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妙答对联
有一次，梁启超来到湖广总督府，投递名片，求见总督张之洞大人。当时的张之洞是朝庭的一品大员，而且为地方上办了不少实事，受到老百姓的拥护，德高望重。当时的梁启超还不到20岁，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书生。张之洞本人曾考中过探花，见梁启超只是一个不起眼的书生，有点看不起他，就打算给他一个下马威。
张之洞穿着朝服，威严地坐于正厅上，然后让梁启超进来。梁启超昂然而入，只向他作了一辑。看到梁启超年纪轻轻，气质不俗，张之洞心中一惊。他说要考考梁启超的才学，便吟出了一副上联：“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是天下第一名臣。”面对气势逼人的总督大人，梁启超不紧不慢地对出下联：“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不敢在前，不敢在后！”他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在总督大人面前不敢无礼，但又无所畏惧的自信。
张之洞听完，大吃一惊。暗暗赞许梁启超的才学非凡，于是跟他畅谈起来。
许多人以为见大领导须请客送礼，梁启超见张之洞只递送了一张名片，并无厚礼相送。他妙答张之洞考他的对联，
并因此得到了总督张之洞的赏识。可见，真正有才华的人，是以才示人，无须请客送礼。
爱国主义教育课讲稿 梁启超的优秀事迹 一、梁启超生平的贡献 梁启超（1873－1929，生于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2月23日，阴历：正月二十六日，出生地：广东省新会县茶坑村），享年56岁。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是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人。他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今年2013年是梁启超诞生140年，在名人广场上立有梁启超的铜像，梁启超是名人。 1、倡导变法维新 1895年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要求清政府拒签《马关条约》，要变法图强。1898年参与戊戌变法，受光绪皇帝召见，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政变后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社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 2、反对复辟帝制 辛亥革命之后，他从日本回国任北洋政府司法财政总长。1915年，发表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猛烈抨击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并与蔡锷策划发动护国战争。 3、文化贡献卓越 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倡导“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1918年退出政坛，赴欧洲考察西方文明，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晚年被誉为清华大学“国学四大导师”之一。梁启超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著多领域都有较深造诣。他的著作有《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
文化史》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所遗《饮冰室合集》共计148卷，1400万余字。他各方面有这样大的成就，这是离不开他少年时代的努力，真是博学多才。梁启超生长在那个时期有这种敢于创新、变法、救国救民的思想，这种力量来源于他从小就有高瞻远瞩的眼光，真是艺高人胆大。 二、少年梁启超从启蒙到成长的心路历程 1、小时候的梁启超有一个闻名乡里的好家庭 梁启超12岁外出游学之前生活和成长的这个家庭，一向以质朴、端凝的家风闻名乡里。父母亲、长辈等是少年儿童成长的第一任启蒙老师、有怎样的长辈，就有怎样的儿孙。梁启超从小在品德修养上深受祖父的影响。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祖父就携诸孙来到当地一座庙宇，对着庙内绘有忠臣孝子的图画，指着说：“这朱寿昌弃官寻母，是孝子；这岳武穆出师北征是勇将。”扫墓经过崖门时说：“当年南宋宰相陆秀夫背幼主投海殉国，这是忠臣。”这个史实就是我们所讲的崖门失玺之故事了。这些爱国的历史物深深地激励着童年时代的梁启超。后来到梁启超长大了，在封建王朝的尾声，他以维新思想为基础，写下了《新民说》、《少年中国说》、《中国不亡论》等名著。特别是《少年中国说》已收入中学课本，他一开头先用重叠句式斥西方人骂中国：“一则日老大帝国，再则日老大帝国，”再用设问句“其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大家想想在一个世纪前他已预言将来有一个少年的中国真不简单。他在议论中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段意思是祖国的繁荣倡盛要靠年轻人，重担落在少年身上。他又形象地写：“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这两句象征少年中国灿烂的前程，象征少年中国的进步无可限量。我国神舟一号——神舟十号火箭有四次载人上天，就可证明少年中国在。从他的著作中，在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心中，描绘出一个改天换地的强国之梦已实现。
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弟子，也是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主要骨干和助手。1897年与他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并任中文总教习，这所学堂以培养知识广博的变法人才为目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传授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中外史治格算之粗浅者，专门学从入学后第七个月开始学习，从公法学、格算学和掌故学三个门类中任选一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也坚持保皇立场。但民国成立后他在政治上不再追随康有为，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活动。