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债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影响效应研究
- 格式:pdf
- 大小:1.11 MB
- 文档页数:7
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作者:金紫怡黄创霞文凤华来源:《经济数学》2017年第01期摘要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务正处于快速膨胀的时期,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4~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对地方政府债务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影响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两者关系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就全国样本和东部地区样本而言,地方政府债务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影响关系;而在中西部地区,在考虑省份之间的经济空间相关性后,此种影响关系并不显著.这说明,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条件存在较大差异,地方政府债务对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尽相同,针对性的政府债务管理措施十分必要.关键词地方政府债务;经济增长;非线性影响关系;空间面板模型中图分类号F812.7文献标识码A1引言金融危机过后,政府债务问题成为世界经济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希腊债务危机使其经济遭到严重打击,希腊成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违约的首个发达国家.而最近意大利政府公债规模持续攀升,其债务问题成为继希腊债务危机后欧洲经济关注的新焦点.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政府债务的合理水平存在争论,各个国家也都在政府债务的决策上有着不同态度.然而,与国外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地方债务主要表现为内债,债权人以国内机构和个人为主.财政部披露的数据显示,到2015年末,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为16万亿,当年末地方政府债务率为89.2%;截至2016年12月14日,地方债发行已高达6.04万亿.日渐突出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成为热点并受到较大的争议:是否高速攀升的债务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正向作用.对于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已有的文献存在不同的结论.主流经济学领域将政府债务加入增长模型,认为政府债务对经济的长远发展存在着负面影响(SaintPaul,1992)[1].Friedman(1987)[2]、Borio等(2001)[3]的研究也都表明政府债务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了显著影响.Kumar和Woo(2015)[4]的研究发现在保持其他变量一定时,由于高度负债对投资与资本存量的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下降,得到初始债务存量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性的结论.另外,还有一部分研究则是围绕两者的非线性关系展开.Reinhar和Rogoff(2010)[5]发现当政府债务与GDP比率未超过90%时,二者相关性较弱,但若超过该转折点时,债务对长期经济增长起消极作用.Cecchetti等(2011)[6]和Padoan等(2012)[7]选取OECD国家为样本对其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同样发现政府债务占GDP比率超过85%时,政府债务的增长将会对经济增长起抑制作用;Checherita和Rother(2012)[8]、Baum等(2013)[9]以欧元区国家为样本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OwusuNantwi和Erickson(2016)[10]通过实证对戛纳1970~2012年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间长期及短期的相关关系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发现真实GDP增长率与政府债务之间在长期来看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在短期显示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也有部分研究认为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无联系.Schclarek(2004)[11]以1970~2002年间24个工业国家为样本,对其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进行验证,并未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Ogunmuyiwa(2011)[12]选取尼日利亚1970-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运用VEC模型探讨了尼日利亚的外债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两者关系很弱且不显著.Herndon等(2014)[13]对Reinhar和Rogoff(2010)[5]的研究提出了质疑,他们使用相同的数据重新计算未能得到相同结论,增长率在政府债务超过90%的阈值前后并无明显区别.上述研究尝试证明了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固定的影响关系,而还有部分文献发现二者的关系并不是固定的,不同样本中结果各异.贾康和赵全厚(2000)[14]认为影响国债适度规模的因素复杂多变,不同国家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规模标准,且适度规模具有时变性,不同国家发展阶段对应的规模标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难以测算适度规模的具体值.刘洪钟等(2014)[15]的研究基于1980~2009年的面板数据,分别对比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其结果表明两者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从而债务阈值存在差异,两组国家具有不同的债务承受能力,并认为从中长期来看,政府债务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但随着其规模的不断膨胀,最终产生不利影响.缪小林和付润民(2014)[16]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总体上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但地方债务的促进作用在高社会投资率样本中较小,在低社会投资率样本中较大.Kourtellos (2013)[17]的研究发现民主政治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债务与当地经济增长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在民主水平较低的地区,政府债务的增加则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Megersa和Cassimon(2015)[18]探究了公共部门管理效率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利用政府部门管理指标将样本分类为弱与强国家,发现在公共部门管理效率较低的国家,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而在公共部门管理效率较高的国家呈正相关关系.Egert(2015)[19]运用非线性阈值模型探究了政府债务是否在某一区间对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的非线性影响并发现,负线性相关关系只当政府债务水平占GDP的20%~60%时显著.Ghosh等(2013)[20]、Panizza(2014)[21]的研究认为每个国家或地区存在着针对该国的特定阈值,在该国家的债务水平超过其特定阈值后,债务水平对该国经济增长产生负影响.以上文献针对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但是结论尚存在较大争议:部分研究表明两者呈线性相关或非线性相关关系,另一部分研究认为,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无显著关系.此外,前人研究多集中于对国外债务、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对比分析,对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相关研究较少,缺乏对我国不同经济区域的分区讨论.而我国国情决定了其地方债务问题的特殊性.我国国土幅员辽阔,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起步较早,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因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债务承受能力不尽相同.那么,针对我国不同经济区域具体分析地方债务的增加对该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其必要性.另外,根据Anselin(1988)[22]提出的空间相关性理论,可以认为地方政府债务及其经济增长问题在各地区之间存在空间相关关系.李新光和胡日东(2016)[23]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空间传染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域政府的债务规模增长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且区域之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空间依赖性逐渐加强.而现有文献对两者关系的探究多使用普通面板模型,相较于传统面板模型,空间面板模型考虑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从而使本文的研究结果体现更加准确并体现个体差异.综上,本文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在全国30个省份的基础上,将全国总体样本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并考虑省域经济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利用空间面板模型探究在中国经济环境下地方政府债务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探究不同区域地方债务水平变量,究竟会对该区域经济起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抑或是两者并不存在影响关系,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2模型设定与数据选择2.1标准面板模型本文选取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究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参考国家统计年鉴,在全国30个省份的基础上,进一步根据省份所在的地理位置划分为东、中、西部3个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由于数据缺失本文特将其剔除.