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易近人 谦逊睿智 大师风范 后辈楷模

大师风范,空谷幽兰为学有风骨任继愈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望族，他的名字包含了“继承韩愈”之意。

“七七事变”爆发，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的他随校南迁，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这次历时68天、徒步1300多公里的“长征”，让他目睹了中国的现实并叹服于这个伟大民族的坚韧：农村破败，旧屋紧闭，轿夫们吸得起鸦片却戒不起――买盒鸦片1毛钱，戒烟一个月却不能工作，没饭吃。

他的人生理想和学术方向由此转变，“我深信研究高深的?W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

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人生轨迹决定了他的学术研究方向融合新旧两个时代――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

他提出“儒教是宗教”，孔子是教主，“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令学界震动。

任继愈的胞弟、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说：家兄认为“儒佛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他用毕生精力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嫁接在一起。

“文革”前他因质疑日丹诺夫对哲学的定义被称为“修正主义”，险划“右派”；“文革”中不参与“批儒评法”让江青光火；“文革”后他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持又被当成“左的靶子”。

但他坚信，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反复论证的观点是正确的，“世间没有纯学术，但有一点可以说，我写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

文化传灯人任继愈最大的功绩，是竭力保存中华文化的薪火。

他认为，中华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活着的文化，它支撑着中华民族几千年间屹立不倒。

文化的再次繁荣不是等来的，是要靠长期的积累。

本着这种文化自觉，他组织和主持了《中华大藏经》《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华大典》和“二十四史”点校本及《清史稿》修订等一系列国家大型文化工程。

这些多是绵延十几年难以完成的浩大工程，每一项，他都会亲力亲为，从不做“挂名主编”：点将选人、选题、写提纲、审阅点校，动辄写六七百字的编辑意见。

拿《中华大典》来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1990年国务院批准，至今尚未完成。

写给我最敬重、最信赖的人—吴俊彬大师文、北京通州朱德华首先感谢中国书画名家吴俊彬院长创建书画交流平台，感谢这个平台的管理员依兰女士介绍吴俊彬老师事迹，感谢书友朱克俊帮我介绍吴老师的为人与名气，并建议我添加了吴老师个人微信，使我更加了解了吴老师的为人，更加敬重吴老师。

我是一名刚退休不久的北京农村中学体育教师，一生来养成了跑跑跳跳，不爱动笔的习惯，也许是与职业有关系吧。

我虽然有绘画爱好，但早些年条件不好，家境贫寒，受条件限制，不能投入更多精力从事写画，多半都是为生活打拚，所以40岁以前沒什么发展，从40岁以后随着生活水平好转，再加上些机遇，上了国画函授大学二年，从此有些发展至今，但使终沒有什么大起色……再有我手机上网才刚刚起步，很多功能不会用，只限于看看微信，转发一下什么的，就连书写点儿东西，写错了在原地改改都不会，就连这次参赛投稿还是急用先学，刚搞定的，很不熟练，加上最近家里活多，原本6月1日前就基本写好了，但就是不会在原地修改。

才托至今日……'从微信上得知，吳老师是黄胄的学生、在中国书画界是一位造诣颇深、学识渊博，德艺双馨，谦虚大度，影响力很大的书画大家，领军人物。

但又是那样和谒可亲，平易近人，令人敬佩的一位高人、知名人士,他乐于助人，热衷于慈善事业，扶困济贫，无私奉献，大爱无疆………他又善于广交朋友，独具慧眼，善解人意，知人善任，是个充满正能量的人，又是一个令人敬重、信赖的人，微信上见他和朋友们相处动人的场面，亲如一家，有说有笑，书写交流，乐此不疲，真是让人羡慕至极。

