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心得：电信诈骗案中取款人可认定为共犯

电信网络诈骗的共犯形式及刑事责任研究摘要：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作为互联网时代诈骗罪的一种新形式，相对于传统诈骗而言，电信网络诈骗打破地域限制，涉及案件数量大，涉及人员多，危害后果重，给人民财产带来重大损失，但同时严重威胁着社会稳定。

如何准确把握该类犯罪的构成要件，正确适用法律规定打击和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已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课题之一。

但目前理论界对此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文章从共同犯罪的认定角度入手，选取司法实务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作为出发点，提炼争议问题，重点分析了不同犯罪组织共同犯的成立条件，犯罪集团主从犯的认定，上下游协助行为定性，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设想，希望能有助于司法实务部门办理该类犯罪案件。

关键词:电信诈骗；网络安全；责任认定引言：我国刑法未规定“电信网络诈骗罪”.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人以诈骗罪入刑。

随着电信网络应用技术的日益成熟，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一种新型的犯罪行为形式。

这种犯罪行为具有隐蔽性强、危害大、社会危害性高等特点，给社会治安带来了严重影响，也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因此有必要对此加以深入研究。

因为这类犯罪大多属于团伙作案，所以对其中指挥者和主要谋划者确定为诈骗罪主犯是没有疑义的，但团伙内其他参与方及上下游犯罪帮助者应如何确定自己行为的性质则涉及刑法共同犯罪理论。

本文依托司法实践中典型案件，选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几类特殊参与人作为研究焦点，分析研究各个参与人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共同犯罪识别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设立的犯罪，并厘清他们在共同犯罪中所处的位置，这对共同犯罪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融合及具体应用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电信网络诈骗的共同犯罪的特征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因其结合了现代通讯网络技术，不仅覆盖了传统共同犯罪都有的特点，同时也有其共同犯罪的特殊。

1.1电信网络诈骗是由多个团伙或集团犯罪构成。

共犯组织实施的共同犯罪与一般共同犯罪不同，它是由多个犯罪团伙或犯罪集团联合起来共同实施的。

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的司法认定作者：魏静华陆旭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2018年第03期[基本案情]甲成立某投资咨询公司，雇佣乙专门招聘工作人员120余人，进行诈骗方法技巧培训。

甲将工作人员分为指挥组、信息组、技术组、话务组、账户组等多个小组，每个小组各司其职。

后甲以该公司名义在国内某知名网站投放虚假理财广告，待被骗人拨打咨询电话时，话务组按照事先设计的剧本进行诈骗，使得被骗人将钱款转入指定账户，然后账户组立即将钱款转移至多个银行账户中，甲再指定专人负责从ATM机中取款，但案发时仍有部分钱款尚未取出。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猖獗，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利益带造成了巨大损失。

如何有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为司法机关的重要任务。

然而，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组织性、集团性、网络化和非接触性等特点，对其定罪处罚特别是共同犯罪的司法认定面临诸多困境。

前述案例就是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司法认定中有很多疑难问题需要探讨，如行为没有交叉的犯罪参与人是否对全案承担刑事责任，一些帮助人是否对诈骗犯罪行为“明知”？又如帮助取款人是否构成共同犯罪，抑或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诈骗犯罪是否既遂？网络平台经营者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成立共同犯罪，主观方面一般要求二人以上互相通谋，但大量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存在多层次分工，组织结构严密复杂，上下级之间单线联系，犯罪人之间分处不同地点，难以证明各个行为人之间具有上述共同犯罪的“通谋”。

特别是在司法实践中，往往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的主谋和核心行为的实施者通常都在境外，这些人很难被抓获归案，而被抓获归案的，常常是在内地为境外的主谋跑腿的职业取款人以及其他提供网络技术服务的“技术人员”，[1]在此种情况下更难以证明行为人之间存在共谋。

为此，近年来“两高”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将电信诈骗共同犯罪的主观方面界定为“明知”而不是“共谋”。

可以看出，司法解释对于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下的犯意联络进行了扩大适用，将“明知”上升为犯意联络。

通讯网络诈骗中的共同犯罪问题分析作者：张晴来源：《法制与社会》2018年第28期摘要随着入网人数越来越多，犯罪分子将犯罪领域延伸到了通讯网络之中，利用通讯网络实施的诈骗行为数量逐年递增，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同时也挑战了司法的底线。

本文重点针对通讯网络诈骗之中的“共同犯罪”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着重分析了共同犯罪在主观认定、既遂与否、责任承担三方面的司法实践和理论，对该新型诈骗犯罪进行详细深入地讨论。

