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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西方悼亡诗看妻人格苹果摘要：古人云“东向望着，不见西墙；南乡视者，不睹北方。
”本文正是试图以这种观点为指导对中西方悼亡诗的进行分析，对悼亡诗中对妻人格的塑造做客观全面的探寻。
由于人性的共通，中西方悼亡诗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
首先，妻人格在中西方都存在，并且都选择悼亡诗为其塑造的载体。
其次，关于妻人格理想模式的建构和彰显上，中西方悼亡诗表现出共性。
再次，对妻人格的感怀，中西方悼亡诗都表现出以悲哀为主的情感基调，但又暗含着对生命价值积极的态度倾向。
但不同的文化心理、宗教背景又使得中西悼亡诗中的妻人格存在一致性的同时又呈现出异样之美。
关键词：悼亡诗亡妻人格一首首真挚凄美的悼亡诗似中西方纷繁夺目的诗歌花园中异彩独呈的美丽奇葩，经久弥香、常开不衰，在文学艺术园地中始终占有不可动摇的一席之地，吸引人驻足观赏和留恋。
所以，向来都不乏悼亡诗作的探求者和研究者，然而大多都是从个体作家作品入手的，或倾向于分析诗人的泣血神伤、或倾向于探求诗作的艺术魅力。
似乎较少有人关注悼亡对象或者说成是诗人抒情的对象——亡妻。
而假使我们抛开诗中对亡妻的书写，悼亡诗就会显得不合逻辑、不通情理、更无光彩可言。
所以，悼亡诗之所以能历代繁衍不衰，其打动人心的地方绝不仅仅在于诗人内心的真情和诗作本身的魅力，更在于悼亡诗中所塑造的体现着美与善的妻形象、折射着人性光辉的妻人格。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亡妻成就了诗人的诗情，催生出悼亡诗这样一种精神文化产品。
对于灵心善感的诗人来说爱妻的死亡激发出了内心永不停歇的激情和无限的创作动机，他们怀着悲痛的心情追悼妻子的前尘往事，追寻缅怀昔日的甜蜜相守，发现体悟因妻之死所彰显出的妻永恒的善或美。
这也从一个侧面应证了死亡是具有审美价值的，它可以充分展示某种较之生命更加真与善的价值，而在悼亡诗中所谓“真与善的价值”，其实质就是诗人所怀念赞扬的美好高洁的妻人格。
所以，中西方的悼亡诗无形中就成为探寻妻人格一个独特的视域。
中外悼亡诗名篇比较研究摘要在中国诗歌史中，悼亡诗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外国文学中却鲜有人为，这种现象主要源于中国保守传统的思想和西方开放自由的社会文化背景。
有的悼亡诗虽然源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本文比较苏轼和弥尔顿的悼亡名篇发现，两者既有很多相似之处，又各有特点。
关键词：悼亡诗苏轼弥尔顿《江城子》《梦亡妻》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一引言悼亡本可指对任何亡者表示哀悼，可是在中国，因为潘岳（247-300）作的几首哀悼亡妻的《悼亡诗》非常出名，所以后人就用“悼亡诗”专指丈夫哀悼妻子的诗作，并且逐渐成为一种传统。
然而在爱情诗成就突出的英国诗歌史上，悼念亡妻的作品并不多见。
本文试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来探讨个中原因，同时对中英诗歌的两部悼亡名篇，即苏轼（1036-1101）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以下简称《江城子》）与约翰·弥尔顿（1572-1631）的《梦亡妻》做一简要分析。
二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导致了中英悼亡诗在两国文学中不同的发展。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人们观念极其保守，女子一般深养闺中，鲜为人知。
白居易（772-846）《长恨歌》中“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知”两句就很能体现当时的情形。
旧时的女子不仅不允许抛头露面，而且婚姻大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考虑的多是门当户对，而非个人的喜好。
有了婚约的男女多数也是直到洞房花烛时才能一睹庐山真面目。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爱情诗的创作注定是不会太发达的。
男子在儒家“上致君，下泽民”（王应麟《三字经》）思想的支配下，写诗多是抒发政治抱负。
而在封建包办婚姻下，夫妻双方性格、脾性失于配合很常见，婚后感情也大多不太和谐。
在此情况下，婚姻就更像一场赌博，输的比率很高，但还是有少数幸运的人碰到了理想的伴侣，两人相敬如宾，也算如鱼得水，先结婚后恋爱，感情倒也融洽。
当妻子不幸亡故后，做丈夫的自然会悲伤怀念。
简论中西方悼亡诗的艺术差异作者：武岚来源：《文学教育》2009年第03期从写作意图和作品主题来讲，悼亡诗专指为哀悼亡妻而作，表现对亡妻的无限怀念和哀悼之情的诗歌。
而实际上，艺术作品往往又蕴含着超出诗歌诗义之外的深刻内容，其往往反映了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的整体心境和自悼之情，而透过这些艺术作品，一种更高的文化民俗的内容也附着其中。
