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性别意识的心得体会和感悟在当今社会，性别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性别问题，也开始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生活中的重要性。
我也是其中之一，经过多次探索和思考，我对性别问题的认识也逐渐加深。
首先，性别问题不仅仅是女性的问题。
很多人会认为，性别问题只是女性面临的问题，因为女性的地位相对较低，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但实际上，性别问题也涉及到了男性。
男性同样受到着各种刻板印象和歧视，也面临着许多不公正的待遇。
比如，社会通常会认为，男性应该强壮、果断、有决策权。
当一个男人表现出了情感、柔弱等特质，很容易被视为“不男人”。
这些刻板印象和偏见，不仅影响着女性的地位，也让男性陷入了困境，难以真正展现自己的个性。
其次，性别问题的本质是平等问题。
从本质上来讲，性别问题是一个关乎平等的问题。
我们所追求的，不是女性的绝对平等，也不是男性的统治地位，而是两性之间的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地消除性别歧视，实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最后，性别问题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参与。
性别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需要长期而持久的努力。
而这个努力，不仅需要政府和组织的参与，更需要每一个人的关注和努力。
作为平凡的个人，我们可以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从小事入手，为性别平等而努力。
比如，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避免性别歧视的语言，尊重他人的性别特点，关注和支持性别平等的组织和活动等等。
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到性别平等的努力当中，我们才能真正地打造一个公正、包容、平等的社会。
综上所述，性别意识是我们需要去探索和加强的问题。
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性别问题的本质和复杂性，更加努力地推动性别平等的发展，让社会更加公正、和谐。
老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性别观念探究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涉及了广泛的题材和人物，其中女性形象和性别观念成为了他作品中一个重要的探索主题。
本文将以老舍作品中的几位女性角色为例，探讨他对女性形象及性别观念的揭示与思考。
一、女性在封建社会的压抑在老舍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封建社会中女性的压抑和束缚的关注。
例如，在《骆驼祥子》中，祥子的姐姐阿福生活在贫苦的底层社会中，她被迫嫁给了一个有钱人，对她来说婚姻只是一种经济交易，而根本没有考虑到她的感受和自由。
这种女性被动地为传统观念所左右的形象在老舍的作品中屡见不鲜，他通过这种叙述方式向读者传达了他对女性困境的关切。
二、女性在现代社会的挣扎除了揭示封建社会中女性的压抑，老舍的作品也探讨了现代社会中女性所面临的各种挣扎。
在《茶馆》中，老舍通过不同阶层的女性人物如老板娘、服务员、女学生等，呈现了不同背景的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责任。
这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多样而丰富，展示了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各种角色和面临的困境，反映了老舍对性别平等的思考。
三、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在老舍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独立自主、坚强勇敢的女性形象。
这些女性角色不受传统观念束缚，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自由。
比如，在《骆驼祥子》中，白毛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她是一个自立、独立思考的女性，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尊严。
这种女性形象的出现展示了老舍对于性别观念的挑战和思考。
四、性别观念的转变与反思通过老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性别观念的转变与反思。
老舍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是女性形象的强化和男性形象的削弱，通过这种手法，他试图消弭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展示男女平等的价值观。
他关注女性的独立意识和对自由的追求，并呼吁社会对女性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尊重。
总结起来，老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性别观念探究是对传统观念的质疑和反思。