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著述多达七百余万言，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㈠论培养新式国民 梁启超也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强调变法是使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改良教育又是变法的关键。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力”而趋于“智”，所以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针对封建时代只注重培养少数治国精英，对民众则只讲道德教化，乃至实行愚民政策。梁启超提出“开民智”，即普遍提高民众素质，其意义不仅是促进国家富强，而且能促进社会进步。他指出民权来源于民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曰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开民智可以说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必备条件。开民智的基本途径自然是兴办教育。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 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指出：“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应具有独立的人格，权利义务并重的思想，有知识、道德和才干，既能自主、自立，又有团体协作精神。这些主张已显然具有反封建的色彩。 ㈡论变科举、兴学校 梁启超对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将八股文取士视为中国锢塞文明之一大根源，结果是“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在当时世界以智慧竞争的形势下，“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闇，岂能立国乎？”只是因为科举是整个传统教育的指挥棒，所以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还提出了变革科举的三种方案：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废除科举制度，使学校毕业生具有相当于科举及第的身分（如小学毕业生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中策是“多设诸科”，例如明经、明算、明字（中外语言文字）、明法（中外刑律）、绝域（各国公法）、通礼、技艺、学究（师范）、明医、兵法等科目，以选拔各种专门人才。下策是“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维持现有科目的情况下，加试一些实学知识，使应试
读梁启超《新史学》有感 梁先生的《新史学》只有薄薄的十来页纸，但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却十分深刻，虽然在本人来看其早期的观点有失偏颇，但也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书中开篇就批判了中国的旧史学。指出旧史学的“四弊”，“二病”并提出了对正统论的批判。中后篇则提及以进化论等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史学进行从书写范例乃至思想内容的大改造。他还在书中极力推崇环境决定论以及西式的英雄史观，文化史观。 我个人对中国的旧史学并没有太多的阅读积累，所以梁先生对旧史学的批判于我而言是一种老前辈的经验之谈，但对比于我所读过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先生对旧史学的评述而言，《新史学》中的批判更加的决绝，而这种对旧史学痛恨的态度让我不由自主的想起了新文化运动。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新文化运动，除了宣传中的“沉重打击两千多年以来的封建礼教”外，更多的指责它过于偏颇以至于割裂了现代人以及中国古典文化的联系，尔后顺水推舟的指出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多麽的成功，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完美结合，实现了“和魂洋才”。 我个人并不认同以明治维新的成功来指责新文化运动对今时今日古典文化传承有所缺失的恶果。民国时代并不是没有传统文化的大师，奉行中庸之道的大师们不会看不到事情发展的两面性。而且说到割裂传承，文革犹有甚之。在我看来在融合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中日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封建专制在根基势力的差别。论时间长久，中国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诞生于秦朝，而这套制度直至公元五世纪才传入日本。论影响范围，从秦至清帝国的范围有多大，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就有多大。论思想的深度，中国民众从小接受的忠君教育，足以使忠君观念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但日本幕府民众忠于幕府将军吗，各地大名忠于大将军吗，各为其主的武士忠于幕府将军吗。所以新文化运动与明治维新并不能一概而论，在思想上宛如一盘散沙的日本知识阶层易于接受外来文化；但在中国封建主义深厚的土壤上，若非从根子上铲除这种封建思想文化，那么在中国西方思想中优秀的部分的传播只会举步维艰。 所以我很理解梁先生对旧史学的这种批判的态度。因为若不是决绝的批判，中国史学断不会迈出新的一步。 书中梁先生对西方环境决定论的推崇也引发了我的思考。到底是什么决定文化呢？我们从小的教育是经济政治决定文化。但是在原始社会，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去改造自然的时候，他们赖以生存的采集经济，渔猎经济不是有环境决定的吗？ 直至到了现代，我们所谓的经济，无论是虚拟的资本金融游戏还是实体经济，他们所代表的都是一定量的物资，而这些物资都是由原材料--原始的农产品或矿产所加工而成，而这些原材料大部分的储量与产出难道不是由自然界所决定的吗。换句话来说，我们现今的经济难道不也是有环境决定的吗。假如某一国度的粮食由于气候而全面歉收，国家的经济会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这难道不是环境决定论吗？ 以上只是个人有感而发，读此书学到了不少但思维发散的很远。可能关注点不同，所思所想竟与史学联系不大。
