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调解制度比较

《日语入门》课程论文中日教育制度差异（中小学教育制度）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学号：B14030907姓名：傅建淳中日教育制度差异大约二十年前的一篇论及中日中学生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的“草原探险夏令营”活动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之后的十多年间一直是老师家长口中告诫孩子们的励志故事。

文章内容大概就是说中日两方的孩子表现迥异，中方孩子叫苦不迭，不堪重负，乱丢垃圾，家长拖后腿；而日方孩子恰恰是样样完全相反，充分表现了坚忍不拔、文明教养的精神。

在我看来，中国的教育更具功利主义性质，是选拔达到目的型的教育；而日本的教育则更强调人的素质提高，是普及提高能力的教育。

以下是我对中日教育制度差异的一点分析和看法。

（一）历史遗留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中国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而人口又带来巨大负担，是世界人口大国，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落实教育是非常难的，而且要考虑到其他社会生产因素，在教育投资方面每年拿出生产总值的二十五分之一还不到；而日本，经济大国，人口较少，他们有资本重视教育，且日本每年拿出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发展教育。

在日本的江户末期到明治初期，欧洲来的外国观察员就观察到一个现象，在日本，无论是什么职位什么阶级的人，都会拿着售价便宜的小说在看，一般的老百姓都能以文字来获取娱乐了。

在明治以后，又引入了西方的教育制度，更加促进读书的风气，可以说，在很早的时候，日本民间就已经形成了良好的读书风气，是自然而然的社会风气，统治阶级也是积极鼓励学习的，不分贵贱贫富，即使没饭吃，也有书读的。

日本历史上所经历的三次教育改革．1853年是日本近代教育的开端。

日本政府在1872年制定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教育制度，提出“全民教育”是日本的教育基本方针，也正是在同一年日本的学制得以实施，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教改。

但由于当时的经济状况，许多人家交不起学费，所以教育并未被大多数人接受。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提高全体日本人的素质，1947年日本政府又制定了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等，提出教育要民主化、大众化，要求每位学龄儿童均要接受教育。

浅析“男女平等”在中日两国之间呈现出的矛盾现象及其原因摘要:中日两国同为深受”男尊女卑”等儒家传统礼教影响的父权制社会,在近代追求男女平等的道路上,两国步伐呈现明显差异,对此前者多从社会学的角度,以社会调查数据为比照点进行著述论作。

本文坚持矛盾分析的方法,试图分析中日两国实施“男女平等”的程度差异在经济﹑女性观﹑男权主义等方面体现出的矛盾现象,揭示矛盾现象下的深层民族心理,宗教等文化内涵。

关键词:男女平等女性观男权主义中国女性在“五四”运动后开始“人”的启蒙,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撑起了“半边天”;日本明治维新初期,在法律﹑教育等方面赋予女性与男性同等的权利。

战乱时期,国家主义影响下的女性恢复到无权地位。

二战后女性地位有所提高,但仍与男性地位相差甚远。

在实现“男女平等”的程度上,中国位居世界前列,日本处于较低位置。

如此的差距与中日两国经济﹑传统观念的不同呈现以下的二律背反的矛盾。

一﹑经济上呈现的矛盾马克思曾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它的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1]由此,普遍的规律应该是:经济越发达,实现“男女平等”的程度化越高。

但是这条规律,在中日两国反其道而行之。

经济高度发达的日本,“男女平等”的程度化远不及中国,女性地位的低下举世闻名。

两国间呈现出经济发展水平与“男女平等”程度化不平衡的矛盾现象,这在世界上都属非常独特的。

新中国成立后,“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女同工同酬”的价值导向和国家制度,更加明确的为妇女指出:走出家庭后必然走向社会。

“社会主义的妇女观提倡女性投身社会革命,在社会、阶级、集团的解放中解放自己。

”[2]谢冰莹在《从军日记》中写:“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我忘记了自己是女人,从不想到个人的事,我只希望把生命贡献给革命……我只希望跑到战场上去流血,再也不愿为着自身的什么婚姻而流血叹息了。

”[3]表明上看,妇女投身社会,取得与男性同等的劳动权,可以促进女性自身的经济独立和解放。

中日改革之比较分析3101103057 仲霜霜一、政治中日两国的近代都是充满激烈政治斗争并发生政治大变革的时代，但两国的政治领域因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特色，并深刻影响了各自的近代化历程。