参照张晏和龚六堂(2005)[24]以及ChecheritaWestphal (2012)[8],设定二次项形式,回归方程为:其中,i表示不同地区,t代表时间,ui代表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的随机变量,εit代表随机干扰项.git表示 i 县(市、区)在 t 时期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有一定的时滞,同时为了避免逆向因果问题,借鉴王文剑和覃成林(2008)[25]的处理方法,采用本年与滞后3年的人均GDP的增长率的滑动平均值代表t时期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Ln debt表示地方政府人均实际的债务水平,Ln debt2it为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二次项,用于分析债务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2.2空间面板模型空间相关性的存在是由于数据测量上的误差和相邻地区经济的往来造成的(Anselin,1998)[22],传统面板模型忽视了不同地区存在空间相关性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一般而言空间相关性会体现出多种不同的形式,其中常用的两种模型为空间自回归模型(SAR)与空间误差模型(SEM)(Anselin,2004)[26].空间滞后模型的形式如下表示:2.3.2地方政府债务考虑到我国实际国情,地方债务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机制,往年的地方政府债务的具体数据并没有系统全面的进行测算,各省市的审计结果没有对外发布.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的透明性受到关注,国家审计局公布了2011年地方政府债务统计结果,之后在2012公布了部分省市审计结果、2013年公布了全国各省市债务审计结果.学者们往往会根据网络各渠道公布的零散的数据对长期地方政府债务数据进行推测,但是无法考证数据来源是否真实可靠,其次测算也存在一定的偏差;也有学者通过寻找合适的代理变量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刻画.本文参考张廷和赵艳朋(2016)[30]的做法,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作为地方政府债务的代理变量,并以2004年为基期的各省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再除以当年常住人口得到实际人均债务,并对数据取对数消除异方差性.2.3.3其他控制变量参考Kourtellos(2013)[17]、刘洪钟等(2014)[15]、OwusuNantwi和Erickson(2016)[10]等文献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选取实际人均GDP水平的对数值(Ln gdp),以衡量经济增长中的“赶超效应”,这一指标被大多数实证研究所采用.人口增长率(popgr),是劳动水平的重要指标,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投入要素.宏观税负水平(tax),用每省当年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代替.对外开放程度(openness),为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城镇化率(urban),使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此外,考虑到人力资本(humanc)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参照林毅夫和孙希芳(2008)[31]用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在学人数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分省年度数据库.从全国的经济增长来看,我国过去十几年里经济经历了高速的发展,年实际经济增长率近10%,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且全国整体的城镇化率水平已超50%的中等水平.从东、中、西三大区域的比较来看,中西部地区实际经济率略高于东部地区,对数人均GDP水平却相对较低,说明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中中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但整体的经济体量仍主要存在于东部地区,从而出现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其次,人均实际债务水平在东、中、西部地区依次增加,以此来看我国的地方债务问题主要集中于中西部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省份.此外,人力资本、经济开放度、人口增长率、宏观税负及城镇化率等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的因素,都表现出在经3实证分析3.1基本面板模型回归模型(1)的标准面板模型包含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两种形式.表2给分别出了全国及东部、中部和西部的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其中,豪斯曼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在不同地区都由于随机效应模型,除此之外,不同地区的固定效应模型的可决系数都大于随机效应模型.故只针对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从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全国及各地区债务水平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地方政府债务确实能对经济起到推动作用,而且债务水平的二次项系数都显著为,表明债务对经济增长具有倒U性的非线性效应,而且刘金林(2013)[32]门槛值的测算公式debtthreshold=-b/2a(其中b为Ln debt估计系数,a为Ln debt2的估计系数)得出,东部地区的门槛值为5.813,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债务门槛值,表明东部地区具有更强的债务承受能力.此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就全国而言,对外开放程度及人力资本能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税收会抑制经济发展,这与实际结果相符.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ln gdp的系数值为正,人口增长率的系数为负,这与刘洪钟等(2014)[15]的估计结果一直.此外,由于我国近年来经济的长期增长呈现出L型,而城镇化率是逐年提高的,所以在回归中城镇化率的系数表现为负.3.2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空间相关性是运用空间面板模型进行计量实证的前提,本文选用常用的lmerr、moranI及Walds空间相关性测度方法,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表3的检验结果表明,3种方法在全国及不同区域中都拒绝了截面个体之间不存在空间相关性的原假设,说明本文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对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是合理且必要的.出了基于空间误差修正模型对全国数据的估计结果,对此使用了无固定效应(1)、空间固定效应(2)、时期固定效应(3)和空间时期双固定效应(4)等方法进行估计.从表5中的(1)~(4)中模型的可决系数及模型似然值可以发现,两者数值都依次增加,其中可决系数达到0.491,也明显优于普通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中的可决系数0.387,从而表明对空间效应和时期效应都进行控制的模型(4)的表现更好.空间时期双固定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债务变量及债务的二次项都十分显著,两者系数与标准面板中的固定效应模型一致,说明债务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的非线性“倒U”型的影响关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当人均债务水平变动1个单位会使得经济增长0.052个单位,但4个模型的债务水平的门槛值范围为4.6~5.2,换而言之,即当债务水平低于门槛值时,债务的增加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增长,当债务水平超过门槛值时债务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作用.此外,空间自回归项的系数为0.583,且十分显著.在控制变量的系数估计结果中,实际人均GDP、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宏观税负水平及城镇化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表现出负向作用.在对全国样本运用SEM的估计中,最优模型为空间及时期双固定模型,为保持估计的一致性,在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空间面板模型估计中,仍选择SEM空间、时期双固定模型对三大区域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空间误差模型结果表明,在考虑空间相关性后,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其债务门槛值从5.8下降到了5.1,表明对于东部省份而言经济关系的往来会使得债务门槛降低.同时,人均债务水平仍然对经济产生正向作用,且仍具有线性的“倒U”型影响关系:在东部地区,二者呈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关系,保持适度债务规模,当其不超过特定阈值时,地方政府债务的发展能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刺激增长;但若任由地方政府债务无限扩张,当债务规模超过临界值时,反而对经济增长造成阻力,带来巨大风险.而对于中西部省份来说,在考虑空间相关性后,地区人均债务水平对经济增长影响变得不再显著,也表明债务对经济将不存在门槛效应.其中可能的原因在于,相比于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体量较低、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基础设施相对较差等原因,当经济出现较长期的下坡趋势时(本文使用的是4年人均GDP增长率滑动平均值,能代表经济的中长期增长率),以非再生资源开采为经济发展导向的中西部省份之间的下行风险,具有明显的趋同效应,如山西、陕西的煤炭经济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从实证的角度说明了中西部省份地区基于高债务的基础设施投资并不能有效促进地区间的经济增长.所以不能对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一概而论,两者关系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有着很大差异.对于经济发展较为成熟、有着优越的经济发展环境的东部城市来说,保持合理的政府债务水平能够有效的拉动投资、刺激区域经济发展;但过度膨胀的地方政府债务反而导致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带来新的产能过剩,加剧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副作用.