------------------------------精选公文范文-----------------------------梁启超给康有为送的挽联康有为生平简介 各位读友大家好！你有你的木棉，我有我的文章，为了你的木棉，应读我的文章！若为比翼双飞鸟，定是人间有情人！若读此篇优秀文，必成天上比翼鸟！ 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康有为生平简介康有为于1927年3月31日逝世，梁启超于4月27日与同门诸子曾在北京畿辅先哲祠举行公祭，此为梁氏于此时献的挽联。上联祝宗祈死，祝宗，犹宗祝，主祭祀祈祷的人。祈死，祈求速死。表示世事悲愤绝望的心情。陆沉，比喻国土沉沦，非由于洪水而由于祸乱。鱼烂，鱼烂自内发，比喻由内乱而覆亡。上联说康有晚年悲愤世事，体衰眼枯，非常痛苦；但现在去世了，免睹全国遭受祸乱灾害的惨象。下联西狩获麟，语出《春秋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杜预注：麟者仁兽，圣王之嘉瑞也。世无明王出而遇获；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故因鲁春秋而修中兴之教，绝笔于获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为终也。传说孔子作春秋，至此而止。 微言，谓精微之言。汉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卒而又大义乖。天之将丧，语出《论语子罕》：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於斯文也，意为：天若是要消灭这种文化，那我也不会掌握这些文化了。山颓木坏，典出《礼檀弓上》：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於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精选公文范文----------------1------------------------------精选公文范文-----------------------------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盖寝疾七日而没。后来因以山颓木坏喻有重要影响人物的死亡。下联将康有为比作孔子，表现了学生对老师推崇之极的认识；同时也表现了对先师之死悲痛之极的感情。康梁政治关系至张勋复辟时已经完全破裂，可是师生之谊始终未断。梁氏之寿联与挽联应作师生佳话看。 各位读友大家好！你有你的木棉，我有我的文章，为了你的木棉，应读我的文章！若为比翼双飞鸟，定是人间有情人！若读此篇优秀文，必成天上比翼鸟！----------------精选公文范文----------------2 1/ 1
梁启超《变法通议》(选) 易曰：“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伊尹曰：“ 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夜不秉烛则昧，冬不御裘则寒，渡河而乘陆车者危，易证而尝旧方者死。” 天下之为说者，动曰一劳永逸。此误人家国之言也。今夫人一日三食，苟有持说者曰：一食永饱，虽愚者犹知其不能也，以饱之后历数时而必饥，饥而必更求食也。今夫立法以治天下，则亦若是矣。法行十年，或数十年，或百年而必敝，敝而必更求变，天之道也。故一食而求永饱者必死，一劳而求永逸者必亡。今之为不变之说者，实则非真有见于新法之为民害也，夸毗(pí)成风，惮于兴作，但求免过，不求有功。 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是故变之途有四：其一，如日本，自变者也；其二，如突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其三，如印度，见并于一国而代变者也；其四，如波兰，见分于诸国而代变者也。吉凶之故，去就之间，其何择焉？（诗）曰： " 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 " （传）曰： " 嫠（lí）妇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霣（yǔn），为将及焉。 " 此固四万万人之所同也。彼犹太之种，迫逐于欧东；非洲之奴，充斥于大地，呜呼！夫非犹是人类也欤。 今之言变法者，其蔽有二：其一欲以震古铄今之事，责成于肉食官吏之手；其二则以为黄种之人，无一可语，委心异族，有终焉之志。夫当急则治标之时，吾固非谓西人之必不当用，虽然，则乌可以久也。中国之行新政也，用西人者，其事多成，不用西人者，其事多败，询其故？则曰：“ 西人明达，华人固陋；西人奉法，华人营私也。” 吾闻之日本变法之始，客卿之多，过于中国也。十年以后，按年裁减，至今一切省署，皆日人自任其事，欧洲之人百不一存矣。今中国之言变法，亦既数十年，而犹然借材异地，乃能图成，其可耻孰甚也？夫以西人而任中国之事，其爱中国与爱其国也孰愈？夫人而知之矣，况吾所用之西人，又未必为彼中之贤者乎。 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难者曰：“ 子之论探本穷原，靡有遗矣，然兹事体大，非天下才，惧弗克任，恐闻者惊怖其言以为河汉，遂并向者一二西法而亦弃之而不敢道，奈何？子毋宁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矣。” 释之曰：不然，夫渡江者汎乎中流，暴风忽至，握舵击楫，虽极疲顿，无敢去者，以偷安一息，而死亡在其后也。庸医疑证，用药游移。精于审证者，得病源之所在，知非此方不愈此疾，三年畜艾，所弗辞已，虽曰难也，将焉避之。抑岂不闻东海之滨，区区三岛，外受劫盟，内逼藩镇，崎岖多难，濒于灭亡，而转圜之间，化弱为强，岂不由斯道矣乎？则又乌知乎今之必不可行也。有非常之才，则足以济非常之变。呜呼！是所望于大人君子者矣。
梁启超的“新史学” 1、建立的原因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可读耶？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中国历史可不读耶？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 可见，梁启超对旧史学非常不满，因此就要建立新史学。那么不满在哪儿呢？2、对旧史学的批判 这一部分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因为确实没有接触过对史学的批判。我们提到历史、史书，就觉得以前的史书很多，记载的东西也很多。如果问以前的史学有什么弊病吗？就会觉得，弊病？什么弊病？不知道。那看到梁启超的文章，他对旧史学就进行了特别犀利的批判，所以我觉得特别新鲜，感触也特别大。 ?“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 ?“四病二弊三恶果” ?“四弊”指：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十四史也只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可见梁启超心目中的新史学应当是全体国民的历史。 “其大弊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分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 史学家记载历史，你只记载这个朝廷的历史，记载这一朝代是怎么建立的的，怎么发展的，怎么灭亡的。你记载的是这个国家的历史吗？是国民的历史吗？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历史吗？你不记载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却记载帝王的、朝廷的历史！朝廷和国家一样吗？ 我看过一个电视剧，里面有个人就说了一句话“我可以为国家而死，可是我绝不甘心为政府而死。”这两个意思应该差不多吧。 “死节之所以可贵者，在死国，非在死君也。” 国家只有一个，政府可以有很多，政府只是人民选出来代替他们行使权力的一个机构。 “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记载历史不记载我们国民的历史，就激发不了学子的爱国、爱民族之心。记载某个帝王的朝廷的历史，培养的只是屈服在封
