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平易浅俗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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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行》名家鉴赏一、作者介绍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下邽(在今陕西渭南境内)人。
生于河南新郑。
少年时期,避乱江南。
贞元十六年(800)进士,任翰林学士、左拾遗。
元和十年李师道、王承宗遣人刺杀宰相武元衡,居易上书请急捕贼,以雪国耻,为当政者所恶,贬江州司马,移忠州刺史。
后被召为主客郎中,知制诰。
出任杭州、苏州刺史,又内召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太子少傅等职,以刑部尚书致仕。
有《白氏长庆集》。
今存白居易诗近3 000首,数量之多在唐代诗人中首屈一指。
他对当时诗歌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主要是由于他的理论和实践,使诗歌得以突破大历十才子“流连光景”的狭窄范围,扩大了境界,能以社会政治重大问题为内容。
他早年写了许多讽谕诗,其中最有名的如《秦中吟》10首,《新乐府》50首等,谴责宦官、藩镇互相勾结,危害人民和国家。
他不顾自身的安全,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
他之所以要写这许多讽谕诗是因为身居言官,理应将下情上达,希望朝廷采择施行,能调整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维护国家的统一,促进生产,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
在当时,他站在封建士大夫的立场,不可能否定唐王朝的统治,但是对黑暗面有所揭露,客观上对人民是有利的。
他写“新乐府”时间在他的朋友李绅、元稹之后,成就却超过了他们,提倡新乐府运动的影响也远比他们大。
在艺术标准上他又是以通俗平易为世人所称许的,他之所以称得上唐代大诗人之一的原因主要就在这里。
白居易从两个方面继承了前人的传统。
他常以陈子昂、杜甫并提,因为陈子昂诗多兴讽,杜甫即事忧时。
在二人中,他对杜甫学习得更多。
讽谕诗正是从杜甫《新安吏》《石壕吏》等作品变化而出。
另一类,他自己所谓“闲适”诗,受陶渊明、韦应物的影响也不小。
他在诗中也常表示对于陶、韦诗风的企慕。
这两个方面在他全部生活中并行不悖,既有“兼济天下”的志向,又作“独善其身”的打算。
照作者自己的想法,认为“怡情悦性”“流连光景”乃士大夫的“本等”,他在“兼济”时也决不会不要这种“本等”。
唐宋名词解释深大内部资料1、上官体:指高宗龙朔年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题材以奉和、应制、咏物为主,内容空泛,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旧唐书本传:“工五言,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颇有学其体者,时人谓之上官体;”2、文章四友:武后时期的宫廷诗人李峤、杜审言、苏味道、崔融的并称;内容不外歌功颂德、宫苑游宴,但在他们的其他一些作品中,却有时透露了诗歌变革的消息,有的还对诗歌体制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四人中,以杜审言成就最高;3、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并称,四人都出生于太宗时,才高位下,高宗时以文词齐名天下;四人从理论和实践上与“上官体”对立,体现出诗风的转变;并扩大了诗歌的题材,推动了律诗的发展;4、吴中四士:指包融、贺知章、张若虚、张旭;四人为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长安,号称“吴中四士”;5、沈、宋:沈佺期、宋之问的并称,二人皆为初唐宫廷诗人,同以五言律诗见长;他们在总结前人和当代人应用声律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完成了“回忌声病,约句准篇”新唐书宋之问传的工作,为律诗在平仄粘对、句数用韵方面的定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使以后作诗的人有明确的规格可以遵循;律诗形式的定型,在诗歌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6、山水田园诗派:盛唐兴起的一个诗歌流派;在陶渊明以来的田园诗和谢灵运以来的山水诗的基础之上;偏重于写山水风光和田园生活,大多表现自然之美和闲适心情,偶或反映农家生活现实;所作以五言为主,风格多清淡恬静,具有较高的艺术技巧和审美价值;代表诗人有储光羲、裴迪、丘为、常建等,而以王维、孟浩然为首,故后世又称“王孟诗派”;7、边塞诗派:盛唐兴起的一个诗歌流派;其诗长于七言,特别是七言歌行,善于描写边塞风光和战争生活,表现征人思妇的思想感情,大多具有爱国感情和进取精神,显示浓厚的生活气息,风格多慷慨悲壮;代表诗人有王昌龄、王之涣、王翰、崔颢、李颀等,而以高适、岑参为首;故后人也称“高岑诗派”;8、七绝圣手:指盛唐诗人王昌龄,他大力用七绝写作,留存下来有七十馀首绝句,约为存诗的五分之二;他的七绝不仅数量多,质量也高,在唐人七绝诗的发展过程中据有重要地位,前人往往将他与李白并称,故有“七绝圣手”之称;9、大历十才子:指活跃于大历年间的十位诗人,不同史籍所载十人姓名略有出入;主要有钱起、卢纶、李端、司空曙、韩翃等;所作诗歌多应景献酬,流连光景,粉饰现实;部分诗作抒写沉沦下僚,怀才不遇之感;诗歌艺术造诣较高,多为近体,五律成就尤高;10、韩孟诗派:中唐诗人韩愈、孟郊的合称,孟郊诗颇得韩愈赏识,当时即有“孟诗韩笔”的称誉;同时二人作诗皆好奇思硬语,诗风相近,故称;11、韦柳:中唐诗人韦应物、柳宗元的合称,二人皆长于山水田园诗,且诗风淡远,后人往往并称之;12、古文运动:中唐时期由韩愈领导、得到柳宗元大力支持、有“韩门弟子”参加的,以“文以载道”相号召,以古文反对骈文的一场运动