而对于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中西部地区,债务承受能力较东部地区较弱,难以及时消化存量债务,因而政府债务对当地经济的拉动作用并不显著.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水平放缓,传统粗放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再适应当下经济环境,而中西部地区对于举借债务、投资项目缺乏有效规划和科学的项目论证,基于高债务的基础设施投资容易造成资源浪费、经济效益低下,从而政府债务的急剧增长反而给经济基础较弱的中西部地区造成巨大的偿债压力,占用流动性,对经济发展没有起到预期中的实际效果.4结论及政策建议本文考察了2004~2015年我国省级人均地方政府债务水平对人均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在考虑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省份的经济发展及债务水平具有差异性的基础上,区别于以往研究,本文运用了基本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固定效应空间误差模型)分区域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研究结论为:就全国整体而言,人均地方政府债务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显著的非线性效应,且具有明显的“倒U”型影响关系,即当人均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超过特定值时,会抑制地方经济的增长.从分区域样本的研究来看,东部地区的地方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全国样本相同,也具有非线性的影响效应.这与现有研究从国家层面探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刘洪钟等(2014)[15])、OECD国家(Cecchetti等(2011)[6]和Padoan等(2012)[7])、欧元区国家(Checherita和Rother(2012)[8]、Baum等(2013)[9])债务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结论一致.而中西部地区在考虑省份之间的经济空间相关性后,债务对经济增长并不会产生显著影响,表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基于高债务的基础设施投资并不是拉动经济的有效方式.研究结论表明,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条件存在差异,并不能对全国地区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一概而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有利于债务融通、较快消化存量债务、及时化解风险,保持合理的债务比率,政府债务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而相对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弱的中西部地区由于其抗整体经济的下行风险较弱,过高债务及其投资水平并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以上结论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一定的参考.首先,针对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有效政策:对于东部地区,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债务对当地经济的带动作用,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但同时也要防止过高的债务水平给经济带来抑制作用;对于中西部地区,也不能一味盲目增加地方政府债务,保持谨慎态度,对于地方政府债务过高的地区应逐步减少举债,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水平整体放缓,应逐步改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勿因短时之利而以高债务拉动经济增长,这对于中西部地区并不是经济发展的有效方式.其次,政府应加强监管,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预算管理、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紧紧围绕政府债务管理、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两方面,明确专员办监督重点,全面覆盖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预算管理、风险预警、应急处置,以及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行为.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债务管理的责任主体,应加快推进建立全方位、常态化监督体系,督促落实管理责任,及时制止和查处违法违规融资和担保行为,严肃财经纪律,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参考文献[1]Saintpaul G.Fiscal policy in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107(4):1243-1259.[2]Friedman B M.New directions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debt[J]. Science,1987,236(4800):397-404.[3]Borio C, Furfine C,Lowe P.Procyclicalit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financial stability:issues and policy options[J]. BIS Papers Chapters,2001,1(6):1-57.[4]Woo J,Kumar M S.Public debt and growth[J]. Economica,2015,10(328):9-13.[5]Reinhart C M,Rogoff K S.Growth in a time of deb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0,100(100):573-578.[6]Cecchettl S G,Mohanty M S,Zampoll F.Achieving growth amid fiscal imbalances:the real effects of debt[J].Economic Policy Symposiumjack Son Hole,2011,68(3):145-196.[7]Padoan P C, Sila U, Noord P V D.Avoiding debt traps: fiscal consolidation,financial backstops and structural reforms[J].Journal Economic Studies,2012(1):151-177.[8]ChecheritaWestphal C,Rother P.The impact of high government debt on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channels: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for the euro area[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12,56(7): 1392-1405.[9]Baum A, ChecheritaWestphal C,Rother P.Debt and growth: New evidence for the euro area[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2013,32(1):809-821.[10]OwusuNantwi V,Erickson C.Public deb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ghana[J].African Development Review,2016,28(1):116-126.[11]Schclarek A.Deb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and industrial countries[R].General Information,2005.[12]Ogunmuyiwa M S.Does fiscal deficit determine the size of external debt in Nigeria?[J]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2011,3(10): 580.[13]Herndon T,Ash M,Pollin R.Does high public debt consistently stifle economic growth?A critique of Reinhart and Rogoff[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14,38(2):257-279.[14]贾康,赵全厚.国债适度规模与我国国债的现实规模[J].经济研究,2000,10:46-54.[15]刘洪钟,杨攻研,尹雷.政府债务,经济增长与非线性效应[J].统计研究,2014,31(4):29-38.[16]缪小林,伏润民.地方政府债务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分化[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4(4):35-40.[17]Kourtellos A, Stengos T,Tan C M.The effect of public debt on growth in multiple regimes[J].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2013,38(4): 35-43.[18]Megersa K,Cassimon D.Public debt,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is there a link? [J].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5,35(5): 329-346.[19]gert B.Public debt, economic growth and nonlinear effects:myth or reality?[J].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2015,43:226-238.[20]Ghosh A R, Kim J I,Mendoza E G,et al. Fiscal fatigue, fiscal space and debt sustainability in advanced economies[J].The Economic Journal,2013,123(566):4-30.。
国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究国债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国债是国家为满足财政支出需求而发行的债券,而经济增长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在一定时期内的增加。
首先,国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当一个国家面临财政赤字时,通过发行国债来满足财政支出需求。
这些国债的发行可以帮助政府筹集资金,进而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保健等领域。