【主持词大全】 梁(启超)先生学问是第一,道德人品是第一,他是名副其实的大师。收集了关于梁启超的名人故事，欢迎阅读。 梁启超三拒红颜 国学大师梁启超自小聪明,17岁参加乡试,成了举人。当时主持乡试的考官、清末著名维新派人士李瑞棼,对梁启超的才华极为赏识,当即请人做媒,将堂妹李惠仙许配给他。 1898年6月,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参与维新变法的梁启超,由此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然而,好景不长,百日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匆匆逃亡日本,李惠仙只得避居澳门。第二年秋天,梁启超将家人接到了日本。 不久,28岁的梁启超应康有为之召,前去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事宜,在那里邂逅了美丽大方的何惠珍。当时,梁启超在檀香山演讲,何惠珍为其担任翻译,两人配合默契,演讲活动盛况空前。此时,何惠珍对才华横溢的梁启超暗生情愫,活动过后,向他表白了爱慕之情:“今生今世,我之心惟有先生……” “不行,我家中已经有妻子了。”梁启超明确地拒绝了她。 初遭拒绝,何惠珍不仅没有气馁,反而为梁启超的忠贞感到快慰。事后,为博取梁启超的好感,她动员父亲为康、梁保皇之事捐了一笔款,并托人设宴向梁启超交接捐款事宜。席间,梁启超又一次见到何惠珍。这次,何惠珍提出一个让梁启超心惊的要求:“我情愿下嫁梁先生做小。” 晚上,回到寓所的梁启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知道,何惠珍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她作出这样的决定,其痴情实在令人感动。他们在事业上,确实可以相互扶持,可是,他和妻子李惠仙这些年来一直相濡以沫,感情深厚,怎能让妻子伤心?为此,他异常苦闷。于是,他连夜给身在日本的妻子写了一封信:“余归寓后,愈益思念惠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不知惠仙闻此事将笑我乎,抑或恼我乎?”梁启超心想,妻子接信后,定会生出一些醋意来,大骂他一顿,这样,他发热的头脑也好冷静一下。 很快,妻子回信了。梁启超打开信后,愣住了,妻子给他寄来了《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竟然乐意成全他的婚事。李惠仙说:“我远在日本,不能照顾,先生身边若有个情投意合的何小姐照顾,岂不更好?” 梁启超在妻子的宽容面前惭愧万分,将妻子的信转给何惠珍。何惠珍一看,欣喜地笑了,说道:“惠仙姐贤德,我就向她学习,我们就做先生身边的娥皇、女英吧。” 梁启超却提笔为何惠珍写了一首诗:“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与浏阳实创之(“浏阳”指谭嗣同)。尊重公权割私爱,须将身做后人师。”聪慧的何惠珍马上明白了梁启超的意思,她眼泪汪汪地拿着梁启超赠给她的一张自题诗词的小像,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梁启超。 “惠珍是一位多才多情的好女子,可惜……”梁启超叹了一口气,把何惠珍亲手织的一把
新闻121班：惠才贤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报刊活动 梁启超一生办报生涯共有27年，亲自创办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有17家，撰写各类文章达1400万字，其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对报界和近代报业史产生过重要影响。他的报刊生涯分为五个时期：戊戌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立宪运动时期、护国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 一、维新变法时期 在此期间，梁启超为推行变法，重视办报制造舆论。他主笔的《万国公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维新的重要传媒，为即将到来的国人办报高潮拉开了序幕，也成为中国政党报之先河，。 《万国公报》、《中外纪闻》：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1895年8月17日由康有为创于北京，梁启超、麦孟华担任编辑，为双日刊，不署出版时间和地点，自撰文章不署名，每期有一篇论文，主要表达变法维新的强烈要求，宣传富国强兵之道、国家振兴之源、养民教民之法。
1895年强学会成立后，将其转为机关报，并改名为《中外纪闻》，仍为双日刊，署出版时间、地点，报刊接受袁世凯等达官贵人的捐款，经济实力雄厚，内容更加丰富。 《强学报》：康于1896年1月创立《强学报》，是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其政治色彩比北京的两份报纸更加鲜明，大张旗鼓地倡导变法维新，提出“明定国是”、“开议院、立议员”等激进的政治主张。 《时务报》：由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等人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成为办报活动高潮的标志性事件，内容设“论说”、“谕旨恭录”、“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初期由汪任总经理，梁担任主笔，在每期卷首发表鼓吹维新变法的政论文章，文字通俗、切中时弊，其中最有名的是《变法通议》，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纲领性文件。他在报章中呼吁变法维新，痛陈亡国的危险，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驱赶时代前进的号令，吹起了时代的最强音。开创了新式报刊文体——时务文体。这种新式报刊论说文体是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度的形式，它生动活泼，夹杂着大量的俚语和外来语，雅俗共赏。 此外，梁启超还策划和支持了澳门的《知新报》、上海的《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梁启超通过舆论宣传变法图强的道理，使中国第一场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开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
