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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参加了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文联、河南省文化厅、河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联合举办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沿着一代伟人邓小平在豫西活动的足迹，深入到豫西鲁山宝丰等地，重走伟人之路，缅怀伟人情怀，感悟历史巨变，拜访当年接触过邓小平的老人和当地史学工作者，搜集大量鲜活资料。
在历经一年的艰辛努力之后，我终于完成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剧本《邓公福音》（备用名《邓小平在鲁山》），已经上报相关部门。
我创作的剧本《邓公福音》反映一代伟人邓小平在解放战争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和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期间，同豫西一户普通种烟农民和烟厂老板兼当地商会会长两个家庭的交往深情，引出邓小平在当地的福音堂所作《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即名垂史册的《邓小平鲁山报告》。
在邓小平报告的内容里，他反对极“左”路线，主张发展市场经济，给新的中原解放区带来勃勃生机，给当地人民带来“福音”！在福音堂开始形成了邓小平独特的市场经济思想的雏形，更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起点和发端，被史家称为“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在这里萌芽”。
自此，邓小平以非凡的勇气、经验和智慧开始了自己市场经济理论的伟大实践，并在以后的社会实践中渐渐完善市场经济理论，这与几十年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脉相承。
多年实践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市场经济理论，终于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并对21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最大成果，就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建立和不断发展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同志,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没有目前中国彻底摆脱近代一百多年一穷二白落后挨打的局面。
剧本《邓公福音》是我计划创作的“邓小平在河南”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系列影视作品的第一部，下面各个系列将陆续创作推出，并计划长期深入中原大地生活，更深入扎根人民，创作以中原厚重历史文化题材的主旋律系列影视剧。
电影中的人物，是电影创作中的核心，也是作品的核心。
反过来讲，人物的塑造，是电影导演创作的重中之重。
我们对文学的理解是“文学是人学”“风格即人”。
同其它的艺术形式相比较，电影的创作也是紧紧地围绕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展开的。
可以这样认为：电影中的人物是叙事的核心，是矛盾冲突的核心，是影片造型的基础。
对于电影的基本要求，我们希望是在一系列的场景中，事件中，动作中，对话中看到的不是一般的人（具体的演员），而是鲜活的、有性格的人物。
世界电影中的常规情况是，观众对于电影中的人物（其实是对演员）感兴趣，对于电影中的故事感兴趣，对于电影的主题感兴趣，才会全方位的对电影给予关注。
我们所理解的“人”，是自然的人，社会的人。
电影中的“人物”，是电影叙事中、戏剧结构中的“符号”和“虚构”的人，是由演员（职业的、非职业的）扮演的银幕形象。
在我们的潜意识中，人物——演员，演员——角色，这两者交替的认同。
我们在分析电影时，对人物的分析应该把握住如下问题：1．分析人物在影片中担当的角色：我们理解的电影中的人物，往往是电影中演员扮演的“人物”十演员自身形象的综合感觉。
人物有时候是一个具体的概念，有的时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电影中的人物是叙事的主体；是电影情节中的主要情节的发动者和承担者；有的时候，电影中的一些人物对情节并没有特别大的帮助，仅仅是一种“象征”，是一种“符号”。
我们的心理意识和思想意识无法超越的是，我们很难将某一个“演员”的形象，从影片中的“人物”形象中分离出来，往往是三种思维定式：A：影片中的人物一演员本身。
