣除开发成本和一定额度利润后(科学评估开发企业应得利润)，如数额较大，适度提取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然后剩余作为拟补偿失地农户的上限。
这一补偿制度的效率设计在于征地者与被征地者，相当于市场交易双方在市场价值基础上的谈判，公平合理，而且开发商获得是市场预期利益，并非暴利，各方利益主体的诉求都很公正得到解决，也抵御了很多年的房地产企业获得不正常利益带来的一系列道德风险。
而纯公益用地，如国立学校、医院或者国有控股学校、医院，涉及民生的机关事业单位用地，很难有收益或者在短期产生收益，因此只能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补偿机制方面，采取保障失地农民基本获得该土地当前的市场预期收益，加上非货币补偿方案。
2.征收程序的正当性——充分保障农户对征地制度以及方案的知悉权、参与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第3款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听取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
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收土地方案的实施。
农户对征地补偿制度以及具体方案的知悉权、参与权，是保证征地补偿制度公平合理的重要环节，而它的充分行使，如补偿方案、费用分配方案的听证，是尊重农户对于土地用益物权的直接有效形式，也是补偿制度与方案设计与完善的关键渠道，实际上这就是市场交易双方的合作博弈，如能达成一致意见，便是公平与效率的最佳均衡。
虽然这一权限与程序在我国征地制度中有所体现，但仍存在一些违法征收、违法拆迁的现象。
3.政府适当干预——在少数农户提出非理性要求时，政府也不能缺位，应该居中调解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解决社会公正,实现社会稳定。
市场也永远解决不了利益的失衡问题,它总是按照效率的逻辑为自己开辟道路，对于社会框架中公平问题,只有政府才能有力量解决。
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利益分布严重不平衡的现实面对断裂社会中的多元交叉压力，必须深刻认识和分析各方面的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找准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和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具体利益的平衡点，在不断的制度博弈中寻求能使各个利益群体最优化的利益制度集合。
地城二班郜翔1517105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