浅论梁启超的新史学 【摘要】：20世纪初，西方列强加紧灭亡中国的步伐，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个人是时代的产儿，思想是现实的反映”。伟大的思想家梁启超也不例外。梁启超在西学影响下，本着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宣传进化论，批判旧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倡导“新史学”并以“新史学”理论和方法促进中国史学的变革。“新史学”所论述的史学问题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在世界史学史上完全有理由占有一席之地。像新史学这样对中国史学影响至广至深，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新史学虽有一些片面性影响，但其所倡导的史学贵在创新、良史当看重哲学、史学对于民族命运至关重要等论点，至今仍有深远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四病二弊民史影响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史学》一文。梁启超纵观中外社会历史的进步和现状，联系中外社会历史的进程和现状，联系中外史学之差异，乃大声疾呼：“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文章主旨在于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而其根本目的则在于“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力于此优胜略败之世界。”梁启超作为一个改良主语者，在他那个时代，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历史：甲午中日战争，中日马关条约，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失败等等。在民族危难，国人哀婉之际，，那些站在历史潮流前头、面对民族危机的人们，都在选择民族自强之途。梁启超的新史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面世的。 一新史学的历史影响 新史学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从古代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中，新史学占有重要地位。五四时期的史学，正是沿着20世纪出的思想主张，与梁启超提出“除心奴”以求真自由的观念以及新民智、新民德的新民理想，有一定的前后继承关系。五四以后兴起的疑古史学，主要是对中国旧史学较为深层次的批判，受新史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比较新史学和旧史学可以得出几点认识：（1）在内容上，旧史学多偏于政治方面。质言之，就是旧史学眼光，注重朝廷一方面，新史学则注重全部民生。观察点不同，而其作用自迥异也。（2）在历史观上，旧史学主张循环说,新史学则主张进化说。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者，是教人了解现代社会之所以为如此现象，绝不是一朝一夕之故，是由百千万年进化而成。因为要认识现代社会，所以非研究现代历史不为功。研究过去，应用现在，所以期未来之效果。（3）在时间上，旧史学眼光往往局限于有史时代，以及有史时代中某个时期。新史学眼光，是向有史以前时代去推求，而步步向以后时代去推究。故新史学不能单恃书本，必须借助语言学文字学，而于考古学、人类学尤为且要。（4）在空间上，旧史学眼光往往局限于一部，新史学眼光则扩充范围及全部。旧史学所研究之空间范围小，新史学所研究之范围大。（5）在历史的构成上，旧史学以特殊史迹为个人所造成，新史学谓一切史迹，为人类公共合作而成。（6）在价值论上，旧史学往往囿于成见，偏于一种目的，不能恪尽天职。新史学家居于科学地位，不偏不倚，以阐明正义公道，期人类共趋于太平之
梁启超的故事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及文学家，也是著名的改革家。下面是搜集整理的梁启超的故事，希望对你有帮助。 梁启超年少时，非常的爱好学习，在清朝光绪年间就中了举人。而梁启超的老师也是一位重量级人物，那就是康有为。梁启超很多先进的思想都是康有为为之灌输的，并且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发动了历史上极为著名的维新变法，为了清朝的重新崛起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最终因为保守党派的破坏，最终失败。不过维新变法却唤醒了很多国民的思想，被民众称为“梁康”。 在维新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与康有为均逃到海外。在海外，康有为与梁启超仍旧宣扬维新变法的精神，在海外推行君主立宪制，认为君主立宪制才是救亡图存的道路。 在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被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不复存在。梁启超曾一度进入袁世凯政府，希望可以一展宏图大志。可是袁世凯却施行复辟帝制，自己称帝。梁启超对于袁世凯的行为口诛笔伐，大肆批判袁世凯。 在此之后，梁启超又倡导新文化运动，并且大力支持五四运动，推动了政治界与文学界的进步。梁启超在文学上有很大的成就，曾经还倡导了文体改良的“小说界革命”以及“诗界革命”两大革命，为文学界做出了杰出贡献。
梁启超的文章有哪些一句“少年强则强，少年富则富”的呐喊，无疑是敲响了清末时期警示国人建设中国的警钟，梁启超的一生经历了晚晴和民初两个时期，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活动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文章著作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当中，一直都是半耕半读。但是梁启超从小就十分的聪明，并且十分好学，年仅十七岁，便跟着康有为学习，因此他的文章在文学上有较大建树。1896年《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撰写了六十多篇文章，一时风靡全国。 梁启超一生著作宏定，总序达一千四百万字之多，而最为著名的有《少年中国说》，“少年强则强，少年富则富”的感慨号召即出自此文。此文影响颇大，在文中他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将封建社会下的中国与其心中理想的少年中国进行对比，鼓励青少年努力学习，承担起救亡图存的重任。 在《饮冰室合集》中，收集了梁启超几乎完备的著作，主要分为《文集》、《专集》两部分。而《文集》中就包括700余篇文章诗词300余首。《专集》包括《戊戌政变记》、《新民说》等104种其关于政治思想观的文章。 梁启超一生著作建树诸多，说他是一代名流，绝无异议，如今他的文集作为研究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学术的重要参考材料，同时也被广大文学爱好者广泛传阅。 梁启超的变法有什么影响1898年六月11号到九月21号这三个月在我国历史上被称为百日维新，也被称为戊戌变法，它是由梁启