说起认识吴俊彬院长，起初我想，吳院长身兼数职，网友、徒弟众多，业务繁忙，说不定沒时间看我发的微信，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沒想到的是，很快打消了我的顾虑，不光回了信，还为我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答疑解惑，同时认真评定了我绘画作品，先是赞扬，后又客观实际地指出我绘画中的缺陷与不足之处，需注意改进的地方，他是那么的认真祥细，耐心解答，从不厌烦，象个久熟的知心朋友、家人一样，我和吴老师微信聊天、进而谈书画，更多的是，请教于他，跟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同时书画技艺水平大幅提升，而对每次请教，吴老师都会象往常一样，……他人名气虽大，但毫无架子，助人为乐，和气待人的可贵精神，真是令人敬佩，吳老师，将是我永远学习的光辉典范。

为人师表　后辈楷模———向黄虎威先生致敬高为杰 我认识黄虎威先生５０多年了。

最初我有幸是他和声课的学生，后来成为同事，再后来，他成为川音作曲系的掌门人，我又有幸充当他的副手搭档。

８０年代末，我离开四川，但与他仍然不时有所联系。

现今他８０多了，但今天见他，看起来与我当年初见时的印象几乎没有两样———年轻焕发，充满活力！黄先生的人品、艺品、学品，一直是我敬重仰慕的楷模。

他在创作和学术方面的成就，硕果累累，有目共睹。

而他的为人，留给我最深印象的就是八个字———真诚善良，虚怀若谷。

记得在文革后期，学院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并恢复教学。

由于工农兵学员提议要我上课，经革委会研究批准，同意我开课，但责成作曲系要派两位党员教师监督上课。

黄先生是受命来“监督”的老师之一（另一位是刘主任）。

当时我还是“牛鬼”身份，让我上课一方面当然很兴奋，觉得自己居然还不是百无一用的废物，另一方面在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又自是紧张。

当我得知有两位老师要来监督听课倒并没有增加我的恐慌，因为我了解两位老师的正直为人，不会故意整我，反而因为有两位前辈坐镇见证，倒多了些安全感。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文革后黄先生与我谈及当时情况时，说他受命“监督”虽属无奈，但竟非常诚恳地说他在听课中“很有收获，学到了不少东西”，真让我诚惶诚恐、无地自容了。

其实他是在宽慰我，帮我消解因不堪的往事而可能积存心中的阴影和余悸。

由此，可见黄先生为人的宽厚和善良。

黄先生在做学问方面虚怀若谷，是人尽皆知的。

我到北京后，他不时给我写信讨论一些学术问题。

他不用电脑打字，信常常很长，都是工整书写。

每次看到他漂亮的手迹，未及内容，我已感动莫名。

而我回信表达的意见，他也都会回信，或真诚赞同，或继续探讨。

如此认真虚心做学问的态度，现今能有几人？一般年轻人都难以做到，何况已是一位公认的权威！黄老师真真正正是我们晚辈的楷模啊！眼下有一些人认为西方传统和声的学术和教学价值已经过时，甚至认为在中国引进西方传统和声学（特别是指斯波索宾和声学）的教学是一种错误的历史选择。

千秋巨匠邓石如对于爱好书法的人而言，邓石如之名可谓是如雷贯耳。

然而对于当今的大众，知道邓稼先的人肯定更多。

其实，邓稼先是邓石如的六世孙，两人在各自领域均取得了顶尖的成就，世所罕见。

更加鲜为人知的事，自邓石如开始，安徽怀宁邓氏家族人才辈出，满门俊秀：邓石如，邓稼先六世祖，清代书法家、篆刻家，邓派的创始人。

邓传密，邓石如之子，邓稼先五世祖，书法家，毕生极力搜集邓石如遗墨、金石，并以唐人双钩之法摹之。

晚年主讲于石鼓书院。

邓艺孙，邓稼先的祖父，教育家。

辛亥革命后，被推为安徽教育司长，是安徽省近现代教育的开创者之一。

邓以蛰，邓石如的五世孙，邓稼先之父，著名书法家，现代美学家、美术史家、教育家。

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与同时代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享有“南宗北邓”之誉。

