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唆他人犯罪的”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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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LAW92010浅谈教唆犯与间接正犯之间的比较分析■ 孙海鹏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6-7833(2010) 09-344-03摘 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教唆犯与间接正犯的概念,并描述了教唆犯的成立要件与间接正犯的基本特征以及间接正犯和教唆犯的相似和区别,使我们对教唆犯与间接正犯有一个全面的把握。
关键词 教唆犯 间接正犯一、关于教唆犯与间接正犯的概念我国出版的有关论著对教唆犯概念的表述比较多,但比较典型的有以下三种:1.教唆犯是指故意地用劝说、利诱、威逼或其它方法唆使他人去实施犯罪的人①。
2.教唆犯是指教唆他人犯罪的人。
3.教唆犯是指故意地引起他人实行犯罪意图的人。
第二种是我国立法所直接规定的,也是我国大多数学者所赞同的教唆犯的概念,我们也认为它的表述比较科学。
那么教唆的基本含义是什么呢?主要是指怂恿、指使的意思。
因此,凡是明确表示“怂恿、指使”意思的行为,包括劝说、授意、一般性威逼、乞求、请求、收买、引诱、煽动等行为,都是广义的教唆。
“他人”应有所限制,即限于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
至于“犯罪”是指我国刑法分别规定的具体的罪,而不能是抽象的犯罪,或者一般的违法违纪行为。
当然,教唆犯在主观上只能出于故意。
因此,我们可以将教唆犯的概念具体表述为:教唆犯是指故意地怂恿、指使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人犯罪的人。
至于教唆的具体方法是否引起被教唆人实行犯罪意图,是否实际地指使他人犯罪等,就没有必要在教唆犯概念中展开论述,这也是概念立足于言简意赅的要求。
间接正犯这一概念引入到我国刑法理论中之后,学者们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但有关的学说至今仍处在广泛的对立状态之中。
在我国刑法中确立间接正犯的概念,能够弥补我国刑法立法之不足,为新时期刑事司法实践提供法律依据。
间接正犯的概念在各国刑法学界有不同的界定。
当前,有三种较具有代表性的定义。
其一、从工具论的角度出发,将之定义为利用他人为工具而实现犯罪情形,或认为是利用他人行为而实行自己犯罪的人,如日本的小野清一郎、柏木千秋、我国台湾地区的林山田、陈朴生等持此主张。
第五章共同犯罪1第四节共犯人的分类及其刑事责任五、教唆犯及其刑事责任(一)教唆犯的概念与成立条件教唆犯是指以授意、怂恿、劝说、利诱或者其他方法故意唆使他人犯罪的人。
成立教唆犯需要具备以下条件:1.教唆犯所教唆的对象(即被教唆的人)必须是达到刑事法定年龄、具有辨认控制能力的人。
否则,应认定为间接正犯。
2.必须有教唆行为。
教唆行为的实质是引起他人的犯罪故意进而使他人实施犯罪。
教唆行为的形式没有限制,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还可以是示意性的动作。
教唆行为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劝告、嘱托、哀求、指示、利诱、怂恿、命令、威胁、强迫等等。
但如果威胁、强追达到了使被教唆人丧失意志自由的程度,则成立间接正犯。
教唆行为必须是唆使他人实施较为特定的犯罪的行为,让他人实施完全不特定的犯罪的,难以认定为教唆行为。
但是,只要所教唆的是较为特定的犯罪,即使该犯罪的对象还不存在,而是以出现对象为条件的,也不失为教峻行为。
如教唆怀孕的妇女在分娩后杀死婴儿的,也成立教唆行为。
另一方面,教唆行为的成立不要求行为人就具体犯罪的时间、地点、方法、手段等作出指示。
3.必须有教唆故意。
教唆犯只能由故意构成,过失不可能成立教唆犯。
一般来说教唆犯认识到自己的教唆行为会使被教唆人产生犯罪故意进而实施犯罪,认识到被教唆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希望或者放任被教唆人实施犯罪行为及其危害结果的发生。
(二)教唆犯的认定1.对于教唆犯,应当按照他所教唆的罪定罪,而不能笼统定教唆罪。
