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古希腊民主政治对古希腊文化的促进作用_杨永升

CANGSANG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明的渊源，英国著名学者罗素曾经把希腊文化、基督教和工业文明并列为西方文明的三大支柱。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对古希腊文化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古希腊人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使他们取得的文化成果“保证了他们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要求的地位”［１］。

赞赏古希腊文化艺术的杰作至今“还继续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作为一种标本和不可企及的规范”［２］。

不仅如此，古希腊文化还具有超常的渗透力和无限的生命力，不时被后起的文明吸收、改造，从而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

光辉灿烂的古希腊文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古希腊的民主政治。

首先，由于有了民主政治，当时的雅典出现了一个比较宽松、自由、开放的政治环境，它尊重公民独立的人格，并保证和发展了公民的个性，允许公民思想一定自由，也比较讲求学术民主［３］，这为从事精神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文化的发展有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文化是属于精神领域的东西，文化的创造是一种复杂的劳动，它带有个人独立创造的特点，它不可能按照固定的规程去生产，更容不得任何专断和霸道。

文化要兴旺发达，就必须要有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创作的自由，就必须要有一个使人们能够充分发挥首创精神的环境。

雅典民主政治时代，特别是在伯里克利时代，这样一个环境在雅典出现了。

“要自由，才能幸福”［４］，“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５］。

伯里克利向公众演说的这些话，既反映了雅典人对自由的认识，又反映了雅典社会是比较自由的现实。

在雅典，公民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人们可以对广泛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只要不触犯奴隶主国家的根本利益，就不会因为言论和行动的过错而获罪。

修昔底德曾借克里昂之口说过这样的话：“当一个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的时候，他不会因此而受到侮辱，更不应当因此而受到处罚。

”［６］这种比较自由的状况，对作为精神生产者的雅典戏剧家、艺术家、哲学家等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

雅典民主政治时代，雅典很强调“人”的价值。

“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７］。

这是伯里克利公开宣扬的看法，这种看法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对“人”的了不起的认识。

基于这种认识，所以雅典政府能够尊重公民独立的人格，能够遵循“让人民安静而不要妨碍他们实行自己的计划”［８］的精神去处理公民的生活，而不是使用强制的手段去干预他们的生活，去强迫他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作出违背自己心愿的判断。

这种对公民人格的尊重，使生活在雅典的戏剧家、艺术家、哲学家等文化活动者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正常的发挥。

因此，黑格尔说：“雅典那时有一种活泼的自由，以及礼节、风俗和精神、文化上活泼的平等……在不违背这种平等和这种自由的范围以内，一切性格和才能上的不同，以及一切特质上的参差，都得到了最无拘束的发展，都在它的环境里得到了最丰富的刺激来发扬光大。

”［９］黑格尔的这段话，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雅典民主政治对于启迪和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二，由于有了民主政治，文化事业在雅典能够受略论古希腊民主政治对古希腊文化的促进作用杨永升摘要古希腊文化作为欧洲文化的第一个高峰,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古希腊文化是怎样获得繁荣的，古希腊文化之所以能在雅典繁荣起来,绝不是偶然的事情，古希腊（雅典）民主政治的存在为古希腊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对古希腊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寻求古希腊文化繁荣的原因时，不可不紧紧抓住民主政治去考察。

关键词古希腊文化雅典民主政治自由公民历史研究41--··2012·1··2012·1到国家和社会充分的重视，并且获得了繁荣所需要的物质上的保证。

民主政治在雅典确立以后，文化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文化生活成了雅典公民政治生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质。

这一时期，戏剧、艺术、哲学、竞技等文化活动，对公民而言，不只是闲暇之余的精神娱乐，而且是接受民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教育活动，而这些活动多是在祭典和节日中以集体的方式进行的。

据统计，雅典在一年之中，有大大小小的各种祭典和节日六十余个［１０］，雅典的这些以文化活动为内容的祭典和节日，既是民众的大事，也是城邦的大事，因此雅典政府是十分重视的。

组织和领导群众文化活动是城邦官员的重要职责，据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记载，作为城邦最高行政长官的执政官，就任之时的一项主要活动就是任命并接见悲剧、喜剧和儿童合唱队队长。

对于重大节日的活动，如狄奥尼索斯节的戏剧比赛，执政官还要亲自参加，与专门的节日监督官共同主持。

雅典政府和整个社会都热忱地鼓励文化艺术的创造性劳动和自由竞争，例如，对戏剧比赛中的优胜者，不但要给予他们在下次比赛中上演新作的优先权，而且还要把他们的名字铭刻在大理石上，晓示天下。

雅典对于文化的重视还表现在城邦对发展文化事业的巨额投资上。

在民主政治的极盛时期，雅典修建剧场、音乐厅、竞技场以及雕塑建筑等一大批规模宏大的公共文化工程，其耗资之巨，加上用于文化活动的经费，虽然无法统计出一个确切的单据，但从一些零星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是非常浩大的。

例如，建造被称为艺术之宫的雅典娜神庙，竟费资高达七千塔连特，这笔巨款相当于雅典城邦整整七个全年的预算［１１］。

一个雅典娜神庙花费就如此之大，其他文化方面的花费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鼓励更多的人观看戏剧表演，雅典政府还向公民发放了专门的“观剧津贴”，每个观剧者可以得到两个奥波尔的补助，足够一天的生活费。