邓季宣，邓稼先四叔，著名教育家。

邓稼先，中国“两弹元勋”、两弹之父。

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奠基人。

一回到今天的主人公邓石如。

邓石如（1743-1805）原名琰，为了表示自己“不贪赃，不低头，不阿谀逢迎，人如顽石，一尘不染”的性格，取字石如，自号顽伯。

后因避清仁宗颙琰的“讳”，废名以字行。

并自署完白、完白山人、完白山民、龙山樵长、笈游道人、铁砚山房等。

安徽怀宁人。

邓石如幼承庭训，从小开始习诗文书画金石。

九岁时，跟随父亲在塾中读了一年书，就辍学了，但生活的艰难没能扼杀他习书画的性情，反而兴趣日浓。

十七岁时，用篆书为乡里一位“潇洒老人”写《雪浪斋铭并序》，技惊四座。

二十岁那年，在家乡开设书馆，教童子习书，因不耐学生“憨跳”而舍去。

随后与父一起去寿州（今寿县）教蒙馆。

二十三岁时，曾随父到宁国、九江等地，鬻书自给，开始壮游生涯，历阅祖国名山大川。

最初，他只是随着他父亲在长江中游一带活动，后来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但大部分时间是往游于南京、镇江、扬州、盐城、苏州、常州等地。

他每到一处，必与朋友切磋书艺，寻碑访碣。

曾几度登临泰山、峄山，在刻石下细心揣摩。

著名教育家活动家房秩五的优良家风房秩五，教育家、活动家、社会改革者，他的名字如同一盏明灯，照亮着中国教育的道路。

在他的优良家风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智慧和人生哲理，对我们当下的教育工作和家庭教育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房秩五，字思贤，江苏省溧水县人，生于1876年。

他是清末民初的教育家、活动家，于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亲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房秩五在教育领域的成就是极为显著的，他积极倡导教育救国，提倡办学教育。

同时，在家庭教育中，他也一直坚持着优良的家风。

房氏家族的家风主要表现为：家教严明、励志奋斗、爱国无私。

家教严明，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要求非常严格，不允许他们有任何懒惰和怠慢。

在他的回忆录中，他曾回忆道：“我们一家兄弟，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极严格。

要求我们每天起早，读书不误工，晚上有时直到子夜才睡。

”这种家教严格的态度，锻炼了他们勤俭节约、勤奋好学的品质。

励志奋斗，房氏家族注重子女的品德修养和个人潜能的培养。

他们鼓励子女积极进取、勇敢面对挑战，永远不放弃追求卓越的信念。

在房秩五的教育观念中，他一直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没有莘莘学子的智慧和努力，就没有国家的昌盛。

”他鼓励年轻人不要轻言放弃，要坚信只要有才华、有智慧、有奋斗，就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不怕吃苦、不怕困难，一定能够成功。

爱国无私，房氏家族一直传承着对国家的忠诚和对他人的关爱。

在房秩五的成长过程中，他的父亲房孔霖经常鼓励他自私自利是可以，但要考虑先为人民着想。

这种家风早早培养了他对国家的热爱和关心社会的责任感。

在他日后的教育事业中，这种爱国无私的品质立下了赫赫战功。

房秩五在家风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父亲房孔霖的影响，房孔霖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地教育子女，是一个忠诚、勤奋和爱国的好榜样。

房秩五对父亲的仰慕使他深深明白了一个人的品德可以对后代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一生都以父亲的这种高尚品德和家风为自己学习的楷模。

在房秩五的成长过程中，家风的教育对他的成长影响深远。

恩师的葬礼“前世典范，后人楷模名留后世，德及乡梓”他灵堂里那副乡里人写的挽联，我依然铭记着。

短短十六字，蕴含着乡里人对他的无限崇敬与爱戴。

他是我的恩师，名叫戴承裕，是个小学老师。

在我念小学的时候，知道的就这么一些。

后来又听说了关于他的好多事情，听说他是40年前来我们村的，原来是城里的高中生，文革一场动乱，他跟好多知青一样来到我们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劳动教育；听说后来1977年文革平息后的第一场高考，他参加了，但过了几个月，他又回来了；听说他特别喜欢村里的孩子们，自己办了个小学校，当过校长；听说他原来在城里有个漂亮的未婚妻，也因此离弃他了。