如教唆他人犯抢劫罪的,定抢劫罪;教唆他人犯放火罪的,定放火罪。
如果被教唆的人将被教唆的罪理解错了,实施了其他犯罪,或者在犯罪时超出了被教唆之罪的范围,教唆犯只对自己所教唆的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例如,甲教唆乙盗窃丙的财物,乙接受教唆后抢劫了丙的财物。
对丙应认定为抢劫罪,对甲只能认定为盗窃罪。
再如,A 教唆B入户盗窃,B在入户盗窃时趁机强奸了妇女。
B的行为成立盗窃罪与强奸罪,A仅成立盗窃罪。
名词解释17道1、刑法: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
具体来说,就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据自己的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和应负刑事责任,并给犯罪人以何种刑罚处罚的法律。
2、刑法学:是研究刑法及其所规定的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科学。
3、刑法基本原则:是指贯穿全部司法规范、具有指导和制约全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意义,并体现我国刑事法治的基本精神的准则。
4、刑法的溯及力:是指刑法生效后,对于其生效以前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
如果适用,就是有溯及力;如果不适用,就是没有溯及力。
我国刑法在溯及力问题上采用从旧兼从轻原则。
5、犯罪构成:犯罪构成是依照我国刑法规定,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主客观要素的有机统一。
6、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
7、犯罪目的:指行为人通过实施犯罪行为达到的某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也就是危害结果在犯罪人主观上的表现。
8、犯罪动机:是指刺激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以达到犯罪目的的内心冲动或者内心起因。
9、期待可能性:是指从行为时的具体情况看,可以期待行为人不为违法行为,而实施适法行为的情形。
10、犯罪预备: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创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
11、犯罪未遂: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12、犯罪中止: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
13、片面共犯:是指参与同一犯罪的人中,一方认识到自己是在和他人共同犯罪,而另一方没有认识到有他人和自己共同犯罪。
14、实行过限:指在共同犯罪中,原共同犯罪中某一或数个共同犯罪人,实施了超过原共同谋定的故意范围以外的犯罪行为。
实行过限的犯罪行为由过限行为实施者自己承担,对过限行为没有共同故意的原共同犯罪人,不对过限行为负刑事责任。
15、胁从犯:是指在共同犯罪中被胁迫参加犯罪的人。
教唆犯罪⾏的成⽴、认定与处罚 在中华⼈民共和国刑法中,教唆不是⼀个单独的罪名。
教唆他⼈实施什么犯罪,就以什么罪名论处,⽽胁从他⼈犯罪的,只能以故意杀⼈罪或故意伤害罪论处,不再以教唆的内容实⾏数罪并罚。
下⾯由店铺为你详细介绍教唆的相关法律知识。
教唆犯罪⾏的成⽴、认定与处罚: (⼀)共犯的处罚根据 狭义的共犯,指教唆犯和帮助犯。
实⾏犯简称正犯。
注意了解共犯从属性说与共犯独⽴性说的观点。
1、共犯独⽴性说认为,即使正犯没有实施犯罪,共犯也构成犯罪,即共犯成⽴犯罪,不以正犯成⽴犯罪为前提,共犯在成⽴犯罪上具有独⽴性。
2、共犯从属性说认为,在共同犯罪中,正犯(实⾏犯)是直接实施犯罪的⼈,犯罪性较⾼,侵害法益的危险最⼤、最直接;共犯(教唆犯、帮助犯)只是促使犯罪、帮助犯罪的⼈,犯罪性较低,侵害法益的危险较⼩,带有间接性。
如果正犯不构成犯罪,那么共犯也不作犯罪处理。
也即共犯成⽴犯罪必须以正犯成⽴犯罪为前提。
共犯从属性的结论: 甲教唆⼄犯罪,⼄没有实施的,甲⼄都⽆罪。
甲教唆⼄犯罪,⼄构成犯罪预备,甲也构成教唆犯的犯罪预备。
