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单位犯罪立法的缺陷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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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ncept Misunderstanding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in Crimes Commited by Unit and Its
Amendment
作者: 左坚卫[1];李会彬[2]
作者机构: [1]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5;[2]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100875
出版物刊名: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页码: 29-35页
年卷期: 2013年 第5期
主题词: 单位犯罪;自然人犯罪;理念误区;修正
摘要:当前我国刑法理论对于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构建仍然受限于自然人刑事责任的理论。
实际上,以适用于自然人犯罪的处罚原则来处罚单位犯罪,并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同时,以适用于自然人犯罪的处罚标准来衡量单位犯罪所处刑罚的合理性,其结论必然是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与理论应然状态的完全脱节。
要走出这一误区,就应修正我国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理念,基于单位犯罪自身的特殊性来构建我国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体系。
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研究内容提要: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在主体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其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也大不相同,即由犯罪的单位(即单位主体)和其直接责任人员(即自然人主体)共同承担。
本文拟从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概念、特点及实现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并试图对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立法完善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关键词: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研究一、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概念及特点在刑法中,犯罪和刑事责任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对范畴,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法律后果。
同样,单位犯罪与刑事责任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离开对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研究,研究单位犯罪也没有意义。
所谓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应承受的、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根据刑事法律对该行为所作的否定评价和对行为人进行的谴责的责任。
而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则是指单位犯罪主体因其犯罪行为所应承受的、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根据刑事法律对该行为所作的否定评价和对行为人(包括单位主体和自然人主体)进行谴责的责任。
它具有以下含义:(1)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适用主体是司法机关。
(2)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适用对象是单位犯罪的主体,既包括实施单位犯罪行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也包括`这些单位内部的直接责任人员。
(3)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适用依据是刑事法律,包括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两个方面。
(4)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内容包括对单位犯罪行为的非难和对单位犯罪主体的谴责。
与自然人犯罪相比,单位犯罪刑事责任具有以下特点:(1)整体性。
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整体性,是指承担刑事责任的是实施了犯罪行为的单位这一整体,而不是单位内部的全体成员。
(2)双重性。
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双重性,是指对于单位犯罪,除了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之外,还要追究那些在单位犯罪中起重要作用和负有重大责任的单位成员(即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3)局限性。