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得中西悼亡诗数量悬殊，“在西方表现哀怨的抒情诗的品种很多，但专为怀念亡妻的悼亡诗则极为罕见，而在我国则几乎可以说有一个传统。
”[1]尽管如此，弥尔顿的《On His Deceased Wife》不失为一篇感情真挚的悼亡诗，而且被视为西方悼亡诗的代表作。
中国悼亡诗则从《诗经》开始便不绝如缕，《邶风·绿衣》、《唐风·葛生》等被看作是中国最早的悼亡诗，此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悼亡诗可谓比比皆是，其中苏轼写给亡妻的《江城子》更是历来为人们所称道，视为中国文学中悼亡诗词的经典之作。
但如上所论，艺术不仅仅是作者主观意图的产物，其往往是在民族文化的具体化体现，因此，文化精神的不同使同一主题的诗词作品表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
本文主要以苏轼的《江城子》和弥尔顿的《On His Deceased Wife》为代表，比较中西方文化影响下悼亡诗的艺术差异。
兹引录两首诗词如下，以便下文比较分析。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悼亡妻》我仿佛看到了去世不久圣徒般的妻/回到了我身边/像阿尔塞斯蒂斯从坟墓/被尤比特伟大的儿子用孩力从死亡中救出/苍白而庄弱/交给了她的丈夫/使他欢喜/我的妻/由于古戒律规定的净身礼/而得救/洗净了产蓐上斑斑的玷污/这样的她/我相信我还能再度/在天堂毫无障碍地充今地瞻视/她一身素服/纯洁得和艳心灵一样/脸上罩着面纱/但我仿佛看见/爱、温柔、善良在她身上发光/如此明朗/什么人脸上有这等欢颜/但是/唉/正当她俯身拥抱我的当儿/我醒了/她逃逸了/白昼带回了我的黑天。
中西方死亡诗歌的对比分析——以《拟挽歌辞三首》和《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为例作者：卢莹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10期中西方死亡诗歌的对比分析——以《拟挽歌辞三首》和《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为例卢莹（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710127）摘要：本文通过比较阅读的方法，通过对比陶渊明代表作《拟挽歌辞三首》和狄金森代表作《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分析中西方死亡诗的异同，进一步理解中西方死亡观和传统文化的相似与差异之处。
关键词：死亡诗；狄金森；陶渊明；对比中图分类号：I106.2；207.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0-0129-02“死亡”与“永生”历来被看做诗歌永恒的主题，古今中外不乏以死亡为主题的诗歌。
我国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一些作品，死亡意识就很突出，《拟挽歌辞三首》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
艾米莉·狄金森是美国的传奇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现存的1775首诗中，有三分之一是关于死亡这一主题的，其中以《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最为著名。
虽然两位诗人年代相差甚远，但他们死亡诗歌的描写角度却有很大的相似性。
下面，本文就此此问题展开分析。
一、隐逸诗人与遁世诗人的经历异同（一）相似的生活经历。
陶渊明和狄金森早年都经历了亲人的生离死别，人生的最后几十年又都在隐居中度过，他们大部分的死亡诗歌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
陶渊明8岁时父亲去世，12岁庶母辞世，中年丧妻、丧母，40多岁又遭庶母之女和从弟早逝，50岁那年又身患大病与死神擦肩而过，可谓亲身历经了生离死别的痛苦。
晚年辞官归家，陶渊明开始了他的归隐生活，并在生命的尽头写下《拟挽歌辞三首》，抒尽他对人生的感怀和对生死观的态度。
狄金森14岁时目睹表姐妹兼密友索菲亚·霍兰德患伤寒离世，首次接触死亡。
之后，她的父亲、挚友、侄子和情人查尔斯·沃兹沃斯的的相继去世，促使她对死亡进行深刻思索，从此不与世人交往，甚至谢绝家庭至亲的来访。
同中求异，异中有同
——中西死亡主题诗歌之比较
早在几千年前，古人就发出了“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的呐喊。
生是一件大事，与生同时到来的就是死。
生与死是世间唯一两大平等的东西，人人都有，不论贫富，不分国籍。
也正因为如此，它也成了中外诗人笔下共同的题材。
虽然题材有共同之说，但是二者仍有很多不同之处。
这里我们就以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和艾米莉的《忆》为例，管中窥豹，看看二者的异同。
首先看看二者内容上的异同。
我所选用的两首诗歌都是怀念亡人的诗，是对故人的怀念。
但是，仔细对比二者不难看到，两首诗的侧重点是有明显区别。