由于刑法⼀般不处罚犯罪预备,所以甲⼄⼀般都⽆罪。
甲教唆⼄犯罪,⼄构成犯罪中⽌。
由于⼄的中⽌对甲⽽⾔,是意志以外的原因,所以甲构成教唆犯的犯罪未遂。
甲教唆⼄犯罪,⼄构成犯罪未遂。
甲也构成教唆犯的犯罪未遂。
甲教唆⼄犯罪,⼄构成犯罪既遂。
甲也构成教唆犯的犯罪既遂。
甲教唆⼄实施盗窃,⼄表⾯答应,实际上根本不想盗窃,⽽是实施了强奸。
就盗窃⽽⾔,因为⼄没有实施,所以甲⽆罪。
⼄实施的强奸与甲也⽆关。
甲教唆⼄实施盗窃,⼄盗窃到财物后,为了抗拒抓捕转化为抢劫。
由于抢劫与盗窃具有因果性,所以甲构成盗窃罪既遂。
⼄定抢劫罪既遂。
共犯的处罚根据,在于共犯通过正犯者间接地侵害了法益,即处罚共犯者,是因为其诱使、促成了正犯实施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法益侵害⾏为。
共犯的违法性由来于共犯⾏为⾃⾝的违法性和正犯⾏为的违法性。
我国刑法中教唆犯的两种涵义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在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教唆犯属于广义教唆犯,具有两种不同的涵义,一种是以教唆行为方式实施的犯罪行为,称为间接正犯;而另一种则是与广义区分的狭义教唆犯。
从我国各种刑法、司法的角度来说,以教唆行为方式实施的犯罪行为在刑法中有明确规定。
而现实中人们所说的教唆犯通常是指狭义教唆犯,虽然不是正犯,但属于教唆行为。
正因为广义教唆犯与狭义教唆犯涵义不同,所以,我国采取分立条文的方式,对广义教唆犯与狭义教唆犯的行为与处罚做出不同的立法规定。
本文主要针对我国刑法中教唆犯的两种涵义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加对于刑法中教唆犯的研究,一直是研究的重点。
由于中国现行刑法关于两种涵义教唆犯的成立条件、性质以及处罚不同,致使大多数学者对教唆犯的研究与讨论更加混乱[1]。
一、我国现行刑法对教唆犯性质问题的主要观点目前,我国现行刑法对教唆犯性质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以及三种理论说:①教唆犯从属性说,是从客观主义理论、犯罪共同说以及行为主义为基础,该理论认为,教唆犯在犯罪过程中,相对于正犯而言属于从属关系,教唆行为成立,说明教唆犯具有可罚性。
此外,该理论还认为,教唆犯是依赖于实行犯而存在的,虽然没有客观犯罪行为,但从行为的角度来说,也属于一种犯罪行为;②教唆犯独立性说,是从主观主义现论、行为共同说以及行为人主义为基础,该理论认为,教唆犯本身具有主观犯罪行为,虽然不属于实行犯,但这种教唆属于行为人恶性的表现,实为独立的犯罪。
此外,该理论还否定了教唆犯是实行犯的属性,存在一定的客观与主观分裂现象;③教唆犯两重性说和教唆犯两重性否定说,也就是教唆犯二重性说,该理论认为,从教唆犯与被教唆犯的关系来看,教唆犯具有一定的从属性,即教唆犯的犯罪意图通过被教唆犯实行,从而达到犯罪目的与危害结果。
“教唆他人犯罪的”之解释李瑞杰【摘要】我国采取的是不同于共犯从属性说的单一正犯体系,“教唆他人犯罪的”中的“犯罪”,不限于实行行为.所以,该款包括教唆他人直接实行犯罪、教唆他人与第三人共同直接实行犯罪、教唆他人帮助第三人犯罪、教唆他人教唆第三人犯罪、帮助他人(一起)教唆第三人犯罪等诸多情形.因此,在《刑法》第29条“教唆”行为主体的确定上,应当不限于德国、日本刑法中的“教唆犯”,不能等同理解中、德、日这两种语境下的“教唆犯”.我国这种独具特色的教唆犯规定,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弥补了采取共犯从属性说可能带来的处罚漏洞,避免陷入区分犯罪参与类型的泥淖,理顺了参与论的核心关系.并且,“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应当在遵从对一般预备犯处断规则的基础上,再适用第29条第2款的未遂教唆处断规则.【期刊名称】《湖北警官学院学报》【年(卷),期】2018(031)003【总页数】8页(P77-84)【关键词】教唆;正犯;帮助犯;教唆犯;预备犯;单一正犯体系【作者】李瑞杰【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002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24.1近些年来,受德国、日本刑法学的影响,我国不少刑法学者认为,应该用德国、日本的二元制相关学说来解释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