他通过丰富多样的女性形象，揭示了封建社会和现代社会中女性的压抑和挣扎，同时也呈现了独立自主和坚强勇敢的女性形象。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别议题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的意识觉醒，性别议题在中国社会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社会现象的一部分，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性别议题。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别议题，并分析其对社会的影响。
一、女性意识觉醒的文学表达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别议题首先体现在女性意识觉醒的文学表达上。
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例，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孔乙己通过自我觉醒，开始反抗传统的封建礼教和男权社会。
她以狂人的形象，表达了女性对于束缚和压迫的不满。
这种文学表达激发了女性群体的意识觉醒，使她们开始思考自己的权益和地位，并积极参与社会运动。
二、男性身份认同的探索和反思除了女性意识觉醒的文学表达，中国现代文学中也存在着男性身份认同的探索和反思。
在余华的小说《活着》中，男主人公福贵经历了一系列的苦难和磨难，从而对传统的男性角色定位产生了怀疑。
小说通过描写福贵的人生经历，呈现了男性在面对困境时的无助和困惑。
这种对男性身份认同的探索和反思，使得男性开始反思传统的男性角色定位，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观。
三、同性恋与性别边界的突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别议题还表现在同性恋与性别边界的突破上。
在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中，女主人公陈清扬与同性恋者李银河之间产生了一段特殊的情感关系。
这种对同性恋的描写突破了传统性别边界，挑战了社会对于性取向的刻板印象。
这种突破使得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性别的定义和界限，促进了社会对于同性恋权益的认识和尊重。
四、性别平等与社会进步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别议题对于社会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文学作品中，更是推动了性别平等与社会进步的发展。
通过对性别议题的讨论和表达，人们开始关注女性的权益和地位，呼吁性别平等。
这种呼声使得社会开始重视女性的教育和就业机会，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同时，通过对男性身份认同和性别边界的反思，人们开始摒弃传统的性别定位，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性别观念。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别议题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和探讨。
被建构的女性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性别研究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建构与社会性别角色的互动关系。
通过深入分析一系列现代文学作品，我们将揭示女性在文学作品中如何被塑造，以及这些塑造方式如何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性别观念和价值取向。
本文还将探讨这些文学形象如何影响并参与了社会性别角色的建构与解构，从而为我们理解中国现代社会的性别问题提供独特的视角。
我们将首先回顾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重点关注女性文学形象的演变。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分析这些文学形象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包括当时的性别观念、家庭结构、教育水平等。
通过比较不同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我们将揭示文学如何参与塑造和强化社会性别角色，并探讨这种塑造过程如何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
接着，我们将关注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我们将分析女性如何在文学中呈现为不同的角色和身份，包括母亲、情人、职业女性等，并探讨这些角色如何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女性的期望和限制。
我们还将关注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自我意识和反抗精神，分析这些元素如何挑战传统的性别观念和角色定位。
我们将总结中国现代文学中女性形象建构的特点和意义。
我们将指出，文学作品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性别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参与了这些观念和价值的塑造和变革。
