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家》人物

长篇小说《家》，是文学大师巴金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长篇巨制。

在小说中作者以娴熟的艺术手段，塑造了众多的富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形象。

书中人物不下七十余个，下面就是我对其中几个重要人物塑造的剖析。

首先，我要谈谈高家的三个孙子——高觉新、高觉民、高觉慧。

觉新，是高家的长房长孙，在小说中，作者着重描写刻画了他这个形象。

作者把他塑造成一个深受封建礼教毒害的典型人物。

觉新虽接受过五四新思潮的激荡，但又处在这样一种特殊的位置，深受封建伦理纲常特别是“孝”道的熏染，于是，作者付与他委曲求全的怯懦顺从性格。

他在高家的事务上兢兢业业，办得仅仅有条，但在自己的婚姻、愿望上，总给读者一种无奈的感觉。

他喜欢远房表妹梅，但又无法违抗老太爷的旨意，来放弃自己的妻子瑞珏，他只有把痛苦留给自己；他既同情支持弟弟们的反封建斗争，但又无法放手掉高家的事业，他只能选择“作揖主义”哲学。

全篇小说他给我一种非常痛苦的感觉，简直是一个悲剧形象。

在我认为，作者之所以塑造觉新这个悲剧人物，不但是为了唤起读者对这一时期这类人不幸的同情，而且主要是对这种人的严厉批判。

由此可见，作者的用意是如何了。

但我要补充的是高觉新在这个中国社会新旧交替和转型时期，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高觉民与高觉慧，他们很幸运，没有他们大哥那样活得那么累，还能在高等学府成就大业。

那么作者为何要把他们放在人物塑造的首要地位呢？因为，在当时，他们又是典型的一类人，但他们两兄弟又有着不同。

首先来看觉民，虽然他在外和弟弟觉慧大搞一些反封建的活动，来开导当时内地有着迂腐思想的人们，但在自己家里却又无法抗拒来自高老太爷的封建礼教的束缚。

在他对远房亲戚张太太女儿琴的爱情上表现出一种想爱又不敢爱的情绪，只是再默默地煎熬罢了，最后作为家中反封建的一员，却还是没走出这个家，还是深陷在这个泥潭中；觉慧，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可以说他是小说中的一个亮点，也可以说他是觉新的另一个极端。

在小说中，高家经历了由盛到衰的大起大落，但他唯一的意愿就是能走出这个家，走出这个满是封建礼教的世界。

家中，老太爷是至高无上的，惟有他会在老太爷面前因感到不满而冲撞他，也正是这次他被禁闭了很长一段时间，从而坚定了他走出这个家的信念。

他爱丫鬟鸣凤，他恨老太爷，与觉民相比他敢爱敢恨，毫不掩饰。

最后，他勇敢地走出了高家。

作者塑造这两兄弟，可以看出也花了很多心思。

我以为，觉慧的气质、愿望、行为等，几乎都是作者年轻时的真实写照，从觉慧身上，可以看到作者的影子。

我猜测，作者是因为自己在反封建运动当中不希望看到一代青年沉沦下去，便在对封建礼教的憎恨中塑造了这几个人物，表现出作者对年青一代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

下面让我来说说小说中的几位女性。

瑞珏，觉新的妻子，她善良、厚道、柔情，作为高家的长孙媳，又为了照顾自己的儿子和丈夫，只能在这个家中和觉新一起维护着封建礼教的权威，但在某些事情上，还是可以看到她对新生活的向往；梅芬，高家的亲戚，在对觉新的爱情上失利后，就变得沉沦乏志，没有了反抗精神，温顺驯良地吞咽着旧礼教的无情恶果。

鸣凤，高家的一个小丫鬟性情刚烈，但心灵纯洁，在对觉慧的爱意下她并没有因主仆差异而感到不可能，最后，她为了这段感情，以死向封建专制发出了强烈的抗议。

这三位女性在作者笔下竟是如此悲惨，都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实属无奈，但我以为，作者这样塑造是为了让人们知道不反抗的结果是悲惨的。