;是一次有目的、有理论主张、有广泛参与者并且有深远影响的文学革新;它带来了散文创作的大繁荣,造成了中国古典散文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古文运动扭转了六朝至唐初骈文统治文坛的局面,在散文的思想与艺术发展上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古文运动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文学革新运动;它经历了从两晋到隋的萌芽期,初唐到盛唐的准备期,中唐的高潮期,晚唐的衰落期等四个阶段;它以儒学复古为号召,以先秦两汉优秀散文为楷模,用刚健质朴的散文取代绮丽柔靡的骈文,以达到张扬道统,革新文风和文体的目的;中唐贞元、元和年间,韩愈和柳宗元,提出了以“文以载道”为核心的完整的古文理论,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散文,大力倡导古文运动,并把它推向高潮,一时追随者云起响应,终于确立了古文的统治地位;文风文体的改革,自内容言,是明道载道,把散文引向政教之用,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密切的关系;自形式而言,是由骈体而散体,是散文自身发展的一种要求;古文:文体名,是散句单行,不讲对偶声律,用文言写的散体文,与骈文相对而言;韩愈提出13、北宋诗文革新运动①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在继承唐代古文运动的基础上,在和西昆派浮靡文风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提倡平易自然的文风,诗文为现实斗争服务;②代表作家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③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奠定了宋代散文健康发展的方向,也奠定了宋文平易自然的基本风格,对后代散文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14、敦煌曲子词:现传最早的唐代民间词,因是在敦煌发的,故称;敦煌曲子词保存了词的初始形态与内容特征;内容丰富庞杂,风格自然朴实,感情直率,生活气息很浓;15、小李杜:晚唐诗人李商隐、杜牧的合称,二人皆晚唐杰出诗人,又生于李白、杜甫之后,故称;16、张王乐府:中唐诗人张籍、王建的合称,二人借长于乐府诗,内容多反映民生疾苦,诗风浅近,故齐名;17、沉郁顿挫:杜甫诗歌最具有特征性的艺术风格;所谓“沉郁”,主要指思想感情的博大深厚、深沉苍凉;所谓“顿挫”,主要指表现手法的沉着蕴藉、曲折有力,而不是感情奔放,一泻无余;18、新乐府:即“新题乐府”,相对于古乐府而言;指的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不再以入乐与否作标准;新乐府诗始创于杜甫,为元结、顾况等继承,又得到白居易、元稹大力提倡;19、新乐府运动: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等倡导的,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运动,是中唐革新思想在诗坛的反映;李绅首先创作新题乐府二十首,元稹写了和诗十二首,白居易创作新乐府五十首,正式标举“新乐府”之名;张籍、王建也创作了不少新乐府诗,由此形成影响较大的新乐府运动;20、唐传奇: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通称,因内容多传述奇闻异事,故称;“传奇”一词肇始于元稹莺莺传的原始篇名,晚唐裴铏又将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命名为传奇,但传奇正式作为唐代小说的通名,是宋代以后的事;20、辛派词人:这是南宋受辛弃疾的影响而产生的一个词派;主要有陈亮、刘过、刘克庄等;他们在辛弃疾的影响下,用词来抒发爱国情感,豪放慷慨如辛弃疾,但题材不如辛词广,风格不如辛词多样;多以议论为词,以文为词,过于直率,不如辛词蕴藉;21、江西诗派:南宋初,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将黄庭坚、陈师道等二十余人列为江西诗派;江西诗派是在黄庭坚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他们的创作具有与黄庭坚类似的众多特点,讲究用典,生新瘦硬,是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派;22、江湖诗派:江湖派是稍晚于四灵,并受四灵影响的一个诗派,因作品多收入江湖集而得名;他们多为落第文人、江湖清客;诗风不一,有的粗犷豪放,有的幽静清苦,有的新奇,有的旷达;代表人物主要有刘克庄、戴复古、方岳等;23、唐宋八大家:指的是唐宋时期的八位着名散文家,他们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24、话本:就是说话人说话的底本,它包括讲史和小说两大类;前者是用浅近的文言讲述历史上的帝王将相的故事;后者指的是用通行的白话来讲述平凡人的故事;25、南宋四大家中兴四大家:南宋四大家,又称“中兴四大家”,指的是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这四大家虽然早期曾受江西诗派影响,但除尤袤外,其他三人均能跳出江西诗派的樊篱,自创面目;26、豪放词:古代主要词体流派之一,从苏轼开始首创,辛弃疾则将其创作推向高峰,故又称“辛派”;其题材广泛,表现方法以铺叙、直抒为主,风格恢弘、沉郁;27、婉约词:古代主要词体流派之一,题材上多写女子闺阁和相思之情,风格上则曲折委婉,细腻绮丽;从词的肇始到后来,一直是词体的主流和正宗派别;28、、花间集:五代时期以温庭筠为代表的词人作品集,由后蜀赵承祚将其收录成集;是词由民间创作走向文人创作的标志;30、香奁体:唐代韩偓香奁集所代表的一种诗风;一名艳体;这类作品多写男女之情和妇女的服饰容态,风格绮丽纤巧;宋严羽沧浪诗话将它特例为一体;它渊源于六朝宫体,而描写范围则从宫廷贵族扩大到一般士大夫的恋情、狭邪生活,对后世诗歌有一定影响;31、杜荀鹤体:指杜荀鹤的诗体风格;杜荀鹤,唐末着名诗人,其诗堆唐