因此，通过对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现代社会的性别问题，并为推动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中国现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演变中国现代文学自其诞生之初，就承载着对旧有社会体制和文化传统的批判与反思。
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形象作为文学表现的重要方面，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从刻板到多元，从被动到主动的显著变化。
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文学自身的发展，也折射出了社会性别观念的演变。
早期现代文学中，女性形象往往被描绘为弱势、被动的存在，她们或是家庭伦理的牺牲品，或是社会压迫的受害者。
这种形象塑造既受到了传统男权社会观念的影响，也反映了当时文学创作者对女性角色的刻板认知。
被建构的女性——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性别研究被建构的女性——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女性形象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仅仅是作者对于女性个体的塑造，更是社会性别建构的产物。
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入了解社会性别在文学中的表达和反映。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多种多样，可细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女性、现代女性和超越性别的女性。
传统女性形象体现了传统社会对于女性性别角色的限制和期望，她们通常被描绘为温柔、善良、顺从的家庭主妇。
现代女性形象则呈现出女性解放运动后的社会变革，她们追求平等、自由和独立，承担起更多社会责任。
超越性别的女性形象则是对传统性别观念的颠覆和解构，她们不再受限于传统的性别角色，表达出更为复杂和多元的人性。
这些女性形象的建构不仅仅依赖于作者对于女性的理解和塑造，也受制于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期待和批判。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传统的性别观念仍然占据着很大的地位，因此传统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依然十分常见。
这种传统女性形象的塑造反映了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限制和期待，强调女性的柔弱和顺从，传达着对于传统家庭价值观念的维护。
而现代女性形象则成为了社会变革和女性解放的集体表达，她们强调女性的独立和自由，追求自己的事业和权益。
一些作家则通过超越性别的女性形象，试图解构和颠覆传统性别观念。
这些女性形象通常拥有男性化的特质，她们追求权力和自由，不再被传统的性别角色所限制。
这种形象的创造正是作家对于传统性别观念的批判和反思，试图以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来重新构建女性形象。
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我们可以观察到社会性别在文学中的表达和反映。
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呈现不仅仅代表了作者的个人观点，更重要的是影响了社会对于女性的认识和理解。
通过研究女性形象，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角色，认识到性别不仅仅是一种生理差异，更是一种社会构造和文化建构。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只有通过对多元性别角色的塑造和呈现，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性别平等和性别意识的提升。
女性主义文艺思潮下的文学性别意识差异分析——以张洁作品为例◎张振安摘要：张洁作为当代女作家的代表性人物，其创作历程反映了新时期中国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特别是其中所展现出来的性别意识变化，更能够代表当代作家的性别意识在文学语境中之现状。
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无字》等作品中塑造了不同的男性形象，在其不同的创作历程中，张洁对于性别意识的变化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男女作家的性别意识差异是文学资源以及权利意志的差异，可以深入挖掘出文学性别意识上的差异。
关键词：张洁；女性主义；性别意识性别意识兴起于1980年代的女性主义思潮之中，在文艺创作及文艺批评中产生了显著的性别意识，这种性别意识和女性意识有着一定的关联性，但是又有着较大的区别。
性别意识是区别于女性意识及女性主义，有着更多的文艺批评可能，是一种发自于内心深处潜在内容的外现，女性作家对女性生存状况的描写以及自身的心理活动，都成为她们主观创作的客观因素。
在中国文坛，张洁是一名杰出且占有重要位置的女性作家，是一名典型持抗拒态度看待女性主义的作家。
①她的作品对于性别意识的探讨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在“爱情”主题的作品中，《爱，是不能忘记》(下文简称《爱》)和《无字》在创作中展现出了对于“爱情”创作的辩护。
两个相隔二十年多年的作品，在主题、故事情节以及人物关系上都有着一些相似的地方，然而读者的阅读体验却差异很大。