这些投资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生产水平,增加就业机会,推动经济增长。
例如,一个国家发行国债用于修建高速铁路网络,这不仅促进了交通运输的便利性,还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提高了生产效率,推动了经济增长。
其次,国债可以刺激消费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当一个国家面临经济衰退或萧条时,政府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刺激消费需求,从而推动经济复苏。
这种情况下,政府发行国债来筹集资金,然后将这些资金用于增加公共支出、降低税收等措施,以刺激消费者增加支出。
这样一来,消费需求增加,企业的生产活动得以恢复,就业机会增加,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此外,国债也可以影响经济增长的节奏和规模。
当一个国家处于经济繁荣时,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来吸收部分过剩货币,避免通胀风险的出现,从而稳定经济增长。
相反,当一个国家面临经济过热或通胀风险时,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来缩减货币供应,控制经济增速,避免经济过热。
这种逆周期的债务管理有助于维持经济平稳增长,防范金融风险。
然而,国债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压力。
首先,国债的发行意味着政府需要偿还债务利息,这会增加财政负担。
财政负担的增加可能导致政府减少其他领域的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限制。
其次,国债过度发行可能导致债务负担过重,给国家带来财务风险。
如果政府无法按时偿还债务,可能导致信用评级下调、债务违约等问题,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
因此,在国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中,政府需要合理把握国债发行的时机、规模和用途。
适当发行国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过度发行可能造成财政风险,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我国经济不稳定性及其对宏观经济非对称影响分析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经济不稳定性也逐渐凸显出来。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我国经济面临各种挑战和风险,而这些不稳定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呈现出非对称性。
本文将分析我国经济不稳定性的主要原因,探讨其对宏观经济的非对称影响,并提出应对策略。
一、我国经济不稳定性的主要原因我国经济不稳定性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大方面。
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国际政治等因素。
由于全球化的加剧,我国经济已经与全球市场紧密相连,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使得我国经济面临着外部需求的不稳定性、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等问题。
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也会对我国的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金融危机、汇率波动等问题会对我国经济带来不稳定性。
国际政治的动荡也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国际关系的变化会对我国的出口、投资等产生不利影响。
内部因素主要包括宏观政策的不稳定性、经济结构的不平衡、经济体制的不完善等问题。
在宏观政策方面,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不断变化,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足,会使得市场预期不明朗,投资决策的不确定性增大。
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也是导致不稳定性的重要原因,不同行业之间的发展不均衡、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都会影响到经济的稳定性。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尚未完善,市场机制不够健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过多等问题也会对经济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我国经济不稳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呈现出非对称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对外部环境的非对称影响。
我国经济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时,其影响也呈现出非对称性。
当国际市场需求增加时,我国出口受益,经济增长加快;而当国际市场需求减少时,我国出口受到负面影响,经济增长放缓。
这种非对称影响导致我国经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性不足,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
在宏观政策方面,我国政府经常采取的是逆周期调节的政策,即在经济下行时采取刺激政策,而在经济上行时采取收缩政策。
中越经济关系中的“非对称性”与应对策略分析中越两国的经济合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发展。
由于地理、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中越之间存在一定的经济“非对称性”。
本文将就中越经济关系中存在的“非对称性”问题展开探讨,并提出应对策略。
1.地理位置不同。
中国处于亚洲大陆中心地带,是连接东亚、南亚和中亚的重要枢纽,而越南则是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成员国之一,位于东南亚半岛南端。
这使得中越之间的地缘优势存在差异,难以实现经济互补和区域融合。
2.发展水平不平衡。
经济的发展水平是另一个重要的非对称因素。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而与之相比,越南的经济规模和产业水平仍然相对较低。
3.文化差异。
中越两国的文化有一定的差异,这导致了在经济领域的交流中存在着理解和适应问题。
例如,中越两国在商业文化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越南企业家更偏爱面对面洽谈和口头约定,而中国企业更注重合同和制度。
4.技术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
在技术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国在过去曾经受到指责。
而越南在技术能力和知识产权方面还需要继续提高。
二、应对策略1.优化地理位置因素。
优化地理位置因素应是中越经济合作的重点。
中越两国应该进一步探索连接东盟与中国的辐射三角经济区的合作机制,建立互补、互利、共赢的地区经济合作模式。
同时,中越两国应该加强人员往来和区域交流,增强相互了解和友谊,提高领导能力和政策沟通机制等。
2.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为了解决技术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问题,中国和越南应该加强技术创新能力。
同时,双方可以在科研与技术上加强交流和合作,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并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
3.在商业文化和企业文化方面加强交流与适应。
越南和中国两国商业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双方应加强交流和适应。
中国企业家可以为越南企业提供经验和知识,而越南企业可以为中国企业打开市场和政策通道。
4.提高相互理解与信任。
国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究国债是政府为筹集资金而发行、具有国家信用背书的国家债券,是国家债务的主要形式之一。
国债发行可以为政府提供必要的资金,用于投资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国家建设性支出。
然而,国债不仅仅是为政府筹集资金,其还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
国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进行讨论。
1. 宏观层面上,国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扩大投资规模:政府借助国债发行筹集的资金能够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领域,扩大投资规模,这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
这些公共设施的建设与发展能够引导企业扩大投资,改善人民生活,提高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2)加强就业支持:以国家债务筹集的资金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能够创造工作岗位,缓解就业压力,进而推动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当然这也需要考虑合理利用资金和提高效益等方面的因素。
(3)改善财政状况:发行国债可以解决政府财政短缺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支持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提高国家的财政状况。
这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减少政府债务与违约风险等压力。
2. 微观层面上,国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债券市场上引导储蓄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国债成为债券市场上的主要投资对象,能够引导储蓄资金流入实体经济,促进制造业及服务业等实体经济发展。
(2)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国债的发行和发售对于完善金融市场、深化资本市场,引导金融机构优化资产结构、拓展业务板块等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因此,国债的发行不仅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安全、可靠的投资方式,同时也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
国债发行能够为政府筹集资金,进而引导民间储蓄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从而加强投资规模,改善就业支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而且,国债的发行也有助于完善金融市场、深化资本市场等方面,多维度地推进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但是,国债发行一定要注意资金使用效率,保证资金的利用效益,经济与财务的可持续等多项因素。