末黑暗现实有深刻揭露,又擅宫苑,有唐风集;其诗风平易哩俗,被南宋诗论家宋严羽沧浪诗话将它特例为一体;32、元和体: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开创的一种诗风;因昌盛于唐宪宗元和年间,故名;旧唐书元稹传:“稹聪慧绝人,年少有才名,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妆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宫阁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33、韩柳:唐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的并称;他俩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中坚和领袖,以其理论主张和实际创作的突出建树而被视为当时文坛的旗帜;他们的文论都主张文道统一,文质并重,指导了古文运动的健康发展;他们的古文较前人有新的创造与突破,韩愈精于论说文,柳宗元善作山水游记和寓言;两人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散文风格,韩文雄健奔放,柳文峭拔精悍,两人都名列“唐宋八大家”;34、花间词派:因花间集而得名;五代后蜀赵崇祚辑录晚唐、五代词人温庭筠、韦庄等十八家词五百首,编成花间集;内容大都是歌舞宴乐,男欢女爱,风格大都是浓艳香软、柔靡绮丽;他们当中有十五人是西蜀人;他们的词作虽缺少温词的真切和细腻,却都以温庭筠为宗;花间集是最早的文人词总集,它集中代表了词在格律方面的规范化,标志着在文辞、风格、意境上词性特征的进一步确立,以其作为词的集合体与文本范例的性质,奠定了以后词体发展的基础;35、初唐体:这是初唐诗坛继承汉魏六朝乐府诗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歌行体诗歌;它句式自由,以七字为主,间以三、五、九言,骈散兼行,音韵格律也较自由,篇幅较长,往往融叙事、写景、议论、抒情于一炉;代表作如卢照邻长安古意、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等;36、晚唐体:是指宋初模仿唐代贾岛、姚合诗风的一群诗人所代表的诗风,这一派追踪贾岛、姚合的诗风,多写清幽枯寂的隐居生涯,代表诗人有九僧、潘阆、魏野、林逋;37、半山体:王安石晚年退居江宁半山园,自号半山老人;“半山体”特指他晚年所作的大量写景抒情小诗;这些小诗多为七言绝句,形式短小,“雅丽清绝,脱去流俗”,很受推崇;38、易安体: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因其词善于通过白描手法,“其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且造语新警,饶有韵味,意境素雅高远,颇有特色,故后人多有效法者,称之为“易安体”;39、格律词派:南宋词派名;此派以姜夔为首,其他代表作家有史达祖、吴文英、高观国、王沂孙、周密、张炎等;他们作词讲究格律,追求典雅、含蓄、柔婉和“清空”,是南宋后期同“辛派”相对的一个词派;吴文英他们以姜夔的“雅词”为典范,注重锤炼琢句,审音守律,追求高雅脱俗的艺术情趣,词的题材以咏物为主,讲究寄托,但有些词的意蕴隐晦难解;又称“骚雅派”;40、元、白: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又新唐书白居易传:“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两人为好友,文学主张也相同,都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43、温韦:晚唐诗人温庭筠、韦庄的并称;温是花间词派的“鼻祖”,韦是花间词派成就最大的词人;二人词作都以描写闺情为主,题材狭小,缺乏积极的社会内容,却都深微婉约;清陈延焯白雨斋词话卷八:“温韦创古者也;”指他们是初期词坛的开拓者;温词浓艳香软,韦词清丽疏淡;韦词比温词感情真挚、语言清朗;近人王国维以“画屏金鹧鸪”象征温之词品,以“弦上黄莺语”象征韦之词品,十分传神;44、竹枝词:简称“竹枝”,又名巴渝辞;歌词杂咏当地风物和男女爱情,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其形式为七言绝句,语言通俗,音调轻快;竹枝词一直在巴人民间流传,但到了唐代,竹枝词逐渐成为一种崭新的诗体形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将竹枝词从巴人民间引入文学殿堂并发扬光大的,便是刘禹锡,45、“五言长城”:刘长卿擅长近体,尤工五律,风格含蓄温和,清雅洗炼,自称为“五言长城”;46、郊岛:指中唐诗人孟郊、贾岛,二人并称;二人诗多愁苦凄清之境,且诗风孤郁悲凉,凄寒局促;苏轼祭柳子玉文用“郊寒岛瘦”概括二人的风格;47、南唐词人:五代稍晚于西蜀词在南唐地区出现的一个词人群体;重视以词言志,偏重抒写情怀,拓宽了词的内容和意境;词风清丽淡雅、擅长白描;代表词人有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宰相冯延巳;48花间词:五代时,后蜀赵崇祚选编十八家词人的词五百首为花间集,这是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词选集;十八名作者,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外,均为西蜀词人;他们的词风大体一致,后世因称他们为“花间词人”和“花间派”;花间派尊温庭筠为鼻祖,多写闺阁情事,情致缠绵,辞藻富丽;代表作家除温庭筠、韦庄外,还有欧阳炯、李珣、鹿虔扆、牛希济等;49、南唐词人:五代稍晚于西蜀词在南唐地区出现的一个词人群体;重视以词言志,偏重抒写情怀,拓宽了词的内容和意境;词风清丽淡雅、擅长白描;代表词人有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宰相冯延巳;50、宋初三体:一以当时的一些达官贵人如徐铉、李昉等为代表,以白居易为师,诗风平易浅俗,是当时的主流诗歌,此为白体诗;一以稍后的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以李商隐为师,辞藻