这一类人在当时妇女中是占绝大多数的，具有历史意义。

而小说中另一位重要女性——琴，却和以上几位截然不同。

她主张男女应同校，男女应平等，她还自己主动要求到觉慧的学校去学习。

虽然遭到母亲等的反对，但她还是成功了。

作者把她塑造成了一位接受新思想、向往自由平等、大胆争取个性解放、敢于向封建礼教反抗的形象。

在当时看来，她是时代的叛逆者，但她的所作所为是当时女性中的先驱者。

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是低下的，是没有言论自由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束缚了女性的发展，大大减弱了妇女对整个社会前进的推动作用。

作者之所以塑造琴这个形象，无疑是为了唤醒这社会的另一半——女性的崛起。

作者这一人物塑造也是相当成功的。

《家》这部小说正因为有如此精彩的人物塑造和感人的故事情节，使我感受颇深。

一般，人总爱把《家》《春》《秋》中的高家，来对照四川成都北门政通顺街的李公馆，即巴金的老家。

这原是很自然的。

因为作者既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激流》中的高家正是当年李公馆的投影。

但这并不能就此可以把《激流》中的每个角色，去对照李公馆里的每个人物。

像人们不应把《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去对照生活中的曹雪芹一样；谁如果把《家》中的觉慧，去当作少年巴金来看待，那他就永远不会认识作为一个中国作家的巴金的少年时代生活形象的丰富性、真实性和复杂性。

大家知道，巴金自己说过他在少年时代有三个“先生”。

这就是他的母亲，轿夫老周，和与他一起办《半月》杂志的青年伙伴吴先忧。

1923年4月离家前和继母及四位兄弟合影。

1904年11月25日，即农历甲辰年10月19日，暖暖的阳光照在李公馆右上房的窗前，时间已经过午了，房间里响起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一个男孩出生了，面孔清秀，五官端正，滚圆的脸，宽阔的头额，这就是巴金。

他从混沌中来到人间，睁开明亮的眼睛，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第一个景象，那便是他那温柔和善良的母亲的形象：她那胖胖圆圆的脸，永远微笑着的慈祥的面容，和她用刨花水梳得光滑的头发。

她把他紧紧搂在怀里。

虽然是冬天，人间的母亲的爱，却是这样温暖。

出人意料，这一天，也正是巴金母亲陈淑芬自己的生日。

母亲出生在山明水秀的浙江省一个小城里，她从小跟着她弟弟在私塾里伴读，背熟了不少首唐诗宋词，也许正是秀丽的山河与纯真的诗词艺术，陶冶了她的性情，她待人谦和，同情下人，经常教育子女不要搭主人架子，要爱护人，要怜惜婢仆，不要随便责骂身边的人。

她认为“主人是人，丫头佣人也是人，大家都是一样的。

不要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

她劝导巴金的父亲坐堂也不要对犯人随便使用体罚。

她给孩子们各人准备一本小簿子，每天用娟秀的笔迹，为他们从《白香词谱》里抄上一首词，然后向他们进行讲解，要他们把它背诵出来，引导这些幼小的心灵，接触文学与音乐，走向艺术的殿堂。

巴金的母亲还有一个与她婆家的人很大的区别，这就是李家有人生病，总是烧香拜佛，请神求道，急了才请中医上门，搭脉开方；她却相信西医，还结交四圣祠医院的几个英国女医师，请她们为女儿(巴金的二姐)看病。

有时还带着巴金去医院玩，使巴金有机会在幼年时代就直接接触外国朋友，看到她们送给他母亲的《新旧约全书》，它的封面装帧，迥异于中国的线装书，使他感到惊奇，并引起浓厚的兴趣。

这与他的祖父、父亲既害怕外国人，又轻视外国人，是完全处在两种心态中。

这也为巴金在家中自学外语，后来又急于进外国语学校读书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巴金的第二个“先生”轿夫老周，他丰富的流浪阅历，使闭锁在深室大院中的巴金大开眼界。

巴金经常在老周黝暗的住处马房听他讲各地风物，世道盛衰，并诉述人间不平。

“做人要公道，要忠实，不能骗人，不要占人便宜”。

老周通过他的经历，所持的人生态度，也影响了巴金以后的为人。

和巴金一起办刊物的吴先忧，被青年巴金当作第三个“先生”。

他热心为公，经常牺牲自己利益，成就别人。

他律己严，坚持信奉不饮酒，不吸烟，不食肉，不坐车轿，不用仆役，为了办刊物，维持经费，他实行“劳动神圣”，停学去做裁缝，有时工资还不曾领到，而刊物交付印刷费的日子却到了，他就脱掉自己的衣服去当铺换钱救急。