国债的宏观经济效应及风险预警研究作者:夏诗园来源:《中外企业家》 2016年第2期夏诗园(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 100070)摘要:自1981年我国决定恢复国债发行以后,国债规模急剧膨胀,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及不确定因素的加大,为规避风险和刺激经济,我国更是实行了一系列扩张的财政政策,国债规模进一步加大。
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特别是对处于改革深化期的中国,研究国债的宏观经济效应和风险预警问题,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国债;宏观经济效应;风险预警;建议中图分类号:F273.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6)04-0056-03收稿日期:2015-12-15作者简介:夏诗园(1987-),女,汉族,河南省周口市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数量经济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运行、金融计量与金融工程。
一、我国国债的发展背景及现状国债以中央政府担保为主体,向公众筹集资金的一种特殊债务债权关系。
在当今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国债不仅仅是中央政府实现融资的重要手段,更是我国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以及金融管理的有效工具。
国债的主要功能有:国债可帮助政府弥补财政赤字、偿还已有债务、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资金来源以及调节经济的运行等。
1981年,我国宣布恢复发行国债,自此以后,我国开始了国债扩张的时期,而欧洲、希腊和美国的债务危机,更是提高了国债在调控宏观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国债的发行有增无减。
特别是在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中,国债对于稳定我国内陆和香港地区的经济做出的巨大的贡献有目共睹,在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加的大背景下,国债再次引起了学者和管理者们的高度关注。
研究国债的宏观经济效应和风险预警问题,对于处于经济改革攻坚期的中国和中国经济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自1981年恢复国债发行以来,国债发行数量迅速攀升,我国国债发行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一)第一阶段为:1981—1986年这一阶段处于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政府一直使用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多年来努力维持财政收支的平衡。
我国国债发行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作者:高沙尔•巴扎尔江旭来源:《科学与财富》2020年第20期摘要:本文通过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 因果检验和通过最小二乘估计分析我国1981—2017年国债发行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探索了国债发行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我国经济增长是国债发行规模的原因,国债发行对于经济增长长期存在正向的拉动效应。
关键词:经济增长;国债规模;GDP政府需要大量的资金发挥其职能,维持国民经济正常运转,资金的来源即为财政收入,而政府会由政策目标合理安排财政支出。
财政收支在时间和数量的不一致,会引起财政赤字或盈余。
随着财政职能范围扩大,财政支出需要的增长与财政收入产生矛盾,导致多数国家执行赤字预算。
弥补财政赤字的常规办法有4种:增发货币、增税、减支和发债。
其中,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发行国债,可以使社会资金使用权暂时发生转移,既不造成通货膨胀与挤出效应,又可成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
因此发行国债成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最基本方式。
一、我国国债发行规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检验1.1;; 模型建立国债发行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缓解经济周期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
除了1998年和2007年由于特殊的政策原因增发特别国债使得国债发行量在当年激增以外,国债发行量和当年 GDP 呈现了基本相同的增长走势,从趋势上判断二者应该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因此,由以上判断建立以下计量经济模型,并就该模型进行检验:GDPt=α+β×GZt+μt (1)GDPt:t 期的经济增长;GZt:t 期的国债发行,α为待估常数项,β:待估系数,μt:随机干扰项。
1.2;; 数据来源研究的样本区间为1981~2017年,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债市场统计年报》。
为使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对数据取自然对数,将 GDP 和国债规模表示为:LNGDP、LNGZ。
国债“挤出效应”对我国经济影响的分析张瑞琰朱晓红西方经济学认为,政府通过发行国债,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由于社会总资金一定,将会影响私人部门可融资金的供给,减少私人资本的投资,从而抵减一部分政策作用,这种由于政府的国债活动而导致的私人资本投资减少的情况就被称为国债的“挤出效应”。
西方国家社会各项投资的主体主要是私人部门,减少了这一部分的投资,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长远经济发展。
而且,受市场机制约束,私人部门往往比政府等公共部门具有相对较高的经济效率当然也包括投资效率,减少了来自于这一部分的投资而代之以公共部门的投资,必然导致对整个市场经济整体效率的损害。
在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过程中,一方面要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促进社会投资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彻底转变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政府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认真分析国债“挤出效应”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从有利于区分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各自的有效活动范围,从而提高投资效率,进一步促进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等方面来看,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债“挤出效应”的消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影响了市场机制的基础配置作用。
市场竞争环境下,为了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私人部门的投资往往能有更高的效率,而政府作为一个非生产性的单位,其活动不受市场机制的直接作用,公共投资支出基本上是无偿的,缺乏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约束,往往容易导致低效率。
另外,由于在增加公共投资的同时,减少了私人资本的供给,从而会减少对未来商品的供给。
其次是限制了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
由于国债发行可能引起社会资本供应紧张,使得市场利率上升,增加企业的筹资成本,进而影响其投资行为,减少企业的自我投资,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壮大。
这样反过来又减少了企业对资本的需求,使得资本市场处于一种较低的均衡水平上。
新经济 2016年9月(下)12新时期政府支出与国债发放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张文宏摘 要:新时期下,部分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开始使用国债发行的方式进行融资,同时调节政府的支出水平方式,目的是为了控制好价格水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本文主要探讨了我国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问题,同时分别从国债和政府支出两个方面,讨论了其对宏观经济的具体影响。
关键词:国债 政府支出 宏观经济效应 财政政策1、研究意义国家在履行经济职能的同时,需要一定的资金进行运转,这些资金被称为财政收入。
等到筹集到一定的资金之后,政府将会参考本身预设的政策,对资金的具体用途作出计划,并且处理好各项支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财政支出。
在数量、时间上,财政收入可能会出现不同步的状况。
如此一来,很容易导致财政盈余或者赤字。
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国家,大多数的都是使用下面的四种方式改善赤字的情况:一是增税,二是减支,三是发债,四是向央行透支。
在这四种方法中,除了发债,其余的三种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采用发债的方式和增发货币不同,不容易造成通货膨胀现象的出现,它也没有增税那么麻烦。
在筹集资金上,具有较强的灵活性。
所以,由于发行国债具备如此多的优点,现在被世界各国的政府采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财政支出的中心部分就是政府的支出,这也是财政收入获取资金的重要方式之一。
财政支出属于市场经济背景下国家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手段之一,是政府根据本身的宏观经济周期变化,所使用的一种反周期财政措施的最为重要的载体。
这和国债以及税收等行为有所差距,政府支出给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最直接,宏观调控的结果将会更加明显。
所以,通常国家政府会调整支出水平,从而实现提高就业水平、降低经济波动、保证经济平稳增长的目的。
2、国债影响居民消费的理论分析纵观国债现在的宏观经济效应,它的研究重点主要在于国债对投资产生的作用上。
评判国债发行的合理性主要是通过分析投资和国债之间的正负向关系来判断的。
论增发1000亿国债的通货膨胀效应摘要本文讨论了增发1000亿国债对通货膨胀的可能影响。
文章首先介绍了通货膨胀和国债的基本概念,并探讨了国债对经济的重要作用。
随后,文章分析了增发1000亿国债可能导致的通货膨胀效应,并提出了一些可能的对策来应对通货膨胀。
最后,文章总结了对增发1000亿国债的通货膨胀效应的观点,并指出了可能的未来研究方向。
Introduction通货膨胀是指价格总水平持续上升的现象,通常与货币供应的增加和购买力的下降密切相关。
国债是一种政府发行的债务工具,通过出售国债来筹集资金用于政府支出。
国债的发行量以及市场对国债的需求和投资情况,都可能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国债的作用国债在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首先,国债是政府筹集资金的一种方式。