华丽,讲究用典,是白体之后的诗坛主流,此为西昆体;一以魏野、林逋等隐士为代表,以贾岛、姚合为师,多用白描手法写隐逸生活,诗风清苦,此为晚唐体;51、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北宋中叶兴起的古文运动,不仅确立了古文在散文领域的正宗地位,而且影响到诗歌创作,作诗也讲究“气格”,产生“以文为诗”的现象,所以人们习惯于将发生于北宋中叶的这场文学变革称为诗文革新运新;欧阳修在这场运动中起着文坛盟主的领袖作用;53、后山体陈师道号后山居士,江西诗派三宗之一;他作诗全凭学力专精,讲苦吟,求奇拙,其锤炼辛苦处与黄庭坚无异;诗风瘦硬,被称为“后山体”,是典型的宋诗;54、简斋体陈与义,号简斋,江西诗派三宗之一;前期诗歌创作深受黄庭坚、陈师道的影响,南渡之后取法杜诗,突破了江西诗派瘦硬诗风的局限,形成了雄浑、沉郁的独特艺术风格,被称为简斋体;55、遗民诗人:文天祥、汪元量、刘辰翁、郑思肖56、蒋捷、张炎、王沂孙、周密,曾被清人称为宋末元初四大家;58、六一诗话:中国第一部以诗话为名的着作,一卷,北宋欧阳修撰,开创后代诗歌理论着作的新体裁原书只称诗话,因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后人称引时名之为六一诗话、六一居士诗话、欧公诗话、欧阳永叔诗话、欧阳文忠公诗话等;全书共二十八条,各则诗话条目之间的排列并没有逻辑联系,以漫谈随笔形式评论诗歌,记录轶闻趣事和瞬间感想所得,篇幅虽小,内容颇丰,有对诗歌规律、特性的探求,有佳句赏析,有掌故轶事介绍、谬说更正等等;书中提出的“诗穷而后工”、“意新语工”等论点,体现出欧阳修追求冲淡雅正、天然和平之美的美学思想;。
中国古代文学史完整笔记-宋代文学-宋诗1、宋初三体:一以当时的一些达官贵人如徐铉、李昉等为代表,以白居易为师,诗风平易浅俗,是当时的主流诗歌,此为白体诗。
一以稍后的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以李商隐为师,辞藻华丽,讲究用典,是白体之后的诗坛主流,此为西昆体。
一以魏野、林逋等隐士为代表,以贾岛、姚合为师,多用白描手法写隐逸生活,诗风清苦,此为晚唐体。
2、苏梅:苏舜钦在诗歌上创作上与梅尧臣齐名,人称苏梅。
3、半山体:王安石退居江宁后,诗风发生了重大变化,远离了政治、社会,多写山水自然。
形式上以绝句为主,很少长篇古体;艺术上讲究炼字、对仗,意境优美含蓄,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后人将他这一时期的诗风称为“半山体”。
4、苏黄:在宋代,黄庭坚被认为是与苏轼并驾齐驱的诗人,称之为“苏黄”。
5、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这是黄庭坚的创作方法,就是对前人的作品加工改造,一是不改变前人作品的意思,但用新的语言来表达;一是袭用前人的语言,但表达的是新的意思。
6、江西诗派:南宋初,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将黄庭坚、陈师道等二十余人列为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是在黄庭坚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他们的创作具有与黄庭坚类似的众多特点,讲究用典,生新瘦硬,是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派。
7、南宋四大家(中兴四大家):南宋四大家,又称“中兴四大家”,指的是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
这四大家虽然早期曾受江西诗派影响,但除尤袤外,其他三人均能跳出江西诗派的樊篱,自创面目。
8、永嘉四灵:永嘉四灵。
指的是浙江永嘉(今温州)的四位诗人:徐照(字灵晖)、徐玑(号灵渊)、赵师秀(字灵芝)、翁卷(字灵舒)。
他们的诗以贾岛、姚合为宗,多为近体,喜用白描,不用典,主要描写山水自然和自我感受,境界狭窄,讲究苦吟,诗风单一。
9、江湖诗派:江湖派是稍晚于四灵,并受四灵影响的一个诗派,因作品多收入《江湖集》而得名。
他们多为落第文人、江湖清客。
诗风不一,有的粗犷豪放,有的幽静清苦,有的新奇,有的旷达。
白居易的诗歌艺术特色白居易的诗歌艺术特色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同,写出来的诗歌也是自成一体,我们看看下面的白居易的诗歌艺术特色,欢迎阅读。
白居易的诗歌艺术特色【摘要】元和十三年(818),白居易由被贬江州司马改任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
他在忠州将近一年的贬谪生活,在这期间曾创作了120多首诗歌。
这些诗歌有很多反映了巴渝地区独特的山川风物、人情世故,也表达了他在任职期间丰富而复杂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感情。
【关键词】白居易;巴渝诗歌;内容;艺术特色巴渝地区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地区,有着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巴,乃古巴国所在地,治所在江州(今重庆);渝,乃指渝水,为嘉陵江古称。
据《华阳国志·巴志》所记:“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
[1]P1忠州处于三峡腹地,虽然荒僻,但面对气势雄伟的长江,背靠崇山俊岭,不仅有三峡胜景,还有许多历史遗迹,更是天然的动植物王国,还有充满异域情调的民情风俗。
忠州文化在巴渝文化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
历代名人学士如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在其地均有翰墨传世,白居易也是其中之一。
白居易在忠州任职将近一年多,他前前后后写下了将近120首优秀的诗篇。
这些诗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感情充沛真挚,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