例如,有学者认为:“由于我国刑法承认了教唆犯的存在,便意味着认同分工分类法的价值,从此意义上说,我国刑法在共犯领域是倾向于区分制的。
”①陈家林:《共同正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更有学者认为:“正犯=主犯,帮助犯=从犯(还包括胁从犯),即我国规定了正犯(主犯)、帮助犯(从犯)、教唆犯三种共犯形态及共犯人类型。
”②杨金彪:《分工分类与作用分类的同一》,载《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第3期。
相同观点参见陈兴良:《共犯论:二元制与单一制的比较》,载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编:《刑事法热点问题的国际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5页;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54页;周光权:《“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之理解——兼与刘明祥教授商榷》,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
教唆犯的概念与成立要件问题研究—「内容提要」国外立法和论著多数是从共犯从属性说的立场,来为教唆犯下定义和讨论其成立要件的。
我国立法规定,也为我国大多数学者所赞同的教唆犯概念是:教唆犯是教唆他人犯罪的人。
两个成立要件是:主观方面必须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故意,客观方面必须有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关键词」教唆犯/犯罪构成/成立要件ﻭ「正文」ﻭ一、外国教唆犯的概念和成立要件的看法ﻭ一般而论,国外立法和论著多数是从共犯从属性说的立场,来为教唆犯下定义和讨论其成立要件的。
如认为,教唆犯是指故意使其他有责任能力者为犯罪的决意,由此致其他人实行犯罪的人。
(注:马克昌等:《学全书》,659页,科学文献,1993.)德国典第26条规定:“故意教唆他人使之故意实行违法行为者,为教唆犯。
"与此概念相联系,教唆犯的成立条件有二:(1)教唆他人,包括主观上有教唆的故意,客观上有教唆的行为;(2)至于实行犯罪,即被教唆者由于教唆行为的结果而决意实行该种犯罪,并且实行犯罪时,才成立教唆犯.(注:马克昌等:《学全书》,659页,科学文献,1993.)学界基本上也是持这种看法,如木村龟二的《学词典》对教唆犯的解释是:“所谓教唆犯,是指教唆他人实行犯罪的情况。
……为了认定教唆犯,一定须有两个要件:一是使他人产生犯罪决意,二是相对人因此而现实地实施犯罪。
"ﻭ近代以来,部分外国学者从共犯性说立场出发,认为教唆行为本身应构成犯罪,无异于是正犯行为,不论教唆犯或正犯都是共同惹起结果的行为,都应受同样的处理。
但这些学者并没有直接给出教唆犯的概念,立法上体现共犯性说立场的有典和格陵兰典,如后者第3条规定:“以任何方式教唆或者帮助他人犯罪者,本法典适用之。
”英家规定的教唆犯有一定特殊性,是将犯罪教唆作为其三种不完善罪之一来规定的(另两种是犯罪未遂和犯罪共谋)。
例如在,所谓“犯罪教唆(sobicitation)”,是指请求、要求、纠缠、引诱、唆使、暗示、鼓励、煽动、刺激他人实施犯罪的行为;教唆罪的构成,只要求行为人有教唆他人实施犯罪的行为,而不要求被教唆者实施了教唆的罪,有了教唆行为就构成既遂罪。
教唆犯的概念是什么
现实中,有的⼈⾃⼰没有实施犯罪⾏为,但却怂恿他⼈实施,认为只要不是⾃⼰亲⾃实施犯罪的,那就不能追究⾃⼰的责任。
但这种情况下其实已经构成了教唆犯。
那在法律上什么是教唆犯呢?店铺⼩编整理了相关资料,将在下⽂中为你做详细解答。
教唆犯的概念
教唆犯就是故意引起他⼈实⾏犯罪意图的⼈,即教唆他⼈犯罪的⼈,在理解教唆犯的概念中,关键的⼀点就是如何理解“教唆”⼀词。
“教唆”的基本含义是怂恿、指使的意思,包括劝说、授意、⼀般性威逼、乞求、请求、收买、引诱、煽动等⾏为,都是⼴义的教唆。
⽽作为被教唆实⾏犯罪⾏为的“他⼈”,其范围应有所限制,即限于有刑事责任能⼒的⼈;其中还包括部分限制⾏为能⼒的⼈,在其有意识和意志的范围内,也可以成为作为教唆对象的“他⼈”。
且“他⼈”还必须是原先不具有犯罪思想或者犯罪思想不够坚定的⼈。
因⽽,综上所述笔者以为教唆犯可定义为:教唆犯是指故意地怂恿指使具有刑事责任能⼒的⼈犯罪的⼈。