B：影片中的人物一演员十人物。
C：影片中的人物一一人物。
2．分析影片中人物的表现方式：电影中的人物表现，不仅仅是影片的整体叙事及情节，也不在于其出现场影的多少，对白台词的多少，镜头数量的多少，而在于具体表演、表现的方式。
大体有如下四种方式：1）人物外形表现：影片中的人物的外形，是影片人物的重要的性格特征和重要的视觉信息。
纪录片作为一种影像媒介,具有“呈现”功能,它能够直观形象地呈现出特定场景和人物,并通过各种叙事手法进行情境营造,从而建构大众想象和记忆。
学者邵鹏认为:“文字是抽象的记忆,影视是形象的记忆。
影视媒介不仅突破了传统文字媒体的识字障碍,而且影视媒介所创造出的媒介体验也更契合人们个体记忆原本的样貌”。
[1]由此可见,影视媒介通过栩栩如生的图像和引人入胜的声音,将记忆的原貌生动地呈现出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更正和补充以文字为载体的记忆。
纪录片《新三峡》由水利部(原国务院三峡办)、湖北省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等单位联合制作,于2022年11月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播出。
该片客观真实地展示出三峡工程建设历程和三峡地区变迁发展,不同于以往以宏大叙事为主要基调的方式,将《坝》《水》《山》《人》《景》《城》《梦》等七个部分运用平淡委婉的基调,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建构出新的三峡图景。
从《新三峡》中发掘三峡记忆,对于重现三峡历史面貌、唤醒情感认同以及传承三峡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构内容:真实场景与鲜活人物双重呈现纪录片是媒介记忆的承载体,在记录社会发展时可以参与到记忆的呈现中,并成为记忆的一部分。
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热奈特认为叙事的本质就是讲故事,其故事内容就是由场景和人物等不可或缺的要素共同组合而成。
《新三峡》组合使用大量可以代表三峡的特定场景和人物等要素符号来完成媒介记忆内容的表达,建构出独一无二的三峡记忆。
(一)场景:独具特色的人文自然场景原本是一种专业术语,指的是戏剧、影视和文学作品中的场面,即“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发生的有一定的任务行动或是因为人物关系所构成的具体的生活画面”[2],也经常用于描述情境。
场景这一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人和周围景物的关系总和,以场所、场域和景物、景观为代表的硬要素和与之紧密联系的空间、气氛等软要素构成了场景的核心。
一般来说,纪录片通过营造场景来建构意义,而这个过程也可以看作是记忆的呈现过程。
素材前沿\影视素材作文与考试•初中版笃正笃实，久久为功——《了不起的匠人》第三季素材解析与运用崔占河《了不起的匠人》是首档亚洲手工艺微纪录片，以年轻化表达方式诉说东方文化，邀请林志玲作为分享人，以15分钟的轻体量、电影质感的镜头语言，聚焦了几十位亚洲顶尖手工艺人的至臻作品与波澜人生。
如果说《了不起的匠人》第一季的关注点是“器”、第二季是“艺”，很高兴地看到第三季的镜头终于对准了“人”。
这十二个故事，不仅讲□编辑/高明燕述了传统技艺的兴衰起落，也不仅是精美的手工艺品的介绍，还是十二位匠人与“传承”的故事。
他们的故事，再一次唤回了现代社会里所缺失的匠心与敬畏心。
关键词：师徒《了不起的匠人》第三季尝试去诠释东方文化里更深层次的“师徒关系”，以此来寻找关于东方智慧的传承，解读东方伦理与哲学观。
第一集“一个爆裂编手的诞生”里，年过七旬的东阳竹编匠人老何和90后小徒弟小郭发生了审美上的冲突。
在故宫工作过八年的老何，并不赞同接受过美术学院教育的小郭用竹编进行“抽象造型艺术”的想法。
而小郭想要创新，想脱离师傅的老方法，就是为了“证明点什么”。
小郭最初的想法是用竹编完成一个空心作品，这违背了老何坚持了一辈子的先做泥胎模，再在胎膜上进行竹编的方法，老何坚持认为不加胎膜（即竹编的内支撑泥塑）的作品“立”不起来。
师徒传统与现代的审美冲突，还一度差点让小郭被逐出师门，原因是小郭的第一个抽象竹编作品“万象”，老何瞧不上，还认影视素材\素材前沿作文与考试•初中版为应该叫“大团结”。
几番争执后，年龄上已是爷孙辈的两人，在竹编的技艺和分道扬镳的审美里，找到了和谐。
老何将自己酝酿的巅峰之作“百鸟朝凤”的竹编鸟儿，放在了小郭的抽象派作品“望山”的上面。
鸟儿就这样注视着造型怪诞的竹山，像老师傅不解却仍然慈祥地凝望着走得太远的徒弟，而山承托着鸟，让其落足、安心，就像这对师徒的羁绊，相互融合，相互成就。
而在“文物医生的进阶之路”一集中，父子关系的师徒二人对于传家技艺文物修理，也有着不同的理解。
20232022年国庆档，电影《万里归途》上线。
该电影改编自“利比亚撤侨”真实事件，讲述了两位外交官带领一百二十四名被困同胞经历一段生死考验的回家之旅。