以张洁作品创作的前后改变为例，她对同一个爱情故事的再次书写在观念上就有很大的变化，经过几十年的改变后，张洁在创作上更突显出性别意识。
②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这是极其少见的。
张洁在文学创作上的性别意识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的性别意识状况。
—现代文学中的性别意识缺失(-)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内在追求在《爱》中，钟雨被塑造成为一个“爱情乌托邦”中的知识女性，她和一位已有家属的革命老干部两情相悦，但是在“道德”面前，他们保持着基本的道德底线：手都没有牵过。
中国文学中的性别与性别角色中国文学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
在中国文学中，性别和性别角色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性别在文学作品中被广泛探讨和描绘，每个时代都有对于性别与性别角色的独特关注和表达。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分析中国文学中的性别与性别角色，并探讨其意义和影响。
一、性别观念与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中的性别意识严重影响着中国文学中的性别角色。
封建社会以男性为中心，崇尚男尊女卑的观念。
这种传统文化对中国文学中的性别角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多文学作品中展现了女性的软弱和无力，以及男性的英勇和权威。
典型的例子是《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妻妾们，她们命运多舛，缺乏自主权和独立的生存能力。
二、女性形象的演变与解放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女性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一方面是对封建社会性别观念的批判，女性追求自由独立的形象逐渐在文学中崭露头角。
另一方面，中国的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的兴起也为女性在文学中找到了更多的表达空间。
鲁迅的《阿Q正传》中的山妖王二妈、《红岩》中的王二小等女性形象体现了女性在社会变革中的新角色和力量。
三、跨性别与性别角色的突破中国文学中也不乏跨性别和性别角色突破的作品。
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的六娃扮演了男女双重角色，体现了刚毅、果断和独立的个性。
这种突破性别界限的创作方式，挑战了传统的二元性别观念，为性别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四、性别与社会现实的关联中国文学中的性别与性别角色反映了社会现实中的性别问题和不公平。
从古代封建社会到当代都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的现象。
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女性的遭遇和命运，揭示了社会中的性别歧视和压迫。
《红楼梦》中贾府内外的女性形象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总的来说，性别与性别角色是中国文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主题。
从传统到现代，性别观念的演变和女性形象的演变都反映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变化。
中国文学对性别问题的深入探讨和揭示为我们认知性别平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
期望未来的中国文学在性别与性别角色的呈现上能够更加多元、平等和包容。
文学作品中的性别角色与女性意识在文学作品中，性别角色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它常常涉及到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女性意识的表达。
通过对文学作品中性别角色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并探讨社会对于女性的偏见和歧视，同时也可以看到女性对于自身价值和权益的不断探索与追求。
首先，文学作品中的性别角色往往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刻板印象。
在一些旧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多被描绘为柔弱、依赖性强、只能从事家务劳动等传统的角色。
例如，在《简·爱》这部小说中，作者夏洛蒂·勃朗特通过主人公简·爱的形象，探讨了女性追求平等和自由的愿望。
她反抗了当时社会对于女性的束缚和限制，展现了女性独立意识的重要性。
然而，近代的文学作品中性别角色的呈现开始多样化和复杂化。
现代女性的崛起和解放运动使得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角色定位。
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探索了女性的多种面貌和追求。
例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到灯塔去》以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权力的游戏》系列，都描绘了具有独立思想和追求的女性形象。