吴先忧这种言行一致的献身精神，给巴金的印象极深，直到几十年以后，他还说：“朋友吴教给我‘自己牺牲’，他还教给我勇气，我虽然到现在也还不能够做到他那样子；但我的行为却始终是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的。

”青年巴金受这三个“先生”的思想影响，是不言可喻的。

但是不是就这么三个人呢?我看也不全是这样。

巴金虽然并没有把他父亲称作“先生”，但父亲对他的影响还是有的。

特别是他十岁死了母亲后，父亲对他比从前关心，经常带他去看戏，使他从少年时代就有机会接触川剧。

巴金的父亲虽然按着祖父的安排，一直向官宦路上爬行，但他的官运并不亨通，虽然他待人和气，不搭架子，但他性情爽直，不善鉴貌辨色，奉承拍马，讨不了上级的欢心，最后好不容易做了三年偏僻山区的县官，就回成都老家不干。

不久就在一场流行的瘟疫中去世。

在他死前的几年中，把精力都花在一个叫可园的戏园事务上，凡是邀请戏班子，安排演员生活以及决定演出的剧目，他都亲自出主意作安排。

甚至家里孩子们兴起演话剧，他有时也看得津津有味，还为他们编了一个题目叫《知事现形记》的剧本，用来嘲笑地方封建官僚，让他们演出，自己看得哈哈大笑。

当时父亲在官场失意，曾寄希望干革命，一听到“逊清退位”，民国成立，在家里摊开一块洋布，亲自取剪刀，拿针线，缝制新的国旗，把它挂到公馆大门口去，但是不久事实证明清帝统治与民国成立，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所以他编《知事现形记》，让孩子们演出，实际是反映了他当时对官场的反感。

父亲这种情绪不能不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巴金对现实的看法。

残酷的现实确也教育了青年巴金：母亲死后四个月，二姐就患“女儿痨”死了。

她性情温和，从小熟读《烈女传》，从那本书里，她学到了许多封建“妇道”，知道作为女人，要顺从一切，忍受一切。

那本书里有许多可怕的人物，但都是她的榜样：有个寡妇因为陌生的男子拉了她的手，她便把自己的手砍掉；有个王妃，官里起火，她甘愿烧死，也不出来，因为怕失体面；有个女子，明知父亲在河里淹死，她自己不会游泳，仍投水去找她父亲尸体。

二姐熟读这本书后，显得与她年龄不大相符的沉默与忧郁。

母亲在时，还给她请西医看病吃西药，现在母亲死了，她家就与四圣祠医院的几个英国女医师断绝来往，因为祖父与父亲不相信西医，而那时中医对肺结核毫无办法。

二姐不断咳嗽，气息奄奄，公馆大厅里却仍在演了三天大戏，为的是庆祝祖父生日。

巴金看到二姐孤单可怜，让父亲把她扶到大厅看戏，她坐在一把藤椅上，失神的眼光停在戏台上，也不知道她看到了什么。

只听见她在昏暗中轻轻喊了一声“我要进去”，就让女佣把她扶了进去，从此就再也看不到她出来，三天后，她那16岁的生命就结束了。

二姐死后不久，正碰到川军与滇军的军阀混战。

成都街头到处都是战壕，枪声日夜不断。

巷战的子弹还从李公馆的墙头穿过。

战祸经年，疫病流行，巴金二叔家的二哥和五弟死在这场瘟灾中，接着是巴金的十妹和他父亲的去世。

父亲临死，把巴金的大哥叫到床边，对他说：“你妈临终时，把你们兄弟姐妹全部托付给我，现在十妹死了，我怎么对得起你母亲?我自己的病看来也不会好了，现在我把继母和弟妹交给你，你要好好看顾他们。

”他还把这些话写成遗嘱，当着巴金兄弟的面交给大哥。

大哥的处境十分困难，巴金是非常了解的。