因而，在近代中日比较研究中，政治问题自然占有较大的比重。

关于近代前的政治制度。

这是重视历史连续性的研究者颇为关注的问题。

有学者强调中日在政治权力集中程度上的巨大差异，认为这对两国近代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地主阶级革新派、洋务派乃至于维新派如果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都很难有所作为，低层次改革也很难为高层次改革创造充足的条件；而日本半独立的诸藩能够推行同中央政府相抵触的藩政改革，由此进一步加强它们对幕府的半独立地位，当某些藩的下级武士改革派掌握藩政实权后，其所在藩就成为倒幕的根据地，这是日本近代低层次改革迅速推向高层次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

（注：丁日初、杜恂诚：《十九世纪中日资本主义现代化成败原因》，《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有学者分析了近代以前两国政治制度稳定性的差异。

日本实行世袭、门阀制，使得有才能的下级武士不能进入高层，在幕末，则促使下级武士走向与旧政治制度决裂，为倒幕维新创造了必要条件；而中国的科举制度则将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和土地权力、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三位一体的代表人物（也包括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人才）吸收到中央政府中来，加强了专制统治，统治者利用这一制度成功地钳制了众多读书人的思想。

（注：马家骏、汤重南：《日中近代化比较》，东京，六兴出版株式会社1988年版，第48-50页。

）有学者对中日有无政治权力制衡关系以及是否促发竞争方面做了探索。

在日本幕藩体制内部，存在着多种制衡的机制，且促发竞争，各藩因竞争而重视教育，任用人才，兴办实业，采用新式武器，到幕末进而争相吸收西方文化，提高了人的素质，当外部危机到来时，就能很快出现转机。

但前近代中国的专制集权几乎没有现实的异向的制衡力量，结果只能造就对立的两极，内部缺少竞争，也就没有足够的体制上、人才上、心理上的准备，虽然在近代危机一再出现，却难以造成巨大的转机。

中日《民法典》中关于合同的解除的比较一、引言合同解除是合同法律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对于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中日两国在民法典中都规定了合同解除的相关制度，本文将对比分析两国在合同解除方面的异同点，以期为相关法律实践提供参考。

二、中日《民法典》中关于合同解除的规定1. 中国《民法典》的规定中国《民法典》规定了合同解除的两种方式：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

约定解除是指在合同订立时，双方约定解除权行使的条件和方式，当条件成就时，一方或双方可以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

法定解除是指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法律规定的情形时，当事人可以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

2. 日本《民法典》的规定日本《民法典》规定了合同解除的三种方式：约定解除、法定解除和裁判解除。

约定解除与中国的规定相似，法定解除是指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法律规定的情形时，当事人可以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

裁判解除是指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当事人无法通过协商解决时，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裁判解除合同的决定。

三、中日《民法典》中关于合同解除的比较1. 解除方式的比较中日两国在合同解除方式上存在差异。

中国的《民法典》规定了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两种方式，而日本《民法典》规定了约定解除、法定解除和裁判解除三种方式。

其中，裁判解除是日本特有的制度，它为当事人提供了一种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2. 解除条件的比较中日两国在合同解除条件上也存在差异。

中国《民法典》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包括不可抗力、预期违约、根本违约等情形，而日本《民法典》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则更加详细和具体，包括履行不能、迟延履行、不完全履行等情形。

此外，日本《民法典》还规定了裁判解除的条件，即当事人无法通过协商解决纠纷时，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裁判解除合同的决定。

3. 解除程序和后果的比较中日两国在合同解除程序和后果上也存在差异。

中国《民法典》规定了合同解除的程序和后果，包括通知对方、协商一致、处理善后事宜等。

从国际法论中日钓鱼岛争端及其解决前景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从国际法的角度探讨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法律问题，并分析其解决前景。

本文阐述了钓鱼岛争端的历史背景和现状，接着分析了该争端的法律问题和挑战，然后提出了通过国际仲裁解决该争端的途径和方法。

本文总结了中日双方在解决钓鱼岛争端中的责任和义务，并呼吁双方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分歧。

中日钓鱼岛争端是涉及两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敏感问题，也是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本文将从国际法的角度出发，探讨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法律问题，并寻求可能的解决方案。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双方就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归属问题一直存在分歧。

尽管双方曾多次进行谈判和磋商，但至今仍未达成共识。

目前，该争端已对两国的经贸关系和地区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国际法框架下，领土主权是国家主权的核心内容之一。

根据国际法原则，任何国家都不能侵犯他国领土主权。

然而，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双方都主张拥有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这导致了法律上的冲突和困境。