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来筹集资金,以满足国家支出的需要。
其次,国债可以吸引投资者。
国债通常被认为是相对低风险的投资工具,因此可以吸引一部分投资者将资金投入到国债中。
此外,国债的发行也可以调节货币供应,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增发1000亿国债的通货膨胀效应增发1000亿国债可能会对通货膨胀产生一定的影响。
首先,增发国债意味着政府会增加支出。
政府的支出增加了,可能会提高总需求,进而推动物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
其次,国债的增发也会增加货币供应。
当政府出售国债,购买者需要支付一定金额的货币,这将增加货币供应量。
增加的货币量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加剧。
另外,国债的市场需求和投资情况也会影响通货膨胀的程度。
如果市场对国债的需求很高,那么政府增发国债可能会增加货币供应,从而加剧通货膨胀。
应对通货膨胀的对策面对可能的通货膨胀效应,政府可以采取一些对策来应对。
首先,政府可以通过加强货币政策来控制货币供应。
例如,通过调整利率和存贷比例,政府可以影响货币的供给和需求,以控制通货膨胀。
其次,政府可以通过控制财政政策来影响总需求。
例如,通过减少政府支出或增加税收,政府可以减少总需求,从而减缓通货膨胀。
第3期(总第424期) 2019年3月财经问题研究Research on Financial and Economic Issues Number3(General Serial No.424)March,2019中国国债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影响效应研究单 飞1,郑义汀2(1.东北财经大学数学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2.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摘 要:本文在回顾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利用国债负担率为转换变量的平滑转换模型(STR)和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对国家层面和省际层面国债负担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进行了经验研究㊂得到如下结论:(1)在国家层面,国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处于低区间,即过重的国债负担会降低国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㊂(2)在省际层面,国债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且呈现非对称性㊂不同地区㊁不同时期国债负担率的阶段转换会导致国债负担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反应系数具有地区异质性和时变性㊂关键词:国债负担率;经济增长;GDP增长率;平滑转换模型(STR);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中图分类号:F81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9)03⁃0083⁃07一㊁问题的提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日益加快,国债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与经济增长的联系更加密切㊂因此,研究国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找出国债负担率对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渠道,探究适度的国债规模已是当务之急㊂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严重,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愈发悬殊,深入研究不同省际间国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中央统筹兼顾调整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㊂西方学者对于国债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有基于李嘉图等价的国债无用论㊁强调挤出效应的国债有害论和凯恩斯主义的国债有益论等㊂Kimbell和Mankiw[1]把政府举债和征收所得税对私人消费的影响作为研究重点,发现随着样本数据时间的变化,所得税对私人消费可能产生正面效应,也可能产生负面效应㊂Pelagids和Desli[2]通过对欧洲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国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㊂Gierner和Kauermann[3]认为,GDP对于国债的弹性系数为正,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影响,但当国债的规模超出一定范围时,正效应明显减弱㊂Panizza和Presbitero[4]研究发现,国债与经济增长之间虽然呈现负相关关系但是并不存在因果关系㊂Forslund等[5]通过发展中国家和新型市场国家的数据发现,国债与 收稿日期:2018⁃12⁃16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中国国债对宏观经济影响及风险预警问题研究”(15BJY144)作者简介:单 飞(1965-),男,辽宁丹东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投资和金融风险管理方面的研究㊂E⁃mail:shanfei@ 48财经问题研究 2019年第3期 总第424期通货膨胀之间相关性较弱㊂Borensztein等[6]在Eichengreen和Luengnaruemitchai[7]研究的基础上发现,股票市场的发展与贸易开放度和国债规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㊂国内对于国债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国债对经济增长影响方面,刘溶沧和马拴友[8]认为,如果是由于加大公共投资而导致财政赤字,那么财政赤字和发行国债对宏观经济的净效应显著为正㊂王维国和杨晓华[9]支持刘溶沧和马拴友[8]的看法,认为当国债主要进行公共投资时呈现出对经济增长显著的正效应㊂李戎等[10]认为,中国国债规模现阶段并未表现出明显的阈值,且对经济增长未呈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㊂二是在国债对总需求影响方面,高培勇[11]认为,发行国债会刺激社会总需求的增加,其结果是提高了社会总消费和降低了社会总投资㊂罗嗣红[12]㊁宋福铁[13]以及杨文奇和李艳[14]指出,发行国债增加公共投资会对民间㊁私人等其他类型的投资产生带动作用㊂三是在国债规模及风险方面,陈共和类承曜[15]采用国债负担率和债务依存度这两个指标通过分析发现,当前中国的国债规模仍处于可控制的范围内㊂刘邦驰[16]指出,度量国债规模的国际公认指标需与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㊁时代背景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指出当前中国政府举债尚未达到极限,国债还有一定的增发空间㊂综上所述,大部分学者认为国债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普遍聚焦于国家层面的研究,由于缺少统一的省际国债负担率指标,对于省际层面国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比较缺乏㊂同时,部分学者研究了国债负担率对经济增长率的非线性效应,但是所采用的阈值模型解释能力有限,无法捕捉影响机制的平滑转换趋势㊂因此,在国内外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国家层面及省际层面国债负担率数据,构建了国债负担变动下国债负担率对经济增长率的理论模型,利用平滑转换模型研究了以国债负担率为转换变量条件下国债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㊂本文从以下两方面进行了扩展:首先,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分析了省际国债的非对称影响㊂其次,兼顾国家层面及省际层面国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具有代表性省份的国债对经济增长的地区异质性及时变性㊂二㊁模型设定㊁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一)模型设定1.平滑转换模型平滑转换模型(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 Model,简称STR)是分析经济问题时经常采用的一种非线性模型㊂经济变量相互之间影响机制的转换往往不是一个突变过程,而是呈现出一种连续的渐变过程㊂平滑转换模型通过引入转换函数能够较好地捕捉和解释这一渐变过程㊂标准的STR模型由线性部分和非线性部分组成,模型的基本结构如下:y t=α′z t+β′z t G(q t;γ,c)+u t(1)其中,z t是解释变量向量;G(q t;γ,c)是转换函数,取值范围是[0,1]且为连续函数,大小取决于转换变量q t㊁位置参数c和斜率参数γ;u t~iid(0,σ2)㊂逻辑函数形式的转换函数如下: G(q t;γ,c)=[1+exp(-γ(q t-c))]-1(2) 2.面板平滑转换模型Gonzalez等[17]基于面板阀值回归模型(PTR)和时间序列光滑转换自回归模型(STAR)提出了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anel 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 Model,简称PSTR)㊂两体制PSTR模型如下: y it=μi+β′0x it+β′z x it G(q it;γ,c)+u it (3)其中,i=1,2, ,N,t=1,2, ,T,N是截面个体的数量,T是面板数据的时间范围;x it 是k维解释变量向量,x it的值随着个体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μi和u it分别是个体固定效应和残差;模型(3)随着转换变量的变化而在各机制中平滑转换㊂转换函数通常采用如下逻辑函数的形式: G(q it;γ,c)={1+exp[-γ∏m j=1(q it-c j)]}-1(4)其中,γ>0;c1≤c2≤ ≤c m;斜率参数γ决定了模型在不同机制之间的转换速度和平滑程度㊂(二)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本文聚焦于国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家层面国债负担指标选取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GDP×100%),经济增长指标采用实际GDP增长率㊂同时,由于省际层面国债没有明确指标,本文为了分析各省国债负担情况,引用李戎等[10]的办法,利用各省上交中央的税额占中央税收收入的比重来衡量各省份对国债的分担程度,作为各省份国债负担率指标㊂数据处理过程中选取了中央税收收入来源中的主要税种,包括增值税㊁消费税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来计算各省国债分担率[10]㊂本文经验分析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㊁中经网数据库和Wind 金融终端数据库㊂在国家层面,时间区间为1985 2017年,共33年的年度数据,以1985年为基年㊂本文采用字母y 代表GDP 增长率,debt 代表国债负担率㊂在省际层面,受制于税收数据的可得性,时间区间为1998 2016年,共19年的年度数据,以1998年为基年㊂受限于数据,在本文的分析中不包括港㊁澳㊁台在内,共31个省份,即N =31,用i 代表省份,t 