这些与我并无瓜葛的事在我脑中形成一个印象，他是个好人，好老师，的确，村里人也都这么说。

而对我来说，他是恩师，是一个对我恩重如山的人，是一个我要用终生铭记和感恩的人。

然而，当我在熏香氤氲着的殡仪馆里看到他，当我看到成堆苍白的菊花堆砌在他身旁，当我感觉到自己眼睛里滚烫的泪水不住往下掉的时候，我明白过来，我没有机会再去报答他的恩情了。

他对我人生的改变是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父亲是个木匠，去他家里做活儿，那阵子父亲每个星期都会给我带本书回来，说是东家一个姓戴的老师借给我看的。

那时候我们家条件不太好，父母只管给我和弟弟教学费，课外书之类的只有老师要求了才会给买。

戴老师借给我看的书，有时候是童话，有时候是作文书，还有科学故事，但是我一直纳闷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师也会看这些儿童书吗，而且都还是新的。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书应该是戴老师自己买的。

他赠的那些书，给童年时内心充满对知识渴望的我，带来无限的精神支持。

后来父亲跟我提过，戴老师有一次问起我们家情况，父亲叹息说家里两个孩子上学，做手艺的也挣不了几个钱，家里过的紧巴巴的，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戴老师经常给我和我弟弟提供学习上的帮助。

我也是从那时候心里就对这个老人真正地由衷地燃起了崇敬之情。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被班主任莫名其妙地打了一顿，不仅如此，还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当时我是班长，一向成绩优异，清高自傲，这件事让我一下子心理崩塌了，一个星期都没去学校。