该电影在营销和传播的过程中与其他主旋律电影不同，其对传播学理论尤其是传播仪式观的实践体现了突出的特点，极具代表性。
《万里归途》类型电影中所蕴含的传播仪式观理论，一方面纠正了主旋律电影过度商业化和泛娱乐化的顽症，另一方面促使受众重新审视主旋律电影的现实意义。
在2022年这样一个看起来十分沉寂的“国庆档”之中，《万里归途》无疑对电影行业的秩序和生活逻辑结构都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一、电影《万里归途》概述及相关理论介绍（一）电影《万里归途》概述2022年“国庆档”因受到新冠疫情影响而格外冷清，但是电影《万里归途》依然强势来袭。
据报道，截至2022年10月23日16时20分，《万里归途》票房突破14亿，位列年度票房榜第五名。
[1]由电影《万里归途》以及后续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对受众产生的极强的影响效果，受众的参与、讨论、评价数量呈现现象级特征，“主旋律”“爱国影片”等标签在受众中得到更新。
期间，随着《万里归途》热度的不断上升，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强传播效果。
这改变了以往受众对“主旋律”电影的格式化认知，使其深入了解“撤侨”“大国外交”“大国担当”等含义，探究更深厚的精神底蕴。
（二）传播仪式观的理论简介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在1957年第二期《传播》杂志上发表《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一文首次提出传播的“仪式观”。
[2]他把“仪式”作为传播的隐喻，将传播视为文化，传播并不是单纯的信息传递，而是在传播过程中维系社会关系，形成了汇聚共同身份人的神圣典礼。
[3]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理论是从文化角度出发的，突破了以往对电视节目效果的研究模式。
在中国学术界，传播仪式观理论最早由潘忠党（1996）在《传播媒介与文化：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三个模式》中提及，将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归为第三种模式，即“媒介是社会交往仪式和文化生存与再现的场所”，但后续并未进行详细阐述。
贵州红色影视对贵州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作者：陆康杰来源：《大观》2021年第10期摘要：贵州红色影视文化在促进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积极影响。
如何有效利用贵州红色影视文化对贵州高校大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观教育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
对贵州红色影视文化资源现状进行概述，分析贵州红色影视文化对贵州高校大学生价值观的积极引导，分析提升贵州红色影视剧的创作能力的重要性。
关键词：贵州红色影视;大学生;价值观注：本文系贵州师范学院学生自主研究科研项目“贵州红色影视文化对贵州高校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研究”（2020DXS056）研究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对红色基因的传承和运用，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命运，关系到中国梦的实现。
贵州作为拥有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之一，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
这些丰富的红色资源为贵州红色题材影视剧的创作提供了可供拍摄的素材，同时也对贵州省高校学生价值观的树立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一、贵州红色影视文化资源现状从贵州红色文化资源来讲，贵州的红色基因、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多彩，有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猴场会议会址、遵义会议纪念馆、遵义红军烈士陵园、安顺王若飞故居、黎平会议纪念馆等革命遗址、烈士陵园、红色人物故居等贵州红色基因传承的优质场地。
可以说，从1930年到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足迹就深深烙印在了贵州的大地上，这段不平凡的岁月既是贵州红色文化资源的历史见证，也是贵州红色题材影视作品创作的根基。