这些作品使得我们能够深入了解到女性意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女性不再被简单地刻画成某种特定类型。
同时，在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的表达也变得更加鲜明。
通过女性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经历的描写，作家们在作品中传达出女性的诉求和对于社会现象的理解。
例如，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中的斯嘉丽·奥哈拉，通过她的坚强和努力，展现了女性在逆境中的顽强和勇气。
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的表达更加突出。
女性作家们经常运用自身的经历和观察来创作作品，探索女性的内心世界，呈现女性独有的情感和思考方式。
例如，两性关系和家庭问题是中国女性作家范晶晶在《你是女人我怕谁》中探讨的主题。
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讲述了女性在婚姻、爱情和家庭中的困惑以及对于自我价值的重新认知。
总的来说，文学作品中的性别角色和女性意识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主题。
鉴赏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肖诺晨 长沙市长郡梅溪湖中学摘要：从古至今，我们都能从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发现女性意识，不同时期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的特征是不同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是在不断进步的。
关键词：中国；文学作品；女性意识男性和女性共同构成整个人类社会，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女性一直被强大的父权制度压制而默默无闻。
在男尊女卑的社会秩序中，女性习惯了遵从男性的意志，失去了表达自己意识的愿望。
但是随着社会开明程度的提升，女性的生存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他们认识到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平的对待，开始在文学作品中将女性意识表现出来。
在中国，女性意识是女性文学的重要分支，不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我们都能寻找到女性意识的影子。
一、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在中国古代，男权制度几千年不动摇，所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就表明了代表女性的“坤”要尊顺代表男性的“乾”的倾向，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孟为创始人的儒家学派就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男尊女卑的观念。
例如，女性丧偶之后不得改嫁要从一而终等等。
同时期，中国古代有关女性的文学作品也往往带有浓厚的封建儒学的思想，对女性定下了种种清规戒律，例如《女戒》、《内训》等等。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能够在中国古代不少的文学作品中发现歌颂女性、表现女性意识的文学作品。
例如《花木兰》中讲述了花木兰替父从军保卫家园的英勇事迹，赞颂了她的勇敢和淳朴，通过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反映了女性意识的萌芽。
在中国古代，还有丰富的描写爱情的文学作品，包括《西厢记》、《红楼梦》、《牡丹亭》等等，它们描述了女性在爱情中的积极主动、幸福甜美，表现除了女性意识的不断觉醒。
以《西厢记》为例，作品中描述的女主角崔莺莺尽管受到封建礼教的深刻影响，但是对父母包办的婚姻并不满意，极力寻找自己的幸福，她勇于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气就是女性意识觉醒的表现。
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之后，国外的先进思想进入国内，中国的知识女性开始通过各种类型的妇女团体创办女性刊物，为妇女解放奔走呼告。
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性别意识反思李玲一、回应当代文化的精神建构需求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角度考虑，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进行性别意识的反思，将有利于当代文化的精神建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须回应当代精神建构问题，必须能够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思想资源。
这就要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问题必须从当代文化中产生，同时它对问题的回答也必须尽量整合进当代先进的思想资源。
因为“……无论是现代文学研究迄今为止的历史，还是那悠久的在清代被称为‘国学’的传统，都一再表明了，研究者对当代生活的深切关怀，每每正是人文学术的活力的来源，”1(P81)也是学术的价值之所在。