教唆犯以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作出不同的划分:
1、以教唆⽅式为标准,教唆犯可分为直接教唆犯和间接教唆犯;
2、以教唆犯⼈数为标准,可分为单独教唆犯与共同教唆犯;
3、以教唆犯与被教唆犯之间是否实际成⽴共犯关系为标准,可分为共犯教唆犯与⾮共犯教唆犯(共犯教唆犯指被教唆⼈故意实施被教唆之犯罪犯罪,教唆⼈与被教唆⼈构成共犯的情形。
⾮共犯教唆犯则相反,被教唆⼈没有实施被教唆之犯罪⾏为,⼆者不构成共犯。
此种划分在研究教唆犯的停⽌形态问题上有重要意义);
3、以教唆犯所教唆内容是否明确、具体为标准,可分为确定性教唆犯与概然性教唆犯;以教唆的停⽌状态为标准,可分为教唆犯的既遂犯、未遂犯、中⽌犯以及预备犯。
教唆罪的立案标准教唆罪是指故意引导、教唆他人犯罪行为的行为,构成刑法中的一种犯罪。
教唆罪在我国的刑法中有着明确的规定和惩处,其立案标准也很清晰明确。
本文将对教唆罪的立案标准进行详细的解释。
一、构成教唆罪的要件要定罪教唆罪,需要满足以下要件:1.故意教唆罪是一种故意犯罪,也就是说,犯罪人在进行教唆的行为时必须是有意的。
如果是出于其他目的的无意行为,是不构成教唆罪的。
2.引导他人犯罪教唆罪的主要特点是要求犯罪人要引导他人实施犯罪行为。
如果没有引导他人犯罪,只有思想上的倾向或者谈笑风生,这并不构成教唆罪。
3.已经进入犯罪的准备阶段犯罪的准备阶段是指预备犯罪的行为,这里指的是已经进入了犯罪的准备阶段,只是需要被引导者进一步的行为,成为犯罪的行为,才能成立教唆罪。
4.引导的犯罪行为是违法的犯罪人的引导行为必须是针对的是一种违法行为。
如果只是普通的行为,不属于违法行为,那么犯罪人的引导行为就不构成教唆犯罪。
二、教唆罪的立案标准1.直接教唆犯罪的行为如果犯罪人采取明确的行为,教唆他人直接参与犯罪,这个时候可以直接立案,并对其进行惩处。
例如,在网上发布一些犯罪活动的帖子,直接教唆他人去犯罪,这种行为是明显的教唆犯罪。
2.间接教唆犯罪的行为间接引导他人犯罪的行为是指,对另外一个行为进行引导,本身并不是犯罪活动,但是通过这个行为引导他人犯罪。
这种行为的立案标准比较高,需要进行详细的查证和证明。
例如,犯罪人在某个论坛上发布了一篇帖子,论坛账号不同于教唆人的真实身份,帖子内容包括破解游戏的方法和相关网站信息,之后导致他人去进行侵犯该游戏的行为,这种行为就是间接教唆犯罪。
3.掌握教唆犯罪证据的行为如果犯罪人已经掌握了教唆犯罪的证据,可以对其进行立案,因为犯罪人对于已经犯罪的行为进行了教唆,也是一种犯罪。
比如,犯罪人掌握了视频或者录音等证据,证明他与犯罪人之间存在教唆犯罪的过程,这种情况可以对其进行立案处理。
三、教唆罪的量刑标准教唆犯罪的量刑标准有以下几点:1.情节轻微,可以进行拘役、管制或者罚款处罚。
第1篇一、引言教唆犯,是指故意唆使他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人。
在我国刑法中,教唆犯是一种重要的犯罪类型,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围绕教唆犯的法律后果展开论述,以期为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提供参考。
二、教唆犯的定义与构成要件1. 定义教唆犯,是指故意唆使他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人。
其特征在于,教唆犯本身并不直接参与犯罪,而是通过言语、行为等方式,促使他人产生犯罪意图,并最终实施犯罪。
2. 构成要件根据我国《刑法》第29条的规定,教唆犯的构成要件包括:(1)主观方面:教唆犯必须具有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促使他人实施犯罪,仍故意为之。
(2)客观方面:教唆犯必须实施了教唆行为,即通过言语、行为等方式,促使他人产生犯罪意图。
(3)被教唆对象:被教唆对象必须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
三、教唆犯的法律后果1. 刑事责任教唆犯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其刑事责任的大小取决于以下因素:(1)被教唆犯罪行为的性质:被教唆犯罪行为的性质越严重,教唆犯的刑事责任越大。
(2)教唆犯的主观恶性:教唆犯的主观恶性越大,其刑事责任越大。
(3)被教唆对象的行为:被教唆对象实施犯罪的程度越高,教唆犯的刑事责任越大。
根据我国《刑法》第29条的规定,教唆犯应当按照其所教唆的犯罪处罚。