从贵州电影的创作方面来讲，虽然早期贵州没有电影制片厂，但贵州人热爱电影艺术的热情并没有因为硬件设施的匮乏而停滞。
一大批影视剧创作者涌现，比如红色经典《山寨火种》的创作者蔡葵、李今、王安等，还有李宽定等老一辈电影文学剧本创作者。
21世纪以来，贵州红色题材成为影视剧创作的重要内容，电视剧有《杀出绝地》（2009年）、《绝地逢生》（2009年）、《二十四道拐》（2015年）、《突围突围》（2015年）、《星火云雾街》（2016年）、《伟大的转折》（2019年）等，电影有《红军魂》（2012年）、《红色风暴》（2015年）、《遵义会议》（2016年）、《极度危机》（2019年）、《红色土司》（2019年）、《布依女人》（2019年）等。
素材解读运思之“倾听理性的声音”作者：张倩倩谢涛来源：《高中生学习·阅读与写作》2022年第08期主题阐释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络空间纷繁复杂、乱象频出。
在众声喧哗之时，让我们学会选择倾听文明理性的声音，坚定我们的梦想与担当，思考前行路上的困难和艰辛，感受奋进中国的前进力量。
素材集锦一网络谣言流量变现，可以休矣！近年来，各类网络谣言层出不穷、屡禁不止，网络暴力、“流量变现”对社会舆论、营商环境、个体尊严等造成恶劣影响，带来越来越沉重的社会成本。
寻亲少年刘学州以生命的代价，引发了人们对网络暴力的激愤与深思。
当我们为戛然而逝的生命扼腕叹息时，更应思考的是，我们该如何营造一个更健康的网络环境？网络乱象层出不穷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如何才能构建有效的治理闭环，还网络空间以“清朗”？2022年1月25日，中央网信办决定即日起开展为期1个月的“清朗·2022年春节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借疫情、社会热点事件等挑动网民对立，进行人肉搜索、辱骂攻击等网络暴力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日前，全国首档网络安全电视栏目《网安天下》揭露了“自媒体敲诈勒索产业链”，一名幡然醒悟、改过自新的自媒体从业人员讲述了如何通过在网上发布谣言变相敲诈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
节目播出之后受到舆论广泛关注。
深圳市公安网警表示，目前查出有一批自媒体账号通过发布虚假信息进行造谣传谣，甚至是利用网络平台实施敲诈勒索，这些行为严重地扰乱了网络秩序，侵害了民众合法权益，属于违法行为。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指出，未来将进一步规范网上内容生产、信息发布和传播流程，推进公众账号分级分类管理;加强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建设，健全全国网络辟谣联动机制;深入推进“清朗”“净网”系列专项行动，加大对网络暴力、“饭圈”乱象等网络不文明行为的整治力度，动员广大网民积极参与监督;加快制定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网络执法统筹协调，创新网络普法方式，增强公民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
[摘要] 自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开始，开启了一个商业大片的时代，从当初《十面埋伏》、《夜宴》、《无极》形式大于内容、冲着钱去大片，再到现在《白鹿原》、《一九四二》有着精神内涵的巨作。
尽管两部片子都是赔本赚吆喝，但相信在中国电影人的不断努力下，类似于《让子弹飞》这样商业表现不俗又有艺术情怀的影片将会越来越多。
[关键词] 张艺谋 商业大片 思想性 艺术“‘大片’一词并非传统词汇，其概念源于1994年11月12日首部进口分账影片《亡命天涯》。
自1995年起，中国开始采用利润分成的方式每年引进10部优秀外国影片，这也就是人们后来俗称的所谓‘大片’” [1]。
伴随着电影市场不断对外开放，全球消费文化的冲击，以商业盈利为核心的大众消费文化在中国开始走向大银幕前。
这仿佛给了张艺谋一个蜕变的理由。
“因为，进入下一世纪，消费文化占主流这谁都知道，你不要再曲高和寡了。
再弄封建时代的那些东西也不行，必须结合消费文化的特点，结合观赏性和娱乐性的特点。
然后，再有的放矢地融入你要表达的思想含义，思想层面，或者，提高人的情感品味。
你把这些柔和在一起，通过消费文化的渠道和操作方式，来反复地给观众提高,这样好的影片，它就能改变、改善、提高和洗涤我们这个民族那种精神品味的东西”。
[2]商业极致化下的文化缺失如果说张艺谋以《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活着》开启了一个用民俗奇观叙事的时代，那么《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则揭起了“大明星、大场面、大制作”的商业大片狂潮。
这些影片整体制作精良，画面丰盈饱满，风格都十分张扬，极尽视觉盛宴之能事。