代表年份㊂三、国债对经济增长非对称效应的经验分析(一)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在进行经验分析之前,先采用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具体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㊂由表1可知,GDP 增长率㊁国债负担率的原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即存在单位根㊂但是两个变量在一阶差分去除趋势项之后全部都为平稳序列,具备进行下一步检验的条件㊂对于没有协整关系的单整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仍然是伪回归,需要在建模分析之前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㊂由表2可知,国债负担率与GDP 增长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㊂表1各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变 量检验形式(C,T,k)统计值P 值结 论y (C,0,2)-1.16550.2172非平稳debt (C,0,1)-1.63270.7571非平稳D y(0,0,1)-5.1806***0.0000平 稳D debt (0,0,1)-6.2249***0.0001平 稳 注:(C,T,k)分别为常数项㊁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㊁**和*分别表示在1%㊁5%和10%水平下显著,下同㊂表2协整检验结果变 量假 设Trace 统计量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关 系y 和debt不存在协整关系15.5191**(0.0494)14.7784**(0.0414)最多有1个协整关系0.7406(0.3894)0.7406(0.3894)有1个 注:括号内为P 值㊂(二)确定滞后阶数在估计STR 模型之前需要确定最大滞后阶数,可以借助VAR 模型中滞后阶数的选取方法来实现㊂根据AIC 和SC 准则,STR 模型最大滞后阶数为2阶㊂(三)转换变量选择由于我们确定的最大滞后阶数为2阶,因此,模型的潜在转换变量有debt (t)㊁y (t-1)㊁debt (t-1)㊁y (t-2)㊁debt (t-2)和趋势项(trend),对模型的线性假设检验和各潜在转换变量及对应的转换函数形式的选择结果如表3所示㊂表3非线性检验及转换函数模型选择结果变 量F F4F3F2模 型debt (t)0.02240.08870.12630.0714LSTR1debt (t-1)×2.3236e-040.00050.32020.0322LSTR1debt (t-2)0.02940.03810.39790.0924LSTR1y (t-1) 0.48820.2368Linear y (t-2) 0.24980.3985Linear trend 0.00110.03660.00600.0192LSTR2 注:×表示软件推荐该变量作为转换变量㊂58中国国债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影响效应研究68财经问题研究 2019年第3期 总第424期表3非线性检验及转换函数模型选择结果显示以debt(t-1)作为转换变量更合适,并且推荐采用LSTR1的转换函数模型形式㊂接着采用网格搜索法确定γ和c的初始值分别为5.3805和0.0402㊂(四)模型参数估计值在确定了c及γ的初始值后,就可以进行非线性模型参数估计,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㊂其中, AIC=-8.4940,SC=-7.9851,R2=0.8452,⎺R2=0.8502㊂表4LSTR模型估计结果根据表4就可得到LSTR模型的具体形式㊂根据转换函数G(debt(t-1),γ,c)中的参数估计结果,斜率参数γ=24.1491,数值较大,说明模型转换函数的调整速度较快,即模型在两体制之间的转换速度较快㊂从表4中位置参数估计结果c=0.0444来看,转换函数G(debt(t-1),γ,c)呈现以参数c为对称中心的机制转化形式㊂当转换变量debt(t-1)较小,且小于位置参数c时(c=0.0444),此时转换函数的值趋于零,模型的非线性部分约等于零,LSTR模型简化为普通线性模型㊂当期的国债负担率debt(t)系数为-24.9490,说明当期的国债对经济增长有负面效应㊂滞后一期的国债负担率debt(t-1)与GDP增长率y(t)呈负相关,系数为-0.8291,但系数较小,说明滞后一期国债负担率对当期GDP增长率的影响较小㊂滞后两期国债负担率debt(t-2)系数为34.7249,说明滞后两期国债负担率对GDP增长率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㊂当转换变量debt(t-1)较大,大于位置参数c时(c=0.0444),转换函数趋于1,国债负担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明显的非线性特征㊂此时当期的debt(t)和y(t)呈正相关,系数为0.2609,当期国债负担率开始对经济增长率显现正效应㊂滞后两期的debt(t-2)与y(t)也呈现正相关,系数为0.5558㊂总体来看,当国债负担率高于位置参数时,国债对于经济增长仍然保持促进作用,但是与转换变量小于位置参数的情况相比,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小得多,过重的国债对私人投资造成较大的挤出效应,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即过重的国债会降低国债负担率对经济增长率的正面促进作用㊂与传统的线性模型相比,采用LSTR1模型来描述国债负担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动态关系时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㊂首先,LSTR1所生成的拟合数据的曲线变化趋势与原始序列的曲线变化趋势非常吻合,说明本文采用LSTR1模型所估计出的非线性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国债负担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动态关系㊂其次,LSTR1模型由于转换函数的存在,能够更有效地洞悉到国债负担率与经济增长率在不同国债负担背景下的非线性动态转换关系,这是传统线性模型所不能实现的㊂四、省际国债对经济增长非对称效应的经验分析(一)非线性检验本部分主要研究的是省际国债负担率对各省GDP增长率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并探究其影响变化的具体机制㊂因此,首先要对GDP增长率是否为非线性进行检验㊂LM_X表示基于渐进卡方分布的LM检验的统计值,LM_F表示基于渐进F分布的LM检验的统计值㊂由两个统计量的P值检验结果可知,这两个统计量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模型为线性的原假设㊂因此,选择国债负担率作为转换变量对GDP增长率存在非线性的影响㊂采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能够较好地体现变量之间的非线性特征㊂(二)转换函数个数检验转换函数个数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㊂由表5第二行的统计量LM_X和统计量LM_F的结果和对应的P值可以看出,LM_X统计量和LM_F统计量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β3=0的原假设㊂从第三行统计量LM_X 和统计量LM_F 的结果和对应的P 值可以看出LM_X 和LM_F 统计量在10%显著性水平下不拒绝β2=0|β3=0的原假设㊂第四行统计结果表明LM_X 和LM_F 统计量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β1=0|β2=β3=0的原假设,因此,应该选择转换函数个数m =1,采用LSTR1模型,即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存在一个转换函数㊂(三)模型估计通过上述检验可以得到简化后的面板平滑转换模型:y it =αdebt (t)it +[β1debt (t)it +β2debt (t-1)it ]G (debt (t)it ,γ,c)(5)利用软件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估计得到结果如表6所示㊂ 表5转换函数个数检验结果m LM_X LM_F 1133.5000***(0.0000)6.2050***(1.887e-14)216.7800*(0.6049)0.7511*(0.7654)344.9800***(0.0007)1.9370***(0.0103) 注:括号内为P 值㊂表6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变 量线性部分非线性部分debt(t)0.7481**(0.3214)-0.5924**(0.2261)debt(t-1) 0.1557**(0.1027)γ 357.5260*(818.2810)c 0.0512***(0.0038)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㊂(四)转换函数的特征分析及经济含义根据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的形式和估计结果可知,当期国债负担率debt (t)对GDP 增长率影响的反应系数为α+β1G (㊃),反应系数中线性部分的系数为α,非线性部分的系数为β1G (㊃),转换函数G (㊃)满足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的LSTR1形式㊂为了便于分析不同国债负担率对GDP 增长率的转换特征,转换函数G (debt (t),γ,c)与转换变量debt 之间关系的图形①可知,位置参数c =0.0512,当国债负担率debt 小于0.0512时,转换函数G (debt (t),γ,c)小于0.5000,否则G (debt (t),γ,c)大于等于0.5000,并且当debt 大于0.0800时,转换函数G (debt (t),γ,c)约等于1㊂结合转换函数图形与表6的实证结果可得,在转换函数中国债负担率存在位置参数c =0.0512㊂并且该转换机制中斜率参数为357.5260,状态转换十分迅速㊂说明中国国债负担率对GDP 增长率的影响随着不同年份不同省份国债负担率的变动而有所不同㊂因此,中国各省份国债负担率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反应系数存在时变性和地区异质性㊂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可以得出样本数据中各省份随着时间变化国债负担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反应系数㊂为了描述不同国债负担阶段中,国债负担率对GDP 增长率的反应系数,本文将中国按国债负担率程度大小划分,并从全国范围内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省份:北京㊁上海㊁甘肃和辽宁作为代表㊂据测算,上海的国债负担率在0.0880 0.1300之间波动,位于高国债负担区间,代表了最高国债负担水平㊂北京的国债负担率在0.0388 0.1813之间,国债负担变化跨度较大㊂甘肃的国债负担率在0.0060 0.0120之间,属于国债负担较低区间㊂辽宁的国债负担率在0.0540 0.0260之间,国债负担低于上海高于甘肃,但与其他三省份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国债负担随时间而递减㊂本文挑选这四个省份作为不同国债负担程度的典型代表,考察不同国债负担阶段下,国债负担率对GDP 增长率的反应系数的时变性㊁省份异质性和各省的共性,能够比较准确地捕捉到中国不同国债负担阶段各省份的典型特征及影响机制㊂(五)国债负担率对经济增长率具有差异化的影响由表6可知,当期国债负担率对GDP 增长率的反应系数为α+β1G (㊃),其中,α=0.7480,β=-0.5924,体现出国债负担率对GDP 增长率的促进作用存在于反应系数的线性部分,对GDP 增长率的抑制作用存在于非线性部分,说明国债负担率通过两种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第一种是直接效应,国78中国国债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影响效应研究①图形省略,留存备索㊂88财经问题研究 2019年第3期 总第424期债负担直接提升经济增长;第二种是间接效应,根据国债负担率的不同阶段间接地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㊂因此,随着国债负担阶段的转换,国债负担率对GDP增长率的影响呈现差异化的特征㊂1.