2. 刑罚教唆犯的刑罚应当根据其犯罪情节和刑事责任的大小,依法予以从重或者从轻处罚。
具体刑罚包括:(1)拘役:适用于犯罪情节较轻的教唆犯。
(2)有期徒刑:适用于犯罪情节较重的教唆犯。
(3)无期徒刑:适用于犯罪情节严重的教唆犯。
(4)死刑:适用于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的教唆犯。
3. 刑罚执行教唆犯的刑罚执行,应当根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依法执行。
四、教唆犯的认定与辩护1. 教唆犯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教唆犯需要把握以下要点:(1)证明教唆犯具有故意:通过证据证明教唆犯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促使他人实施犯罪,仍故意为之。
2018年5月第3期总第186期湖北警官学院学报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PoliceMay.2018No.3 Ser.No.186“教唆他人犯罪的”之解释李瑞杰(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0023)【摘要】我国采取的是不同于共犯从属性说的单一正犯体系,“教唆他人犯罪的”中的“犯罪”,不限于实行 行为。
所以,该款包括教唆他人直接实行犯罪、教唆他人与第三人共同直接实行犯罪、教唆他人帮助第三人犯罪、教唆他人教唆第三人犯罪、帮助他人(一起)教唆第三人犯罪等诸多情形。
因此,在《刑法》第29条“教唆”行为主 体的确定上,应当不限于德国、日本刑法中的“教唆犯”,不能等同理解中、德、日这两种语境下的“教唆犯”。
我国 这种独具特色的教唆犯规定,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弥补了采取共犯从属性说可能带来的处罚漏洞,避免陷入区分 犯罪参与类型的泥沣,理顺了参与论的核心关系。
并且,“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应 当在遵从对一般预备犯处断规则的基础上,再适用第29条第2款的未遂教唆处断规则。
【关键词】教唆;正犯;帮助犯;教唆犯;预备犯;单一正犯体系【中图分类号】D924.1 【文献标识码】A近些年来,受德国、日本刑法学的影响,我国 不少刑法学者认为,应该用德国、日本的二元制相 关学说来解释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
例 如,有学者认为:“由于我国刑法承认了教唆犯的 存在,便意味着认同分工分类法的价值,从此意义 上说,我国刑法在共犯领域是倾向于区分制的。
”® 更有学者认为:“正犯=主犯,帮助犯=从犯(还包括 胁从犯),即我国规定了正犯(主犯)、帮助犯(从 犯)、教唆犯三种共犯形态及共犯人类型。
”®但是,单一制与区分制的对立,不仅是学理的阐释塑造,也是法律的明确规定。
这些学者往往没有看到我 国刑法与德国、日本刑法关于“教唆犯”的规定与 处断存在着重大差异。
所以,在学理解说上,各自 的概念内涵也应不同。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教唆【文章编号】1673—2391(2018)03-0077-08他人犯罪的”的规定及相关问题略作探讨。
一、二元制中教唆犯的概念与处断一般来说,犯罪参与体系分为单一制与二元 制。
共犯独立性说只存在于理论层面,因而,在立 法体例中,只存在单一制与共犯从属性说。
单一 制还可以分为形式性统一正犯体系与机能性统一 正犯体系。
单一制与二元制的界分,究其根本是 对于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的不同,进而导致构成 要件层面与量刑层面相对独立还是相对从属的问 题,相对独立是单一制,相对区分是区分制。
即使 重视参与形态的区分,也不是必然导出共犯从属 性说。
考察各国犯罪参与规范,德国刑法第26条、日本刑法第61条、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29条、【收稿日期】2018-04-13【作者简介】李瑞杰(1995—),男,湖南华容人,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刑法学与比较刑法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安全的刑法保护研究”(16BFX062)。