关键词通讯网络诈骗共同犯罪主观既遂责任认定作者简介：张晴，浙江省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分局。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ki.1009-0592.2018.10.121近几年随着电信通讯行业的发展，利用通讯网络实施诈骗的不法分子数量逐日增长。

与现实生活中的诈骗犯罪相比，利用通讯网络所实施的诈骗犯罪隐蔽性较强、利益小但数量多，诈骗呈现出组织性、集团性的特征，对司法人员的侦查、审判都带来了许多阻碍。

从多年来的司法实践角度来分析，司法侦查和审判中面临的主要难题是诈骗中的共同犯罪问题，对于如何认定犯罪者的主观心理，如何认定犯罪的时间节点以及共同犯罪中存在的帮助犯、责任承担都存在着许多争议与疑问，因而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重点的分析。

一、共同犯罪的主观认定要想成立诈骗罪的共同犯罪，多个违法行为者必须要达成相互通谋，主观上既要有共同犯罪的意志，客观上还需要实施共同犯罪的行为，两者缺一不可。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很容易判断出两者在行为上是否有共同犯罪，但是在主观意志上，因为电信犯罪通常组织网络庞大，单线联系的情况比较多，难以判断上下级之间是否有通谋。

比如在侦查中，侦查人员逮捕的多为提供网络技术支撑的工作人员，而集团的核心人物即决策者甚至在国外，此时无法证明两者之间是否有共谋行为，如果一味恪守主观“共谋”的原则，无法有效地处理电信诈骗案件。

因而在近几年陆续出台的司法解释中，重新引入了一个理念即“明知”，这无疑是放宽了成立共同犯罪的条件。

《人民司法》判例：核心成员未到案的电信诈骗主、从犯之认定核心成员未到案的电信诈骗主、从犯之认定陆光怡点击上方蓝色字体“悄悄法律人”关注本号（专业刑事法公号，坚守理论与实践、刑法与刑诉法相结合的第三条道路），关注后点击右上角头像，再点查看历史消息可阅读以往推送文章。

（南京花神湖）【裁判要旨】电信诈骗团伙组织严密，犯罪手段具有较强的高科技性和反侦查性。

对于团伙核心成员尚未到案的电信诈骗案件，如何认定先到案的其他成员与诈骗事实的关联性、这些成员是否可以认定为从犯、如何量刑，需要妥善运用相应的证据规则，对全案事实和证据进行综合分析评判，最终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案号一审：（2014）浦刑初字第5287号二审：（2015）沪一中刑终字第949号【案情】公诉机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张海明、崔金发、李超、韦三妹、王飞明、辛秀梅、陆海燕、姜爱华、龚辉文。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3年10月至12月，被告人张海明、崔金发、李超、韦三妹、王飞明、辛秀梅、陆海燕、姜爱华、龚辉文等人在柬埔寨王国金边市319大道5号别墅内，由被告人韦三妹、王飞明、辛秀梅、陆海燕、姜爱华、龚辉文等人冒充中国电信工作人员，被告人张海明、崔金发、李超等人冒充公安民警或检察官等身份，通过拨打网络电话和电信技术手段，虚构被害人信息遭到泄露且涉嫌贩毒、洗钱案等虚假内容，要求被害人将资金汇入该团伙指定的所谓安全账户内，骗取钱财。

2013年11月1日，被告人张海明、崔金发等人通过上述方式，骗得被害人刘江燕人民币1.35万元。

2013年11月3日，被告人张海明、崔金发、辛秀梅等人通过上述方式，骗得被害人王桂兰57.3万元。

2013年11月5日，被告人辛秀梅等人通过上述方式，骗得被害人陆联华71万元。

2013年11月9日，被告人崔金发等人通过上述方式，骗得被害人潘玲芳6.5万元。

2013年11月10日，被告人李超、陆海燕等人通过上述方式，骗得被害人王忠和5万元。

2021年2月第31卷第1期i：洛之学报Journal of Shanghai Police CollegeFeb.,2021Vol.31 No.l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疑难问题研究朱旭光(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上海200001 )摘要：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相关司法解释作出了专门规定，但不少问题仍存有争议。

对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相关疑难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社会各界对相关法律问题达成共识，从而更加有 力地打击此类犯罪。

关键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7039(2021)01-0014-(08) D0l:10.13643/ki.issn2096-7039_2021.01.002近年来，网络犯罪案件中30%以上涉及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占比最高，是公认的社会毒瘤，是侵犯公民财产安全的社会公害。

®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的直接目的是获取经济利益，但是在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之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引发 次生危害后果的案件日益增多，社会影响恶劣。

