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_士人_思想

２００６年６月咸阳师范学院学报Ｊｕｎ．２００６第２１卷第３期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ｙａ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Ｖｏｌ．２１Ｎｏ．３【秦汉文史研究】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１２－２３作者简介：孔黎兰（１９６２－），女，陕西咸阳人，集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说起中国的历史和文学，司马迁这个名字是那样鲜亮地映现在人们的脑海中。

这个光辉而伟大的名字，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模糊不清，也未因历史的侵蚀而渐失光彩。

他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典范，《史记》是他留给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

这部里程碑式的杰作为我们展示了一大批文化精英的风采，留下了“士人”的榜样，这里仅以他笔下的四个文人———孔子、屈原、贾谊、李斯来看一下他作为古代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文人学者，是如何看待、评价“士人”的。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世典周史”的史官之家。

其父司马谈在学术上颇有抱负，他使儿子从小就受到了一种别人无法企及的教育和影响，以至后来成为接受父亲遗志，完成巨著“太史公书”的当之无愧的人选。

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报任安书》），在实地考察，占有丰富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以他“士人”的思想选择取舍，侃侃评说，无所顾忌。

正当创作进入高潮之际，横祸飞来，由于“李陵事件”的株连而被下狱遭受腐刑。

唯我独尊的汉武帝，面对不屈服于自己的当代最渊博的学问家司马迁，采取了最残忍、最令“士人”感到耻辱的宫刑，实际上是置司马迁于死地。

他想以这种肉体的摧残来对司马迁实施精神上的折磨，迫使他向自己投降。

这场灾祸，对司马迁个人是一场悲剧，但对《史记》的完成却是一个动力和新的起点。

肉体的摧残带来了精神上的升华，司马迁把“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史记・孔子世家》）之处统统发泄出来，从而表现出了他对于当代政治的清醒认识和独到见解，这些独到之处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我们先以他笔下的孔子说起吧。

这位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宋国贵族的后裔，迫于贫穷，到他曾祖时迁到鲁国。

他出身微贱，但从小就争强好胜，立志为学。

积极用世的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

从小就学礼、问礼、订礼、习礼，成人后用礼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周礼”是他追求的目标和最高理想，而实现“礼”的基础是“仁”，“仁者爱人”，即克制自己去爱别人。

“仁”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他带着得意的弟子出门讲学，楚卫陈蔡，到处碰壁，象丧家之犬、落网之鱼一样。

即使这样，他也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

他有天下统一的思想，可在当时不合时宜。

最后，他只好回到鲁国，著书立说来宣扬他的主张，求得思想上的发泄。

他以一个普通士人的身份，而有为天下确立文化准则的宏大理想。

因此，司马迁崇拜孔子的人格。

尽管孔子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读书人多尊崇他，从天子诸侯一直到中国谈六艺的人都根据他的学说来判断是非，但充其量也不过是在当时社会未掀起什么大浪的一介书生，这似乎是具有深刻思想、博学多闻的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结局。

由此司马迁为之感慨良多，对孔子的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愤愤不平。

司马迁把自己写作《史记》的工作视为孔子修《春秋》事业的继承，从精神上向孔子看齐。

这实际是对先秦诸子的理性态度和批判意识的继承。

在司马迁眼中，孔子是至高无上的圣人，这样的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司马迁的“士人”思想孔黎兰（集美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３６１０００）摘要：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通过一大批文化精英体现出来，司马迁无愧于文化精英这一称号。

他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从《史记》中对于孔子、屈原、贾谊及李斯等古代“士人”的述评，可以看出他的知识分子观。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士人思想；士人楷模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６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９１４（２００６）０３－００１８－０３第３期孔黎兰：司马迁的“士人”思想・１９・（《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史记・孔子世家》）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如果说对孔子充满敬仰之情居多的话，那么在屈原、贾谊身上更多地表现的是同情和不平。

屈原，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在中国的文学还没有同哲学、历史等等分开的年代，就写出了那么多纯文学的作品，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创作，然而他的一生却是那样的悲惨。

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这是他一生最为得意的时候，然而好景不长，他出众的才华却招来了一群腐朽贵族的反对，因而被昏庸的楚王疏远、流放了。

但即使是在被放逐期间，他同样怀抱着忠君爱民、以死报国的信念，对君王表现出极大的忠心，对祖国表现出深沉的爱恋。

他以其抒情杰作《离骚》，一唱三叹，三致志焉，把他的才华、情感表现得酣畅淋漓，奔腾澎湃。

“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

”这种精神确乎可以“与日月争光”。

“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

”志行廉洁之人不被重用，反遭流放，司马迁就是有不平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司马迁是在发泄对汉朝专制政治的愤恨；“悲其志”、“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以上俱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这是司马迁真情的流露，杰出人才被埋没是他最感痛惜的，他能不为之动容吗？贾谊，这位１８岁便“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的才子，深得文帝赏识，由博士官而至太中大夫，平步青云，仕途顺畅，其治国才能的频频显露使文帝决定封他为公卿，但“娥眉曾招人妒”，迫于朝中旧臣的压力，无奈的文帝只好贬他为长沙王太傅。

新旧势力斗争的结果，迫使这位才华横溢的有为青年悲愤地告别京城，踏上了悠悠漫长、危机四伏的南国故道。

他的满腔悲愤、抑郁不平的情感倾吐在《吊屈原赋》中，此时此刻，他的遭遇、心情与屈原当年是何其相似啊！司马迁将这两个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同列一传，似也看到了他们感情深处的相通。