本人承诺本文无抄袭、无造假、无一稿两用。 梁启超的翻译思想 On the Translation Theory of Liang Qichao Zhang Cuili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张翠玲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100192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的革命家和学者，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其翻译思想。一是翻译与救国，梁启超把翻译看作强国之路。二是翻译的方法，梁启超针对当时社会上的翻译弊端提出了翻译方法和策略。三是翻译与佛典，主要讨论梁启超对翻译文体、佛典翻译与一般文学的关系等的看法。 关键词：梁启超；翻译思想、佛典翻译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nslation theory of Liang Qichao, one of the greatest revolutionaries and scholars in modern China. The first part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d a strong China.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e methods of translation. In the third par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Sutra translation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ve literature in terms of style and vocabulary. Key words: Liang Qichao; translation theory; Sutra translation 1. 引言 提起梁启超，多数人会首先想到他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其次会想到梁启超丰厚的学术著作。他出色的才华，超人的精力和勤奋精神都值得后辈汗颜。他一生著述多达1400多万字①，内容涉及宗教、哲学、史学、文学、经学、法学等领域。梁启超在翻译领域的论述也颇有见地，很多见解和看法堪称翻译理论之滥觞。梁氏的翻译思想集中在《论译书》（收于《变法通议》）和《翻译文学与佛典》之中，细读之后，深感他对翻译本质认识的深刻，实为我国传统翻译理论之瑰宝，现将其翻译思想分三部分总结如下。 2.翻译与救国 梁启超（1873-1929）生长的年代正是清王朝腐败没落的年代，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后，全国一片颓败，国破民哀。而此时，西方已完成工业革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时期。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发起了维新运动，他们上书朝廷、痛陈改革之必要和迫在眉睫，并出版《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宣扬变法。 梁启超把翻译看作向西方学习的主要途径，是“强国第一义”，并把翻译事业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把翻译西方之书看作救国之道，看作开启民智的途径。他在起草的由李瑞棻上奏的《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见罗惇曧《京师大学堂成立记》）中提出“设藏书楼”、
康有为 班级：09级历史（一）班姓名：王永芳 学号：0906********
一、生平介绍。 康有为，1858年出生在广东，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1.教育世家 康有为从六岁开始便跟着启蒙老师攻读《大学》、《中庸》、《论语》，灌输的全是儒家经典。此后，康家连续请当地一批著名学者严格指导康有为尊孔读经。少年康有为最快乐的时候，是跟着祖父康赞修在连州官舍里读书，他在连州官舍观《大清会典》、《东华录》，读《明史》、《三国志》。尤其使康有为大开眼界的是，在连州官舍里看到了清政府频频发到官舍的《邸报》（亦称《京报》，由报房商人经营的专载皇帝谕旨和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的出版物），从上面他渐渐知道了朝廷里的政事，初识了曾国藩、骆秉章、左宗棠等人。同时，康赞修性喜游览，每逢春秋佳日，风和日丽之时，他总是带领孙子外出游览祖国河山和古老的文化遗存，这在无形中便培养了康有为对祖国山河的无限眷恋之情及强烈的爱国之情。 进入青年时代后，康有为遇上了两位对他影响很大的老师，一位是国学导师朱次琦，一位是政治启蒙导师张鼎华。朱次琦是他祖父康赞修的好朋友，他父亲康达初的老师，岭南著名的硕学通儒。在1876到1878的三年里康有为跟随朱次琦打下了深厚的旧学基础。离开朱次琦后，康有为师从张鼎华，张鼎华向他生动介绍了京朝风气，当时名流和各种新书，以及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掌故，使他开始接触到近代维新政治思潮。接着康有为又读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介绍西学的书和游记。西方的文物制度和政治习惯，开始吸引他的视线。 1879年底，康有为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香港，当时香港已成为英国侵略中国的据点，深受国土沦丧的刺激。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新鲜事物，他脑子里封建士大夫对资本主义的传统偏见开始动摇了。香港之行，使他开始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接触，思想产生了很大变化，为讲求西学打开了通道。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2.南洲讲学 1888年康有为赴京师应顺天乡试，那时正值中法战争之后，康有为目睹帝国主义的强横和清政府的腐败，深感若不改革弊政，中国将国无亡日了，在此情况下康有为便第一次上书，请求改革。但他的上书却遭到封建顽固派势力的阻挠，并没有送到光绪的手中。此外康有为在考试中也名落孙山，两方面的打击使康有为陷入苦闷之中。1889年，康有为便踏上了南归的旅途。 康有为回家后经过苦思冥想认为他救亡图存的思想之所以遭到社会的冷嘲热讽是因为国民 仍然十分愚昧，因此康有为决心自己办学，以培养维新人才。1891年春，康有为在陈千秋（陈千秋（1869-1895）字通甫，号随生。南海人。年少时勤学聪慧，曾入学海堂，熟悉历朝掌故，精通考据典章之学。1886年著《广经传释词》。1891年入万木草堂，从师于康有为，曾任万木草堂学长，并协助康编撰《新学伪经考》等书，讨论《大同书》有关问题。1895年因协助康办理西樵乡同人团练局操劳过度而病故。）、梁启超的协助下，租赁长兴里邱氏书屋，正式开设学堂，称长兴学社。由于前来求学的人不断增多，长兴学社不断更换地址，1893年迁至广州府学宫仰高祠，正式挂上“万木草堂”的匾额。 康有为在他开办的学堂里，既是总监督又是总教授，他讲课喜欢征引欧美的事物并与中国的历史现状相比较，从而提出自己的理想从以启发学生的思维，扩大他们的视野，提高他们认识世界和变革世界的能力。在康有为和学生们的共同努力下，在万木草堂逐渐形成了关心时事、独立