上海处于高国债负担阶段,国债促进经济增长作用最小上海国债负担率对GDP增长率具有正的影响系数,即国债负担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率㊂上海国债负担大于0.0800,转换函数约等于1,此时反应系数为0.1557㊂由于上海国债负担已位于高机制区间,因此,继续增加国债并不改变转换函数及反应系数的值,此时国债对于上海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小㊂上海作为长三角的经济重镇,在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税收占比也一直居高不下,反映出其强大的经济实力㊂应该注意到的是,作为高国债负担的代表省份,国债对上海经济增长的作用虽然仍是正向,但已进入最低值㊂较重的国债对上海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使得国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降到最低值㊂2.甘肃处于低国债负担阶段,国债促进经济增长作用最大甘肃国债负担率对经济增长率具有正的影响系数,即国债负担率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率㊂甘肃国债负担率小于0.0120,转换函数约等于零,此时反应系数为0.7481㊂甘肃国债负担位于低机制区间,国债对于甘肃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且反应系数最大㊂甘肃通过税收分担的国债水平也远低于东部省份㊂低水平的国债对甘肃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十分微弱,因此,国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始终处于最高值㊂3.北京国债负担加重,国债促进经济增长作用减弱北京国债随时间存在上升趋势㊂在2006年之前,北京国债负担率小于0.0675,转换函数处于低区制向高区制转换的区间,此时反应系数处在下降区间㊂2007年之后,北京国债负担率超过0.0981,此时转换函数约等于1,反应系数约为0.1557,达到最低值㊂在2006年以前北京经济水平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但由于初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这一阶段北京的税负较轻,相应的国债负担也较轻,国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强,但是随着北京经济水平的发展和税负的增加,2006年之后国债负担率超过0.0800,国债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明显,因此,国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下滑至最低值㊂4.辽宁国债负担减轻,国债促进经济增长作用增强自1998年起,辽宁国债总体呈现递减的趋势,相应的,2007年之前反应系数呈现递增状态, 2008年之后基本持平,约等于0.7479㊂2000年之前辽宁国债负担率较大,超过0.0515,此时反应系数处于较低区间,国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㊂随着辽宁国债的减轻,反应系数显著增加,反应出低国债对经济增长的显著促进作用㊂随着国家经济结构调整转型,辽宁面临旧产业转型淘汰,经济增长缓慢,经济总量全国占比下滑的情况㊂这一时期辽宁的国债持续降低,较低的国债减轻了其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因此,提升了国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㊂综上可以看出,不论是高国债负担的省份还是低国债负担的省份,总体而言现阶段国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于不同省份不同程度的国债负担,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出显著差别㊂过高的国债负担使得国债的促进作用始终位于低区间,此时再增加国债负担,对于经济增长并无进一步的改善效果㊂较低的国债负担使得国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㊂五、结论与政策建议(一)结论第一,在国家层面,国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处于低区间㊂当国债负担率高于位置参数时,国债对经济增长仍然具有促进作用,但与转换变量小于位置参数的情况相比,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小得多,即过重的国债负担会降低国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㊂因此,通过发行国债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已大为弱化,重新评估和考虑适宜的国债规模已成为当务之急㊂第二,在省际层面,国债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各省差异较大㊂不同省份㊁不同年份国债负担的不同阶段变化会导致国债负担率对GDP增长率的反应系数呈现出地区异质性和时变性㊂国债负担对上海经济增长的作用虽然仍是正向,但已进入最低值㊂低水平的国债负担对甘肃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十分微弱,因此,国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始终处于最高值㊂随着北京经济水平的发展和税负增加,国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下滑至最低值㊂辽宁在早期以其较大的国债负担,带来较低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随着辽宁经济总量全国占比下滑,较低的国债负担减轻了其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因此,提升了国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㊂(二)政策建议第一,政府应控制国债规模㊂从本文的经验分析结果来看,虽然国债对于经济增长一直保持促进作用,但是过重的国债负担使得政府投资支出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降低了政府发行国债进行投资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㊂因此,控制国债规模以减少挤出效应有利于保持国债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最大化㊂第二,调节税收以平衡国债在各省份之间作用的差异㊂国债对各省份经济增长具有地区异质性和时变性,以上海和北京为代表的发达地区,其国债对经济增长虽然保持促进作用,但已经落入低区间㊂与此同时,以甘肃为代表的欠发达地区,国债对经济增长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㊂因此,政府从全局出发,调节税收以平衡各省份国债负担,使其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保持在较高水平,对于发挥发达地区带头作用,平衡各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㊂参考文献:[1] Kimbell,J.Y.,Mankiw,N.G.Consumption,Income,and Interest Rates:Reinterpreting the Time Series Evidence [R].NBER Working Paper No.2924,1989.[2] Pelagids,T.,Desli,E.Deficits,Growth,and the Current Slowdown:What Role for Fiscal Policy?[J]Journal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s,2004,26(3):461-469.[3] Gierner,A.,Kauermann,G.Sustainability of US Public Debt:Estimating Smoothing Spline Regressions [J]EconomicModelling,2007,24(2):350-364.[4] Panizza,U.,Presbitero,A.F.Public Debt and Economic Growth:Is There a Causal Effect?[J]Mo.fi.r.Working Paper,2014,41(c):21-41.[5] Forslund,K.,Lima,L.,Panizza,U.The Determinants of 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Debt in Developing and EmergingMarket Countries[J].Review of Development Finance,2011,1(3):207-222.[6] Borensztein,E.,Cowan,K.,Eichengreen,B.,et al.Prospects for Latin American Bond Markets:A Cross-Country View[M].Cambridge:MIT Press,2008.113-154.[7] Eichengreen,B.,Luengnaruemitchai,P.Why Donesn’t Asia Have Bigger Bond Market?[R].NBER Working Paper,No.1057,2004.1-13.[8] 刘溶沧,马拴友.赤字㊁国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兼评积极财政政策是否有挤出效应[J].经济研究,2001,(2):13-19.[9] 王维国,杨晓华.我国国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 兼论国债负担对国债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J].中国管理科学,2006,(10):300-305.[10] 李戎,张珂玮,刘畅,等.国债规模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的阈值固定效应分析[J].财政研究,2017,(4):64-76+113.[11] 高培勇.论举借国债的经济作用机制[J].经济研究,1996,(9):26-31.[12] 罗嗣红.我国财政赤字与国债挤出效应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3,(4):60-64.[13] 宋福铁.我国国债宏观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6,(4):61-64.[14] 杨文奇,李艳.国债挤出效应的实证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3):100-103.[15] 陈共,类承曜.关于我国债务负担率及债务依存度的考察[J].财政研究,2002,(11):2-6.[16] 刘邦弛.国债理论限度与实践分析[J].财经科学,2001,(6):79-82.[17] Gonzalez,R.C.,Woods,R.E.,Eddins,S.L.数字图像处理:MATLAB 版[M].阮秋琦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责任编辑:刘 艳)[DOI]10.19654/ki.cjwtyj.2019.03.010[引用格式]单飞,郑义汀.中国国债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影响效应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9,(3):83-89.98中国国债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影响效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