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汉语音韵学的发展
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之一，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它始终有效地为人们服务。但是，汉字一直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难写难读是它的特点之一。自古以来，识字就是学童们在校学习的重要课程。据《周礼》记载，那时的孩子“八岁入小学”，要学六门课，其中之一就是“六书”。
什么叫做“六书”？《周礼》没有作说明。不管汉代的郑众、班固和许慎怎么解释，总该不是教几岁的孩子去造字，而应该是教他们识字。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到，当时的法律规定，“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今天通行的《新华字典》包括异体字在内才8500个字，一般的大学生都不能全部认识，可见汉代对青年们识字的要求很高。而不论是周代的《史籀篇》也好，秦代的《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也好，还是汉代的《训纂篇》、《凡将篇》、《元尚篇》、《急就篇》和《滂喜篇》，都是古代用来整理和规范汉字的识字课本。识字既要辨别字形、字义，更要辨识字音。语音是一发即逝的东西，加之古代书写工具落后，所以只能口耳相传。要想传播得远一些、久一些，就要给汉字注音。最早的汉字注音法是譬况法，由于声音是很难进行书面描述的，因此只好将发音时发音器官的动作和状态进行描写。到了汉代，人们开始用同音字来注音，即所谓直音。到了汉代末年，人们发明了反切注音法，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有了反切法，就可以为所有的汉字注音了。反切法的产生，
导致了韵书的产生。从此，音韵学开始从小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问。
为了识字，特别是为了当时文学创作的需要，南北朝时，人们编制了许多韵书。而随着隋朝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统一，陆法言的《切韵》刊行以后，那几十种韵书都逐渐销声匿迹，一本也没有流传下来。唐代以后，历史上各个时期都编制了一些韵书。这些韵书既可能是反映了某一时期通语的语音状态，也可能是反映了当时南北方言的差异。把它们联系起来，就可以构筑成一部完整而生动的汉语语音发展史。唐末至宋元时期的等韵学家们不满足于韵书那种只重在对声调和韵类的分析，为了更便利地拼读反切，为了更加全面地反映韵书所记录的语音系统，他们编制了等韵图。他们以等韵学的观念分析汉语的声母、韵母、声调及其彼此的联系，是中国古代的语音学。他们的研究比西文语音学的产生要早上将近一千年。
传统的汉语音韵学研究，经过历代学者的努力，特别是经过清代无数朴学大师穷经皓首的研究，真可以说是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首先，汉字的传统注音法――反切经过明吕坤《交泰韵》和清初潘耒《类音》的改进，特别是通过李光地、王兰生《音韵阐微》的精心改良以后，反切上、下字相对固定，它们的声母、韵尾和声调也经过精心选择，拼读起来比以前便当得多了。其次，宋元等韵图到了精于审音的江永等一批等韵学家的手中，研究得更加深入、系统和精密，等韵学成为朴学大师们辨析音理、分析汉语语音系统的主要工具，并促进了今音学和古音学的发展。陈澧《切韵考》的问世，标志着《广韵》
学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中古音系声类、韵类的研究已经渐趋成熟。最值得一提的是古音学在清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不仅上古韵部的研究基本定谳，在上古声母和声调的研究中也提出了许多著名的理论。
顾炎武是清代古音学的开创人，他“潜心声韵几五十年，作《音学五书》，而古音乃大明于天下”。《音学五书》是研究古音的奠基之作，其中以《诗本音》、和《古音表》最为重要，《诗本音》是《古音表》的根据，《古音表》是《诗本音》的归纳。顾炎武将上古韵划分为十类，并没有给韵部立专有名称只是用《广韵》平声五十五个韵目（庚尤不在内）分别给各类命名，十部之中，六、七、八、九等四个部为江永以后的古韵学家所接受，另外六个部比较粗疏。江、段二人的分部“益密于顾氏，然皆自顾氏之十部导之，故通乎十部之说，则于求古人之音，思过半矣”
江永是清代音韵学的者的直接导师。他在音韵学方面著有《四声切韵表》、《古韵标准》和《音学辨微》, 对传统音韵学中的今音学、古音学和等韵学有全面、深入的研究, 提出不少创见,获得许多成绩。他分古韵舒声（平、上、去）十三部和入声八部, 把古韵研究推进一大步，他列了第一份“切字母位用字”即《广韵》反切上字表，在陈澄一个多世纪之前就指出“照穿床审四位之二等三等不相假也”、“喻母三等四等亦必有别”等等。江永关于“等呼”的解释，既简明，又科学。他说：“音呼有开口、合口，合口者吻聚，开口者吻不聚也。”（《音学辨微》“七辨开口合口”）这从发音时唇吻聚合与否，即圆唇
不圆唇来辨明开、合，抓住了关键，审音精到。关于“四等”，江永说：“音韵有四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以“洪细”（即发音时开口度的大小）来区别四等，这是我国音韵学史上首次对等韵学中的“等”这一核心概念做出科学的解释，至今还常为讲传统等韵学的论著或音韵学教材所征引。丁邦新先生亦据此认为江永是清代音韵学中审音派的始祖。《四声切韵表》基本上是研究今韵学的，而其利用文字谐声考求通转现象，又在窥探古今音的演变规律。其“数韵共一入”的学说就建立在阴、阳、入三种韵类脉络相通并可转化的基础之上。江永利用《诗经》用韵、谐声和古读反复论
