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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研究作者：赵廷凯来源：《法制博览》2015年第08期摘要：辩诉交易制度作为一种可以较为快速解决纠纷的程序规则之一，自在美国出现并逐步发展成熟之后，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甚至与其法律传统不同的一些大陆法系国家也尝试对其进行借鉴、移植。
本文从美国辩诉交易制度概念、特征、内容、生存基础、关于辩诉交易制度的争论、辩诉交易制度的意义等方面来对美国辩诉交易制度进行研究，以期对我国引进辩诉交易制度或者构建类似制度从而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提供些许帮助！关键词：美国；刑事诉讼；辩诉交易；有罪答辩中图分类号：D971.2；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5）23-0184-03作者简介：赵廷凯（1988-），男，山东聊城人，贵州大学2013级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
一、美国辩诉交易制度概述（一）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概念与特征1.概念辩诉交易制度（plea bargain），也可翻译为认罪辩诉协议，是指在美国刑事诉讼中作为控方的检察官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围绕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犯罪行通过谈判、协商检察官欲提起的指控而达成的一纸自由合同。
2.特征（1）协商性。
辩诉交易制度中认罪辩诉协议的达成是拥有检察权的检察官与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通常是被告人的辩护人作代表）通过自由协商、讨价还价后一种“妥协”的产物或者说是一种“软博弈”的产品。
（2）契约性。
Plea bargain中的bargain翻译成中文就是“交易”、“契约”的意思。
从这个词中我们可以看出辩诉交易制度的核心在于契约，换句话而言就是，辩诉交易制度是指作为控方的检察官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罪名或量刑建议上形成了一种双方当事人都自愿认可的合同。
达成了此合同后，检察官必须履行其在此合同缔结时所答应的事项，也就是减少指控或降低指控；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也应完成自己应尽的义务，即是认罪。
此时，公法案件司法化。
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之比较起源于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虽然长期以来受到学者的质疑，但其仍然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发端于20世纪中叶兴起于西方国家的刑事和解制度，从传统的犯罪人视角转向了以被害人为中心，从强调惩罚犯罪到追求加害人的社会复归。
虽然学者们对这两种制度的探讨争论不决，但是，现实是这两种制度都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得以广泛运用。
在我国，如何借鉴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需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客观地加以分析。
鉴于此，本文以辩诉交易和刑事和解两个制度的含义以及产生背景为起点，从多个维度对这两项制度进行比较分析，为创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一些思路。
一、辩诉交易制度的含义及其产生背景所谓辩诉交易,又称辩诉协商或辩诉协议,它是指在刑事案件中,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或被告人)在法院开庭审判前，对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问题进行协商，检察官通过提供比原来指控罪名更轻的指控,或者较少的罪名指控，或者向法官提出减轻量刑的建议，来换取被告人做有罪答辩的一种活动。
这一制度主要具有三个特征：一是被告方（被告人与其辩护律师）与指控方（检察官与官方指控律师）之间达成一种协议；二是这种协议的前提是被告人针对这种指控表示认罪，提出认罪请求；三是被告人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认罪请求从法院获得较轻的定罪和量刑。
如果法院接受此协议，该起刑事案件便可不经过正当法律程序而告终结，即被告人放弃沉默权、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法庭上与证人对质的权利。
[1]辩诉交易制度最初产生于美国。