该争端还涉及到海域划界、海洋权益等复杂问题，给国际仲裁带来了新的挑战。

为了解决中日钓鱼岛争端，国际社会普遍倡导通过国际仲裁方式来解决。

国际仲裁是指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或专家组对涉及多国利益的问题进行裁决的一种机制。

它具有公正性、透明性和权威性等特点，可以有效地化解国家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实现国际仲裁：一是建立中日双边对话机制；二是借助多边调解平台（如联合国等）。

中日双方在解决钓鱼岛争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双方应该加强沟通和协商，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

同时，双方也应该尊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避免采取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行为。

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分歧将是最佳的选择。

本文从国际法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法律问题及其解决前景。

通过国际仲裁将是解决该争端的最佳途径之一。

我们相信，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个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妥善解决。

中日友好医院医疗纠纷处理办法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加强平安医院建设，保障医疗安全，妥善处理医疗纠纷，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以下简称“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院2002年制定的《中日友好医院医疗纠纷处理办法(试行)》([2002]友办22号)及医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凡在本院就诊、体检的患者，因对医疗工作不满或对医疗工作过程中发生的情况及其产生原因认识不一致而形成的、经初步调解无法解决的医疗纠纷的处理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处理医疗纠纷，应当遵循事实清楚、依据充分、定性准确、责任明确、责罚相当、及时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医院根据医疗纠纷造成的损失、不良影响，鉴定为医疗事故的等级、责任程度，发生医疗纠纷的临床医技科室(以下统称责任科室)和医务人员(以下称责任人)平时工作表现，以及对医疗纠纷、医疗事故的认识态度等因素，综合考虑给予责任科室、责任人如下处理：(一)通报批评；(二)停手术资格和／或停处方权和／或停签发报告权；(三)推迟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四)扣发绩效工资等；(五)承担部分赔偿费；(六)给予行政处分；(七)解除聘用合同关系。

以上处理方式可以单独或合并使用。

第五条医疗纠纷的有效防范和妥善处理，涉及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医院声誉，全院各部门、各科室有责任积极参与医疗纠纷的防范和处理，不得推诿、懈怠、拖延、抵触。

第六条本办法所称鉴定为医疗事故是指下列情形：(一)经医学会组织的专家鉴定组鉴定的；(二)经我院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讨论、认为医学会将鉴定为医疗事故的；(三)医患双方共同认可的。

第七条医疗纠纷处理工作终结前，责任人不得外出学习、承担派遣任务、调离医院、出国等。

第二章医疗纠纷的防范与处臵第八条医院及临床医技科室要经常对医务人员进行医厅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的培训和医德医风教育，建立、完善并认真执行各项规章制度，降低医疗风险，避免、减少医疗纠纷、医疗事故的发生。

2012年12月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Dec．，2012第25卷第4期Journal of Shanxi Politics and Law Institute for Administrators Vol．25No．4【法学纵横】日本法院调停制度与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比较梁瑾（山西大学法学院，山西太原030006）〔摘要〕日本法院调停制度与我国法院调解有相似的地方，但又有着显著的差异。

文章对日本法院调停制度与我国法院调解制度进行比较，理出它们的共性和差异，试图对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寻求出可行方案。

〔关键词〕调停制度;法院调解;调解主体〔中图分类号〕DF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500（2012）04－0020－02日本法院调停制度是在诉讼程序之外单独设立的制度，由一名法官和两名以上非法律民事调停委员组成的调停委员会或由独任法官作为调停委员，促使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以解决纠纷的法律制度。

现主要包括家事调停和民事调停两种。

家事调停是在家事法院进行，依据《家事调停法》对一些离婚夫妻、父母、子女之间发生的纠纷，由家事调停委员先行调停的制度。

民事调停是对除家事案件、劳动争议案件以外的所有民事纠纷进行调停的制度。

具有非诉化、多元化及强制性特征。

一、日本法院调停制度与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异同日本法院附设调停制度和我国调解制度都建立在近现代社会转型期，都是作为实现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过渡性战略措施，有效缓解移植法与传统社会间的不适与冲突。

但日本法院调停制度与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一)制度性质日本法院附设调停不是审判机关行使国家司法权的审判方式，是审判机关处理民事纠纷的一种非诉讼方式。

它是通过法院附设的调停委员会进行调停来处理纠纷，是游离于审判外的，其适用的程序也不是民事诉讼法，而是特别的程序法《家事调停法》与《民事调停法》。

日本法院附设调停制度作为司法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是审判制度很好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