①陈家林:《共同正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②杨金彪:《分工分类与作用分类的同一》,载《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第3期。
相同观点参见陈兴良:《共犯论:二元制 与单一制的比较》,载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编:《刑事法热点问题的国际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5页;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54页;周光权:《“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之理解—兼与刘明祥教授商榷》,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
附带说明,本文若未明确提出共犯独立性说时,则“二元制”“区分制”等即指“共犯从属性说”。
李瑞杰:“教唆他人犯罪的”之解释意大利刑法第115条、奥地利刑法第33条等都规 定了教唆犯。
因此,刑法典中是否规定了教唆犯 与采取共犯从属性说,没有关系®。
教唆犯如何成 立、如何处断,才是区分单一制还是二元制的标志 之一。
不能因为我国刑法典中出现了“教唆”、“教 唆犯”等字样,就想当然认为我国也采取了二元制。
有所比较方有所鉴别,为妥善解释“教唆他人犯罪 的”的规定,有必要简要介绍德国、日本相关概况。
在先于参与体系存在的正犯概念的选择上,德国、日本刑法采取的是限制的正犯概念,认为以 自己身体的动静直接实现构成要件的行为人才是 正犯,纵使行为人对于构成要件的实现有着相当 的因果关联,只要其未亲自实施构成要件的行为,就绝对不能称之为“正犯”,只可能成立“共犯”。
“刑法分则各罪所确定的犯罪主体,只能是独自实 施构成要件事实的人,因此,只有实施符合分则构 成要件规定者,才是正犯。
”®如一体贯彻“实施构 成要件者方予处罚”之原则,除非立法有处罚教唆 行为与帮助行为之规定,即不得处罚,与此相关, 其规定一般称为“扩张刑罚事由”。
在采取限制的正犯概念后,德国、日本刑法将 犯罪行为类型分为实行行为、教唆行为、帮助行为,并将行为类型与刑罚处断挂钩,教唆行为与实行 行为同等处罚,帮助行为减轻处罚®。
并且,实行 二元制的国家或地区,都定义了教唆犯。
例如,我 国台湾地区“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使之 实行犯罪行为的,为教唆犯”。
日本刑法第61条 将教唆犯定义为“教唆他人实行犯罪的”人,但是 随后又明确了“教唆教唆犯的,与前项同(前项为 教唆犯的规定“教唆从犯的,判处从犯的刑罚”。
德国刑法第26条规定,“故意确定他人故意实施 违法行为的,是教唆犯”。
相反的,对于教唆犯,单 一制国家基本上没有明确定义,即使有定义,也不 是这么定义的。
在对教唆犯的处罚上,对于正犯着手以后,犯 罪形态的认定®及刑罚的处断,都与正犯相同,这 是采取二元制的一个基本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 未遂教唆(versuchte anstiftung)的处断,在采取二 元制的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上,较不一样。
依据德 国刑法第30条第1款,“力图确定与教唆他人实 施重罪,依重罪的力图的规定加以处罚。
但可依 照第49条第1款减轻处罚。
第23条第3款亦相 应适用”。
韩国刑法第31条第2、3项也规定,被 教唆者承诺实行犯罪,但未着手实行的,或者被教 唆者未承诺实行犯罪的,都对教唆者以阴谋或者 预备犯处罚。
韩国学者李在祥指出:“刑法将接受 教唆后未着手实行犯罪时的教唆人、被教唆人和 被教唆人未接受实行犯罪时的教唆人以准备或者 预谋加以处罚,认可,有企图教唆的可罚性的立场 与共犯独立性说是相同的。
但不以教唆未遂予以 处罚而是以准备、预谋予以处罚又与共犯从属性 一致。
”®但是,日本刑法与修法后的我国台湾地区 “刑法”严格遵守了实行从属性说,对于未遂教唆 不予处罚®。
所以,是否处罚未遂教唆,与采取共 犯从属性说乃至“主义之争”,没有关系。
顺便指出,德国刑法第26条、第27条明确规 定了教唆犯与帮助犯的行为对象是“故意实施的 违法行为”,这表明德国刑法采取了限制从属性说 的基本立场,没有采取最小从属性说的余地。