19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蓬勃发展，美国的犯罪率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刑事案件的数量成倍上升，这些都对控制犯罪、稳定社会秩序施加了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一些大城市的检察官为了及时处理积压的刑事案件，同时为了避免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就开始采用与被告人或其辩护律师协商和交易的方式来处理刑事案件。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70年在Brady V. U. S一案的判决中正式确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在第二年对Santobell V. U.S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再一次强调了它的合理性：“如果每一项刑事指控均要经受完整的司法审判，那么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需要将其法官的数量和法庭设施增加许多倍。
辩诉交易：美国经验与中国借鉴上【提要】辩诉交易是肇始于美国并盛行于美国的一项司法制度，其顺应了效率观的要求，但对其公正性，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起较大争议。
近年来，我国有不少学者主引进辩诉交易制度，司法实践中很多地方也在试点探索与辩诉交易近似的刑事和解制度。
如何看待辩诉交易制度和刑事和解制度"应否引入或借鉴辩诉交易制度"本文深入探究了辩诉交易制度在美国产生、发展的背景以及美国实行该制度的效果，并对辩诉交易制度与刑事和解制度的异同进行了全面分析，力图找出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对我国刑事诉讼可资借鉴之处。
引言辩诉交易(pleabargaining)是美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辩诉交易是指控诉方和刑事被告人达成的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被告人就一项较轻罪行或者多项指控中的一项认罪，以换取控诉方的让步，通常是更宽容的量刑或者取消其他指控。
”辩诉交易体现了控辩双方的协商，是一种典型的刑事契约。
其操作过程可以简单概括如下：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处于控诉一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
当控辩双方达成协议，且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被法官确认为出于"自愿”和"理智”，则在判决中体现这个协议，而无需再开庭审理。
当然，控辩双方达成的协议，法院并没有义务必然接受，也可以驳回，如果驳回，则法院不受协议的约束，并给予被告人撤回其有罪答辩的机会。
辩诉交易在美国刑事案件的处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目前，美国联邦和各州90%以上的刑事案件以辩诉交易结案。
辩诉交易自产生以来，在美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就引起激烈争议。
21世纪之前，我国学者对其大多持批判态度。
然而，2002年，面对一起证据收集困难的刑事案件，省铁路运输法院首次采用了辩诉交易。
该案的基本案情是：被告人孟广虎在与被害人王玉杰发生争吵后，纠集同伙将被害人打成重伤。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现状与完善路径刘坤【摘要】为了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政策,化解社会矛盾,全国开展首批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工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嫌疑人或被告人通过认罪、认罚可以获得宽大处理的制度.通过研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计初衷,重点问题,结合对某直辖市试点工作开展情况的调研,总结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遵循如下轨迹推进变革进程:适当突破依法从宽的限制、建立辩护律师必要制度以及对现有的量刑建议方式,庭审模式和程序反转进行改革.通过更完善的体系,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期刊名称】《天津法学》【年(卷),期】2018(034)003【总页数】9页(P80-88)【关键词】认罪认罚;从宽;理论设计;改革建议【作者】刘坤【作者单位】天津市人民检察院二审监督处,天津30022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14.1长期以来，我国司法体制审前程序过于强势，这源于我国刑事诉讼规定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相互制约，而国外都是后一个程序制约前一个程序，审判程序作为最强势的程序，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主导地位。