以下将主要从两个大方面简单论述:一、白居易的忠州诗的主要内容(一)借助巴渝地区的自然景观抒发自己感情白居易赴任忠州刺史之时恰好是阳春三月,此时的长江两岸,峰峦耸峙,草长莺飞。
优美的三峡风光,使白居易惊喜不已。
他沿途赋诗,描山绘景,触景生情,表达了自己对巴渝地区自然景观的认识,抒发了自己身处逆境的苦闷情怀。
留下了几首动人的诗篇。
例如《入峡次巴东》、《初入峡有感》、《夜入瞿塘峡》、《题峡中石上》、《滪滟堆》等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例如《初入峡有感》:“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
苍苍两崖间,阔狭容一苇。
……自古飘沉人,岂尽非君子?况吾时与命,蹇舛不足恃。
白居易的闲适情怀白居易的闲适情怀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高峰,名家名作不胜枚举。
说起唐代的伟大诗人,除了“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恐怕唯有“诗魔”白居易能与之媲美了。
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白居易的闲适情怀,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白居易的诗歌平易浅切,明畅通俗,据北宋初惠洪《冷斋夜话》记“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解之否?曰解,则录之;不解,则不复集。
”老妪能读懂,就连孩童都会背出“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由此见得白居易对后世的影响之大较于李白、杜甫毫不逊色。
白居易认为文学是能够反映自己人生哲学的工具。
而依自己的现况,又可分为“兼济”、与“独善”两类。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为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而他本人特别重视两类诗文:其一是作为“兼济”工具的讽谕诗,其一是则是反映自己“独善”心志的闲适诗。
白居易闲适诗的创作基本上是在他的晚年时期,那是白居易的仕途遇到不顺,所出的作品甚少涉及到政治生活,更多的提到他的个人生活。
有不少人认为白居易的闲适诗具有“消极避世”的态度,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对于白居易的“闲适”之作持有赞赏的态度。
诗中所呈现出的淡泊知足之情和对清爽自然之景的描述细细品读起来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同样是诗人爱写的秋雨,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由秋雨飘零中的茅屋,想到了山河破败的国家不由得悲从中来,如此博大的胸怀与理想着实令人敬仰,但白乐天的《秋雨夜眠》则是这样写的:“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
卧迟灯灭后,睡美雨声中。
灰宿温瓶火,香添暖被笼。
晓晴寒未起,霜叶满阶红”,将一个在秋雨之夜难以入睡的老翁闲散,漫不经心的闲适心境写得生动逼真,亲切感人,富有生活气息。
他的闲适气息是在雪夜与朋友喝上一杯美酒的逍遥:“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闲适的生活与诗酒人生在这首短诗中一览无余。
白居易的闲时情怀在他的晚年时期体现的尤为突出。
白居易是什么朝代的诗人白居易是什么朝代的诗人白居易是我国著名的诗人,那么,他是哪个朝代的呢?一起来了解吧。
白居易是什么朝代的诗人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
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
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
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
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
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相关阅读人物生平出生乱世白居易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
白居易出生不久,家乡发生战争。
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
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
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公元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
白居易得以在符离度过了童年时光。
而白居易聪颖过人,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
[1]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
二人订交。
以后诗坛元白齐名。
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
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
作《观刈麦》、《长恨歌》。
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
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
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
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