先看看第一首，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上阕：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魂，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写的是“我”对亡妻深深的思念，以及阴阳两隔的无奈。
十年了，你走时，我们还都是青丝矫健，如今呢，我以是鬓如霜，阴间的你是否和我一样，十年了，我们分隔的太久，岁月在我们身上留下了太多的印记，即使再见面，恐怕也是无法在人海中认出对方。
一句“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透给读者的是一种沉重而又压抑的无法喘息的无奈与悲哀。
再看看下阕“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用一幅妻子生前梳妆打扮的图景思念具体化。
接下来的两句便是直接抒发思念。
全诗从思念入手，从思念收尾，是标准的悼念亡人诗。
艾米莉的《忆》却大相径庭。
前五节和《江城子·密州出猎》相似，也是写的对故去的“你”的深深思念，而后面三节，都是些你走之后“我”怎样生活，怎样从你的阴影里走出来，过上正常的生活。
“我学会了对生活珍惜、支持，
靠其他来充实生活，而不靠欢乐。
”我爱你，这爱从不减退，但是我必须“禁止我青春的灵魂对你渴望，抑制无用的激情迸发的泪滴，严拒我对你坟墓的如火的向往”
《江城子·密州出猎》与《忆》在内容上的差别实际上也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死亡主题诗歌与外国死亡主题诗歌在内容上的差别。
同为死亡主题，中国诗歌描写的内容偏向于对故人深深的思念，而西方的死亡诗歌除了写思念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写失去“你”后，“我”怎样带着对你的思念走向新的生活。
除了内容上具有可比性，诗歌的感情基调也不得不提。
上一部分对诗歌的内容作了简单的诠释，对诗歌感情基调实际上也有了大致的把握。
同为死亡主题诗歌，都是讲述的对逝去的爱人的怀念。
所以两首诗歌基本的感情基调都是思念和伤感。
但是二者在思念和伤感的基础上又有着明显的差别。
苏轼的诗歌从开篇到收尾都扣准一个思念，一个无奈，一个悲痛。
所以整体上读来，给人的感觉是沉重的，像将要下雨的乌云厚重的天空。
如果用一种颜色做比，最恰当的是灰色，比黑色略为淡色，但是却是其它颜色中最深的一种。
而艾米莉的《忆》却是在思念与感伤这个深沉的基调上加上了对重建美好生活的构想，将思念的尾巴斩断，换上了一束曙光。
她的这首《忆》则是像雨后的天空，大雨刚过，天空还没有放晴，所以也没有夜里的云彩，依然有些灰蒙蒙的压抑，但是厚厚的乌云层已经远去，天空也被洗的爽朗。
除此以外，两首诗歌在画面感上也有较大的差别。
前者没有较多的跟色彩有关的词语，唯一的一句便是“尘满面，鬓如霜”，《忆》却大不相同，有很多色彩明丽的画面，如“从棕色的山冈上融成了阳春”，“金色梦中的日子”等等。
也许这与东西方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吧。
中国人一贯喜欢素色，黑就是黑，白就是白，黑白分明就是画面，黑比白纸就是一副泼墨山水画。
西方则偏爱的是色彩艳丽或者说色彩繁多的油画与水彩。
所以，即使是诗歌，也打着深深的色彩烙印。
中国的死亡主题诗歌，感情基调分明，伤感就是伤感，不会再有笔转峰回的可能，西方则比较浪漫化，伤感过之后调子还得往回走，所以他们的死亡诗歌虽然也带着死亡的幽暗，实际上感情基调是往明朗方向走的。
同是死亡主题诗歌，二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么大的区别。
死亡观透露出的多半是
对生的理解，所以我想，中西死亡主题诗歌差异的本质性因素还是中西方对生的理解的差别吧。
中国自古就有着守身殉节，在家从夫，夫死从子的走向，尽管这是针对妇女而言，但是，谁敢说它没有荼毒男性的思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人的生命好像从来都没有属于过自己，中国人也好像从来没为自己好好活过哪怕是那么一次。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殉葬，殉情。
方正是一个不为别人生，但为别人死。
西方就不同，他们的生命属于自己，他们只愿意为自己活。
还记得当年红极一时的《泰坦尼克号》，杰克死了，罗斯很安静，既没有哭天喊地，也没有寻死觅活，她知道，她是杰克拼了命救下来的，她要为了杰克好好的活着，而不是跟着杰克去死。
谁敢说他们不爱，谁敢说那些殉情的爱情故事比他们感人，谁都不敢说。
中国传统的死亡诗歌在传统中出身与成长，难免也就染上了这种色彩，而西方一贯如此，把生命看的无上崇高与伟大，所以，他们的诗歌也就跟着这种思维方式运行。
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随着封建思想的远去，中国的死亡主题诗歌也在慢慢的像光明靠拢，汶川地震涌现出的大量诗歌就很好的反映了这一趋势。
死亡是对生存最好的诠释，我们期待死亡的阴影散去，期待生命在死亡里重生。
亦如汶川的废墟里传出的坚定地口号，逝者安息，生者坚强。
透过阴森森的死亡，生命之光永垂不朽。
附：
江城子·密州出猎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忆（飞白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