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局限性是指单位只能对部分犯罪承担刑事责任,而且只能适用有限的刑事责任实现方式。
刑事法体系的衔接缺陷及其完善(一)内容提要根据立法论,1994年《监狱法》、1996年《刑事诉讼法》、1997年《刑法》构成了我国的现行刑事法体系,然而,刑事法体系微观衔接欠佳不容忽视,《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相互之间在衔接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或不足,有待完善。
关键词刑事法体系成员法立法法基本法犯罪和刑罚衔接我国现行刑事法体系,由1994年《监狱法》,1996年《刑事诉讼法》,1997年《刑法》所构成,标志着我国刑事法体系日臻完善①;然而,微观上不可否认的是,刑事法体系的构筑者———《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之间在衔接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或不足,有待完善。
一、刑事法体系微观衔接欠佳(一)《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衔接缺陷《刑法》、《刑事诉讼法》是实体与程序的关系,《刑法》规定的犯罪和刑罚的内容,必须要经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程序加以确认,否则《刑法》规定的内容毫无价值。
所以,《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存在着衔接关系,然而从立法论的角度来看,衔接缺陷较为明显②。
1关于级别管辖。
《刑法》将“反革命罪”代之以名副其实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而《刑事诉讼法》第二十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其中包括反革命案件”。
依现行《宪法》、《刑法》,我国已不存在反革命犯罪,当然也就没有反革命案件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明显滞后。
2关于职能管辖。
《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这是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刑事案件的法律依据,但与《刑法》对这些犯罪的规定难以吻合。
第一,《刑法》分则第八章专章规定了“贪污贿赂罪”,其他章节中也有贪污贿赂罪的规定,如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第一百六十四条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二款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和国有金融机构委派到非国有金融机构的从事公务的人员索贿、受贿的犯罪,还有其他章节中明确规定按照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的规定定罪处罚的犯罪。
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立法缺陷及完善摘要:计算机网络的迅速发展大大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然而日益严重的针对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破坏的行为对社会公共管理秩序造成了极大危害。
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做了相关规定,为惩治该类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是,由于该类犯罪具有技术性强、隐蔽性高、调查取证困难等特点,再加上立法技术落后、法制不完善等原因,使该类犯罪没能受到有效惩治。
因此,加强该类犯罪基础理论研究,完善相关立法,以有效的打击该类犯罪,维护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已成为计算机应用中非常紧迫的问题。
关键词: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立法缺陷;立法完善计算机作为当今社会的重要技术产物,已经广为人们所使用,逐渐渗入到社会各个层面,然而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为了适应这一严峻的形势,我国刑法典第二百八十六条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做出了相关规定,破坏计算信息系统罪与其他罪相比有技术性强、隐蔽性高、调查取证困难等特点,但从刑法对本罪的规定来看,过于简单笼统缺乏针对性。
以下笔者从本罪的犯罪构成和刑罚适用的缺陷、立法完善等方面,对此做出详细分析:一、关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犯罪客体的立法缺陷及完善本罪所侵害的客体是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
对象为各种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及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
刑法第二百八十六第一、第二款规定了删除、修改、增加、干扰系统功能、应用程序或数据等破坏的行为方式,这是一种针对系统软件的破坏;此外还有针对计算机的硬件破坏,同样可能造成系统不能正常运行,造成系统中存储、处理或传输的数据丢失或出错,并产生严重后果。
所以要在刑法中增加此罪的犯罪对象为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数据、应用程序、系统功能和计算机硬件。
达到计算机信息系统保护客体的全面性,起到真正保护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作用。