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
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
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浅析白居易的平易通俗诗风众所周知,平易通俗、明白易懂是白居易诗歌的基本特点。
苏轼《祭柳子玉文》中提到过“元轻白俗, 郊寒岛瘦”。
“白俗”即在指白居易的浅俗。
然而我认为白居易的浅俗,做到了“妇孺皆能看懂”“童子解吟长恨曲,牧儿能唱琵琶篇”的境界,已经不是一个俗字能评价得了的。
他的俗并不是肤浅庸俗,而是语言平易近人,人人能够领略其意。
正如每一种表现形式都可以追本溯源一样,白居易平易通俗的诗风也有其独特的形成来源。
本文就其诗风引发出对白居易的人生理想、生活态度、信仰与思想的初步探讨。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的代表诗人,是中国诗歌史上继杜甫之后又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
白居易平易通俗诗风成因的一大主要因素编是他的爱民之心和大众意识。
在《寄唐生》中,白居易明确表示他写诗的目的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他的诗歌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因此就决定了他诗歌的受众面必须是广阔的,不能只有王公大臣或文人骚客看得懂。
上至皇宫贵族下至每个平民百姓都要看的懂,他以平民的视角所写的平民之事,所道的平民之情才能起到作用。
正因为他“为民而作”的思想贯穿于他的整个诗歌创作,所以他的诗或以人民为描写对象真实地反映他们的际遇,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或者写诗人自己的生活处境,抒发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貌似旷达却充满抑郁心情。
白居易的目的似乎要在天子与广大受苦受难的人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天子乃至天下乃至后人真正了解当时的民生疾苦。
所以,如此庞大的抱负,如此广阔的受众面,如此伟大的目标,诗风如不浅显易懂、平易通俗又怎么能流传的开呢?如果诗作流传不广,受苦受难的人民理解不了,便无从谈让天子知,让人民知,让天下知了。
白诗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卖炭翁,“岁种薄田一顷馀”的农民,“扎扎千声不盈尺”的织缭绫女工,“荷簟食,携壶浆”到田里送饭的妇女和儿童,带着孩子挎着敝筐拾麦穗的贫妇,“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的贫苦村民,沦落天涯嫁给商人妇的琵琶女……这些活生生的人物都是贫苦大众的代表,白居易对他们有着极大的同情心,他常因他们而热泪青衫盈眶湿,他的同情心让他一生耕耘不缀,为民而歌。
宋初三体名词解释
宋初三体名词解释:宋初诗坛,承袭晚唐五代诗风,形成三种诗歌流派,称之为“宋初三体”:“白体”、“西昆体”、“晚唐体”。
“白体”,以李昉、徐铉、王禹偁等人为代表,以唐人白居易为师,抒写闲适生活,风格浅切清雅,诗风平易浅俗。
“西昆体”,因诗集《西昆酬唱集》而得名,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以唐人李商隐为师,辞藻华丽,对仗工稳,讲究用典,呈现出整饬典丽的艺术特色。
“晚唐体”,以魏野、林逋等隐士为代表,以唐人贾岛、姚合为师,多用白描手法写山林景色和隐逸生活,重五律,字斟句酌,诗风清苦。
古代诗歌的文学常识的体类(1)大历十才子活跃在唐大历年间(766—779)的十位诗人。
分别是:钱起、卢纶、吉中孚、韩翃、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李端。
其诗多为应景献酬之作,少部分诗刻画了动乱年代士人凄惶悲戚的情感,抒发了怀才不遇之情。
诗风追摹谢朓,清空疏秀,语言洗练,艺术造诣较高。
(2)王杨卢骆体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号称“初唐四杰”,其创作扭转了齐梁诗的绮靡之风。
对唐诗的兴盛作出了重要贡献。
古人对四人诗风有如此评介: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
(3)元白体指元稹、白居易浅切平易的诗风。
(4)元白张王指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主要指他们的乐府诗。
四人均为中唐新乐府运动的重要成员。
从诗风而言,元白较平易,张王则偏凝炼。
(5)韦柳体韦柳是中唐诗人韦应物、柳宗元之合称。
二人长于山水田园诗,诗风淡远。
但风格有异,韦较为简古,柳则更为淡泊。
(6)长庆体元稹、白居易首创的以铺叙为主要特色的七言歌行体,如《连昌官词》、《长恨歌》、《琵琶行》。
(7)西昆体李商隐诗辞采华丽,又好用典故,意旨深微,被后人称之为“西昆体”,对宋代诗人颇有影响。
(8)张王中唐诗人张籍、王建之合称。
长于乐府诗,诗多反映民间疾苦,诗风浅近,也称之为张籍王建体。
(9)宫词一般描写宫中生活,对帝王的奢侈淫逸予以讽刺,寄托沧桑之感。
宫词中以抒发宫女孤寂哀怨的宫怨诗为主。
形式以七绝为主。
(10)高岑盛唐诗人高适、岑参之合称。
二人是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诗风雄浑豪放。
但风格同中有异,高适悲壮而厚重,岑参奇逸而峭拔。
(11)初唐体唐高祖武德至睿宗太极年间(618—712)。
其总体诗风尚未完全摆脱陈隋绮靡诗风的影响,但已趋向雄丽,气格较为淳厚,遣调用语富丽典赡。
这也是古体向近体过渡的一个时期。
对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有陈子昂;初唐四杰、沈佺期、宋之问等。
(12)盛唐体唐开元至代宗永泰年间(713—765),唐诗的空前繁荣时期,不仅古近体兼备,音节优美,而且内容和形式达到了高度统一。
从“平常心是道”看白居易平易浅俗诗风胡遂内容提要“平常心是道”是中唐时期禅宗代表人物马祖道一所提出的重要禅学思想。