我国在这种相互制约的制度设计下，审前程序过于强势，尤其是侦查权主导刑事诉讼，导致审判程序的作用受到限制，使得庭审活动空洞化、程序化，法院审判奉行“卷宗主义”，这也成为冤假错案的根源。
这种背景下，提出“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制度改革，目的就是回归到审判为中心、证据为依托的裁判规则，防止司法腐败的产生。
认罪认罚制度作为“以审判为中心”的配套制度应运而生。
此外，认罪认罚制度也是为了更好地落实宽严相济的政策，完善刑事诉讼程序，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办理刑事案件的效率。
一、认罪认罚从宽的规划初衷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要求，我国开始“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美国检察官制度周瑞 25008222 一、美国检察官概述美国检察官作为政府律师在刑事案件中负责侦查、决定是否起诉、传唤证人、进行诉辩交易、根据有罪判决!建议刑罚。
美国检察官分为联邦检察官和地方检察官两类。
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检察官———独立检察官。
检察官属于行政部门。
所有的检察官必须拥有律师执照。
不同类型的检察官负责起诉不同类型的犯罪。
第一、联邦检察官。
联邦检察官负责对违反联邦法律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起诉。
联邦检察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通过，共有94名，分属全国94个联邦司法管辖区，其首长是联邦最高检察官，由联邦司法部部长兼任，受美国总统直接领导。
联邦检察官主要是行政官员，案件审理工作主要由助理联邦检察官负责。
联邦检察官和近2000 名助理联邦检察官负责调查违反联邦法律的犯罪，比如白领犯罪、走私毒品和公职腐败案件。
联邦检察官(包括联邦最高检察官) 非终身制，新总统上台以后，一般要撤换大部分联邦检察官。
第二、地方检察官。
地方检察官包括州、县、市的检察官，与联邦检察官没有隶属关系。
地方检察官起诉全美国的绝大部分刑事案件，而且，不对任何人负责。
州检察官负责执行本州刑法，在各自的司法管辖区内(一般以县为单位) 行使起诉权。
州的最高检察官是州政府的最高执法官，有权审查州检察官违反职业道德和违法的投诉案件，有些州的最高检察官还审查一些投诉县、市检察官的案件。
在农村地区，最高执法官是县检察官。
在城市，最高执法官是市检察官，但有些小城市没有自己的检察官，检察职能由州检察官行使。
县、市检察官只负责执行县、市的法律。
大的县市检察官办公室一般内设不同部门，分别调查重罪、轻罪案件、审理和起诉案件。
第三、独立检察官。
独立检察官负责调查高级政府官员犯罪案件，从白宫助理吸毒，到总统说谎，都是独立检察官调查的范围。
设立独立检察官的目的在于通过调查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保证公众对于刑事侦查公正性的信心。
独立检察官由联邦最高检察官任命，但1973年发生“水门事件”后，由于第一次涉及到总统，所以国会任命了一位独立检察官。
美国检察官制度周瑞 25008222 一、美国检察官概述美国检察官作为政府律师在刑事案件中负责侦查、决定是否起诉、传唤证人、进行诉辩交易、根据有罪判决!建议刑罚。
美国检察官分为联邦检察官和地方检察官两类。
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检察官———独立检察官。
检察官属于行政部门。
所有的检察官必须拥有律师执照。
不同类型的检察官负责起诉不同类型的犯罪。
第一、联邦检察官。
联邦检察官负责对违反联邦法律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起诉。
联邦检察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通过，共有94名，分属全国94个联邦司法管辖区，其首长是联邦最高检察官，由联邦司法部部长兼任，受美国总统直接领导。
联邦检察官主要是行政官员，案件审理工作主要由助理联邦检察官负责。
联邦检察官和近2000 名助理联邦检察官负责调查违反联邦法律的犯罪，比如白领犯罪、走私毒品和公职腐败案件。
联邦检察官(包括联邦最高检察官) 非终身制，新总统上台以后，一般要撤换大部分联邦检察官。
第二、地方检察官。
地方检察官包括州、县、市的检察官，与联邦检察官没有隶属关系。
地方检察官起诉全美国的绝大部分刑事案件，而且，不对任何人负责。
州检察官负责执行本州刑法，在各自的司法管辖区内(一般以县为单位) 行使起诉权。
州的最高检察官是州政府的最高执法官，有权审查州检察官违反职业道德和违法的投诉案件，有些州的最高检察官还审查一些投诉县、市检察官的案件。
在农村地区，最高执法官是县检察官。
在城市，最高执法官是市检察官，但有些小城市没有自己的检察官，检察职能由州检察官行使。
县、市检察官只负责执行县、市的法律。
大的县市检察官办公室一般内设不同部门，分别调查重罪、轻罪案件、审理和起诉案件。
第三、独立检察官。