这种特殊的文化投资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据有人统计，雅典仅仅花在舞台和艺术上的费用，比花在希波战争中的费用还要多［１２］。

一个小国寡民的城邦能用如此巨大的费用投入文化事业，这在世界古代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雅典对文化事业重视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教育，雅典人认为：“一切公民都要受同样的教育，而关心这种教育应是国家的本分。

”［１３］所以雅典人在７岁到２０岁期间都要接受缪斯教育，所谓缪斯教育即指智育和美育而言，它包括进行文学艺术、音乐、戏剧、哲学辩论等方面的严格训练，这种教育为在文化领域培养各种各样的专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雅典民主政治时代的重要执政者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乐于接近知识分子，能尊重知识和重视人才，热心文化事业并能采取积极发展文化事业的措施。

从雅典民主政治时代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政治家来看，我们会发现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这几乎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点。

他们或是精于诗歌，或是长于哲理，或是善于雄辩，或是热心倡导文化，开创了雅典民主政治时代的梭伦就是一个大诗人，他博学多识，是希腊“七贤”之一，他的杰出的政治诗歌，在希腊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位置。

伯里克利更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他不但有深厚的音乐和文学上的修养，而且有超群的雄辩的技艺，又通晓进步的哲理。

伯里克利作为雅典的最高领导人，大力推崇和倡导文化事业，把雅典变成了“全希腊的学校”。

第四，雅典民主政治时代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有利于吸收外部世界的先进文化成果，同时也开阔了雅典人的视野，并为文化的繁荣广罗了人才。

对外实行开放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伯里克利说：“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

”［１４］雅典和外界的交往是十分频繁的，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与外界密切的交往，开拓了雅典人的胸襟，增长了雅典人的见识，使雅典人能从一个小城邦放眼于更广阔的天地，免于孤陋寡闻和狭隘自大，有利于对外界先进文化的吸收，有利于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第五，由于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公民群众性的文艺生活的要求。

雅典的文化不再是为宫廷贵族服务的文化，而主要是为公民阶级（即工商业奴隶主、小农和手工业者下层自由民）服务的文化。

因此，希腊的许多作品，大多反映城邦的政治理想和公民的生活，代表自由民的意识形态。

在这一意义上，它具有一定的群众性和进取精神。

这就使希腊文化走向现实主义的道路，并且具有较多的民主色彩。

在这样一种特定条件下，公民为了促进经济繁荣、社会发展而努力学习，钻42--CANGSANG研各种科学文化知识。

因此也就激发了希腊人渴求知识的强烈愿望和对真理的爱好和追求，才产生出希腊人的锐敏智慧和高水平的古代文明。

在民主政治和学术自由的环境中，人们探索世界的奥秘、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提出关于世界本原的各种见解，出现了学派蜂起、百宗争立的学术艺术繁荣的局面。

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希腊的城邦制度强调公民的集体利益，它把公民个人利益与城邦的利益结合在一起。

雅典的许多文学作品激励公民为城邦奋斗献身。

雅典纪念性的建筑物，除了艺术价值外，更为重要的是要歌颂城邦制度或体现城邦光荣的历史，渗透着爱国主义的精神。

正是这些作品所培育的民族和爱国的激情，使雅典在波斯进攻的危险时刻，广大公民在反击波斯侵略军的马拉松、萨拉米等战役中，以少胜多，打败了敌人，保卫了城邦的独立和民族的生存［１５］。

在民主政治下，公民能够真正享受到充分的民主，每个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能参与政事，发表政见或直接担当起国家重任，而不是少数特权者手中的玩偶。

正因如此，每个公民都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积极参与政事，刻苦锻炼身体，以能成为一个刚健骁勇的战士和优秀的公民而自豪。

而国家也非常注意培养公民的这种爱国热忱和理想公民的观念。

它采用的手段就是教育，这种教育对培养忠勇的身心完善的公民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这里，人民是艺术的真正主人，他们用自己的思想、情绪和眼光去评判作品，而不为宗教教条和长官意志所束缚，这真是艺术的民主。

而以上条件，正是由雅典民主政治时代所提供的。

历史事实证明，雅典民主政治的极盛时代一结束，雅典的文化就由繁荣的顶峰走向了衰落。

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奴隶主贵族政治逐渐抬头，最后整个希腊走向了君主专制的道路，昔日雅典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环境不复存在了，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创作的自由逐渐被专制主义所代替。

政治上的变化带来了整个社会和个人创造精神的没落，哲学、戏剧、艺术等各个文化领域都失去了强烈的民族精神，古希腊文化在繁荣时期闪耀着的光辉也就慢慢地熄灭了。

可见，古希腊文化的繁荣是与雅典民主政治分不开的。

雅典民主政治作为欧洲奴隶制上升时期的一种政治形式，虽然本身还存在着一些弊病和局限性，但它的确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这个制度在古希腊虽已消失两千多年了，然而它始终生动地表明古代世界史上这样一个事实：民主的政治带来了古希腊文化的繁荣。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古希腊民主政治对古代希腊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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