为增加对该类罪犯的打击力度，本文试图就相 关疑难问题进行研究，为实践提供参考。

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特点(一）线上诈骗手法繁多，事实查明困难传统诈骗中，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意思 沟通因为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往往只能通过面对 面的接触进行。

但是在网络诈骗中，行为人与被 害人之间大多是远程的意思沟通，通过即时聊天 工具、网页链接等多种网络媒介进行，发展出了 “一人对多人”“多人对一人”“多人对多人”等沟通模式。

线上接触是网络诈骗活动的主要途 径，线上接触使得行为人可以借助钓鱼网站、木马程序等技术性犯罪手段来实施犯罪，不仅使欺骗行为更具有迷惑性，也使对犯罪状态的判断、行为性质的认定等增加了难度。

(二）团伙作案较多，共犯结构复杂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还滋生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破坏计算机秩序犯罪、扰乱无线电通讯秩序犯罪等相关上下游犯罪，形成灰色产业 链。

电信诈骗取款人的刑事责任张明楷【摘要】就电信诈骗而言,在通常情况下,只要被害人将资金汇入行为人所指定的账户,就应当认定为诈骗既遂(如果被害人在24小时之内可以取消转账或前往银行止付的,则经过24小时之后为诈骗既遂).在事前没有通谋的情况下,取款人在电信诈骗正犯者既遂后实质性终了之前帮助取款的行为,不能成立诈骗罪的共犯,只能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反复帮助特定同一电信诈骗正犯者套现、取款的行为人,即使表面上没有语言、文字的事前通谋,也能够成立诈骗罪的共犯.换言之,虽然第一次取款行为仅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但在事实上形成心理默契的情况下,后面的取款行为应当成立诈骗罪的共犯.取款人连续为同一特定电信诈骗正犯者取款,前面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后面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共犯的,应当作为包括一罪处理,认定为诈骗罪(但不能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数额计入诈骗数额),不实行数罪并罚.【期刊名称】《政治与法律》【年(卷),期】2019(000)003【总页数】13页(P35-47)【关键词】电信诈骗;取款人;共犯;罪数【作者】张明楷【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F625从参与的时间上看，电信诈骗案件中的取款人既可能是事前就将自己的银行卡提供给电信诈骗的正犯者，然后再帮助取款，也可能是中途使用电信诈骗正犯者提供的银行卡帮助取款。

从参与的作用来看，帮助取款的行为既可能促进了电信诈骗的结果，换言之，帮助取款行为与电信诈骗的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也可能与电信诈骗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还可能是部分行为与电信诈骗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部分行为与电信诈骗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从参与的心态上看，取款人既可能明知是电信诈骗所得而帮助取款，也可能不明知是电信诈骗所得，但知道是非法所得而帮助取款。

上述各种情形交织在一起，就使得相关案件的处理非常复杂。

没有疑问的是，如果取款人明知他人将要实施电信诈骗行为，却将自己的银行卡提供给他人，事后又帮助取款的，就成立电信诈骗的共犯（帮助犯）甚至是共同正犯。

“两卡”犯罪中银行卡提供者的行为定性作者：金燕刘勋李楠楠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2022年第04期摘要：由于网络犯罪行为具有隐蔽性、意识联络趋弱性等特点，对于“两卡”犯罪中银行卡提供者的行为定性，难以适用传统共同犯罪理论予以规制，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将相似的帮助行为区别定性亦存在一定困难。

对此，应全面考量银行卡提供者客观行为所侵犯的不同法益，并着重审查能够证实行为人主观明知方面的证据，依托客观证据合理运用经验法则予以刑事推定，从而准确认定行为人主观明知的内容和程度，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确保打击“两卡”犯罪不枉不纵。

关键词：银行卡提供者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一、“两卡”犯罪中银行卡提供者行为定性分歧[案例一]2021年1月，张某、申某等人为牟取非法利益，明知所办理的银行卡提供给他人系用于网络犯罪，仍由申某办理工商银行卡等“四件套”经由张某邮寄给“上家”使用，后该银行卡接收被害人汤某某被电信诈骗钱款28万余元。

[1][案例二]2020年8月，王某等人经共谋，在明知相关转账钱款系来路不正的情况下，仍纠集范某等多人通过网络提供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等收款二维码为“上家”收取、转移相關通过电信网络“裸聊”敲诈勒索钱款共计27万余元，并按照转账数额获取约3.5%提成。

[2][案例三]2021年2月至3月，钟某利用网络联系刘某等人，在明知刘某等人实施“杀鱼”电信诈骗犯罪的情况下，仍纠集多人提供银行卡收款二维码帮助刘某等人接收、转移诈骗钱款，并按照转账数额获取约20%提成，截至案发共收取电信诈骗钱款24万余元。