独立检察官负责调查高级政府官员犯罪案件，从白宫助理吸毒，到总统说谎，都是独立检察官调查的范围。
设立独立检察官的目的在于通过调查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保证公众对于刑事侦查公正性的信心。
独立检察官由联邦最高检察官任命，但1973年发生“水门事件”后，由于第一次涉及到总统，所以国会任命了一位独立检察官。
探讨美国的辩诉交易中的辩方处境摘要：辩诉交易，又称辩诉谈判或辩诉协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院开庭审理之前，提起控诉的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方作有罪答辩，提起比原来指控更轻的罪名或者减少指控罪名，或者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为条件，与被告方在法庭外进行协商谈判而形成的一种司法制度。
但是这个制度到底是帮助了辩方还是伤害了他们呢，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控方；辩方；辩诉交易中图分类号：d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8-0-01一、辩诉交易背景简介辩诉交易，又称辩诉谈判或辩诉协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院开庭审理之前，提起控诉的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方作有罪答辩，提起比原来指控更轻的罪名或者减少指控罪名，或者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为条件，与被告方在法庭外进行协商谈判而形成的一种司法制度。
在交易的整个过程中，控辩双方进行多方位的讨价还价，被告人所作的有罪答辩是建立在检察官三项有利于自己的允诺基础上的，该三项内容具体体现如下:第一，指控交易，是指检察官撤消非直接相关的指控，允诺提起比原指控罪名要轻的罪名来对被告人进行指控，以获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第二，罪数交易，是指在被告人犯有数罪的案件中，检察官只对其中罪或部分罪名进行指控，以获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第二，刑罚交易，是指检察官以同意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以达到对被告人降低处刑幅度为条件来取得被告人的有罪答辩。
一经达成协议，案件就不需要再进入实质性的法庭审理阶段，法官只须确认协议双方是否完全出于自愿、协议的内容是否真实，并在判决中体现协议的内容。
在这一审判程序中，由于检察官和被告的“实质性交易”行为主导了案件的处理结果，法官的判决主要依据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因此将其称之谓“辩诉交易”程序。
二、双方的争论与笔者的观点辩诉交易制度的支持者认为对于辩方是有利的，因为辩方可以选择不进行辩诉交易，如果他们选择了，那么这个选择的结果比进行庭审肯定对于他们来说要好一些，否则他不会选，选择多总比选择少要好一些。
我国引入辩诉交易的可行性研究作者：马清友来源：《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21期摘要辩诉交易作为一项产生并盛行于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以高效率著称，并迅速的向其他国家蔓延。
近年来，我国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也开始展开对该制度进行研究探讨，并对是否引进产生了不同的声音。
本文认为，对于是否应当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应该首先弄清其来龙去脉、外部环境及在本土国家的实际运行情况，再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具体司法环境，才能就该制度是否值得被我国借鉴并引入做出理性的判断。
关键词辩诉交易可行性分析制度环境作者简介：马清友，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7-167-03司法改革是一项系统而长期的工程，对待国外的制度，不能盲目的肯定或否定，所谓“制度移植、理论先行”。
本文在对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生存条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该制度的生存环境，再结合我国目前的文化观念、主体构成、制度环境等现状，论证移植该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试图理性的还原出比较法视野下的“辩诉交易”制度客观原貌。
但由于笔者学识尚浅，文章中难免有诸多不足之处，恳请专家们批评指正。
一、辩诉交易制度概述（一）辩诉交易概念和内容“辩诉交易”，英文可以表达为PleaBargaining，或者Plea Copping。