陶佛锡简介陶佛锡，别署墨藻居士。

1937年生于北京。

河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二届、三届理事，中国书法艺术研究院常务理事。

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河北省佛教协会“震旦佛教艺术研究院”顾问。

先生幼承家教，受业于其舅父国画名家任率英先生，又师从书法篆刻名宿金禹民先生，书画双修。

书法以小篆见长，作品法度严谨、工整秀丽、古朴典雅、朴拙稳健。

绘画擅工笔重彩人物仕女，画风工细，洗练雅丽。

书画作品在多种报刊上发表，多次参加省以上书画展览，并赴日本、新加坡等国外展出，被多所博物馆、碑林收藏。

先生善用其心，善待一切，德艺双馨，广受钦仰。

1999年被中国文联授予“中国百杰书法家”荣誉称号。

2001年因书法成就突出受到中国书法家协会表彰，荣获“中国书法艺术荣誉奖”。

2003年，获“河北省书法创作奖”。

香港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授予“最具投资人物”称号。

任何一件成功的书画作品，首先让读者感受到的是艺术家独特的艺术语言，而艺术语言的丰富性，往往表现出艺术家才智与个性的多侧面。

我与陶先生同事多年，读他的书画作品总感觉到一种优雅宁静、谦谦君子的文化风韵。

几十年来，他始终不为世风所惑，深扎传统文化的沃土，固守民族的文脉，追寻中国书画艺术的本源，并不断使之发扬光大，这无疑也彰显出一个当今文人的赤子之心。

陶先生生于京都，幼承家教，喜好书画，绘画师从其舅父——当代著名国画家任率英先生，书法受教于当代著名书法篆刻家金禹民先生。

这种师出名门的艺术成长过程决定了陶先生走的是一条较为传统的艺术道路，有较为深厚的传统功底。

而在传统基础上寻找自己的艺术语言，正是众多艺术家的成功经验。

陶先生书法以小篆见长，兼通隶、楷，这在当今书坛尚属“少数派”。

尽管古人认为“古大书家，必通篆籀”。

（明代丰坊语）但当今识篆者仍是寥寥，即使小有名气的书法家，篆盲者也屡见不鲜。

陶先生独辟蹊径，甘愿在篆书上下苦功，也实属难能可贵。

篆书自秦以来，在中国书坛日渐衰减，自“二李”（李斯、李阳冰）之后，确实有过冷寂，但并未绝迹，特别是清代邓石如“开一代书风”，曾让篆书再度辉煌。

能臣廉吏栗毓美家风浅析作者：杨志文来源：《前进》 2016年第1期杨志文栗毓美(1778-1840)，字含辉，号箕山，又号朴园。

山西大同浑源人。

历任知县、知州、知府、粮盐道、开归陈许兵备道、湖北按察使、河南布政使、护理河南巡抚，道光十五年(1835)任河东河道总督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军务，道光二十年(1840)二月病故于治河工地。

因治理黄河有功、办事实心，道光帝赐谥“恭勤”。

民族英雄林则徐为其撰写了墓志铭。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把家风列入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其中蕴含着辩证思维和历史文化思考。

家风又称门风，是给家中及后辈树立的价值准则。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修齐治平，治国先从治家开始。

栗毓美作为一位能臣廉吏，作为一位乡贤，他所言传身教倡导的家风有孝悌慈爱、家庭和睦、公私分明、尽职尽责、廉介自勉、崇俭屏华、谨言慎行、读书勤学、看淡升沉、端品励修、乐善好施、政声民意等内容，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天性孝友，友爱诸弟侄出于至诚栗毓美在孝悌慈爱方面可作为后人的榜样。

他十三岁时，生母白夫人去世，过分悲哀的样子让人感觉不到他还是个孩子。

也在这一年，父亲栗渥患疮疾，很是危险，栗毓美出则掩面而泣，到祖祠祈祷愿以自己代替父亲生病，以换父亲病愈；入则破涕为笑，亲侍床褥，目不交睫，药必亲尝，一直到一百多天后父亲病好。

后来对待继母孙夫人也是克尽子职，不仅迎养署中，昏定晨省，承欢胗挚，而且殷勤教育两个未成年的弟弟以及诸侄，不使孙夫人劳累。

道光十九年(1839)孙夫人随五弟毓杞赴杭州通判任，栗毓美因防汛公务在身，未能送行，恐不能见面，泣下数行，这年霜降前为孙夫人亲自整理了晾晒的干菜。

就在栗毓美去世的前一天，还亲手封全鹿丸准备寄给孙夫人。

二弟毓彩的儿子栗杰早亡，遗有一子，因二弟毓彩也已去世，栗毓美抚育如亲孙，不忍稍离左右。

天理不外人情，家庭之间惟宜论情，不可争理囿于资料，栗毓美对待家庭和睦的态度和言论体现在案件审理中。

荣门骄子——荣智健
卢滨玲
【期刊名称】《中外企业家》
【年(卷),期】1997(000)001
【摘要】企业家风采超级富豪荣智健。

是位有着特殊身分的人。

他的父亲荣毅仁、祖父荣德生、伯祖父荣宗敬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
奠基人。

他作为荣氏家族第三代的“少壮派”,同样有着开拓创
【总页数】6页(P4-9)
【作者】卢滨玲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825.38
【相关文献】
1.大地骄子杨荣玉 [J],
2.走上天安门艺术殿堂的骄子——记中国一级画家韦选毅 [J], 邵森
3.走上天安门艺术殿堂的骄子——记中国一级画家韦选毅 [J], 邵森;
4.孙德荣：苏南骄子苏北情 [J], 丁亚民;卓雷;丁亚民（图片）;卓雷（图片）
5.李霞运用门氏养荣汤临证验案 [J], 程金秋;刘松;李霞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研究院研究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教授，故宫博物院古文字艺术研究院客座教授，有着书法贡献人物的美誉，百杰书法家的称号，板桥书画院邀约艺术家。