梁启超家风教育故事启示 历史上，诸如梁启超、曾国藩等很多名人的家风教育为世人所称道，其中，梁启超更是家风教育的成功典范，他在培养子女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对当今的家庭教育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梁启超对子女的教育关怀无微不至，虽然与家人聚少离多，但这并没有阻断他与子女间的亲情。梁启超通过书信的方式时刻关心子女的学习与成长状况，从这些书信的内容中不难看出梁启超家庭教育思想主要包括：趣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寒士家风教育、挫折教育以及培养独立能力五方面的内容。 一、以爱国主义作为家庭教育的永恒主题。在梁启超经历坎坷、世事多变的一生中，爱国之心坚如磐石，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也体现在家庭教育中。他认为在子女小时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培养子女的爱国情怀是教育子女的重中之重。 子女们远在重洋之时，梁启超仍以书信的形式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鼓励子女要努力学习，为将来能够报效祖国尽一份力。梁启超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子女们，在其子女身上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扬。在国外完成学业后，他们义无反顾，毅然决然回到祖国，将毕生所学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
二、以趣味教育引导子女好学。身为趣味主义的倡导者，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中将趣味作为学习的动力，并以身作则，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影响子女。他始终强调趣味学习的重要性，极力反对对于子女未来不负责任的填鸭式、注射式教育。梁启超一直教育子女要为学问而学问，所有的学问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只有这样，趣味才能够持久，才能够终身不忘。 他曾在其所著的《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开门见山地说道:“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由此可见，趣味学习及教育不仅只是梁启超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还是梁启超的学术追求。在他看来对求知时刻保持兴趣就需要通过趣味教育来实现。 三、将寒士家风作为家庭教育的永远追求。梁启超认为，人在不断的奋斗中，生活条件会越来越好，财富和地位也都会随之而提升。然而优越的生活环境和物质环境容易使人丧失斗志变得得意忘形，此时距离失败也就不远了。“磨练人格”是梁启超对传统的“内圣外王”理论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在家庭教育中强调人格修养要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梁启超子女的成就上不难看出，他们对梁启超的人格、思想、以及学术方面都有着相当的继承。
梁启超的权利思想 作为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先行者，梁启超在当时和以后对中国人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梁启超早年师从康有为，反对君主专制，倡导民权，主张君主立宪，并参与了近代的改良主义者的政治运动—戊戌变法。在戊戌变法失败、东渡日本之后，梁启超于1902年在由其主办的《新民丛报》发表名为“新民”的连载文章，并通过“新民”这一全新的人格理想，较为系统的提出自己的政治法律思想。这些文章后被结合成集，称之为《新民说》。《新民说》引起了当时思想界的大震动，在此之前，虽然己有思想先进的国人主张向西方学习，但从思想和制度层面上主张如此深刻而广博的变革却是闻所未闻。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新民说》是梁启超一生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之一。 一、新民之意义 梁启超在解释新民之义时说:“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在他看来，固守传统和盲目的西化都是不可取的，要实现“新民”，发扬传统文化精淬和采补西方优秀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从时间上来讲，《新民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指从1902年1月到1903年10月期间发表的《论公德》、《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自治》、《论进步))、((论合群》、《论生利分利》、《论义务思想》等文章，而后一部分则是指1903年10月到1907年3月期间发表的《论私德》、《论政治能力》、《论民气》等文章。相比较而言，前期发表的诸多文章构成《新民说》的主要部分，梁启超在这一阶段较为侧重于“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即较为注重对西学的采补;而在访美归来以后，梁启超则较为侧重“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注重对传统优秀文化的淬厉。由于本文以《新民说》中的权利思想为探讨的主题，因而在时间上较为侧重于对《新民说》的前期部分的讨论。 二、《新民说》中的权利思想 (一)由人伦道德到权利思想 梁启超塑造的“新民”已经开始走出传统伦理道德的泥沼，成为具有独立自主精神，有着主体性意识的积极进取的新人。在独立自主、积极进取的崭新的“新民”背后，权利无疑起到了核心的支撑作用。在梁启超看来，维护个人的权利是