伦斯特洛姆所著《美国法律辞典》则将其解释为“在刑事案件中．被指控者通过他或她的律师与公诉人进行协商达成双方均可接受的协议的程序。
豍“辩诉交易”制度将参与主体的行为形容成一场“交易”买卖，至于交易双方到底在“交易”什么，我们可以从控辩两个方面的交易筹码予以分析：控方可以用来与辩方进行交易的筹码不外乎两个，一是指控的罪，二是要求判处的刑。
豎（二）产生动因公正和效率是刑事诉讼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两者既有一致性，但也存在着冲突和矛盾。
现代社会中，刑事案件日益增多，而司法资源又相对短缺，刑事诉讼的效率问题日益突出，辩诉交易制度便成形于这一背景下。
工作心得：美国检察官是辩诉交易中的主导者
“辩诉交易”，指处于控告方的检察官与处于被告方的辩护律师进行会商和谈判，以撤销指控、降格控诉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等为条件，换取被告人作“认罪”答辩或满足控诉方其他要求。
如果交易成功，达成协议，经法官审查被告人系出于自愿，协议内容合法，便加以采纳，直接对被告人定罪判刑，不再进行开庭审理。
辩诉交易在美国的兴起，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但直到1970年的“布拉迪诉美国”案，这一制度才由美国最高法院以判例的形式正式确立，遂在美国刑事司法中得到广泛采用。
时至今日，在美国联邦及各州的犯罪案件中，均有超过90%以上的案件通过辩诉交易解决，使辩诉交易成为美国对刑事案件进行“审判前解决”的重要内容。
其中，检察官所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是辩诉交易程序推进的主导者。
检察官主导辩诉交易的制度基础
美国实行典型的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检察官作为政府或社会公益的代表追诉犯罪，在诉讼中的地位是处于控诉方的当事人。
检察官所作出的起诉、不起诉决定尽管具有终结诉讼的效力，但其性质不是作为司法机关对案件实体问题作出的司法性裁判，而只是一种当事人的处分。
与大陆法系实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国家相比，美国在追诉犯罪的问题上一贯不实行严格的起诉法定主义，甚至谈不上是“以起诉法定主义为主、兼采起诉便宜主义”。
在美国，检察官在决定是否对被告人提起刑事指控时，享有相当程
度的自由裁量权。
检察机关可以根据一定时期内刑事政策的要求或者与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决定对犯罪人不予起诉或降格起诉。
其他实行起诉便宜主义的国家大都以微罪不处分为限度，而美国的检察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却可以不受这种条框的限制，从而反映出美国关于追诉犯罪的刑事政策中所具有的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色彩。
易言之，辩诉交易在美国赖以生存的基础在于：其一，只要被告人本人认罪服法，法官就可以不经审理而径行判决。
这在其他强调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必须经过法庭调查事实、核实证据的国家中是难以实现的；其二，检察机关在决定是否对罪犯提出控诉上享有很大的自主权。
倘若检察官不具有撤销控诉或降格控诉的权力，符合起诉条件的就必须起诉并且要将诉讼进行到底的话，检察官就没有条件去和被告人作“交易”，也没有筹码去换取被告人心甘情愿地作“有罪答辩”。
检察官在美国刑事司法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美国检察官拥有自由裁量权，即所谓“在可能采取或不采取行动的过程中作出选择”的自由。
用美国学者雅各比的话来说，这“是过去三百五十年来形成美国司法制度的那些法律上、社会上和政治上发展的、自然的和逻辑的结果”。
与其他国家的检察官不同，美国的检察官实际上是法国的公诉人、荷兰的司法行政官、英国的检察长等各种职位的混合物，是美国历史发展中众多因素和影响的综合反映。
有学者曾指出，现代美国检察官与欧洲类似制度之间有三个重大区别：第一，法国的公诉人、英国的检察长和荷兰的司法行政官都参与刑事追诉，但都不像美国的检察官那样是特定的司法管辖区中真正的、主要的执法官员；第二，上述这三种官员基本上都是全国性的中央政府工作人员，其权力是由其他官
员授予的，而美国的检察官则是地方政府官员，很少或者没有来自其他各级政府的监督；第三，上述这三种官员都是被任命的，要根据任命者的意志行事，而美国的检察官通常是选举产生的，对自己的选民负责。
概括地说，美国检察官的权力来自两个基本要素：第一，作为地方官员可以自由地把法律适用于所在辖区。
第二，作为选举产生的官员，宪法或州的法令赋予他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只要他认为能最好地为选民服务，他的决定实际上就是不能被推翻的。
这样，美国检察官可以像法国的公诉人一样，选择提起他认为有必要的公诉；可以像英国的检察长一样，决定终止诉讼，通知法院不愿继续诉讼。
美国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也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承认和加强。