中央电视台《艺术传承》栏目组客座教授。

吴姓昌硕老爷子门下弟子，沙姓孟海老爷子亲传弟子。

辛承流教授在中国书画艺术的主要研究是创作学术和书法教育及篆刻、古文字研究，是极少数能够集书法与绘画、篆刻于一体，书画双修的艺术家。

并且在中国画领域有着极深的造诣，其书法艺术的创作风格篆、隶、楷、行、草五体皆擅。

始终坚持传承文脉，对各种书体的特征、要领准确理解，长期的实践与研究，逐渐形成自然的书风他以隶书入行，独创出古拙沉雄、苍劲挺丽、雍容大度而又舒展流畅的书法风格。

其作品于平淡朴素中见俊美、于端庄凝重中显功力，气度不凡，雅俗共赏，深受国内外人士喜爱，在当代书法界占有一席地位。

辛承流教授认为，写字是一个切入点，目标则是中华传统文化和美德，书法不是简单的写字，而是具有很高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

主张“作字行文，文以载道；以书焕彩，切时如需”，用书法让世界焕发出光彩，用书法展示世界的美；书法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符合时代的要求，书法艺术要为时代做出应有的贡献，符合时代的要求。

这在他的篆和楷书书写中尤为鲜明，饱蕴着情怀和法度在书法理论研究方面他编著的各种书法专著和教材达17余部。

主要有《论画语要》（主编），《中国现代书法论》《中国书法理论纲要》（主编），及大学书法教程系列书法教材（主编，并自撰其中重要部分）等。

他以传统帖学功底与个人书法面貌，成为当今影响书坛的人物之一。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始，深耕文字研究，潜心钻研书法绘画，并屡获全国大奖，在海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在中国书画收藏界排行榜，誉为“最具有收藏价值”的艺术家，受到国内外收藏家竞相收藏，并且不断拍卖高价成交。

全国书法篆刻展览篆隶组金奖，至今被收藏于中国文化馆3号馆代表作品《金刚经》、《吉祥经》、《沁园春雪》、《行稳致远》、《仁义礼智信》、《养德》《观沧海》、《善缘》、《定风波》、《琴棋书画》《将进酒》《梅兰竹菊》《福泽山水长》等等。

『智慧女神』吴贻芳作者：吕鸣亚来源：《民主》2015年第06期吴贻芳是中国一位传奇式的伟大女性。

她有着凄苦的童年，却以智慧和坚强与逆境抗争，成长为著名的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她是江苏省民进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

1979年，美国密执安大学为她颁发“智慧女神”奖。

吴贻芳生于1893 年，父、母、兄、姐早年不幸离世。

1914 年，她随二姨父陈叔通到北京高师附小读书，在这位著名革命家的指引下迎着疾风暴雨茁壮成长。

1928 年，吴贻芳在美国密执安大学获生物学博士学位，载誉归国，回到自己的母校金陵女子大学，被聘为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

记得20世纪50 年代，在一次欢迎国际教育界著名人士会议上，我发现人群中有一位六十开外、秀丽端庄、谦虚和蔼、气质不凡的女士，分外引人注目。

当时，有人向我介绍说，她就是当年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大名鼎鼎的金陵女子大学校长、现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的吴贻芳。

我听到“吴贻芳”这个名字时，顿时有如雷贯耳的感觉，之前听闻她的许多不凡事迹浮现眼前。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杰出的中国女性。

20世纪80年代初，我被吸收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

说来有缘，时任民进江苏省委会秘书长的司晓南受吴老嘱托，要她到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找时任中共支部书记的吴先桂，希望推荐几位同志加入民进，我和余仁由此加入了民进组织。

当时我们都是教导处副主任。

虽然我们对民进了解不多，但对吴老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觉得很光荣。

此后，我经常参加省、市民进组织的活动，所以有机会多次接触到当时任省、市主委的吴老，亲耳聆听到她的亲切教诲，并有幸和她一次次亲切交谈。

她平易近人，像慈母般对待每一位普通会员，从不以名人自居，一举一动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吴老对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很熟悉、很重视。