德 国刑法学界也没有像日本刑法学界那样陷入限制 从属性说与最小从属性说的争论之中。
二、“教唆他人犯罪的”的人不等于二元制中的教唆犯(一)“教唆他人犯罪的”的解释立场个别认知必须纳入规范逻辑之中检验,如果 不表明作者对我国犯罪体系路径的态度,显然无 法明晰解释立场。
笔者认为,虽然我国刑法采取①推而言之,只有二元制国家刑法中都存在的东西,才是二元制的共同底线、最基本的共识与采取二元制的标志。
②周光权:《行为无价值论与犯罪事实支配说》,载《法学》2015年第4期。
③日本刑法第64条规定:“仅应处拘留或科料之罪的教唆犯及从犯(即帮助犯一引者注),如果没有特别规定,不予 处罚。
”但是,由于《轻犯罪法》的刑罚只有拘留与科料,并且该法第3条规定对教唆、帮助行为应予以处罚,所以刑法典的规定无实质意义。
参见[日]西田典之著,刘明样、王昭武译:《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7页。
④除了着手以后,正犯因己意自行中止的时候。
⑤[韩]李在祥著,[韩]韩相敦译:《韩国刑法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435页。
⑥不过,由于日本学界普遍认为,独立预备罪也存在“着手”,所以共同预备犯中存在教唆犯与帮助犯。
李瑞杰:“教唆他人犯罪的”之解释的是机能性单一正犯体系还是形式性单一正犯体 系,尚待进一步研究,但是,可以确定,我国刑法采 取了单一正犯体系,排斥了区分制。
“在德国,支 持参与的从属性说有立法上的根据,而我国则欠 缺支持从属性说的明文规定。
”®首先,域外采取区分制的国家或地区,对于教 唆自杀与帮助自杀,无一例外地都要制定“特殊规 范”予以处罚。
例如,日本刑法规定了关联自杀罪, 但没有规定教唆自伤等,依然存在类似的问题。
对 这一问题的完全解决,只有规定教唆自伤罪才能 实现。
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282条规定: “教唆或帮助他人使之自伤,或受其嘱托或得其承 诺而伤害之,成重伤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死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其次,我国刑法第26条第1款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 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根本没有赋予实行犯(正 犯)以主犯的待遇,将主犯进行正犯化的改造,值 得质疑在我国,正犯与主犯的概念与功能是分 开的”,®即使亲手实行了犯罪的行为人,只要其在 犯罪活动中起次要作用或者辅助作用,也是从犯, 甚至是胁从犯,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 罚。
$第26条第1款规定的犯罪集团与主犯、第2 款规定的犯罪组织以及第3款规定的首要分子都 是区分制刑法中没有的概念,与实行行为与否没 有关系。
“对于实行犯可以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 的作用和地位,分别按主犯和从犯处理,个别情况 下也可以按胁从犯处理。
”®再次,依据罪刑法定原则这一“铁律”,刑事司 法需要实行法治国原则,不得处罚不符合构成要 件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预备犯不得加以处罚。
预备犯的预备行为在域外由于个别处罚、独立成罪,几乎都被视为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因而在共 同预备犯罪中,处罚共犯人并不违背共犯从属性 说。
但是,对预备犯,我国实行普遍处罚制。
因之,犯罪预备不具有形式上的构成要件符合性,那么,如果继续坚持共犯从属性说,对于预备犯罪中的 共犯人只能无罪处理,这显然不符合司法实践的 现状。
而且,单纯的教唆行为与事先同谋之中的 帮助行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预备行为,当然也就 有可罚性,我国刑法明确承认共犯行为本身的可 罚性,成罪与否完全不用依附于所谓的实行犯。
最后,是不是说刑法条文中没有明确规定为 犯罪成立赋予条件者都是正犯,我国刑法就没有 采取单一正犯体系呢?本文的回答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