《英雄》中两位女子在胡杨林过招时飘逸的身姿势；《十面埋伏 》融合中国功夫的长袖舞；《满城尽带黄金甲》中金灿灿的菊花都是美轮美奂。
我们常常感叹好莱坞大片在世界文化市场上的霸权，终于，中国的商业大片在国内市场上与好莱坞大片抢夺观众，对于民族电影产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胡智锋：知识分子要有担当作者：暂无来源：《中华儿女》 2014年第11期他是中国传媒学术领域第一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也是中国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创建者文韩晗知道胡智锋这个名字，大约是在上大学时。
当时我复习“全国广播电视编辑资格考试”，期间买了一些专业书，里面不少地方都提到了“胡智锋”这三个字。
没多久，我就顺利地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胡智锋”这三个字不再是纸上的符号，而是自己身边的一位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
曾多次在课堂、讲座与学术会议上领略到胡老师的风采。
思维敏锐、厚重朴实、观点独到、视野犀利。
一如其名：智锋。
后来，有幸与胡智锋老师相识，谦逊、博学、健谈、宽厚的他，使我有“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的切身之感。
因此，我决定写下这篇稿件，以纪念与胡老师的相识。
“童年对我的影响极其深刻”1965年2月，胡智锋出生于山东省莱州市的一个干部家庭。
莱州地处莱州湾，隶属于海疆重镇烟台。
是古代齐鲁两国的交界处，自古人杰地灵、英才辈出。
在胡智锋看来，他出生的地域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与个体性格：“我既受到以包容的、以海洋文化为主的齐文化的熏陶，也受到传统的、以儒家文化为主的鲁文化的影响，因此在我的身上，兼有这两方面的复合特征。
”但是，在1965年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份里，刚出生的胡智锋没有选择，只有听从时代的决定。
“我幼年时的启蒙读物就是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与大字报”。
胡智锋笑谈自己当年的“启蒙”过程，“三四岁时就能背诵不少毛主席诗词与语录，小学时就会模仿毛主席诗词进行填词了。
当然那时也不懂韵律平仄，顺口就行。
”特殊时代的文化背景造就了胡智锋幼年时的学习经历，这让胡智锋铭记至今。
在读小学三年级时，胡智锋遇到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机遇：被选入山东莱州“小红班”，又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这支有专业特长与艺术天赋的优秀少年儿童所组成的机构，有点类似于“少儿文工团”。
成员都是从当地小学生中所遴选的品学兼优的文艺骨干。
影视评论的文化担当4|178作者:厉震林来源:《福建艺术》2012年第5期时间:2012-10-8 19:56:54 浏览:32次厉震林《福建艺术》2012年第5期首先，需要表明的是，影视评论非常重要，但是，影视评论环节在目前中国却是缺失的，本该具有的“创作者——评论者——接受者”之间的“三权分立”已经很少看到，更多的是创作者和接受者的直接对话，对中间的评论环节并不很重视。
曾有一位美术权威出身的高等艺术院校长问我：你们影视界有评论家吗？我说有是有的，但实际上又不太听不到“声音”。
他说我们美术界是有的，比如拍卖行的画作竞价，评论家评价这个画值多少钱，拍卖就按这个价卖。
他说电影界有类似的评论家吗？比如可以给电影定价，票房大概能够拿多少？他一“估计”，大家都会去看这部电影。
我说好像没有。
他说美国是有的，美国有些评论家就有这样的“魅力”，他在媒体上一发声音，大致可以推测出这个电影票房多少。
下面将从四个方面来论述当下影视评论的文化担当，阐述我之影视评论观。
一、社会的趣味1、读图时代的“电大学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开始进入读图时代。
根据当时日本统计，每个日本人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大约是3个小时。
如此计算下来，一年下来阅读电视“图画”的时间相当多，占据生命时间的比例颇高。
此后，我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几乎成为了“电大”的学生，这个“电”指的是“电影”和“电视”，电影基本相当于原来的短篇小说，电视相当于原来的长篇小说。
尤其是对80后、90后来说，电影和电视剧基本上取代了传统文学的功能。
这两年电影、电视剧质量不是非常理想，跟我们文学的萎缩有关。
以中国导演张艺谋为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专门请人帮他看小说，然后将好的小说推荐给他，他再来改编。