自1883年“人民诉瓦巴什、圣路易和太平洋铁路”案以来，一系列著名判例几乎一致肯定检察官在刑事司法方面所享有的这种独占的和不受监督的权力，并进一步扩大到以下几方面：检察官有权决定他将调查哪些罪行和在什么情况下进行调查；检察官有权对被告人提出一项比证据所能证明的罪行更轻的指控。
当然，在可能影响检察官指控和辩诉交易裁量权的因素方面，美国各司法区之间不尽相同。
尤其是联邦检察官与州检察官相比，尽管存在共同的特征，但在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与限制上有着明显差异。
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行为动机
在美国，辩诉交易兴起的原因和检察官热衷进行辩诉交易的动机是人们关切的话题。
美国学者费希尔指出，辩诉交易之所以“取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制度符合当权者的利益，“辩诉交易与司法或社会系统完美契合，部分原因在于它符合正式立法所设定的目标：它增加了检察官的定罪率，减少了被撤销的法
官裁判，同时也省去了仔细检查‘陪审团合意室的黑箱’之程序”。
作为辩诉交易的主导者，检察官的利益自然是这一制度兴起的重要因素之一。
费希尔在其著述中，以19世纪的马萨诸塞州米德尔赛克斯郡为样本，分析了检察官在辩诉交易兴起之初，推进这一制度的三大行为动机。
其一，上升的案件数量压力。
伴随着人口增长而带来的犯罪数量陡增，导致案件数量大爆炸。
而当时的马萨诸塞州检察官，与大多数19世纪美国的联邦检察官一样，是兼职的，同时从事多份工作。
许多地区检察官为了继续从事赚钱的工作，而选择仓促完成刑事案件，毕竟迅速办理案件意味着可以腾出更多时间获取额外收入。
尽管有学者质疑案件数量压力并未直接促使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但至少这是助推因素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辩诉交易的功能分析者所推崇。
其二，降低胜诉难度，提高有罪裁决率。
每位检察官都渴望自己显得与其他同行一样成功，尤其是当地区检察官变为由选举产生之后，这一愿望变得更加强烈。
而检察官向立法机关提交的年度报告中，很少区分经审判取得的胜诉与通过辩诉交易获得的定罪。
亦即，任何形式的有罪答辩都会被计为有罪裁决，当检察官在选举者面前接受连任选举时，其工作成效就取决于有罪裁决与无罪释放的比例，即使这些“有罪裁决”实际上来自各种形式的妥协。
其三，制约法官量刑裁量权的权力。
上述两种动机，并不能解释为何辩诉交易最早在禁酒案件与谋杀案件中出现，并共同占据了19世纪前三分之二时间中马萨诸塞州法院所发生的绝大部分明示辩诉交易。
事实上，在每一种犯罪中，立法机关规定的法定最低刑赋予检察官进行指控交易的权力。
检察官可以行使在禁酒案件中减少指控数量（节省被告人金钱）或在谋杀案件中降低指控严重程度（保
住被告人性命）的权力，从而作为向被告人承诺让步的筹码，以换取有罪答辩。
因此，只有当刑罚制度允许检察官以操纵指控的方式影响量刑时，检察官才有足够的让步空间而产生辩诉交易。
检察官的有罪答辩诱导及其限度
辩诉交易的常见形式，是控方以减少指控、降格指控或减刑建议等作为条件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
一旦被告人对指控答辩有罪，便意味着放弃了反对自我归罪的权利，放弃了由陪审团进行审判并与控方质证等关于公正审判的宪法性保障，从而可以省略正式的法庭审理，可以由法官径行定罪科刑。
因此，辩诉交易的核心是被告人认罪。
被告人认罪既是控辩双方谈判、协议的目标和结果，也是审判程序简化的前提和基础。
从表面上看，被告人因与控诉方进行交易作出有罪答辩，从而丧失了宪法所提供的一系列权利保障，这引起了人们对被告人权益保障不力的普遍担心。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因应这种情绪，通过一系列判例逐步确立了关于辩诉交易对被告人有罪答辩进行审查判断的缜密机制，即通过对答辩自愿性的审查、对答辩能力的判断、对是否理解指控的判断、对被告人是否理解有罪答辩可能产生后果的判断、对被告人是否理解自己放弃之权利的判断、对答辩之事实性基础的判断，来保障被告人有罪答辩的自愿性（voluntary）、明智性（intelligent）和明知性（knowingly）。
为了换取被告人认罪，检察官在辩诉交易中往往采用一些技巧或进行一些诱导。
但并非所有形式的有罪答辩诱导都是被允许的。
在“布拉迪诉美国”案中，联邦最高法院也只是认同检察官允诺被告人如就指控的罪名中的一个较轻罪名进行有罪答辩、可放弃其他指控的做法。
但同时指出，如果被告人的有罪答辩是检
察官通过威胁、误导或本质上与检察官职业无正当关系的承诺等方式诱导而作出的话，该有罪答辩就不能成立。
此外，作为一项宪法性事项或至少作为一项政策性事项，检察官在辩诉交易中是否负有证据开示义务？一项有效的有罪答辩必须是在被告人了解“任何义务所具有的真实价值”之情况下作出的，因此检察官在辩诉交易中应当进行有关证据的展示，以使有罪答辩的作出具有“明智性”。
对被告人来说，对庭审所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行有效预测，需要建立在有罪答辩前的信息展示之上，就此而言，检察官不应将隐藏或掩饰信息作为交易技巧。
检察官应当允许被告人在交易中扮演一个更具主体性的角色，实现受迫和误解最小化，推动辩诉交易的公开化，从而提升辩诉交易的公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