[3]上述三个案例是在“断卡”行动中查办的行为人提供银行卡等账户帮助“上家”接收、转移电信诈骗钱款的相似案件，但对行为人的定性却存在分歧意见，主要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下简称“掩隐罪”）、上游犯罪的共犯等。

网络电信诈骗犯罪中“取款手”性质认定问题的分析作者：严素琴来源：《职工法律天地·下半月》2017年第11期近年来，网络电信诈骗犯罪层出不穷，行为人通过网络、电话、手机短信甚至利用建立“伪基站”等方式，虚构“领取教育助学金”、“彩票中奖”、“信用卡欠费”、“相亲交友”、“校园贷”，甚至冒充熟人急需借款、冒充公检法人员谎称涉嫌犯罪等手段实施诈骗犯罪，严重的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造成被害人重大财产损失，甚至引发被害人自杀死亡等严重后果。

一、网络电信诈骗犯罪新模式的产生传统的网络电信诈骗犯罪模式中，实施诈骗的行为人往往在实施诈骗犯罪行为既遂后，自己充当取款手将被害人被骗取的钱款取现、转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网络电信诈骗犯罪行为人反侦查意识加强，为有效隐藏身份、逃避侦查，网络电信诈骗犯罪模式也逐渐形成链条式的表现方式。

具体的表现为网络电信诈骗犯罪的实行行为和实行行为既遂后对诈骗赃款的处置行为通过不同人员分工来分别完成，后一行为即为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即网络电信诈骗犯罪中“取款手”行为性质如何认定问题。

二、审判实例的不同认定和焦点问题所在通过对以往审判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对于网络电信诈骗犯罪取款手的判决罪名的认定主要为诈骗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这种罪名认定上的差异，不仅体现于不同案件中的帮助取款人的定性，而且还体现于同一类案件中帮助取款人既实施了电信诈骗行为又实施了取款行为的情形。

对于同一类案件中行为人既与团伙成员共同实施了电信诈骗行为又实施取款行为的，有的判决文书认定为诈骗罪，而有的判决文书则分别认定为诈骗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并予以数罪并罚。

将“取款手”直接认定为诈骗共犯的主要理由在于将帮助取款行为人根据司法解释关于诈骗罪共犯的特别规定而加以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第七条规定“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为其提供信用卡、手机卡、通讯工具、通讯传输通道、网络技术支持、费用结算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刑事审判参考》：共同犯罪中如何认定“共谋”【刑事法库】创办宗旨传播刑事领域理论前沿，分享办案实务经验技巧总结类案裁判规则要旨，权威解读最新法律法规详细解析热点疑难问题，定期发布两高指导案例【版权声明】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参考之用，禁止用于商业用途，若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到您的权益，烦请告知，我们将立即删除。

来源：刑事审判参考第254号执笔：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天敏王飞审编：高憬宏一、基本案情被告人冉国成，男，1974 年出生，大专文化，原系重庆市黔江区金洞乡人民政府林业站副站长。

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于 2002 年 10 月 16 日被逮捕。

被告人冉儒超，男，1970 年出生，农民。

因涉嫌犯包庇罪，于2002 年10 月 16 日被逮捕。

被告人冉鸿雁，男，1980 年出生，农民。

因涉嫌犯包庇罪，于2002年 10 月 17 日被逮捕。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以被告人冉国成犯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冉儒超、冉鸿雁犯包庇罪，向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01 年 4 月 10 日，被告人冉国成与本乡杨家村村民何玉均因赌博纠纷发生斗殴，冉被何打伤，遂对何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案发前，冉国成曾先后3 次对其胞兄冉儒超流露“要搞(指报复)何玉均”，但冉儒超对此一直未置可否。

2002 年 9 月 11 日 23 时许，冉国成与冉儒超、冉鸿雁在其家中喝酒时，金洞乡政府林业站打来电话，称有人在非法贩运木材，要求冉国成立即前去查处。

接电话后，冉国成突发当晚杀死何玉均的念头。

于是，便从家中携带一把砍刀，并邀约冉儒超、冉鸿雁陪同执行查处任务。

冉儒超看见冉国成携带的砍刀后，问为何带刀，冉国成含糊搪塞。

执行完任务后，三人到乡政府外小吃摊吃夜宵的过程中，冉国成借故离开，潜入在附近居住的被害人何玉均的卧室，持随身携带的砍刀向熟睡中的何玉均猛砍 20 余刀，致其当即死亡。

与此同时，金洞乡政府干部罗军出来看见冉国成的摩托车后，向冉儒超和冉鸿雁打听冉国成的去向，冉儒超便安排冉鸿雁和罗军在附近寻找冉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