在一次茶话会上，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主党派迎来了春天，可以大有作为了。

你们的方毅侯老师已去世，陶强和樊星白也已退休离校了，需要重建和扩大组织。

去年在导师方汉奇先生寿诞之际,我以小文记述先生的点滴,《人民日报》于2016年1月7日以《亦师亦友笔走千秋》为题刊出,《新华文摘》等亦转载。

小文刊出当日一大早,新华社原总编辑、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南振中院长委托张淑华副院长发来信息:“今天《人民日报》刊发的《亦师亦友笔走千秋》一文以小见大,很有感染力。

”我即致敬致谢,其中有:“不是我文章写得好,是人物素材好!”感动之余,我找到版面和客户端链接,立即通过微信发给了导师,他当时在芝加哥。

片刻,导师回复说:“不是人长得好,是文章写得好。

写得笔下都开出花来了!”他在后面还加了一个微笑的表情。

其实,该篇小文的标题一直令我惴惴不安:我岂敢称导师为“友”?何况导师如今已入期颐之年。

1999年教师节,我曾应约写过一文刊在《人民日报》的一个副刊上,标题用了《亦庄亦谐方人生》,确实在同门中我是比较“敢于”去导师那里“探谐”的,但是导师的博学、严谨、崇高与庄重,令我等弟子敬仰他如泰山北斗,他是永远的崇高导师。

方先生最早被称为“导师”,是在1985年。

经过了疯狂的政治运动年代和他被批斗的10年浩劫时期,他与中国的高等教育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获得了新生。

1985年,他作为中国新闻学界最早的几位博士生导师之一,招收了两位弟子,一位是郭镇之,一位是尹韵公。

郭镇之师姐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位新闻学女博士,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电视史”,为了指导这个“新媒体”研究者,勤奋惜时的导师每天专门增加了看电视的任务。

郭师姐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任教研工作,后调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授,是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史研究委员会的创会会长。

她的弟子如今也已经遍布全国各地的高校和媒体机构。

尹韵公师兄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他的学生如今也活跃于政、学、实务界。

自1985年至2016年,方先生指导了共50位博士生(以入学计算),其中42位获得了博士学位(目前导师每年1位博士生入学),还有约10位硕士,5位已经出站的博士后,以及来自俄罗斯、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的多位外国学者。

恩师风范山高水长我的学术和人生导师梁志燊教授仙逝已近一年，360多天时光的消磨并未能抹去我脑海深处对梁老师的记忆，受其教诲、师生同乐的情景一直浮现在脑海，挥之不去。

正如诗人臧克家所云：“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我的恩师梁老师就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一年的追忆和思念，令我更加深切地感受了她的和蔼可亲、谦卑做人，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她金子般的人格和求是的学术品质。

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梁教授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且与时俱进的学者，她不是闭门做学问，而是时刻关心着社会的发展。

她所研究的课题都紧贴时代脉搏，每一次的研究转向都是为了促进中国幼教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她的研究来自实践，归于实践，高于实践，指导实践。

例如，她在1990～1995年间主持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中国社区儿童教育研究”和国家教委“八五”规划项目“我国老少边穷地区推进幼儿教育的实验研究”，就为发展中国城市社区托幼服务和农村地区幼儿教育探索出了多种可行的模式。

她所提倡的大篷车幼儿园、草原流动幼儿园等，既有前瞻性，也有实用性，符合中国国情。

她的务实学风，与中国幼教之父陈鹤琴的重视实践之风可谓一脉相承，也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治学风格。

作为当代中国幼教界德高望重的前辈，梁教授一直秉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致力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幼儿教育。

她曾在前苏联学习，又在改革开放后吸收借鉴了西方国家的学前教育经验，不拘门派，兼收并蓄。

例如，她并没有简单地排斥蒙台梭利教学法，而是亲自参与并推动了蒙台梭利教育中国化实验研究，以努力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幼教发展模式。

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林崇德教授在其纪念文章中所说的，“正是梁老师多年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勇于探索的不懈努力，才有蒙台梭利教学法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以及科学早教的推广和普及。