白居易由于与马祖道一洪州禅系人物来往甚多,在思想上受其影响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在诗歌创作的内容、题材与形式诸方面有所表现。
概言之,诗人既以“平常心”关注眼前现实生活、身边琐事,也以“平常心”对待社会与他人。
在诗作形式方面的突出表现,则是以寻常语表现平常心,不尚雕饰,不务奇险,一任自然,絮絮道来,通过对人人皆可见之寻常事、人人皆具有之寻常情来体悟契证“平常心”。
在唐代文学史上,白居易向以其诗风平易浅俗著称。
毫无疑问,形成这种诗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如果从诗人与佛禅的关系这一角度进行探讨的话,可以看出它与当时风行海内的马祖道一洪州禅思想也是有一定关联的。
众所周知,白居易一生栖心佛禅,尤与马祖道一禅系人物交道甚多。
他早年在长安为官时即拜在马祖道一的大弟子兴善惟宽门下,多次问法,自称终生受益。
后来与禅师们又多所交往,常自言“交游一半在僧中”(《喜照、密、闲、实四上人见过》),禅宗典籍《五灯会元》甚至将他列为马祖道一洪州禅系中杭州佛光如满禅师的直接法嗣。
因着性格秉赋、人生阅历等多方面的原因,白居易在马祖道一禅法中较多地接受了其平易实在的一面,从其诗歌创作来看,他受洪州禅影响较深的乃是“平常心是道”这一思想理论。
“平常心是道”是禅宗六祖慧能再传弟子马祖道一所提出的禅宗修习法门。
所谓“平常心”,其实也就是一种寄寓在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之中的世道人心。
道一的弟子大珠慧海在回答源律师“和尚修道,还用功否”的提问时说:“师曰:‘用功。
’曰:‘如何用功?’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
’曰:‘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师曰:‘不同。
’曰:‘何故不同?’师曰:‘他吃饭时不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
’律师杜口。
”①道一的再传弟子临济义玄更认为佛法修习没有别的,但“平常无事”即可,所谓“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卧。
愚人笑我,智乃知焉。
”②由此可见,“平常心是道”这一禅法特别注重于“平常”也就是日常生活本身,也就是以一种平平常常的心来对待平平常常的事。
具体而言,在心与事的关系上,又显现出两种不同的表现,一种是在一切“事”上都不曾“住心”,不曾“留心”。
质言之,任何“事”在他们那里都没有什么很大的分别,而不留心也就是“心”无处不可在,无处不存在。
也就是说,对任何事物,都将其视为“道”亦即“理”亦即“法”的体现,都给予其“道”“理”“法”的意义之肯定。
而世间任何事物,一旦你承认了它,也就意味着超越了它。
以何超越?以“心”超越。
心如何超越?心对于此事物不生分别计较就是超越。
另一种与此相反的即是无论对于什么事物都很关注,都持有一份关切之心。
这也属于当时禅门的一种修持方法,那就是“即事而真”。
禅宗认为,事物的“性”虽然同一,但却在万事万物上有着不同的体现;万事万物虽然各各具有不同的表象,但却体现了同一的“性”。
因此,要体悟最高真如本体之性,还必须从对个别事象的观照入手。
在这里,“真”与“道”其实所指的都是宇宙世界的最高本体,只是说法不同而已。
而“真”亦即“道”,既体现在主体所面对的客观事物的意义上,也体现在主体本人的心性之中。
换言之,既从一般的事物上面体现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法”,也从个体的这份关怀投注之中体现出具有真纯清净意义的“心”“性”“我”。
这就是“平常心是道”。
出于这一理念,他们对世间百姓的民生生计持十分关心的态度,这也正如后来李贽在《答邓石阳书》中谈到他对于“道”“理”的认识时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
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
学者只宜于伦物上识真空,不当于伦物上辨伦物。
故曰:‘明于庶物,察于人伦。
’于伦物上加明察,则可以达本而识真源。
”③在这里,“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于伦物上加明察,则可以达本而识真源”这一命题与禅宗的“平常心是道”是一脉相承的。
他们都肯定“道”不在世间各种人伦物理之外,而就在世间人伦物理之中,因此要体悟“佛道”、体察人心就决不能离开世间的一切人伦物理。
白居易所受的禅宗“平常心是道”思想影响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首先是以一种“平常心”对待人生,对待生命,对待生活。
由平常心出发,他对于人生但求平安适意,不求成功发达,只是定位于做一个平凡普通的人。
早在刚刚进入仕途时,他就写下一首《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诗云:“工拙性不同,进退迹遂殊。
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
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
三旬两入省,因得养顽疏。
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
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
既无衣食牵,亦少人情拘。
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
”所谓“小才难大用”,在这里并不完全只是一句谦虚客气的套话,而是真正的定位不高,因为他对于“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
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生活待遇已经非常满足。
在另一首写于此后不久的《永崇里观居》诗中他也说道:“季夏中气候,烦暑自此收。
萧飒风雨天,蝉声暮啾啾。
永崇里巷静,华阳观院幽。
轩车不到处,满地槐花秋。
……朝饥有蔬食,夜寒有布裘。
幸免冻与馁,此外复何求。
寡欲虽少病,乐天心不忧。