证语音可以“互相转”。这种所谓“互相转”就是阴声韵和阳声韵可以互相转化，入声韵也可以和阳声韵互相转化，这是汉语语音发展变化的一条基本规律，古今方音莫不如此。戴震和他的学生孔广森进一步发展这种韵部互相转化的学说，概括为“阴阳对转”。江永在其音韵学著述中特别注意利用方言以研究古音，他把《诗经》等先秦韵文中的特殊韵例看作是“方音偶借”，甚至认为“韵即其时之方音”，而且他还深刻认识到古音研究与辨析方音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审定正音（按，指古音）乃能辨别方音，别出方音更能审定正音。诸部皆当如此。”
罗常培先生说：“自明迄清学者研究周秦古音有六大贡献，而段氏一人居其二。”段玉裁在音韵学方面的成绩主要有：第一，把古韵分六类十七部。段玉裁在顾、江的基础上，博稽文献，析其异同，进而将之脂支三部分立,并从真部分出文部，从幽部分出侯部，创为十
七部，按音理使邻韵者以类相从，划归为六类。从段玉裁创立十七部说开化寺，我们对上古韵母系统才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后来诸家分部的学说，其实都是对段玉裁的补充。第二，谐声声符相同者古韵必同部。他说:“六书之有谐声，文字之所以日滋也。考周秦有韵之文，某声必在某部，至啧而不可乱。故视其偏旁以何字为声，而知其音在某部，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也。许书重作《说文解字》时，未有反语，但云某声某声，即以为韵书可也。”“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同声必同部。”段玉裁的这个论断为汉语古音的声韵研究开辟了通途，其后孔广森、严可均、朱骏声的撰著，都受到段氏这一学说的启迪。第三，段玉裁认为音韵随时代迁移不可淆乱。他开始给语音的历史发展作了分期工作，又明确提出了四声不同今韵说。
在音韵学领域，戴震对古音、今音、等韵诸方面均有精湛的研究，而对上古音的研究成绩最大。《声类表》开创性的表现上古音类系统及其流变的等韵图表，《答段若膺论韵》阐述戴震的古韵观点和对段玉裁《六书音韵表》的评论，图表和书信合读，可以了解戴震的古音学说。戴震在顾、江、段古韵分部的基础上，将上古韵分为九类二十五部，最大的特点是入声韵独立。以之与阴声韵、阳声韵相配，并认为阴阳可对转，而入声是韵类通的枢纽。戴震古韵分部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三个特点：第一，入声韵独立，阴阳入三分。这在音韵学史上是开创性的突破，开后来所谓“阴阳对转”之先河。近代黄侃的二十八部，王力的二十九部都是戴震古韵观点的继承和发展。第二，霭（祭）部独立，是古韵系统更趋合理。第三，韵部用影母字标目。戴震首创
以只表示韵母音值的影母字即零声母字命名。古韵研究向来有考音和审音两种途径。戴震师承江永，在考古的基础上尤其重视审音。他在《答段若膺论韵》中说“仆谓审音本一类，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有不相涉，不得舍其相涉者，而以不相涉者为断；审音非一类，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始可以五方之音不同断为合韵。”
清代语言学家在声母研究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只有钱大昕一人，他在古声类研究方面有开创之功。钱大昕的语言学论述多散见于《十驾斋养新录》和《潜研堂文集》中，而《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完事讨论音韵的，其中以《古无轻唇音》和《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最为著名。他集中解决了两大问题：一、古无轻唇音。“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四声切韵表凡例》）；二、“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知彻澄三母，以今音读之，与照穿床无别也，求之古音，则与端透定无异。”钱大昕还提到“古人多舌音，后代多变齿音，不独知彻澄三母为然，”也就是说古代“章”、“昌”、“船”等生母的字也有不少归舌头音。
清代是音韵学大发展的时期，出现的语音学音韵学的著作也很多，但是清代音韵学研究进入全盛时期，无论从研究方法到研究成果都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然而，清代学者们的音韵学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缺限：他们终生埋头于汗牛充栋的古代文献中扒罗抉择，却只能停留在对古音声、韵的类属的归纳、分析之中，无法涉及古音的真正音值。到了晚清时期，一些音韵学家也明显感觉到了汉字的这种局限和传统音韵研究的的不足，也想尽可能将古代汉字的读音标示出来。例如戴震晚年所定的古音九类25部，所选的韵目字“阿乌垩膺噫
亿翁讴屋央夭约……”等等，全部都是影母字。影母字的特点就是主要元音前面没有声母，直接读出来的就是韵母。――当然，它们毕竟还是汉字，还是不能摆脱汉字的限制。
到了章太炎手里，才第一个注意到古代的韵值，并开始用汉字
去描写他的古韵23部的韵值（见《国故论衡·二十三部音准》）。当然这种描写虽比前人更加细致，但由于语言含糊，也是很难让人理解的。总而言之，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传统音韵学已经发展到了它巅峰时代，并且也到了一个音韵研究方法论必须大变革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