”梁教授是一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忠于职守的学者。

她既有前苏联学前教育思想的深厚背景，又吸收了以蒙台梭利教学法为代表的西方幼教思想，更有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根基，还传承了陈鹤琴先生的幼教思想。

中国近现代最博学的人是谁?万里独步成绝学，世间再无陈寅恪。

陈寅恪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耸入云端的高峰，被誉为近现代最博学的人。

1919年，吴宓在哈佛刚刚认识陈寅恪时，就宣称：“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亦称陈寅恪为中国最博学的人。

1938年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陈寅恪。

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

前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后，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陈寅恪生于1890年，祖籍江西修水人，生于湖南长沙。

出身名门望族，其祖父陈宝箴，官至湖南巡抚。

其父陈三立，号散原，是晚清著名的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

其长兄是著名画家陈衡恪（师曾）。

陈寅恪夫人唐筲，也出于名门，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宣告了祖父和父亲政治生命的结束。

陈寅恪十岁不到，就目睹了一代世家如梦般消失。

他到晚年还有诗写道：“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

衰败之痛和兴亡之叹，是陈寅恪心中的永远的忧伤。

陈寅恪是一位怪才，他游学西方二十三年，“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足迹所至有日本、德国、美国、法国、瑞士等国，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但未曾获得一个学位。

因为文凭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

在留学期间，陈寅恪学习并掌握了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

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陈寅恪国学基础深厚，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学问深不可测，独步成绝学，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空前绝后。

1925年起，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道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当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非常有名的高级学术机构，不论后来的有志者如何想重建这样的机构，实际上谁也没有重建起来。

在“四大导师”这样的名师面前，培养了很多了不起的第一流学人。

“当代第一人才”翁文灏1920年12月16日，甘肃六盘¨J地区。

山崩地裂，黑水上涌，房屋坍塌，人畜倒毙。

一场里氏8.5级的特大地震将方圆数百里的几个县城夷为平地。

遇难同胞多达23万余人。

山遥路远，救援迟迟不到；伤亡惨重，灾民呼天抢地。

四个多月后，一些西装革履的政府人士出现在灾区。

他们来自北京，在路上颠簸了三个多月，坐过火车，也乘过骡马。

他们克服饮食恶劣、营养不良、缺乏维生素的困难，坚持走完全程，将所见所闻如实记录了下来。

后来，著名地质学家李善邦(1902～1980年)这样评价此次行程：“这是我国地质学家第一次科学地进行地震调查，与历史上大地震发生后，朝廷派钦差大臣到现场抚慰，不可同日而语。

”这一行人马的领路人，就是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

甘肃之行——开拓地震学研究翁文灏(1889—1971年)生于浙江鄞县(今属宁波)的一个官宦人家。

13岁考中秀才，17岁考进上海震旦书院，两年后通过浙江省官费留学考试，到比利时鲁汶大学深造地质学。

1912年，他的《勒辛地区的含石英玢岩研究》一文，以独创思维和丰富取材，填补了比利时地质学岩浆岩研究空白，他也被破格授予博上学位。

于是，翁文灏带着中国近代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的殊荣衣锦还乡。

甘肃大地震发生之际，他正在丁文江等人创办的地质调查所供职。

甘肃之行，不是翁文灏组织的第一次地震调查。

早在1917年初，安徽霍山连续发生两次地震时，他就组织印制调查表寄往灾区搜集震情信息，还派人深入极震区做现场调查。

综合各方面搜集的材料，地质调查所绘制出两次地震的等震线图，标出了烈度和断层。

这两幅图成为中国地质学家首次绘制的等震线图。

甘肃之行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中国首次由政府组织、历时最长、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地震现场科学调查，而且是翁文灏首次带队亲临震区一线调查。

调查团一共6人，分别来自北洋政府农商部、内务部、教育部。

他们白天分成三组分头调查，晚上就在帐篷的行军床上整理白天所获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