分析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新史学 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建立比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要早十年。梁启超的史学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史学，可以说他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创始人之一, 同时是西方资产阶级历史理论最早的传播者和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人。纵观梁启超先生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梁先生对史学研究有特别的偏爱，尤其在史学方法论和史料学等方面梁启超先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他的每一部著作中都展现出了对封建史学批判的思想。在戊戌维新期间他就曾大声疾呼“史界革命”曰:“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他把史学与救国联结在一起。这是梁启超先生新史学的一大特点。 一、史学史：梁启超对传统经史学的解构 作为一个成长于传统封建士大夫家族的文人，梁启超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他建立的新史学正是在对封建史学的反思中形成和逐渐完善的。因为“新”史学就是向传统旧史学的挑战和解构。后世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内容，相当重要部分的内容与经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史学理论的正统论、春秋笔法、史例史体等，都与经学有着不可分的关系。到了近代，特别是20 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加之新史学思潮和西方自然科学以及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学科的出现对旧中国的影响，促使他举起史学革命的大旗，把传统经学放在审判的地位上。可以说，他在努力摧毁经史之学，即对涉及古代史学思想的经学进行全面解剖，是一次对传统经史学的解构。
在梁启超先生1901年到1902年写的两篇文章《中国史绪论》和《新史学》中，他尖锐地指出了传统史学的弊病。他认为史学根本的弊病是封建政治，并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他对新史学的建构，从而初步构筑起其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这些主张成为他日后治史的方针。随后，1902年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传统史学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进行了系统全面地分析。指出封建史学最大的缺陷就是服务的对象狭窄，只有君史而忽略了大众史。他说:“质而言之, 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 总不离贵族性, 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知识阶级。故其效果, 亦一如其所期, 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随即他又指出所谓旧史学有二病、四弊，认为这是中国旧史学最突出的问题。第一，即“只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反对封建王朝的历史，二十四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应建立国民的历史，应将过去“‘皇帝的教科书’变为‘国民资治通鉴’和‘人类资治通鉴’。即‘质言之, 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在他看来《资治通鉴》是中国史学界的巨著，可是内容和体系安排上也是分周记、秦记、汉记，并没有对传统的封建王朝史的编纂体例有所突破，此外历史家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在考量其对封建王朝利害的基础上做出的。同时，他也毫不留情地指出过去所谓的正统无一不是君统。过去的年号纪年也是非常不科学的，过去皇帝为了彰显权利所用年号无数，说年号不能明示距今有多少年。他认为在中国最为科学的纪年应该用与西方耶稣纪年相似的孔子生年纪年。第二，中国应该建立大众史，而非单一的个人史，中国过去写的都是个人的历史，这就难免会一叶障目，难以看清历史的全貌。
近代思想第四讲戊戌维新思潮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的政治思想 康有为生平与思想 摘自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康有为1876年与张妙华结婚，当时他19岁，女22岁。但他们订婚时，康仅8岁。由于康大都不在家，因此他们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婚姻生活。1898年至1909年的十余年间，二人没在一起。1915年，她抵押香港住宅以资助康梁的反袁运动。1922年去世。康“执佛送丧，悉如古礼”，并铭其墓。康1879年生有一女，1887年又生一女，50岁时他们生有一子。与其妻妾共生9个子女，其中三个夭折。有为1897年纳妾，因他已40岁尚无子嗣。1907年在美国时又纳一妾，名为何旃(zhān)理，系粤藉留美女生，因见到他的像片而仰慕他，自愿为妾，陪他旅行，作他的翻译和秘书。七年后即1914年24岁时死去，有为写了“金光梦”以资悼念。他纳妾显未符合他在《大同书》和《孔子改制考》中所阐述男女平等的原则。不过，他也并未违反当时被接受的传统。身处理想国未来之时，他觉得不妨从当时一般士大夫之俗。康有为遵从古礼，按儒家的传统祭典其父母。曾说“事父孝，故事天明”。三纲实是天所制定。有为的家庭背景及其早年教育无疑决定了他的纯粹旧伦理观。有为甚至用旧道德来攻击慈僖太后，戊戌政变后不久，他致友人一函中辩称皇上无论在道德上或法律上，都没有对慈僖尽孝道的义务，因她实非他的生母。 接着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为后来抛弃了此一保守立场，而以家庭为人类痛苦之渊，且预测家庭终将消失于乌托邦呢? 有几样东西影响了他。佛教的出家思想。有为自光绪五年(1879)研究佛理时，即已熟悉，从中他可能得到家庭阻碍快乐的启示。一些亲戚和朋友的不幸遭遇更加强了这一想法。例如，他甚以两位姊妹——逸红和琼瑶——的苦命而难过。逸红与一不健康的年轻人订婚，然后于同治十年(1871)嫁给病危的未婚夫，新郎于婚后l 9天即病逝。逸红守寡43年，眼见其故夫兄弟的挥霍，亲历一个大家庭的衰败后，于民国三年(1914)死亡。琼瑶亦于婚后不久而守寡，并于光绪十四年穷困而死。有为甚以她们的不幸而痛苦，自惭未能对她们有所帮助。有为的一个学生孔昭焱在一封信里也诉说所遭遇的家庭问题，他希望作一个学者，但他的父母强迫他放弃学业以谋生计。谭嗣同从小丧母，而被他父亲的妾虐待。光绪皇帝也遭他“母亲”慈僖的虐待，当时许多写文章的人常提到。这些都使有为感到：虽然他自己的经验并非如此．虽然他信奉儒家伦理，但家庭毕竟不是纯粹幸福的。 康有为的性格是其成为独特思想家与改革家的原因之一。 强烈的自信心，几近乎自夸，是康有为性格最显著的特征。此一特征，一些当时人以及后来的作者们都留注意到。他很早就自以为有才。l 2岁时看龙舟竞赛，即席写出一首40句的长诗，马上得到“神童”的赞誉。他承受表面的称赞，遂自以为较其他同学高一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