二、关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主体的立法缺陷及完善刑法规定本罪的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单位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规制的缺陷及其完善内容摘要:我国正在以一种进取性的姿态推进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规制的总体态势也呈现出进取性,但仍然存在着以个人犯罪为基础来规制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思维模式、定罪量刑标准不够明确、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不畅等缺陷。
笔者认为完善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规制的对策是:紧扣法定犯罪和故意型单位犯罪的特性,完善刑事立法和司法,并应紧扣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健全刑事规制的配套机制。
关键词: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规制法定犯罪故意型单位犯罪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规制的总体态势(一)国际上的相关规定知识产权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
但是,由于知识产权具有无形性和可复制性等基本特征,使得它所对应的财产形态比较抽象,知识产权在客观上更容易被偷窃、仿冒或无偿占有。
就世界范围而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早已成为联合国规定的17类跨国犯罪中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
这些犯罪包括侵犯版权以及非法使用版权的标志和商标等,它造成的损失很难用金钱衡量。
据美国软件制造商协会估计,在美国,仅被非法使用软件一项,每年就有大约75亿美元的损失。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第61条专门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的刑事处罚:“全体成员均应提供刑事程序及刑事惩罚,至少对于有意以商业规模假冒商标或对版权盗版的情况是如此。
可以使用的救济应包括处以足够起威慑作用的监禁,或处以罚金,或二者并处,处罚程度应与适用于同等严重程度的犯罪所受到的处罚程度一致;……各成员可以规定将刑事程序和刑事处罚应用于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特别是当侵权行为是蓄意地和以商业规模侵权的情况”。
从理论上讲,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无疑与“商业规模”的侵权行为最为相关;从实践中看,大量知识产权犯罪活动实际上都是单位所为,而且与自然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相比较,单位犯罪往往还具有涉案金额更大、破坏性更大、隐蔽性更强、反侦查能力更强等特点。
论单位犯罪代罚制的缺陷及完善作者:张应林来源:《法制与社会》2019年第29期关键词单位犯罪处罚模式代罚制缺陷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采用的是“以双罚制为主,以单罚制为辅”的混合制处罚模式。
具体而言,“单罚制”在我国特指“代罚制”,即“指刑法只规定对单位中实施单位犯罪的自然人处以刑罚,而不处罚犯罪单位的模式”。
双罚制与单罚制(代罚制)并存的混合制说是我国通说。
据笔者统计,《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后,《刑法》规定为单位犯罪的罪名共128个,其中既处罚单位又处罚责任人员的罪名115个,占89.8%;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罪名8个,处罚直接责任人员的罪名5个。
从刑法修正案对单位犯罪的调整情况来看,九个修正案共增加了25个单位犯罪罪名,其中规定对单位和责任人员均予以处罚的罪名21个,占84%;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罪名3个,处罚直接责任人员的罪名1个。
从刑法修正案的发展来看,代罚制出现了逐步调整的迹象,尤其是《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11个单位犯罪罪名,采用的都是双罚制。
我国单位犯罪处罚模式为何没能统一?代罚制有何利弊?取消代罚制统一处罚模式是否可行?本文将试图解答这些问题。
我国《刑法》规定单位可以构成犯罪但只处罚责任人员的法条共10条,涉及13个罪名。
从罪过形态上看,这13个罪名可分为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从犯罪是否牟取经济利益的角度看,又可以分为贪利型单位犯罪和非贪利型单位犯罪。
立法部门对某些单位犯罪实行代罚制,是基于对很多特殊情况作出的特别规定,具体如下:1.对单位进行处罚在特定场合下有违立法本意。
如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该条立法本意是为了保护中小股东和其他人的知情权,如对单位进行处罚将损害无辜者的合法利益,故只规定处罚责任人员。
2.单位过失犯罪是单位成员的过失犯罪,责任人员应罪责自负。
分析单位犯罪的实质,根本渊源还是自然人的意识。
尤其在单位过失犯罪中,单位也是直接受害者,因此只宜处罚渎职责任人员,不宜株连单位。
单位犯罪的处罚问题研究单位犯罪的处罚问题研究论文提要:为遏制日趋严重的单位犯罪现象,修改后的刑法对单位犯罪作了较为原则的规定。
由于单位犯罪的特殊性、复杂性,加之受传统的以自然人犯罪为基础的刑法理论的束缚,我国对单位犯罪的处罚问题尚存在理论争议及实践困惑,立法上还有许多不完备、不明确之处,需要补充、修改、完善。
本文以社会法学的研究视角,试图明确如何对单位犯罪进行认定和处罚,提出规范现有罚金刑,增设资格刑、耻辱刑等新刑种,以完善单位犯罪的刑罚体系,以求对单位犯罪制度的立法完善有所裨益,对司法实践中把握单位犯罪的定罪量刑有所帮助。
关键词:单位犯罪;犯罪认定;刑事处罚在单位犯罪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的情况下,我国1997年修订《刑法》总则以单独成节明确区别于共同犯罪的形式,通过第30、31条两个条文的规定,确立了单位犯罪的法定处罚原则和双罚制为主原则,并在分则及之后的《刑法修正案》中规定了一些具体的罪名及刑罚;两高也就有关单位犯罪问题陆续做出过一些司法解释。