但这几年，这样的做法很少了，他现在的电影从小说改编而来的也很少了。
张艺谋曾说他本来是中国电影导演中读小说最多的一个人，也就是说他的电影成长也是站在文学肩膀上的，但是，文学正在萎缩，所以电影也就随着萎缩。
再以话剧为例，以前的很多话剧也是从小说改编而来，但是，现在有许多是从电视剧、电影里改编而来的。
为什么？因为读图时代到了，读图毕竟比阅读文字要方便一点。
现在，人们的时间在碎片化，生活格局也是如此，完整的时间很难有。
尽管个别大家眼中的“精英人士”家中是没有电视机的，一是他觉得电视文化过于通俗；二是他习惯于看书，沉湎于读书的文字乐趣；三是没时间看。
后来哪怕有了电视机，也主要是用来放碟片的，不是用来看节目的，但是，这毕竟只是个案。
读图时代，确实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
不仅如此，手机时代也将到来，以后一定会有大量的信息附着到手机上。
这几年来，国家教育部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把影视教育纳入到中小学的课程里。
因为现在的影视已经超越了美术、音乐对学生的影响力了。
经过京剧演员的呼吁，一些地区已经将戏剧纳入学校教育之中，但是，如果从影响力的角度而论，影视作品可能更大一些，它对于学生的情感、审美和人格建构，有着更为直接的熏染作用。
目前，国内电视台的现状颇有一点混乱，它的定位不太清晰，也就是它的政治性、服务性、公益性、商业性这几个功能不清晰，所以，导致播出向收视率看齐，但是，管理上依然属于体制内管理，整个定位有点模糊。
如此，很多节目为了追求收视率，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社会的平均美学水平。
前段时期中央提出的“三俗”问题，不少都是指向当前的电视节目。
它在社会导向上存在一些问题，对青少年的影响比较大。
一个“赵薇”就“坑”了很多青少年，都去考北京电影学院了。
全国就一个赵薇，赵薇的神话不可复制，但是，青少年觉得赵薇可以成功我也可以成功，这个价值导向对中小学生比较有影响，所以很多人都去“北漂”去了。
收视率和市场经济挂钩，所以收视率变得非常重要。
现在，有的专家为了弥补收视率的缺陷，提出了“满意率”统计，但是，我觉得这个推广可能有难度。
满意率必须细化才有效，受众在操作层面上比较困难。
关于收视率，有人认为只要考虑三种人的口味，就不会低到哪里，这也就是按收视率调查器的家庭，第一类是家庭经济比较贫困的人，因为一年500块的调查费补贴，他也是需要的；第二类是家庭成员多而复杂的，这样抽样调查的样本比较全面，各种年龄以及文化层次的都有；第三种就是贪小便宜的，家里不困难，人也不多，但是他500块也要的。
当然，现在对收视率也越来越理性看待了，像中央台的纪录频道，它平时收视率不是很高，但是，广告商还是愿意投，因为广告商也越来越理性了。
很多人意识到，有些节目收视率高，它的观众却是缺乏消费能力的人，你广告放了，他也不太会去买。
观看记录频道的人，虽然收视率低，然而观众都是口袋里有点钱的。
因此，读图时代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包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2、影视“狂轰滥炸”下的受众思维休克读图时代到来，改变了我们整个生活和思维的方式，也带来了受众思维的“休克”。
观众完全被图画迷惑，跟着电影和电视剧走，没有了独立思考的时间以及能力。
在票房和收视率的驱动下，电影和电视剧越来越加魅化，对观众的诱惑越大，从而对观众时间的侵占也就越大，观众没有消化以及独立冥想时间，思维被电影和电视剧了，成为了影视作品的传声筒以及思想“木乃伊”，这也是唯收视率或唯票房为英雄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现象。
它对于人类的精神领域影响不容低估。
3、评论成为社会趣味的引导者因此，评论的意义也就显示出来。
目前，大家对于上海的文艺现状不太满意，觉得应该有更好的与上海城市地位相称的发展空间。
这里，文化传播的平台非常重要，原来上海有很多辐射全国的文化机构。
我经常开玩笑说，如果把中央电视台办到上海，上海在文化上就有可能超过北京了。
毕竟中央电视台的传播平台受众广，影响大，比如春晚，一个晚上就十亿人民知道了，东方电视台办得再好，也就是上海人以及长三角地区人是它的稳定观众。
说到底，因为目前的影视对观众影响力太大，让观众失去判断和抵抗的能力，如果我们的评论能够跟上，发出独立和理性的声音，也许就不是如此的状况。
另一个问题是，现在理性的声音太少，要么热捧，要么棒杀，真正能够说理的美学评论文章，尤其是让创作者心服口服的太少。
一次，北京一些评论家想把张艺谋请来，以他为对象做研讨，他不肯来。
评论家说我们专门研究你，你能不能赞助我们一点钱，张艺谋说应该是你们给我钱，是你们在消费我。
可见他对评论并不重视，因为评论不评论，对他也没有什么影响。
知识分子最需要的就是理性，现在某些评论为了博出名，不惜以出丑来出名，价值观肯定出了问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这个行业，还缺乏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和正义的高度以及基本的价值判断。