而当代文化的男性中心意识仍然十分严重，这在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中就有明显的表现。
男女两性主体性平等，在主体性平等的前提下尊重性别与个体的差异性这个观念，在当代文学创作和当代文学批评中，远没有如民主、自由等观念那样成为精英知识界的共识，更枉提大众层面的普遍认可了。
至少它远没有普遍进入作家和批评家、研究者的潜意识而成为一种内在、自发的人文价值尺度。
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具有很强的同质性，许多当代问题都应该溯源到现代文学中去进行深入反思。
至今，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中，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当代男性作家普遍同情女性苦难遭际、普遍赞美女性歌颂女性，便是男性已经充分尊重女性的表现，便是性别意识问题已经不成其为问题的理由。
当然，男性作家同情女性苦难遭际、代女性提出控诉，自然是要比认为女人本来就该死那要好得多。
然而，这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现代启蒙男作家、革命男作家，中国新时期男作家，对女性苦难遭际的描写，往往还是从男性视阈出发进行创作。
女性在男性作家的文本中，除了作为受难者而成为男性控诉封建礼教、敌对阶级、极左专制思潮的道具之外，主要还成为作品男性人物乃至男性作家视阈中的男性精神对象物和男性欲望对象物，成为男性主体视阈中的客体。
一种性别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层面上以另一种性别作为精神对象物和欲望对象物，本无可厚非。
关键在于这种客体化的前提必须是以不压倒异性生命逻辑为前提，必须是两性之间的文化对话、立场对话，而不应该是一种性别的独白与专制。
两性必须是互为主客体的存在；同时男女又应是多元并立的主体。
问题就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这种对异性的客体化，往往单方面发生在男性把女性对象化上，而不是男女双方相互进行的一种行为。
更为严重的是男性作家在把女性客体化、对象化的写作中，往往并没有同时或在另一层面上整合进女性视阈，往往压抑了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甚至包含了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的霸权统治意识，把女性对先进男性、先进意识形态理念的臣服作为她们获得同情的前提，从而压抑了女性主体性，使得女性在男性同情、悲悯、赞赏、鄙视的目光中再次沦为男性中心文化中无言的他者、在场的缺席者，成为附属于男性的第二性。
女性或于苦难中沉沦，或获得拯救，表现的往往都不过是男性对女性世界的价值判断或想像性期待，而不充分表现女性自身的生命真实与生命欲求。
至于男作家赞美女性，也存在是否尊重女性自身生命逻辑、是否尊重女性主体性的价值差别。
周作人曾经激烈地说过：“我固然不喜欢像古代教徒之说女人是恶魔，但尤不喜欢有些女性崇拜家，硬颂扬女人是圣母，这实在与老流氓之要求贞女有同样的可恶：我所赞同者是混合说……”2( P419) 原因便在于这种颂扬，表面上看起来要比“男女之别，竟差五百劫之分，男为七宝金身，女为五漏之体”3(P593)的恶咒友善得多，但实际上仍不过是出于男性一己渴望被拯救、被庇护的心理需求而对女性所作的假想，并没有顾及女性生命的真实性，在把女性界定为道德楷模、美的典范的同时，剥夺了女性合理的生命欲求，从而对女性生命丰富性形成压抑、造成异化。
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从女性自我生命逻辑出发发掘女性人性美的创作，但也仍大量充斥着这种从男性视阈出发、忽视女性内在生命需求的圣母颂歌。
至今的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中，尊重女性生命本体价值、理解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也就是说从主体性建构的层面上尊重女性，显然远没有成为共识。
有一种观点认为，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中存在大量关于女性欲望的描写，便是女性主义滥觞的结果，由此认为现在是女性主义走过头、应该收束的时候。
这种观点恰恰是出于对女性主义的无知、对男权中心文化现状的盲视。
九十年代的男作家创作，往往大量铺写女性欲望，认可女性欲望，确认女性心理中确实存在种种非常态的性需求，诸如被虐、被强奸、妻妾成群等。
这种性开放描写，仿佛是对女性欲望的宽容、对女性人性的解禁，但实际上却是通过操纵话语霸权，在女性沉溺于种种不平等性关系的描述中，暗暗确认了男性文化对女性施虐的合理性，确认了男权文化关于女性卑贱的本质界定，使女性在性主动的表象下再次沦为男性纵欲的对象、践踏的对象。
八、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女作家打破男性中心意识重围，在创作中建构女性主体性，从而使得当代文化出现珍贵的性别多声部局面，显出性别对话场景。
但女作家对女性主体性的艰难建构，远未足以形成扭转男性中心文化专制局面的力量。
倒是女性在写作中诉说自我欲望这一女性发现自己的主体性建构行为，在男性性消费眼光的窥视下，很容易地就被蜕变为对女性自我的异化事件，反过来消解了女性主体性。
受市场利益原则驱动，某些女作家也自觉不自觉地把女性欲望演化为取悦男性欲望的工具，通过自我客体化、自我奴化来争取为男性中心文化所消费，从而达到畅销目的。
女性欲望依然成为畅销的文化消费品，恰恰证明了当代文化中男性中心意识无所不在的事实。
这一男权传统，有它的古代性文化根源。
从古代小说戏曲，一直到近现代通俗文学、现代海派文学，再到九十年代文学，这种把女性作为纯粹性客体从而消解女性主体性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