但是,截至目前,仍存在诸多争议,从单位犯罪罪种的范围在刑事立法上应如何限定问题;现有刑罚体系不能完全适用于单位犯罪应如何完善问题等等。
学者专家众说纷纭,司法实务界更有太多困惑,目前现有法律规定过于单薄,距离形成完整的体系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本文以现行刑法的规定为基础,运用社会法学的研究方法,就单位犯罪处罚问题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一、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本质当前,单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可以成为犯罪主体已经是一个确定的命题,但是,基于单位犯罪与自然人意志和行为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传统的自然人犯罪主体理论的影响,关于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本质,到底是因为单位自身固有的原因而承担刑事责任,还是对其组成人员的犯罪行为负“连带责任”的问题,依然是论争不断。
是应当以单位组成人员为中介来追究单位刑事责任,还是不以单位内自然人行为人为中介而应根据单位自身特征直接追究单位刑事责任,这是单位犯罪刑事责任负担的基础理论问题。
论单位犯罪立法的缺陷与完善
荆门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向显松
一、我国单位犯罪立法的现状
单位(包括法人)是相对自然人来讲的社会、经济、民事等活动的一个重要主体。
就一般意义上说,单位的范围是十分宽泛的,可能出现不同的理解。
但从我国的刑法典第30条的具体规定来看,我国刑法上所谓的“单位”,仅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
其中的公司,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条所指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包括上述公司以外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等;事业单位,是指不进行生产经营,接受国家机关领导并由国家开支经费的机构组织;机关,主要是指行使国家管理职能的各级权力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军事机关;团体,是由特定行业、阶层依法自愿组成的自主性组织。
这些单位一般都能以自己的资产和名义,对外从事活动,并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
对单位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应当给予定罪处罚,已成为世界各国立法的一个普遍原则。
我国1988年1月22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首次规定了单位犯罪主体,该法第47条确认了对单位犯罪以“双罚制”方式。
1997年刑法采用总则与分别规范相结合的形式,对我国刑法中的单位犯罪作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
刑法总则第30条表明,单位只对刑事法律规定可以由其构成的犯罪才负刑事责任;第31条的规定表明, 在单位犯罪的具体处罚上,我国实行的是以“双罚制”为基础、以“单罚制”为充补的刑事责任原则。
1997 年刑法分别规定的单位犯罪涉及罪名多达130多个,这些罪名主要分布于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等类型的犯罪中。
不难看出,我国单位犯罪的刑事立法主要呈现了如下特点:第一,单位犯罪有了总则性的规定;第二,单位犯罪涉及范围广泛;第三,惩治的重点放在单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以及贪污贿赂罪等方面。
据统计,97年刑法规定单位可以构成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有70余个罪名,占单位犯罪罪名总数的二分之一强;第四,对单位犯罪的处罚作了较明确的规定。
但是,我国单位犯罪刑事立法仍然存在着重要缺陷,这已成为困扰司法机关执法的难题,亟需立法机关通过立法加以完善。
(一)在单位犯罪构成方面,限定了主观上具有谋取非法经济利益的目的,造成对为非经济利益而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的单位犯罪打击的疏漏。
刑法第30条规定“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然而刑法分则中凡明确规定单位犯罪的,大多规定了具有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甚至特别强调是谋取非法经济利益)的目的性,这样,导致打击的单位犯罪仅仅是单位为了谋取非法经济利益等目的而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的情况。
然而,有的单位为了维护骗取得来的荣誉而对检举、揭发人打击报复的,就无法对其单位给予刑事处罚。
(二)将国家机关作为犯罪主体不合法理。
国家机关作为一种特殊的法人,与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不同。
第一、国家机关不具有产生犯罪意思的动机和可能性。
国家机关是代表国家行使管理职能的机关,它在活动中体现的是国家的意志,这种意志与犯罪意志是不能共存的。
因为犯罪是反抗现行统治关系严重的行为,而国家机关是维护现行统治关系的机器。
所以就本质而言,国家机关不可能有犯罪意思,自然不能成为犯罪主体。
第二、司法操作上具有较大的困难。
我国法律规定的单位犯罪处罚,是“双罚制”。
如果“双罚”对国家机关判处的罚金,如何执行呢?因为罚金要用财政拨款来缴付,但罚金又要上交财政,实际是从这个口袋出,那个口袋进,徒增财政机关的负担。
如果不单独拨款,而是从该机关的办公经费中拿,势必会影响国家机关的正常职能活动,从整体上讲,等于国家自我惩罚,最终损害的是国家的利益。
上述可以看出将国家机关作为单位犯罪主体是不现实的。
第三、追究国家机关的刑事责任,会招致严重的恶果。