令人深感痛惜的是这位在政治上卓有见识的人物，后来被召回京师，文帝却只问他一些鬼神的事便打发他去了。

李商隐诗可证：“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更令人感动的是这位文人的忠心。

他自认为没有进到太傅的职责而使梁怀王堕马身亡，为此耿耿于怀，悲伤哭泣，忧郁而死，年仅３２岁。

贾谊的一生坎坷、怀才不遇实在让人同情。

如果说司马迁对命运不济、倍遭磨难的知识分子同情的话，那么他同样更明确地表现出了对变节的无耻文人的鄙夷和唾弃。

李斯便是司马迁深恶痛绝的一个人物。

《李斯列传》就像是一篇人格演化的小说，一开始，司马迁就以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的“老鼠哲学”发端，其中的意旨不言自明。

厕中鼠食不洁之物，还屡遭人犬惊扰，而仓中鼠却饱食终日而无惊恐之忧。

李斯从中得出“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史记・李斯列传》）他的一生就是象老鼠一样，为自己找一个安乐窝，保全性命，苟且偷生。

他由一闾巷布衣而辅佐秦始皇并吞六国，焚书坑儒，创建新制度，位居众臣之上。

固然，对于秦的统一，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人格上的卑污使他在秦始皇死后，畏祸贪权，为虎作伥，杀扶苏，立胡亥，卖身投靠，曲意迎合，最终自己也不免被赵高、胡亥所杀，被别人当作老鼠一样消灭掉。

李斯曾受教于儒学大师荀卿，通晓儒家学说的宗旨。

联系与他同出一师的韩非之死，更能见出他的极端刻毒，一味利己。

《谏逐客书》是李斯上给秦王的一篇奏章，气势充沛，文采飞扬。

秦王为了他的统一大业四处招揽人才，韩国借机派水工郑国入秦，以修“郑国渠”这一巨大的水利工程来削弱秦国的军事实力，后计谋败露。

当时因客卿入秦而影响自己权势的秦宗室贵族，利用这一事件对秦王进行挑拨，提出“请一切逐客”的建议。

盛怒之下的秦始皇下了逐客令。

李斯也在被驱逐之列。

于是他写了这封信上书劝谏。

他历数了历史上外来客卿对于秦的强大所做的重大贡献，指出秦王的做法实在是“却宾客以业诸侯”、“藉寇兵而赍盗粮”，“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想尽办法使始皇留下了外来客卿。

但三年后却胡言外国人不会为秦国效忠，为秦始皇出谋暗害了才学在己之上的同学韩非。

司马迁对这文人中的败类那种卑污的灵魂，极端利己的个人野心揭示得极为深刻。

对这些人物或褒或贬，或抑或扬，司马迁自以他的“士人”思想为标准，而他的确是士人的榜样。

“士人”是坦坦荡荡的君子。

“所谓有德，所谓闳览，所谓笃行，所谓深中隐厚，所谓内敛行修，都是君子一义的内涵，”“这是孔子的理想人格，也是司马迁的理想人格。

人格的衡量，这君子的标准就是尺度。

”［１］５君子应当具有有教养，有性情，有含蓄，有风度的理想人格。

司马迁对人物的品评和对大小事物的看法似乎总是以孔子的标准为试金石。

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通过一大批文化精英体现出来，司马迁无愧于文化精英这一称号。

他是流着泪・２０・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２１卷来写《史记》的，将自己主观的情感投注其中。

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能看出司马迁的痛苦，那是思想家智慧的痛苦，理想和现实碰撞的痛苦。

自从“李陵案”以后，司马迁对人生的认识更深刻了，感受更敏锐了，情感更浓烈了，他把修史“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史记》既是一部通史，又是作者带着心灵肉体创伤所作的倾诉。

”［２］鲁迅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思想上、个人遭遇上，司马迁与屈原确实有相通之处。

他们无论是在得意之时还是失势之际，对于理想的追求始终坚定执著，对于国家，乃至于主上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忠心，但平心持正所带来的结果太让人痛心了。

“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对孔子的才高不得志大书特书，借倔强自重的孔子的悲剧来感叹自己的悲惨遭遇；对屈原、贾谊才高被贬的坎坷不幸倍加同情，感叹自己生不逢时；对阿谀取容、贪图富贵的李斯的鄙夷和唾弃，实是为自己做人格标榜。

作者强烈的身世之感，使得笔下的人物常显出一种愤激之情，沉郁之气，带有浓烈的主观色彩。

这是悲愤，是壮美，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特色，实在令人神往。

从司马迁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士人”那种顽强不屈、宁折不弯腰的硬骨头精神。

“这时的人们一方面充满了社会责任感，一方面又不忘个人的地位。

”［３］他没有向汉武帝低头，而是忍辱负重，不屈不挠，把写作《史记》作为一种个人精神上的自我解脱，坚信这部巨著的问世一定会洗去由于腐刑而带来的一切耻辱。

“汉武帝之征服天下的雄心，司马迁表现在学术上。

‘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一家之言’，这同样是囊括一切的，征服一切的力量。

武帝是亚历山大，司马迁就是亚里士多德。

这同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而已。

”［１］４２因此，《史记》与其说它是一部史书，不如说是一种精神。

这部书是司马迁用全部心血谱写的一部爱的颂歌，恨的咒曲，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也是他作为人的理想和现实冲突的最后结果。

在他身上，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旧制度对文人的压抑和摧残，但更多地看到的是中国古代文人对于理想的执著追求，即士人那种在困境下坚持不懈、努力进取的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古代的知识分子不懈地努力，锐意进取，这便是司马迁的“士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