综上所述可知，现当代文学创作中仍普遍存在男性中心意识、普遍存在以女性为消费品的性别奴役观念。
这就亟待有一种主张男女主体性平等、并在主体性平等的前提下尊重性别差异性、个体差异性的人文价值观念来完成文化转型工作。
二、回应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现代性要求考虑，反思其男性中心意识符合恩格斯所说的“历史观点”4( P 193)这一文学批评标准。
有一种观点认为，用女性主义观点批评现代作家的男性中心意识，是一种没有历史感的苛求。
这就涉及到两性主体性平等的文化观念是否符合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语境问题。
实际上，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特质，尽管内涵丰富，也没有统一定论，但中国现代文化理念首先就是建立在激烈批判前现代文化主奴对峙封建等级意识的基础上的，其核心内涵应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的民主意识，应是尊重生命主体意识的自由观念、个性解放观念。
而男性中心意识，作为一种性别等级观念，把男女关系界定为主奴关系、主从关系，就从根本上违背了现代民主精神、违背了现代人性观念，显然不应该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性内质中本来就可以包容的东西。
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化的最高思想成就本身就包含着对男性中心意识的批判。
鲁迅的《我之节烈观》（《坟》）、《娜拉走后怎样》（《坟》），周作人的《北沟沿通信》（《谈虎集下卷》）、《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永日集》）等，便站在两性主体性平等的文化立场上，从女性的生存境遇和生命逻辑出发，反对要求妇女单方面为男子守节的节烈观，反对儒道佛轻蔑女性的“不净观”，指出妇女的解放首先必须是经济的解放和性的解放。
更为可贵的是，他们的批判不仅指向封建礼教、封建制度，而且初步包含着对现代文化自身的反思。
周作人早在《北沟沿通信》中就说到：“现代的大谬误是一切以男子为标准，即妇女运动也逃不出这个圈子，故有女子以男性化为解放之现象，甚至关于性的事情也以男子观点为依据，赞扬女性之被动性，而以有些女子性心理上的事实为有失尊严，连女子自己也都不肯承认了。
”舒芜阐释说：“这里说的‘男性观点’‘男子标准’，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像男子那样的’，另一方面是‘像男子所希望的’。
”5( P 443)也就是说，中国现代男性文学在理性的显在层面上以解放妇女为己任，其思想智慧本身就已经对以男性自身的模式为尺度和以男性自身的欲望为尺度的妇女标准提出了批评，从而使得现代男性文化主体在整合进女性生命逻辑的过程中也使自身获得超越性提升。
丁玲、萧红、张爱玲等的现代女性创作也与男性中心意识直接对峙，既否定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制，也反思女性在男权高压下的生命异化。
这些就足以证明尊重女性主体性观念，是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性内在的一种先锋思想，而不是外在的、违背历史逻辑的苛求。
当然，限于中国现代文化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尊重女性主体性的观念，在现代男性启蒙思想家的理论中，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纲领、作为一种总体思想原则而存在。
“五四”时代，尊重女性主体性的观念与代妇女安排解放之路的观念、与封建男权观念是并存的。
“五四”之后，从宏观发展趋势看，中国现代文化中的个性主义观念不可避免地被集体主义观念所接收、征服，旧的男权文化观念还没有被男女主体性平等观念所克服，政治化的男性类特性又抑制了包括妇女在内的单个人个性健康发展的可能、压抑了女性的类特性。
理性认识方面的情况如此，创作方面的情况更不容乐观。
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始终存在强大的男性中心意识；尊重女性主体性观念始终没有压倒男权文化观念。
究其深层原因，乃是由于中国现代多数男性作家在思考妇女问题的时候，更多的是站在代女性控诉的立场上向与己无关的旧势力开火，而普遍缺少自审精神，未曾拷问过“我是不是也吃过几片女人的肉”，未曾追问过现代男性自我是否可能也在精神深处继承了男权集体无意识的因子。
现代男性作为反叛的子辈、反叛的革命者这一进步身份，遮蔽了他们在男/女关系结构中掌握霸权的专制实质，使他们在过分圣洁化的自我确认中，忽视过自己在为女性、为自己寻找解放之路的时候实际上仍在实践着压抑女性的男性中心意识这一价值盲区和事实盲区。
进步、革命这一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中，不仅作为一种显在的权威理念，逐步整合并且转换了中国古代文化中固有的集体主义传统，于不知不觉中消解了“五四”现代个性主义精神，从而压制住了包括女性在内的个体生命的独特性；而且作为一种深层理念渗透进中国现代男性作家的潜意识中，使中国现代男性文学的女性幻梦中所包含的蒙昧实质、专制特征，由于意识形态先进理念的介入而被罩上冠冕堂皇的面纱，显得隐蔽、显得难以辨认。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能在作品中真正以女性的视阈来解释社会文化现象，来塑造起有自身独立品格的女性形象尚未出现，就连西人眼中认为当时最擅长描写女性的茅盾，也只是用一种深藏着炽烈情感的‘冷峻’外部描写来把女性作为情绪宣泄的对象进行‘人生’阐释的。
”6( P 478) 所以，男女主体性平等的观念，既是现代文化内部的一种历史需求，但同时又是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