甚至一些高校的明星教授的言论也失去了正常的理性。
一个城市如果有理性评论的声音，可以塑造一个城市的风气甚至品质，而不是随波逐流。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每一位从事文艺的人都有自己的定位，是“党的文艺工作者”，到了八十年代则自许是“艺术家”，而现在都自称为“艺人”了。
从文化人自我定位到艺人自我定位，确实需要引起重视。
如果评论人能有一些理性声音的话，多少可以改变一些，有利于培养社会成熟的美学观和价值观。
我希望领导也能重视评论，评论对市场和社会是有引导性的。
我们缺少敢于说真话、有悟性、真思想的好评论家。
二、评论者的身份1、“好事者”的尴尬评论者的身份，通俗地说就是“好事者”，也就是闲着没事“瞎扯”，“好”的就是这一口。
理想的状态是，它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或者事业，而是作为生命，他出于喜欢和痴迷，而没有什么功利目的。
我现在上海戏剧学院招生，提出六个字的要求，即痴迷、天赋和健康。
首先，不痴迷很可怕，只是为了混文凭找工作，如此，找好工作以后，文凭也就没有用了。
真正有实力的人不需要文凭，甚至是别人“送”给你文凭，12岁就出家的台湾星云大师没有拿过一张文凭，但是，现在他拿到9个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文凭。
其次是天赋，搞艺术需要天赋，从某种意义而言，艺术人才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靠发现出来的。
学校就是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天赋。
另外，健康也很重要，要有完整的人格心里构造一位著名艺术家说，“现在评论家召开研讨会，命题连小朋友都懂，这就是个伪命题。
你们非要拿命题来套我们，不符合你们的概念就是不对，但是，我们就是凭自己的感觉拍戏的。
”所以，我觉得评论者的身份现在有点尴尬，无法构成和创作者的对话关系。
如果你写张艺谋评论，张艺谋自己都不看，那你写它干什么。
一位传媒学院院长说：“我现在最讨厌看理论文章，只会把简单的问题说复杂，有本事就把复杂的问题说简单。
”八十年代的电影理论，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电影艺术家。
一百多年的西方文化理论，在十年里走马灯似地进入到了中国社会，很多人都消化不了。
一些文艺理论在当时就显得非常新潮，其中包括对“第五代”导演的支持。
当时，“第五代”导演的整体处境颇为困难，无论是张艺谋、陈凯歌，还是田壮壮。
田壮壮当时拍了两部电影《猎场扎撒》、《盗马贼》，一部只卖出了一部拷贝，一部两个拷贝，一般都要卖七十几个拷贝才能回本，他要是再拍这么一部赔钱电影，恐怖就要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扫地出门”，但是，当时评论界是支持他们的，并给了他们一个命名：第五代。
这群人不管市场承认不承认他们，他们迟早要出来的，因为他们是一代人。
1987年，张艺谋拍出《红高粱》，如果评论界不支持，未必能够拍出来。
当时全国电影经济疲软，都怪罪电影的美学探索，说是看不懂，只是玩形式，但是，评论家们都在支持，说他们是一代人，开启了新一代气象，情况多少有所改善。
2、一种制衡的系统结构评论应该要有一种“三权分立制衡”的体现，创作者、评论者、接受者，三者一物降一物，组成一个生态链。
当然，现在因为评论者这个环节已经被边缘化，没有能够建立起这样一个链条。
现在很多播出机构的购片方，只关心谁演的，只看明星不看内容，如果评论方不发声音，这个现状是不会改变的。
张艺谋、陈凯歌目前还不能成为历史上其他很多著名的大艺术家一样的文化等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身边缺少评论的环境。
像梅兰芳，他很善于吸收周围的一大批文化人的意见。
起初，齐如山每天给他写一封信，他都认真阅读，而且，他觉得写得在理，在表演实践中就马上改正。
信写了一个月以后，他终于认识了台下的齐如山，并约了齐如山谈谈，于是，齐如山不断给他提建议。
如此评论的环境，对于艺术家的文化等级营构是很重要的。
3、评论的思想力评论者的身份尴尬，许多时候乃是因为说的话没能说服人。
一些好的评论，创作者也是乐于接受的，比如在美学和人文上对他们有所启迪，能够说出他们“潜台词”的内容。
谢晋导演曾经说过，观众不是来看台词的，是来看潜台词的。
评论家也一样，应该把一些电影里没有讲出来的“台词”讲出来，创作者也会喜欢听。
所以评论者的思想，对创作者会带来冲击力，这很重要。
三、文化的图景1、从精英知识分子时代到泛知识分子时代当前，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转型时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是精英知识分子时代，现在却已处泛知识分子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