如果国家机关被定罪,那么其犯罪行为存续期间实施的其他行为(例如制定规章、条例)是否仍然有效?它还能是维护现行统治秩序的机器吗 ?还有继续存在的法理依据吗?第四、从国外情况看,即使是西方国家最早在刑法上承认法人犯罪并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英国,也没有把国家机关作为犯罪主体;美国,也是如此。
在大陆法系主要国家中,目前也只有法国在刑法典中规定了单位犯罪,但它在法典中明确排除了国家机关作为犯罪主体的可能性,仅对地方行政部门及其联合团体在从事可订立公共事业委托协议的活动中实施的犯罪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三)对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刑罚规格实质上是双重标准,损害了法律自身的统一性。
刑法第13条规定,犯罪行为必须同时具备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的三个基本特征。
但刑法第30条规定: “法律规定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言外之意,单位犯罪得另有法律规定,实际上法律没有确认单位犯罪的,即使达到和超过了关于自然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单位行为,也不负刑事责任。
这就使得适用刑法分则对单位追究刑事责任时,必须是有明文规定单位负刑事责任情形。
加之我国刑法第31条规定对于单位犯罪追究单位成员人(自然人)的刑事责任是以单位犯罪为前提的。
这样一来,必然出现两大缺陷:一是总则的13条与30条的规定,在逻辑上违反了同一律;二是使新形势下出现的严重的单位犯罪行为由于立法技术的缺陷和分则没有规定为单位犯罪,而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如我市博物馆集体研究,为了单位的自身利益公然大肆破坏著名的纪山历史文化遗址,擅自会同当地公安派出所等盗挖古墓葬数十座,该博物馆不具备发掘古墓的资格和技术能力,致使大量文物在挖掘中毁损,是一起严重的刑事犯罪事件,但法律对故意损毁文物和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没有规定单位犯罪。
事件中起主要作用和负有重大责任的单位成员,虽曾被司法机关羁押,但由于法律不明而被检察机关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逃脱了刑事处罚。
(四)处罚规定不完善。
1、刑罚种类不完善。
根据97年刑法的规定,对单位的处罚只能是判处罚金。
这种单一的刑种,其力度往往低于《行政处罚法》对单位可以责令其停产、停业,暂扣或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的处罚。
2、单罚制不科学。
按照97年刑法第31条的规定,对单位犯罪的处罚以双罚制为原则以单罚制为补充,刑法分则也贯彻了总则的基本精神,只规定对少数犯罪的实行单罚制(如第137条、396条等)。
但采用单罚制,虽然能够通过对单位中的自然人的处罚实现惩治和预防单位犯罪的刑罚目的,但它只处罚为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的自然人而不处罚作为犯罪真正主体的单位,显然有悖于刑法罪责自负的原则。
3、刑罚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性表现在对一些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远远轻于自然人触犯同种罪的处罚,这种畸轻畸重现象导致量刑横向比较上的大失衡。
主要表现在以下二方面:第一,有的犯罪,自然人犯罪的法定刑最高为死刑,而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定刑,最高为无期徒刑(如刑法第199条、200条);第二,有的自然人犯罪,法定刑要比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定刑高一倍多(如刑法第175条、191条等)。
4、数额标准不规范。
97年刑法缺乏对单位判处罚金的完整规定,是按比例处罚金,还是按倍处罚金、定额处罚金?尚未有明确,无疑增加了司法的随意性,极容易产生不同法院对相同的犯罪事实判处罚金数额迥然不同,影响法律的严肃性。
5、单位犯罪是否可构成累犯;单位犯罪在什么情况下,可构成共同犯罪;关于单位犯罪的追诉时效问题等,既然97年刑法提出了“单位犯罪”概念,对此就应作相关明确规定。
二、完善我国单位犯罪刑事立法的建议
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运用刑事法律手段惩治单位犯罪,增强刑事法律的实效性、针对性,亟需从以下方面完善立法。
(一)科学界定单位犯罪概念。
刑法第30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这一表述是否属单位犯罪的法定概念呢?对此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本条就是关于单位犯罪的概念的规定,但通说认为,该条并非单位犯罪的法定概念。
笔者建议对刑法30条修改为:“企业、事业单位、团体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由负责人员实施犯罪的,是单位犯罪。
”
(二)缩小犯罪主体。
第一、将单位犯罪主体范围中的“公司”删除。
公司、企业是属种关系,公司只是企业的一种形式,将两者并列起来放在同一法条无论从逻辑学还是从民法学角度分析,都是自相矛盾的。
第二,应将机关排除出犯罪主体之外。
(三)明确犯罪客观特征。
单位犯罪在客观上必须是经单位决策机构决定或者由其负责人员决定而实施犯罪,应在刑法分则条文中规定其行为特征。
如果非法利益归属于某个首脑或集体意志表示机构的几个成员,那么应认定首脑本人作为自然人犯罪或者认定集体意志表示机构成员本身为共同犯罪。
(四)完善刑罚设置。
一是明确双罚制。
国外对法人犯罪的处罚有一个由单罚制向双罚制演化的过程,双罚制是针对单罚制的弊端提出来的单位犯罪刑事处罚机制,它强调在单位犯罪的情形下,既要处罚单位组织本身,又要处罚单位中的自然人。
这种处罚不仅具有功利性,而且具有合理性,我国立法也应尽早顺应国际潮流,彻底采用双罚制。
二是明确罚金标准。
应当及时制订出一个统一的执行标准,对单位课以罚金,避免司法适用中的过份弹性。
三是明确规定何种条件可构成累犯,何种法定情形为共同犯罪,以便加大打击、遏制单位犯罪力度。
(本文曾发表于《楚天检察》2003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