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头。
”又如,投闲置散向来是古代文人士大夫深感失意的人生憾事,但在白居易那里却唱出了“承华东署三分务,履道西池七过春。
歌酒优游聊卒岁,园林萧洒可终身。
留侯爵秩诚虚贵,疏受生涯未苦贫。
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这样的心声。
虽然分司官有职无权,不少在仕途上急进务竞的期望过高者若是处在这种既疏且远、既清且虚的朝廷边缘者位置上,都难免不产生一种屈才甚至弃置之怨尤,但白居易不但没有丝毫沦屈之感,相反还觉得自己很幸运,对于中晚唐时代官场中十分激烈的倾轧争斗,白居易从贬江州之后基本上就采取一种尽可能回避的态度,他曾经自言是“一生耽酒客,五度弃官人”(《醉中得上都亲友书》)。
从文宗大和三年(829)开始,白居易先后五次以请长假的方式辞去苏州刺史、刑部侍郎、河南尹、同州刺史、太子少保等职。
后来他又一再提出放外任,直至以留司官形式分司东都洛阳,以这种闲差的方式彻底告别官场进取。
早在贬谪江州时,他就撰有《江州司马厅记》一文,说:“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
刺史守土臣,不可远观游,群吏执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
……苟有志于吏隐者,舍此官何求焉?案《唐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
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言责,无事忧。
”明确提出“无功”“无事”“无责”“无忧”的最佳人生定位,亦即清闲自适、放旷自由的“吏隐”生活方式。
后来在分司洛阳时,更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中隐”思想。
在《中隐》一诗中,他概括说:“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诗人认为,分司之职,既贵且闲,虽无作为,但足可安饱。
以此来处理人生“穷”“通”“丰”“约”之关系,不但使他十分安分知足,而且可以说正是一种非常适合其人生定位的“得其所哉”。
其次,从“平常心”出发,白居易对于个人的物质生命更为珍惜与关爱。
相对同时代其他大诗人而言,他比较多的是考虑眼前现实生活,对于千秋万岁的身后之名倒显得不那么注重。
象韩愈、孟郊、李贺等人所普遍怀有的深感生命短促之痛苦,白居易也不是没有过,但他决不会将对生命有限的悲伤哀痛发泄到对“月寒日暖,来煎人寿”④的指斥上,并提出“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
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⑤人欲胜天的逆天之想。
当然他也不会将生前身后之声名价值的实现,寄托于诗歌作品的流传不朽,以至抱着“至亲唯有诗,抱心死有归”⑥的态度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以掏肝抉肺的“苦吟”方式来实现生命的价值。
与韩孟诗派中那种汲汲惶惶“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的惶恐不安之心不同,白居易更多的是一种平平淡淡之心来对待岁月的流逝与生命的期限。
在《初除产曹而言志》诗中说道:“人生百岁期,七十有几人?浮荣及虚位,皆是身之宾。
唯有衣与食,此事粗关心。
苟免饥寒外,余物尽浮云。
”也就是在人那极其短促的一生之中,名声与地位,不过都是些“虚”“浮”不实的东西,只有眼前的衣食饥寒,才是值得关心的。
此时他才三十多岁,大约是七十之期的一半,就曾作是想了。
到了晚年,他对于生命,似乎是看得更为明白清楚了,在《放言五首》其五中说:“泰山不要欺毫末,颜子无心笑老彭。
松树千年终是朽,槿花一日自为荣。
何须恋世常忧死,亦莫嫌身漫厌生。
生去死来都是幻,幻人哀乐系何情。
”这已经是在借助佛法教义的死生观来解决对生命年光有限的人生问题了。
在《岁暮道情二首》中,他进一步明确指出:“为学空门平等法,先齐老少死生心”。
而一场震撼中晚唐整个历史阶段的“甘露之变”更使白居易找准了自己的人生定位,那就是以珍惜生命、保全生命为要。
在“甘露之变”在这场大惨案中,四个宰相同时被杀,连及大臣十余家皆被族诛。
这其中也有他的好朋友王涯、舒元舆等人。
事情发生的当天,白居易正在香山寺游玩,事后当他知道消息,悲痛之余写下了著名的《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一诗,诗曰: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是先知。
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
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
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在诗中,他表示决不羡慕“麒麟”和“龙”那样的尊贵待遇,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早就心甘情愿地作一平平常常的“泥中曳尾龟”了。
正因为这样,他才不但得了善终,而且得享远远超过他所期望的“七十之期”,以古代少见的七十五岁高寿以终天年。
受白居易这种“平常心是道”的影响,他的好友元稹对个体生命也非常爱护,还在正当壮年时,他就写道:“我年三十二,鬓有八九丝。
非无官次第,其如身早衰。
今人夸贵富,肉食与妖姬。
而我俱不乐,贵富亦何为。
……时或不之弃,得不自弃之。
陶君喜不遇,顾我复何疑。
潜书周隐士,白云今有期。
”⑦不仅如此,他对白居易那种将眼前的物质生命所需看得比台阁轩冕更为重要的干禄以奉亲行为,深表理解赞同。
在《和乐天初授户曹喜而言志》诗中,他说:“王爵无细大,得请即为恩。
君求户曹掾,贵以禄奉亲。
闻君得所请,感我欲沾巾。
今人重轩冕,所重华与纷。
矜夸仕台阁,奔走无朝昏。
……感君求禄意,求禄殊众人。
上以奉颜色,余以及亲宾。
”⑧可以说,这样一种但求以禄养亲的众人皆有之“平常心”,也常常是元白二人之间互相唱和的主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